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亏马刚帮忙找了一位心脏外科麻醉的大拿坐镇，他沉着指挥麻醉团队的抢救，孩子的情况终于平稳下来。
下一步怎么办？主任可以选择再一次阻断主动脉，再成形一次，但是，再不成功怎么办？这时候，不管多高级别的医生，都应该想到“商讨”和“求助”。
手术台上的四位医生同时想到一个人，那就是郭医生。都说旁观者清，但是，除了主任亲自提出呼叫郭医生来帮忙，几乎没人有这个胆量，这明摆着是对主任手术能力的质疑，是对主任手术能力丧失信心。
手术台是战场，医院却是一个巨大职场，即使是为病人好，是为挽救生命，大多数助手都不会不知深浅地先放这一炮。一个医生如果在能力有限的时候，长期管不住自己的嘴，不知深浅地乱放炮，迟早要惨淡出局。大多数医生都是凡人，都要首先保全自己在俗世的稳固地位，获得职业安全感和个人安全感，才能更好地行事天使之职，救治别人。
主任的额头上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他可不是那种随便做个小手术就会大汗淋漓的外科医生。麻醉医生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他知道自己的老战友正在接受前所未有的考验，于是绕到他的身后轻声说：“小郭在隔壁呢，我给您叫过来搭把手吧，这孩子的畸形不一般，我都没见过。”
“好，好，您受累。”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台阶，主任略作停顿思考后，立即做出决定，这让他突感如释重负。
郭医生正在隔壁手术台上，听到通播呼唤，立刻想到手术表中那个一岁的孩子，一定出事儿了。幸好手术主体已经完成，他把关胸的工作交给助手，三步并作两步，蹿到主任的手术台前。
他探头看了看心脏的情况，真的很糟糕，不过再试试也许还有机会，于是果断地对主任说：“领导，我协助您，咱们再试试。”他重新刷手，套上巡回护士早已准备好的手术衣，戴上器械护士早已撑好的无菌手套，一个小助手悄声离开手术台，主任将主刀的位置让给了他。
此时，郭医生完全替换主任做了主刀，但他没把话说那么明白，是出于对主任的尊重，是给主任留面子，这有利于稳定主任的心理和情绪，也让自己处在一个更加舒服的位置上，更好地完成手术。是的，一个已经证明自己实力的人，本来就不需要再像年轻人一样处处争风头，还一定要赢在嘴上。
患儿情况暂时稳定，郭医生再次阻断主动脉，打算重新修剪瓣膜，希望尽量完美地完成重建和缝合，然而外科手术就像在一块布上做裁缝，最好一鼓作气，裁剪成功，再而衰，三而竭。30分钟过去了，麻醉医生再次绕到主任身后，用非常低沉和凝重的声音问：“怎么样了？我这边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体外循环时间过长，反复阻断主动脉，打开心脏，对孩子的心肺功能打击太大，先心病的孩子本来身体就差，手术进行不下去了。麻醉医生说得隐晦，实际上，他是在非常审慎地提醒外科医生，该收手了。
外科医生在手术台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是整个手术的总指挥，也是责任的全权承担者，他为职业而战，为生命而战，更为个人荣誉而战，他的决策常常是不需要解释的、武断的、毋庸置疑的，一切都因为他有这个能力，并且要对手术台上的生命负全权。
正因为如此，作为麻醉医师，如果对手术提出质疑，尤其是直接要求外科医生停止手术，或者改变手术计划尽快结束手术，都需要付出勇气。尤其面对气场强大、正在经历极度紧张和巨大压力之下的主刀医生，必须有非常专业和精准的判断作为后盾，经过快速和周密的考虑，并且加以合适措辞，否则，非常容易将局面搞砸。
麻醉医生通常是整个手术团队中最隐忍的角色，他们是沉默的主角，他们一方面要让病人安全；一方面要让手术医生安心，不能一有手术失血就大呼小叫，一有血压升高自己就血压上蹿，不能一有心律失常就乱了阵脚。也正因为如此，当一位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接到同样经验丰富的麻醉医生尽快完成手术的信息时，等于接收到一个极度危险的信号，危险到病人随时可能死在台上，这就是手术室里医生工作的默契。
病人死在台上，这是任何一个外科医生终其一生都要极力避免的意外。
走仕途的人整天想着上台，车牌尾号愿意选7，取“七上八下”之吉祥寓意，全世界恐怕只有医生整天盼着早点下台。
上台，代表手术的开始；下台，代表手术的完成。
手术做得行云流水，下台相当于画上完美句号，医生或心如止水或扬扬得意，全由自己的脾气秉性决定。手术做得差强人意，及时下台相当于阻断随时可能变得更坏的局面，医生略显狼狈，但总算全身而退。胆怯的医生可能告诫自己，以后无论如何不接这种手术，业务就此停步不前；勇敢的医生会吸取教训，改进手术方法，避免在下一个病人上犯同样的错误，业务就此精进一步。
外科手术的魅力，在于世上几乎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病人，病人的身体切开，病情往往出乎意料，手术过程总是跌宕起伏，病人前一刻还好好的，突然间就飞流直下，医生必须审时度势，力挽狂澜，过程往往惊心动魄，荡气回肠，不管最终结局如何，有时候，能下台就已经代表成功。
此刻，手术做得差强人意，应该及时寻找退路，否则病人死在台上，两位大刀一个都下不来台。第一次对瓣膜的设计和剪裁至关重要，事已至此，郭医生纵是浑身本事，也已回天无力，再次成形的效果仍然很差。手术不能无休止地做下去，经过讨论，他和主任都同意将瓣膜组织全部切除，他们选择了最小号的人工主动脉机械瓣膜，倒扣在二尖瓣位置，进行缝合，勉强将心脏复跳，得以下台。
两位医生下台之前的选择不无机巧，却也是迫不得已，实属无奈。缝上去的瓣膜是人工的，是死的，是不能伴随孩子心脏的生长发育一起长大的，一旦不能满足心脏功能，孩子还将面临二次或者三次换瓣手术，直到成年。
下了手术台，还要出icu，才算基本脱离危险。icu的治疗相当花钱，家长没有一句怨言，来北京之前，当地医生说这孩子是死马当成活马医，他早有心理准备。手术前，主任把他请到办公室，把为什么要做手术，手术要干什么，几种方案，能够达到什么程度，术中术后面临哪些风险，大概需要准备多少钱，都讲得一清二楚，对于今天的结果，他心中有数。
除了吃饭睡觉，他几乎都和老婆红着眼睛蹲守在儿科icu的大门口，等待医生随时出来交代仍然不是十分理想的病情，交代仍然不是十分明朗的预后。除了每天为孩子默默祈祷，他们什么都做不了，他们想见医生，又怕见医生，希望和失望交错，每一天都度日如年。
生命脆弱，又超乎想象地强大，在医生护士的精细照护下，在现代高级医疗设备的支持下，在父母无私的情感和巨大资金的支撑下，孩子渡过危险期，拔了管，出了icu，回到人间。
这是一个先天不幸的孩子，上帝造人没有公平而言，在妈妈肚子里，她没有得到一颗发育完全的心脏。她又是一个幸运的孩子，因为地方小，产前检查不规范，产前诊断技术跟不上，她的心脏畸形没被发现，她的小生命得以逃过早在子宫之内的一场浩劫，得以出生，并且磕磕绊绊地长大到会走路，会叫爸爸妈妈。
这是一个不幸又有幸的孩子，起码，她的父亲爱她，为了她什么都舍得。在中国，有多少男人愿意花高昂的医疗费去救一个成功概率并不是很高的孩子，还是一个女孩子。毕竟，夫妻二人重新来过，再生一个健康的孩子，可能也只是时间的问题。别说不会花钱去救孩子，有多少男人甚至将人老珠黄无法再生育的孩子妈妈一起抛弃，娶个年轻漂亮的大姑娘，全部生活都重新来过。
在中国，又有多少孩子，全身上下大毛病没有，只因嘴唇上有一道豁口（唇裂畸形，民间也称兔唇），只因多一根手指（六指畸形），只因心脏上一个非常小的裂隙（房间隔或者室间隔缺损），一旦这些一不致命、二不致愚的微小畸形被高精尖的现代仪器发现，并且被医生白纸黑字地诊断，生命的轨迹就此发生改变。
实际上，很多出生缺陷是可以在出生后得到矫形和纠正的。他们的父母如果认为这是一条生命，不能随意放弃，那么只要花不是很多的钱，或者找到慈善机构，完全不用花钱，为孩子做一个不是很大的整形或者修补手术，就能给孩子健康长大的机会。
然而，太多的家庭无法接受孩子的不完美。
或者因为产科医生没有尽到充分告知的义务，家长想当然地就把“有问题的”孩子引产了。
或者因为不知道要带着肚子里的孩子去找整形医生或者心外科医生提前咨询，他们完全搞不清孩子出生后要做多大的手术，要花多少钱，能达到什么效果，孩子能够顺利长大，身体和智力的发育是否受影响，在一切都没有答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情况下，家长忍痛将孩子引产了。
或者医生总是坏话说在前头，让本不明朗的前景黯淡无光，他们没有坚持下去的勇气，或者，医生已经尽力，父母充分知情，却仍然无力承受，压力可能是心理上的，也可能是经济上的，可能来自家庭本身，也可能来自或者蛮横或者所谓一心为儿女好的上一辈，总之，家长最终将孩子引产了。
放弃孩子的母亲都是有难处的，没有一个母亲真心舍得肚子里的孩子，但是如果家里家外没有一个人支持她，甚至在一个巨大的家族里，她从来就没有话语权，怀上这样一个孩子更加令她蒙羞，没脸见人，甚至孩子还没出生，母亲已经开始厌恶他，这样一位自身不保的母亲，拿什么去拯救自己的孩子。
再或者，有时候，不可否认，引产的建议可能直接来自医生的所谓“长痛不如短痛”这种看似安慰，实则残酷，并且恣意代替父母做主的粗暴理论。我们甚至不能过度责怪医生，如果整个社会都漠视胎儿的生命，认为他们有一点瑕疵就可以被随意处置，医生也难独善其身，越过孩子的父母去维护和珍爱腹中的生命。生活在同一个天空下，同一片土壤上，善之花，恶之果，大家都有份，亲自将腹中已有胎动的唇裂胎儿引产的父母之中，医生也不乏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