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右胳膊上总挂着一个帆布包，穿素色的时候，包是小花的，穿艳丽的时候，包是淡灰格子的。

我和琳琳一直热衷看花花绿绿的时尚杂志，2007年的时候，国外设计师一如既往地设计牛皮子、蛇皮子、鳄鱼皮子的包，有时候还往上粘鸽子毛，鸵鸟毛什么的。后来估计实在是黔驴技穷没什么新花样了，反其道而行之弄了一个白色粗帆布的手提袋，还龙飞凤舞地写着iamnotaplasticbag（我不是一个塑料包包），据说5英镑一个在英国瞬时抢购一空。很快，北京西单地下的77街就有了山寨货。

琳琳花35块钱买了一个山寨货，也学许老太的样子挎在右胳膊上，还恬不知耻地问我：“哥们儿，我身上有没有许教授的影子？”

我说：“呸，你小妖儿再折腾顶多算个小资产阶级，哪儿有许老太的大家风范！”

琳琳嘴巴一撅很不服气地哼了一声说：“你这个只会穿t恤衫和牛仔裤的愤青不配评价我，我将来要做一个穿普拉达的女魔头。”

“那趁早改行到外企卖药去吧，卖医疗器械也行，据说挣钱更多，但是你现在有点高不成低不就了，出国或者下海当医药代表都要趁年轻。”

琳琳突然把包扔到一边，眼睛看着窗外说：“如果方向错了，什么时候迷途知返都不晚。张羽，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就像渔夫船上的鸬鹚？”

“怎么说？”

“年少无知上了贼船，发觉的时候想下船，但是因为付出太多又舍不得，于是就留在船上，日复一日地捕鱼。捉来的大部分鱼都被渔夫拿走了，自己只能混个温饱，鱼恨我们，渔夫也不待见我们，真是太可怜了。”

我突然预感琳琳要走了，她已心生去意，只是还缺少一把拉拢或者助推，就像悬崖边的一块石头，只需风吹草动就可能发生剧烈的变动。

2007年我和琳琳早就考到了卫生部颁发的主治医师资格证书，但是医院实行评聘分开制度，我们还都被当成住院医师使唤。

工作十年后，我们仍然是做助手，没有自己的床位，没有能用的手术台，没有自己的专业方向，在无数个妇产科病房之间反复轮转，劳动价值被极大剥削。劳务费按照总住院医师的系数分配，所有人自然是敢怒不敢言，因为你不愿意干的话，有得是人愿意干，不高兴你就走人，没有人拦着你。更何况比我们年资高的副教授还被当成主治大夫使唤，还有多少正教授被当成副教授使唤呢。

有本事的、敢下决心的早都走人了，只剩下一群辛苦劳作的死心眼的鸬鹚，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摇身一变也能成为渔夫。

世间风云变幻，你来我去，只有许老太依旧挎着她的小布包，气定神闲。她走路的时候永远是目不斜视，似乎总是在思考，见到人会微微低头和浅笑，那微笑是问候也是报平安，更是一种温柔的拒绝，让你没法缠着她跟她说一些“明天职称评定您要投我一票啊”，或者“后天我家邻居剖腹产，您看能不能安排在半夜十二点呢，这个是花了2000块托人专门请大仙算出来的吉日良辰”等等污七八糟的事情，就像身外事从来都不曾打扰她，也无法和她错综交织。每次路上看到她，我仍然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照片上从未谋面的林巧稚，她穿旗袍，绾发髻，清瘦，亦该是同样的谦卑、内敛、低调、平和吧。

周末去西单，我也花35块买了一个不是塑料袋的帆布包，周一上班我特意配了一条亚麻色的阔脚裤，蹬了双平底鞋，把布包挎在右胳膊上甩甩哒哒地扮酷，自认为有几分波西米亚风情。

刚进住院楼，正碰到许老太迎面走来。这次，她主动停下来和我打招呼。我正受宠若惊而且惊魂未定之时，她说：“小张啊，裤子穿着一定很舒服吧？”

我说：“是啊，是啊。”

“这裤角是不是太肥了，在医院里走路要是扫着地面可不卫生，回家后要是和家人孩子的衣物混在洗衣机里一起洗，也是对亲人的不负责任啊！医院里的细菌病毒你是知道的，我们待久了都有抵抗力了，家里人可未必有啊。”

那以后，上班的时候我再也没穿过阔腿裤，一律窄脚裤。

林巧稚的床头有一部老式电话机。她说，她是一辈子的值班医生，任何时候，只要病房有事，任何级别的医生都可以直接给她打电话请教和请示。在我看来，更多时候应该是求救。试想，林巧稚挂好电话，掀被下床，套上旗袍，小碎步一路火急火燎赶往病房解救了多少生命，尤其是产科，更多时候是一次事件大小两条人命。不知道她重返清冷孤灯之下是否还能安然入睡。

但是，我知道，一个夏日的夜晚，许老太挎着她的小布包火速赶往产房，在救急、救火、救人命之后，没能再安稳地躺回她东堂子胡同的那间单人房，而是被撂倒在骨伤外科的病床上。

白天的时候，她带我们查房，有一个孕妇坚决要求剖宫产，却没有任何手术指征。肚子里的孩子估计也就6斤，骨盆也正常，年纪轻轻，还不到30岁，没有任何心肝脾肺肾方面的毛病。许教授说：“目前还没到必须做手术的地步，先试着生吧。”孕妇的爱人堵在病房门口大喊：“你们为什么不给我们剖腹产？要是生不出来不是还得剖吗？我们不愿意试，谁要是让我老婆受二茬罪，我跟她没完。”

那段时间，许教授虽然负责管理病房，但是已经不承担夜班值班任务了，听着家属在外面的叫嚷，她眉头轻皱，似乎有些担心，转头对我说：“这个孕妇可能会有点麻烦，生的时候顺利就罢了，要是有任何风吹草动，你们脑袋灵光些，多注意观察，有事儿一定给我打电话。”

当天下午，那个孕妇真的临产了，产程进展还不错。但是，在我们例行的胎心监测过程中突然出现频发的胎心减速。减速就是胎儿心率的减慢，有病理意义的减速意味着孩子在子宫内存在缺氧，也叫宫内窘迫。我们一边积极准备手术，一边打电话通知许教授，一边和家属谈话签字。

家属一脸气愤，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你们一帮大夫护士都是吃屎的，我早晨就让你们给我老婆剖腹产，你们都说她能生，让她试着生，现在又说胎心不好不能生了，你们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吗？”

我说：“生孩子这事儿就是边走边看，碰到什么事儿说什么事儿，这种胎心的突然变化是很难预料的，再说我们也不是没有对策，为了大人和孩子的健康，您还是尽快签字吧，其他的以后再说。”

他气哼哼地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字，然后拿签字笔指着我的鼻子说：“要是我们家大人孩子有个三长两短，你们走着瞧，谁都别想消停。”

这是人生第一次，我一个身高不到一米六的弱小女子被一个五大三粗的陌生男人指着鼻子辱骂和威胁，就差拿那支让他签字的笔直接戳瞎我两个眼珠子了。我心里头特别害怕，又难过，还很委屈，又没地方说去。而且，也没有时间想太多，时间就是生命，尽快剖宫产捞出孩子最重要。尽快剖出孩子，尽快让孩子脱离险境，只要孩子没事就好办，事后再解释吧，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们产房里医生护士一群人都在为他老婆孩子一路小跑马不停蹄，他又不是看不见。

许教授赶到手术室后，看了胎心监护图，也同意我们的处理意见，尽快剖宫产，帮助孩子脱离险境。

何谓险境？此刻，子宫不再是温柔乡，孕育他的他妈妈的肚子就是险境。每一次子宫收缩都是在挤压和推动胎儿，将他推挤向产道以外，推送的同时也在充分地挤压胎儿。挤压帮助胎儿排出双肺的水分，让每一个肺泡在出生后都能随着新生儿第一口吸气瞬时张开，建立呼吸，再发出人生的第一声啼哭。挤压还能帮助新生儿的皮肤建立触觉和感受，建立空间和平衡感。此外，可能还有很多我们人类尚未发现或者根本无从知晓的潜在益处。

产道的挤压是阴道分娩无法替代和无可比拟的好处，但是，这种挤压同时也在考验胎儿的耐受力。胎儿的血液是从胎盘来的，胎盘的血液是从子宫来的，子宫的血液是从双侧子宫动脉来的。粗大的子宫动脉进入子宫肌层后变成螺旋状，就像无数个席梦思弹簧一样分散在子宫肌层。每次子宫收缩，子宫的肌层都会发生极度的挛缩和收紧，像一个压扁的席梦思床垫，此时其内部的所有螺旋状子宫动脉都是受压和干瘪的，不再有血液流过，也无法提供氧气供应。也就是说每一次子宫收缩，每一次挤压，胎儿都处于暂时的相对缺氧状态，只有等子宫放松了，肌层的动脉不再受压，新鲜血液重新灌注到这些螺旋状的子宫动脉，胎儿才能重新获得血液和氧气。分娩过程中的胎儿，就像一个羊水中的马拉松运动员，胜利到达彼岸之前，需要不停地忍受子宫收缩时的“憋气”，在子宫舒张时才得以“喘息”。

生孩子的三大要素：产力、产道、胎儿。胎儿先天禀实，有很好的贮备和耐受，个头不大也不小，产道宽裕或者起码够用，子宫有张有弛并且张弛有道，以上这些共同促成一场平顺的分娩。

可事实上，总会有一小部分孕妇，在临产到分娩这十几个小时的生产过程中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例如，原发性的子宫收缩乏力，没有明确的病因，她的子宫就是不好好干活，收缩的频率慢，收缩的力度小，产程进展缓慢，孩子耐受缺氧的时间就长，可能就会宫内窘迫，生出来的时候就会有窒息。或者，有的宝宝在精卵结合受孕之初，染色体或者某个位点的基因就决定了他是个孱弱的宝宝，他的大脑细胞、肝细胞、肾细胞的数目可能都比正常的孩子少，他的出生体重小，胎盘也小，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先天不足，这种胎儿耐受缺氧的能力也会很差。这部分孕妇如果试产，受二茬罪的可能性就非常大，就是肚子又痛了，又挨了一刀。

如何判断、发现、找出这一小部分孕妇，不让她们受二茬罪，保护略微孱弱的宝宝平安来到人间呢？答案是，没有办法。以目前的检查技术和手段，医生无从得知。

但是作为产科医生，能让所有的孕妇都剖宫产吗？答案肯定是不能，况且，手术也有手术的风险。我们只能让没有剖宫产手术指征的孕妇都试着生，一边生，一边看，多数能自己生，任何一个时间点上出了什么问题，就处理什么问题。任何一个时间点上出现了不能再生下去的问题，再助产，再剖宫产。

当一个产前检查一切正常的孕妇，幸福地抚摸着她的大肚子，脸上挂着笑容站在你面前问：“张大夫，我能自己生吗？”医生要怎么回答她呢？应该说，绝大多数人，只要是能顺利怀孕，说明参与生殖这套零件基本合格，孩子这东西，大多是能怀上就能生出来，过去在旧社会的炕头上能生，在新社会的产床上，还有医生的帮助，应该说一定能生得更好。

协和哪个知名的产科大腕也不敢给一个还没有临产的孕妇打包票，说她一定能自己生出来。虽然，大多数时候，产科医生是需要用“能生，没问题，你产检一切正常，试着自己生最好”之类的话语来鼓励孕妇。因为良好宫缩的产生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不光依赖子宫肌肉纤维良好的先天发育，母亲和胎儿共同分泌的分娩激素，更重要的一条就是精神因素。只有孕妇有了能生的信心和决心，她的大脑才会调动她的整个身体，成为一个和谐的、轰轰向前的机车，经历阵痛，让一个新的生命诞生。这是一个正反馈，越有信心自己生的，顺产的可能性越大，越是胆子小，怕疼，天天念叨着不行就剖腹产的，越是可能发生难产。在生孩子这件事上，孕妇的信念是绝对起作用的。

去刷手之前，我又听了一次胎心，128次/分（正常胎心率是120～160次/分），还可以，胎心恢复上来了。

我一边刷手，一边望着窗外。灯火阑珊中，整个城市都睡了。北京，东单，王府井大街，帅府园一号，北京协和医院，新楼，手术室，2层2号手术间，一群吉凶未卜的医生，一个产科教授，两个产科值班大夫，两个麻醉大夫，一个新生儿科大夫，一个巡回护士，一个器械护士，手术室里一共八个人，各忙各的，准备抢救孕妇肚子里吉凶未卜的孩子。

我踩下脚踏板，在流水下冲掉第一遍消毒泡沫，用刷子接了新的消毒液，继续刷手。在日复一日的机械性重复之后，我早就不像刚实习时那样菜鸟，全神贯注在刷手这件事上了。

我扔掉刷子，举着两只胳膊，进了手术间。助手已经完成了消毒和铺巾，我用护士递过来的手术巾擦干消毒过的双手，穿手术衣，戴无菌手套，站在手术台上，用有齿镊夹起切口部位的一处皮肤，问手术单下方的孕妇：“疼不疼？”

她说：“知道你在掐我，但是不疼。”

我说：“好，手术马上开始。整个手术过程中你都是意识清醒的，知道我们在拉扯和切割，但是不会痛的，好好配合，不舒服就说话，千万不能乱动。”

腰麻起效就是比硬膜外来得快，打完针不用等麻醉平面，我们的麻醉医生绝对专业，最分得出手术病人的轻重缓急，关键的时候总是特给力。

2007年，整个协和妇产科的手术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不光是技术上的，更多是对女性人文关怀方面的。首先，手术观念日趋保守，能保守治疗的尽量不开刀。此外，绝大多数妇科良性手术都已经能够通过腹腔镜和经阴道手术等微创方式完成，切竖刀口、留大伤疤的已经很少。产科方面，剖宫产已经常规采用横切口，即使是急诊手术，只要条件允许，也是尽量选择横切口。

我不必像当年车娜那样，顶着众口铄金的压力、逞着小愤青特有的干巴劲，才敢在急诊手术时在病人肚皮上横着开刀。

几分钟后，孩子出来了，肤色发紫，还有点软，幸亏及时剖了，再生下去说不定就会死了。对于窒息的孩子，除了保暖，最重要的就是清理呼吸道，及时帮助他建立呼吸。

许教授和新生儿科医生早已准备好开放式暖箱和新生儿复苏的各种设备，她嘴里叼着吸痰管，戴好手套，密切注意着手术台上的动静，等我捞出孩子后尽快进行复苏。

断脐后，我将孩子放到暖箱预先烤热的大毛巾上，回到手术台继续完成手术。

许教授迅速擦干孩子的身体，然后用吸痰管清理孩子的口咽和呼吸道。

我返回手术台，为了减少出血，助手已经用三角钳将子宫下段像张开的嘴巴一样的切口创面分次进行钳夹。这时，胎盘已经剥离，我牵引着脐带，一边将其娩出，一边间断用余光瞄着孩子的情况。

“心跳至少100次，不用太担心，先清理一下呼吸道。”儿科医生在向许教授汇报。孩子吸入的羊水特别多，吸痰管的缓冲小壶很快就满了，再吸，一定会把羊水和胎粪吸到嘴里的。当时的情况根本不是分秒必争，而是秒秒必争，她没有更换新的吸痰管，而是把吸到嘴里的羊水吐出去，继续吸痰。然后，她左手搬下颌，让孩子的头后仰，充分开放呼吸道，将氧气面罩扣在孩子的口鼻处，开始加压给氧。1，2，3，4，我一边用血管钳钳夹最后附着在子宫上的一点胎膜，将胎盘胎膜完整地娩出子宫，一边听那熟悉的加压气囊的节奏。5，6，7，8……一共12下，拿走面罩的一刻，哇的一声，孩子哭了，身体红润了。

没有电影中的欢呼雀跃，小护士也没欢蹦起来，我们每个人都戴着无菌手套，各自守着自己的一摊活，没人会像电影中一样击掌庆贺，谁都不能停下来，更没有松一口气的感觉。许教授再次结扎脐带，同时问我：“台上的情况怎么样，子宫收缩好不好？”

我彻底娩出胎盘和胎膜后，用干纱布清理宫腔，说：“还好，胎盘出来了，出血不多，马上缝合肌层。”

新生儿出生后因为有过窒息，许教授说：“最好送到儿科观察两天，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将来不耽误考北大清华。”话尾，我似乎听到她轻轻的、呵呵的、被自己的幽默逗乐的笑声。

她说：“小张，你慢慢缝，我去和家属交代一下病情。”

所有人如释重负，竟然没有人意识到手术室外的危险。

后来，听说在手术室门口，那个五大三粗的家属听说孩子窒息了，还要送儿科住院，一拳就把老太太的左侧锁骨打折了，我绣完肚皮上的最后一针，老太太已经被送到外科病房。

我让助手送病人回病房，根本没换手术衣，一把扯下口罩，匆匆赶到病房，远远的，宽大的白色病床上，许老太瘦小的身躯窝在里面，像一片树叶，又像风雨中的独木舟。她的眼神依然明亮，表情依然镇定，看到我的时候，甚至依然有往日的微笑和矜持，有往日的冷静和拒绝。

我一把鼻涕一把泪地问：“疼不疼啊？”

她说：“刚打了止痛针，早不疼了，就是心里有点不舒服，很快会好的。”

老太太出院了，因为没有爱人，也没有儿女，只有一个远房的侄子，还住在良乡，不能每天来看她，我们病房的大夫轮流排班，每天派一个人去照顾她，人手不够的时候，实习大夫和进修大夫也都参加进来。

我最愿意在夏日的午后，不说话，就那么陪着她。阳光照进她的房间，斑驳的影子落在那些书和书架上，落在那些老式家具上。她仍然穿一件棉布衬衫，不说话，总是在看书，她的很多大猫围在她身边，或者睡懒觉，或者要鱼片吃，或者绕着她的老藤椅追着咬自己的尾巴。

我问：“您恨吗？”

她说：“不恨。”

我说：“那天要是我出去交代病情，就打不着您了，我年轻，骨头结实，估计不会骨折，最多皮肉红肿，过两天就好了。您这伤筋动骨的，怎么也要100天啊。”

她说：“打了我，就打了，要是打了你，即使不骨折，你的心也会淌血，你可能就不干了。我们老了，很快干不动了，你们小的又都不干了，那些孕妇怎么办？”

伤愈后，老太太彻底不再管病房的事了，只看门诊，后来，就去了港澳中心楼上那家高级私人诊所。

我问：“那里工作开心吗？”

她说：“挺好的，有钱的病人总的来说素质还是高一些，不会动不动就揪医生的脖领子，吵吵嚷嚷的。还有就是老外多，她们都听医生的话，从来不跟大夫讨价还价。最重要的是，还有车接送我上下班，现在年纪大了，不愿意走路了。”

“还有啊，”她故意低下声来，“你可不要告诉别人，那里给的钱还是蛮多的，看两个病人就够在协和看一上午的专家号了，可以去买进口猫粮和金枪鱼罐头喂我那些大猫了，让它们也开开洋荤。”第一次，我看到她孩子一样天真又狡黠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