“那又怎样，世界上有常胜将军吗？作为一个科室至高无上的大家长，在麻醉医生非常隐晦的提醒下，他能立即同意下级医生上他的手术台救场，并且把主刀的位置让出，老实说，人家做人的胸怀和对生命负责的态度都值得钦佩。”

“我一个朋友在国外的一家私立医院做手术，肚子打开，主刀医生说做不了，直接关上。到了北京，我找人给他二次开刀，切得干干净净。一个人就决定‘开关腹’这种事情，在咱们北京的教学医院就不会出现，主刀认为做不了，一定呼叫更高级别的医生救场，一直呼叫到主任也认为做不了，才会关上肚子，不管送不送红包，医生都这样做，因为近百年的传承摆在那里，大家都按规矩来。不让主刀医生成为病人命运的唯一决定因素，这才叫团队和尽力。私立医院里医生独立执业，你做得了的手术就做，做不了的就关上，没人管你，也就没人帮你，更没人给你兜底。我朋友这件事上，我有诸多教训，大型外科手术还得在这种有传承的教学医院做，给不给红包都放心。”

“向上级呼叫容易，向下级求助难。虽然有麻醉医生给的台阶，但是借坡下驴也需要勇气，这一点我是由衷钦佩，没有几个大医生能做到。手术不如想象中成功，但是，主任不逃避，不躲闪，在最艰难的时刻，给予家属最力所能及的关爱和支撑，都说明其强大的个人综合能力。”马刚说。

“可是，他低估了孩子心脏畸形的复杂性，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他犯了错误。”我穷追不舍，作为一个每天都要上几次手术台，每时每刻都在做判断做决策的妇产科医生，我急于知道马刚的想法。

“他对患儿病情的低估，受限于个人能力，更受限于医学的复杂和不确定性，这其中，也有可能掺杂了学生对他毫无原则地马屁忽悠造成的干扰，以及他对学生关照、给予的急切和居高临下。但这都是我们的分析和猜测，在他没有做出个人忏悔之前，我们无从攻击他的职业道德。”

“再有，失败这件事对医学就没有贡献吗，我的张大大夫？”马刚反问我。

我不置可否。

马刚自问自答：“失败和成功一样有意义。主任在经历这样一个手术后，一定会有所改变。他可能从此大力扶植郭医生这样的青年才俊，分给他更多的床位，支持他搞科研，让小儿心脏外科这一重要的心外分支发展壮大。要是不服输，他可以跟从郭医生专攻两年小儿心外，不只是专家，还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杂家和行家。不过，人过四十不学艺，放下身价向晚辈学习这个事儿不容易。或者他能就此认清一个人的局限，彻底不再去动小孩的心脏病手术，把这一块交给更加胜任的人，也是功德。”

外科医生不容易，个性虽有软弱、怯懦、油滑、世故，一旦上了手术台，每个医生都是一个斗士，他们像足球场上卖力奔跑的少年，为了职业精神和个人荣誉，纵使满头大汗，纵使伤痕累累，都要咬紧牙关战斗下去。

我和马刚是老同学，多年的老友，算得上“碳粉知己”，然而我并不赞同马刚的人生哲学。按照社会公平原则，他虽然没有明抢豪夺，貌似还在帮助一些人，有时候，甚至利用自己的医学背景和一颗善于思考、勤于实践的聪明头脑，破解一些医学谜案，但是他侵犯了那些没有能力、没有人脉，也找不到各种关系或者没有能力打点这种关系的普通人的权利。

人类已经进入文明社会，但是对有钱有势者的喜爱乃至钦佩，以及对贫穷卑贱者的藐视，或者至少是忽视，是道德败坏的重大原因，这导致丛林社会的弱肉强食似乎一天都没有真正停止过。作为医生，我不敢说早已参透生死，但是我在保护自己不被吃掉的同时，始终坚持反省和节制，努力成为一个自给自足、张弛有度、不过度侵占社会资源的素食主义者。

对于医疗的前景，我始终心存一份倔强和天真，虽然我对很多东西并不过分和盲目抱以希望，也没有亲身的作为，只是做一个医生的分内之事，但我知道有一批人已经成为改革的先行者，已经在探索和改进。

历史的车轮并非滚滚向前，有时也会犹疑、停滞甚至倒退。很多人花了很长时间，付出极大热情做了诸多努力，但是回头看看，好像还是原地踏步，这让我们时常看不到希望，觉得毫无奔头，甚至失去作为的理由和动力。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坚持，并且有足够的耐心，再过十几年或者几十年，必将是不一样的风貌。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人情社会，只要顶尖医疗资源供不应求，你手里的人脉资源就永远都有用武之地，你的余生都可以继续为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和人民币服务。但是人是必须为明天忧虑的动物，今天如鱼得水，明天就可能无事可做，以后社区医院全面建立，每个中国人都有医疗保险和自己的家庭医生了，你们这些托儿还给谁当守门人去？你难道不想利用这些年苦心经营的人脉资源，干点正经生意？”我问马刚。

“张大夫，还真让你说对了，我早打算改头换面了，正在计划投资一家高端私人诊所，把多年结交的大医生们请来出专家门诊，以后摊子越做越大，还可以建立临床诊断中心、医学会诊中心、大型综合手术室。”

“你这还不是谁掏钱才为谁服务，还不是为人民币服务？”

“商品社会，为人民币服务没有错，给那些愿意花更多的钱享受更加快捷和优质医疗的人服务，也是为人民服务。你别那么愤青好不好，这样起码可以把公立医院的公共资源让出来，让给那些没钱没权又没人脉的普通老百姓。重要的是，我保证医生装进口袋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合法的、不沾鲜血的，不受公众指责，不受道德质疑的。医生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和道德水平都不在社会底层，是高素质阶层，是精英阶层，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医生都是光明正大的高收入、高社会地位人群，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医生不可以？”马刚回答。

“大医生本来就有很多路可以走，原来是飞刀走穴，现在叫多点执业，你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强强联合，赚得盆满钵满。苦的其实是小大夫，每个医学院毕业的医学生都是可塑之才，但是他们并非都有机会公平地接受培训，往往是毕业后分到哪里工作，就是哪里的水平。分到协和接受住院医师培训，就是协和水平，成绩不好运气不佳分到县医院的同学，就是县医院水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才会有今天的全国人民看协和，如果国家把初级医疗保健做好，把基础医疗夯实，谁愿意生个小病就背井离乡，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大城市彻夜排队，还挂不上号？”

“那是国家要管的事儿，不是你我可以改变的东西。你去澳门干两年，回来就跟我一起创业吧。别回协和看7块钱一个的门诊了，号贩子倒你一个号卖500，你连看70个病人才赚490，你口口声声要做一个纯粹的医生，全心享受其中的艰难与快乐，其实只是在为号贩子打工。或者干脆就别回来了，在澳门做顾问医生年薪百万，福利待遇优厚，良禽择木而栖啊，我的张大夫。”

世界纷繁复杂，自信又聪明的人类总是认为可以凭借心灵的秩序性，洞悉和对抗一切。坐在槐花纷纷撒落的树下，我再一次陷入虚空，不知道如何回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