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我在协和工作的第12个年头，虽然我已名正言顺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颁发的副主任医师资格，但是因为医院内部长期奉行职称评聘分开政策，和大多数医生一样，我被高职低用，仍然做主治大夫。
星期五是我们病房的手术日，我同往常一样，从容淡定并且毫无羞愧感地违反院里最新规定，把手机带进手术室。但是让我无法容忍和原谅自己的是，我竟然忘了把手机调到无声状态。
很多老百姓看不懂也不理解医院里为什么有“手术日”这个词。
“大夫，我看了皇历，明天是黄道吉日，最宜动土，能不能给我安排开刀啊？”
“明天我儿子的公司有重要活动他不敢请假，会被开除的，后天才有同事能替他的班，现在年轻人找一个称心的工作多不容易啊，大夫您看能不能后天给我安排手术？”
“大夫，周五我可能会来月经，您不是说月经期就不能做手术了吗？能不能给我提前两天安排手术？否则我可能要等到下个月才能做上了，哎呀大夫，我的那个月经量多得是一塌糊涂，来一次月经简直就是一场劫难，血色素要下降好几克，不来月经的时候我狂吃海喝还要每天吃补血药才能把它涨上来，要是不赶紧给我做手术的话，再来一次月经就又掉下去了。”
诸如此类的请求，即使是“做手术看皇历，视手术切瘤子为动土”都不能说是过分的要求，开刀毕竟是大事，病人迷信一些也从侧面体现出他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和要求，并无大碍，都在情理之中。但是我们负责统一安排手术的住院总医师一定是回答：“对不起，不行，而且是绝对不行，您觉得合适的日子不是我们的手术日。”
协和医院寸土寸金，医疗资源极度有限不仅是对“全国人民上协和”的病人而言，对医生来说也是同样。病房的床位有限，手术室的手术台有限，麻醉医生、台上的器械护士、台下的巡回护士有限，不可能谁约了病人都可以进手术室做手术，也不可能谁想什么时候做手术就什么时候做手术。原则上，妇产科只有教授和副教授才有资格收自己的病人住院，并且有属于自己的手术台，可以名正言顺地给病人安排手术。为了分配均匀不打架，每个病房都有固定的手术日，只有固定的日子里，例如周三和周五，才能安排病人做手术。
其他医生在手术台上只能做助手，若想收自己门诊看过的病人做手术首先要有病房首席大佬的首肯，其次要有手术台，但是按照常规和常理来讲这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教授们还经常为争夺一个手术台的黄金时段和尽量多的使用次数撕破脸皮打得不可开交。只有大佬们的手术超乎想象地提前收摊了，说实话这种情况更是很少发生，大佬们不是普通人，不是教授就是知名专家，在判断一个具体手术大概需要多长时间的问题上最有发言权，首先他最知道这个病人肚子里的瘤子好不好切，同时他也是世界上最了解自己开刀能力的人，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于手术时间的判断和对手术节奏的拿捏，谁也算不过他们，所以别想手术台上有足球场上的“垃圾时间”，别妄图分到手术台这一稀缺资源的一杯羹。此外，只有病人因为特殊原因临时取消了手术，或者个别大佬出国开会，下面的中层医生才有可能在最不黄金的、扔了也是扔了、浪费了可惜的边角余料时间段里做上一点半点自己的手术。
医院最近明令禁止医生把手机带入手术室，因为最近手术室有一种非常恶劣的现象，那就是个别医生的两只手在手术台上做手术，还让护士伸着胳膊把私人手机架到自己耳朵旁边接电话。这个确实不像话，或者可以说是成何体统！外科大夫一旦上了手术台，病人和病情就是天下最大，其他一切都要暂时抛在脑后，就是老婆跟别人跑了也得下了手术台再去追，家里着火了也得下了手术台再去救。
手术台上，很多病人接受的并不是全身麻醉，虽然肚子割开了感觉不到疼痛，但是其他一切感觉都是存在的，整个手术过程中病人的意识都是无比清醒的。要是听到主刀大夫给自己做手术的时候还一边接打电话那是什么感觉，要是您说的事再和人家手术毫不相干，她不在心里头反复问候您家十八辈祖宗才怪呢。
如果手术顺利皆大欢喜，病人也就咽了这口恶气，最多成为人家日后酒桌饭局上的谈资、鄙夷和笑料。人家会说：“协和的大夫也不过如此，什么知名专家，就那么回事儿吧，老娘我躺在手术台上，肚子都开了膛，大夫那边还接电话说下了手术几点几点的飞机到哪儿讲课、开刀、走穴挣钱的事儿呢。”如果手术不顺利，出了意料之外或者难以避免的手术并发症，开刀后留了后遗症，即使这几分钟的电话和整个手术成败根本扯不上关系，病人、她的律师和社会公众传媒也会拿这一条让你万劫不复的。所以，即使不往高尚和理想以及职业精神上谈，哪怕是为了大夫自己的命运前途，也是万万不能在手术台上接打私人电话的。
但是，不让带手机对于我们这种管理病房的主治大夫和下面的住院总医师来说是绝对玩不转的。一分钱话费都不给报销的私人手机是我们和下面的住院大夫、上面的教授大佬们保持联络的重要甚至唯一通讯工具。一个病房少则三四位、多则六七位主管教授，每人给你发两条短信，就是十几个医嘱或者工作，每人电话里嘱咐你两件小事，就是十几件大活。哪一个回复晚了都不好，或者人家打你手机不是关机就是不在服务区，耽误病人的处理不说，更耽误自己的锦绣前程。平常人对自己急切需要找到的对象频频出现掉链子情况都会觉得，这位大侠够神的，又哪儿去了，怎么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教授也难免会觉得这种下级大夫多少有些不靠谱。
带手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你们以为医生进手术室都是要上手术台的吗？不是，有坐月子的就得有伺候月子的，有做手术的就得有伺候手术的。病房的主治大夫和住院总医师就常扮演这种伺候手术的角色。很多时候，我们连台都上不去，只有在台下转悠和伺候的份。
我们要么是观摩和学习手术，要么是进手术室亲自请示手术台上教授关于某个具体病人的具体医疗问题的旨意。虽然“请旨”和病房的医疗事件息息相关，但也不能一推开手术间的门理直气壮张嘴就问，先得察言观色。
如果主刀教授在台上表现轻松自如，甚至谈笑风生，那就赶紧搭上茬把问题请示了。要是整个手术室里头气氛凝重，所有人都屏气凝神没有一点声响，一定是手术台上正在处理极其细致复杂的部分。
那可能是广泛转移的卵巢癌手术。肿瘤就像恣意流淌的混凝土泥浆沙石俱下，所到之处无不浸润、种植、粘连、疤痕形成甚至冰冻化。对于卵巢癌的广泛转移，手术的原则是“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医生要将肿瘤尽力切除，又要保护周围重要的生命器官不受伤害，普通医生看上去简直是无处下手，妇科肿瘤高手却始终能够绝处逢生，于正常组织和肿瘤之间找到一处间隙并且以此为契机“卷地毯”式地掀除所有肉眼可见肿瘤。
那可能是宫颈癌根治手术中至关重要的“打隧道”环节。打隧道是指医生要将自然生长到子宫两旁组织中的输尿管完全解剖和游离出来，才能在之后尽量切除宫旁组织。而充分的并且恰如其分的手术范围直接影响病人的生存时间，这也是为什么同样早期的宫颈癌病人，都做了同样的根治性手术，有的在手术后获得痊愈，长期并且高质量地活着，有的却在短时间内很快复发进入悲惨的终末期。同为“根治”手术，手术医生打隧道是否过关，他的手底下到底“根治”了多少，只有天知地知，主刀和助手你知我知。
那可能是被喻为“良性疾病但是恶性行为”，或者是所有良性疾病中最难做的子宫内膜异位症手术。紫蓝色斑块、棕色疤痕、红色火焰甚至是透明水泡样色彩缤纷、五花八门却都被统称为异位病灶的子宫内膜异位症，像一把大小不等的粗粒咸盐被随意播撒到病人的盆腔，只有尽力破坏所有肉眼可见病灶才能最大程度改善令病人生不如死每月必会到访一次的痛经。而真正生长在卵巢上、里面包裹着巧克力酱一样稠厚液体的囊肿却很少真正引起病人疼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子宫内膜异位症病人开刀了，手术了，囊肿也切除了，但是痛经丝毫没有缓解。
要是你往手术台上一瞄，看到病人正在大出血，或者肚子里的粘连正难解难分，或者术者已经把子宫前面的膀胱或者后面的直肠鼓捣破了，万般无奈如火如荼之际，千万别轻易插嘴。要是准备请示的又是自己本该拿主意却又因学艺不精而拿不准的问题，等于找死。
要是碰到大型或者复杂手术，住院总医师或者主治大夫可能需要时时刻刻盯在手术间里。因为打开肚子后手术方案可能随时会有改动，手术台上一声令下，我们台下的大夫就要出去找病人家属重新交代病情，重新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如果手术中病灶牵连肠管，手术台上需要请基本外科医生上台协助手术，我们台下的大夫就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当天的外科会诊医生并且保证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来到手术台上，否则手术台上焦急等待的教授随时可能火冒三丈；如果手术台上意外损伤了膀胱或者输尿管之类的，我们台下的大夫要去火速请来泌尿外科医生上台帮助修补。
对于台上会诊，协和有固定流程保障手术台上病人的安全。但是有的教授要求特高，一般意义上医院值班表上安排的会诊大夫他根本不放在眼里，非要钦点一个自己觉得靠谱的医生。这也不能都赖我们妇产科的教授矫情或者事多，确实有个别过早评上了教授、副教授的外科大夫，别看编文章、发论文有一套，站讲台或者主席台的时候侃侃而谈意气风发，忽悠得自己俨然是全国第一，世界第二，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一上了手术台真要他“亮剑”的时候，那手“潮”得就像江南六月的黄梅天，要是把他比作杀猪匠，那都是侮辱了屠夫的老祖宗——解牛的庖丁。无论什么手术都能被他弄得血肉模糊，让他帮着修补完的肠子或者输尿管十有八九长不上，弄不好就成了长期的尿瘘或者粪瘘，我们妇科大夫找谁说理去？怎么向病人交代？
也有个别真心矫情的教授，在他们眼里，一般大夫根本不配上他们的手术台，或者说他们看一般人都不行，从来都是指名道姓专挑某几个大牌教授上台会诊。所以我们不仅要熟识各种医疗问题的处理，还要了解手术台上每个教授的个人偏好，谁把肠子弄破了习惯找哪个基本外科教授来补，谁遇到输尿管断了最信任哪个泌尿外科教授来缝。您说说，这种时候我们不带手机行吗？要是碰上脑瓜不灵光的大夫，带手机都没用，因为手机上可能根本没有存教授可能钦点的会诊教授的电话，那就跑断腿到人家病房或者门诊找去。
即使找到人了，可并不见得人家就愿意来。首先人家没在医院会诊的排班表上，自然可拿“不在其位不谋其职”来推辞，况且此时此刻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和人家非亲非故，就连最基本的慕名而来或者挂号、预约手术等和信任有关的合同契约关系都没有。拿刀的外科大夫都知道，手术不顺利的病人随时可能变成一个“怨妇”，甚至弄来一群“医闹”，带来一场官司，避之唯恐不及，凭什么你们妇产科一来呼唤人家就去呢？人家完全可以说自己马上还有工作安排，下午还有门诊，一会儿要外出会诊或者马上还要上自己的手术台，你们找排班表上的会诊大夫吧，一句话把你给打发了。所以找到人没用，还得会说话，得学会无比真诚地求爷爷告奶奶装孙子，弄得就跟此刻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是我们自家大舅妈、二姨娘或者三姑母一样。惹得对面的教授不免心生怜惜，心想这小大夫也真是不容易，为了手术台上素不相识的病人，为了圆自家教授的场子竟能如此这般，于是实在不忍心回绝，甚至还会在心中暗恨，自己怎么没得如此好命摊上这么一个尽忠尽孝的小马仔，也就勉强答应来了。
凡此种种，手术台上的教授一概看不见，会诊的腕儿请来了是正常的、应该的，请不来的话就可能给你扣上个工作能力差，情商低，不把工作其实就是他的指令放在心上之类的评语云云。碰上心眼小、修为差的教授还会在手术间隔的空闲时间，教授食堂的用餐时间，或者上下班的班车上免费向其他教授广为播散。这是现代人最常见的毛病之一，是心灵和语言潜意识的坏习惯，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形成的，医生中也经常有类似的奇葩长成。例如某教授一提到某小医生的名字，全是数落和指责，要不然就是把对他成长和进步最不利的那些错误翻来覆去地唠叨。这种“口中所言，好话死尽”的教授一定要伺候好，不能有一点闪失，否则在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现世，很快，你将成为众所周知的“废物点心”。
当医生是个技术活，但不全是技术活，对病情判断八九不离十，手术做得干净漂亮等等都属于智商。更多时候，在医院这片江湖，情商更被高度需要，职场如战场，哪里都一样。
还有些时候我们进手术室不光关心自己家的手术，还惦记着别人家的手术。我们随时像小贼一样把脸贴到别人家手术室大门的玻璃上窥视各个手术间的各个手术的进展情况，一旦打探到哪个手术间的手术可能提前结束，赶紧和护士长以及麻醉大夫说好话，把自己病房的手术分一个过去做，目的是最后一两台手术不要被取消了。（协和医院手术室多年来的不明文规定，除非是急诊手术，下午五点以后不再接病人进手术间。）
这边在手术台下盯着手术，盯着各个手术间的进度，那边病房里出了什么大事小情都要呼叫你。什么病人刚输了抗生素浑身痒痒起皮疹啦，化疗病人缺一项并不关键的化验住院大夫不知道能不能开化疗医嘱啦，教授早晨查房让加急做b超可是人家超声科大夫说今天名额已满不给加啦。小大夫自己搞不定的任何大事小情都要请示你，这些琐碎小事只是让人感觉工作烦乱无序而已，没啥了不起的。要是哪个病人突然心律失常、胸闷憋气、呼吸心跳骤停，第一时间要是呼叫不到病房的主治大夫，人命关天啊，不时时刻刻保持联络通畅行吗？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把手机偷偷放在刷手服裤兜里，并且调到无声状态，这样就不会被护士长发现上报院里又扣工资又扣奖金的。下手术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看短信、看未接来电，这样就能保证在第一时间掌握“全球”资讯。哪个领导找过自己赶紧把电话拨回去，先说对不起再询问有何指示，哪个领导发了短信交代了工作，赶紧一溜小跑回去病房给执行了再回发一个任务已完成请领导放心的短信。另外，要是家里有什么事也能早点知道。在协和混到主治大夫一级的怎么也要三十好几了，真是“上有老下有小事业在山脚”，万一孩子发烧、老人头疼什么的都能早点想对策，自己是大夫，平时对家里管得就少，要是再把自家人的病给耽误了，那种内疚和悔恨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手术台上，我给冷教授做第一助手，电话突然一个劲地响起来。我在心中暗骂，打三遍人家都不接一定是有原因，怎么还一个劲地打呢？摆明了是要害死我。
冷教授的注意力全部在手术台上，好像并没有听到我的电话铃声。我赶紧咳嗽一声，用帽子口罩之间唯一的一条窄缝里所能迸射出来的全部眼神强烈示意手术台下的巡回护士过来。她轻手轻脚地走到我身后，从我手术衣后边入手，把手机从我刷手服的屁股兜里拿出来，改成无声，放到一边。
下台的时候，我对冷教授说：“领导，真对不住，刚才忙忙活活的，上台前就忘了关手机。”她笑了笑说：“没事儿，打电话的人可真够轴的，这一遍一遍的，说不上真有什么要紧事儿，你快回个电话吧。”
教授修为各有不同，冷教授是比较善解人意的腕儿，任何时候她都愿意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一下问题，进而体察旁人的不易，即使对方是个实习大夫。这种教授虽然不是采用铁腕式手段管理病房，但是我们仍然不会懈怠，反而被一种柔情的力量温暖和无形地胁迫着，替她卖命工作。
走出手术室的无菌隔离区，我拿出手机一看，我的天，十个未接电话，除了两个我不熟悉的号码，另外八个分别是我两个同学打来的。
一个是毕业后从来没再见过面的高中同学，他每次电话先是寒暄，之后直接切入正题，那就是找我加号看病。多数时候来看病的既不是他自己，也不是他的家人、亲戚或者知己、邻里。后来我通过别的同学得知，他自己在农村肝癌晚期的亲大哥他都不管，反倒为一群生意场上的大哥鞍前马后。方才知晓，他一直在以同学的名义长期利用我的不好意思，温柔地绑架我为他所用，我也不过是他公关交际饭局上信手拈来的一枚棋子。想到他农村的大哥，我忽然有勇气决定不再为他效力了，先不给他回电话，沉默和拖延都代表拒绝，希望他能早点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