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达到或超过28周的胎儿才进入围产期，在此之前，他们不被认为是生命，引产只要由家庭自主提出，抛弃与扼杀易如反掌。我们甚至会见到这样的报道，父母将嗷嗷待哺、最需要亲人怀抱的、只是嘴唇上有一道裂口的新生儿丢弃，任由他们饿死、冻死，在荒郊野外被蛆虫啃噬，被野狗撕扯。

做了一辈子计划生育工作的钱老姐，那副大大咧咧的脾气难改，每次出门诊回来，都要跷起二郎腿，掰着粗胖的手指头向我们显示，自己又劝退了几个要做人流或者要求引产的母亲。我们打趣地说，照您这么干下去，把病人都赶跑了，咱计划生育病房要喝西北风了，我们这些小医生什么时候才能练成“吸宫大法”。

钱老姐总是哈哈大笑之后，乐此不疲。退休之前，对病人的规劝也愈演愈烈，开始是孩子没毛病的引产她坚决拒绝，后来，孩子没大毛病的引产她坚决拒绝，再后来，孩子没有致死致愚性畸形的引产她坚决拒绝。

在把那些反复规劝无效，仍然坚持引产的女性收到病房后，她又是尽心尽力。

现实生活中，很多医生对于不听自己规劝的病人，会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让她们另请高明，并将之当成自己的个性抑或行医底线。钱老姐则不然，虽然她在门诊秉承“能劝一个是一个”的原则，但是她告诉我们，那些不能劝的女人一定有苦衷，医生不是上帝，不能替病人做决定，人世沧桑，每个人的认知和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医生认为花个万儿八千给孩子做整形手术是小意思，有些家庭偏就真的拿不出这个钱，医生认为自己和身边的人不会嘲笑唇裂修复术后的孩子，不代表这个孩子可以生活在真空里，永远不被嘲笑，甚至她的母亲在此之前，就一直打心眼儿里瞧不上亲戚或者邻居家的残疾孩子。

在歧视消除之前，医生只能把引产做好，尽量不留后遗症，让她们还有机会再生一个健全的孩子，这也是慈悲，虽然医生是往子宫里注射毒药，亲手杀了一个孩子的人。

有钱看病一百个好，凡事金钱开道是否也会适得其反？

这个有钱的爸爸还不如一个没钱的农民，背着铺盖卷挂号排队，排错队挂错号也不怕，几经周折，总会折腾到小儿心脏外科医生的手里，没钱没地位不怕，只要病够重，住院费交得上，总会有充满职业好奇心、充满职业冒险精神、正处于事业上升期、勇于挑战自我的小儿外科医生接手。

孩子在这么小的年纪，就经历世间人事和人性的复杂，被命运的狂潮裹挟，抛起，跌落，差一点粉身碎骨，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这其中经手的每一个人，从孩子的父亲、当地医生，到北京的马刚、老三、主任、郭医生，他们每一个都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坏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主观伤害孩子的意愿，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如一片有漏洞的瑞士奶酪，具有致命缺憾。而当他们因为一件事走到一起，也就是发生重叠的时候，当每个人进行判断和决策的时候都发生一点点的偏移，就会出现这些奶酪漏洞完全重合的情形，整个事件就会崩盘，结局失控。

固执、恃才傲物、不懂变通的郭医生看似拒绝了金钱的侮辱，彰显了自身洁净的品质，但是他不知道，在将马刚亲手推出门外的时候，也是将患儿亲手推出门外。狂怒、个性不得收敛之时，医生会暂时将医生的本分抛之脑后。冷静下来想，不管病人是什么来路，她终究是生病的人，终究是需要医生帮助的人，如果不是有病，她的父亲又何必动用金钱拷问医生的人性？

也许郭医生会说，老子就愤世嫉俗，宁可被排挤，被边缘化，也绝不“同流合污”。但是应该考虑，一个有天赋有能力的医生如果只想一清二白，两袖清风，醉心于自己小作坊里的那些小研究，是不是太狭隘了？

妇产科学界顶级的医学杂志，同样关注医生的个性和品格，2015年3月号的《妇科肿瘤》专门刊登一篇名为“你开始沉沦了吗？”的文章，着重讨论可能导致已经开始专业化道路的医生面临专业困境的九重障碍，它们分别是拖延、没有重点、完美主义、自私、愤怒、排斥异端、破坏性行为、自我放弃和专业的孤立。在医学事业的上升期，如果医生沿着这九宗罪一层一层走下去，终将走向职业生涯的毁灭。

人活着不能都干大事，总有一些人要安心做小事，而过分正义，不懂变通的做法，在现实生活中也不值得大力提倡，对于任何人，这样一种工作方式都会令其相当辛苦，一个受困于自我障碍和人际关系，还没有获得平稳工作节奏的医生，又如何从容动用爱心和医术去治病救人。

所以，年轻人，不要再无端愤怒，如果真的有能力，你需要为自己的理想暂时放下桀骜不驯，脚踏实地努力前行，开始可能还会觉得难受，但是放下久了，你自然不会重拾那些曾经让你酣畅淋漓，但也皮开肉绽的所谓个性，那时候，你才褪去青涩稚嫩，走向稳重成熟。

老三，一介凡夫俗子，科学工作者却对科学毫无兴趣，甚至丧失最基本的执着与好奇，只将这一高贵的职业当成养家糊口的饭碗，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在决定把病儿交到谁的手上时，他追求的不是真理和真相，或者眼下的最佳，而是时刻提醒自己不要站错队伍，不要带给自己丝毫的坏影响。对于一个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在这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纷繁乱世，指望他能豁出去自己，站在客观立场，完全为别人考虑，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当你决心要将一件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一个人的时候，除了考察他的能力和忠诚度，还要考虑他的个人处境和做事原则。

能在北京三甲医院坐上科室主任位子的人，绝非一日之功，他们手眼通天，人脉辽阔，在俗世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时候，会让他们偶尔忘记自己在自然科学面前的无知和渺小。小医生在成长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多是技术不精湛，操作不熟练可能导致的初级错误，后果大多不会非常严重。大医生的判断通常具有决策性，和治疗效果密切相关，一旦犯错，多是高级错误，后果严重，甚至不堪设想。

我们甚至忘了口诛笔伐令人痛恨的红包。实际上，只要存在供求失衡，拥有超凡医术的医生就会像某些手握国家权力的高级官员一样，诉诸权力的寻租。即使医生不主动，也会被大环境裹挟，当医院里每天只能空出几个床位，却有上百人等待住院的时候，送红包的人自然会排起长队，这时候，问题不再是收不收红包，而是收谁的红包，哪些红包是有悖人伦无论如何不能收的。不特立独行地随波逐流，每个人在自我约束的界限之内行事，反而成了医生们的约定俗成。

“以后，你还会和这位主任打交道吗？”我问马刚。

“当然要打交道，人家做成人瓣膜置换又快又好，无论病人还是同行都是有口皆碑，我还怕够不上人家呢。”

“他在这个手术上可是走了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