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案组里有个词儿，大家极少提起却又非常在意——“那一起”。这个词，代表未破的血案。

这些年技术进步，这个词儿出现得越来越少。但在过去，由于科技落后，几乎每个警察都会碰到属于自己的“那一起”。

两个前辈曾日夜骑着老式自行车穿梭在破旧的胡同里追捕一个连环杀手。接触这起案件之前，他俩不信命。但很快，受害者的数量不断增加，辖区被闹得天翻地覆，他们的人生也被这个连环杀手拖向了谷底。

最后，这场追捕跨越了十三年，他们唯一的信念就是：凶手跑不出这几条胡同。

十三年后，一个头套纸袋的男人站在酒店的大堂中央，大吊灯悬在他头顶。

这里曾经是一片约三平方公里盘根错节又破旧不堪的老胡同。虽然时过境迁，但嫌疑人执意要辨认现场。警察在程序上不敢有半点马虎。眼前这个嫌疑人，手上攥着1993年到1996年四起连环杀人案。

嫌疑人在酒店大堂门口开出了一个条件——他要把脸蒙上。

嫌疑人过去就住在这片胡同里。后来胡同拆迁，在大队书记要求下，酒店聘用了很多当地的年轻人，酒店员工大都是嫌疑人看着长大的子侄辈。民警半无奈半生气，从旁边的麦当劳讨来了纸袋，掏了两个窟窿，套在嫌疑人头发花白的脑袋上。

在执法记录仪的拍摄下，头戴“m”字样纸袋的嫌疑人挽起两个民警的胳膊，在大堂中间走了一圈。边走边舞动手臂比画出老胡同两侧的四合院、低矮的围墙。嫌疑人摆出各种姿势还原当时的动作，压低了嗓音，嘴中念念有词——

那个深夜，我就蹲在这儿，就是这个胡同角儿；

我冲上去，扑倒那个女孩；

我握着刀子，我划破女孩的喉咙；

“抛尸的地方就在这儿，以前这是两个挨着的院子，中间有个自来水井，尸体就扔在井底。”

当年的抛尸地是如今的酒店大堂正中央。走回大吊灯下，嫌疑人用脚画圈，脚链在方砖上摩擦得当啷作响，他说这个圈代表水井。

“十几年前的事能记得这么清楚吗？”一位民警质疑。

嫌疑人很不耐烦，甚至生气了。突然，他摆出一个拖着尸体往井里扔的动作——“不信你问问经理，这下面以前是不是有个井！”

嫌疑人成了一个“挑剔的导演”，对着民警指指点点，唾沫横飞。民警在他的“安排”下移向不同位置，甚至充当起当年的路牌、街灯。

正午时分，豪华明亮的酒店大堂里客人来往纷纷。在嫌疑人的描述下，民警有了一丝错觉，仿佛置身于20世纪90年代的老胡同中，墙上还贴着××的广告，两边堆放着各家不要的破烂桌椅。

嫌疑人讲着讲着，咳嗽起来。年轻民警拿来纸杯，接了水递给他。他端起水杯就往嘴里送，忘了自己头上还顶着一个袋子，结果弄湿了袋子和衣服。

“然后呢？”民警问。

“然后？”嫌疑人没回答，两只眼睛缓缓地穿过窟窿继续打量四周。

唤起回忆的方式有很多种。

林文科，三十六岁，正是侦查员的黄金年龄，却脱离刑侦一线，在警方后勤部擦了十多年枪油子。嫌疑人被捕的当天下午两点，重案组侦查员敲开了刑警队警务保障室的大门。

警务保障室一室一厅，中间摆着一个大鱼缸，地上散乱地堆着几件落满灰尘的防刺服。当年的小林如今已经成了老林，他沏了壶茶水瘫坐在沙发椅上，眼睛跟着小鱼来回转动。

林文科身上同时呈现出苍老和稚气两种特征，一张娃娃脸，说起话来却老气横秋，很有老警察范儿。当年侦查胡同连环杀人案时的那次“合法”开枪，毙掉了他的侦查员生涯。他从执法岗位被调到警务保障部门。如今他的日常工作就是保养六四枪和防暴枪，只是自从千禧年后，这些枪支的扳机就再也没被扣动过。

重案组侦查员走进警务保障室时神神秘秘的，林文科马上停止观鱼，开起了“贫下中农”那种口气的玩笑：“兄弟，最近又办什么大案子呢？什么时候再上《法治进行时》啊？”

“就是你当年的大案。”侦查员几乎是一字一顿地回答。

林文科没再说话。这些年来，他一直待在后勤，没少对年轻的侦查员冷嘲热讽。前来报信的侦查员也忍不住开了个小玩笑，他只对林文科叙述了抓捕经过，却没讲嫌疑人到底是谁。发现侦查员在卖关子，林文科脸上仍挂着笑，同时弱弱地连应了三声“挺好”。

那天酒店辨认现场后，侦查员翻出1993年到1996年四起连环杀人案的卷宗。整整十五本，半米高，全部是手写的。最开始的两本卷宗，字体不一，有七到八个不同的签名，后面的十三本卷宗就只剩下两个名字——林文科、冉曦。卷宗里的最后一个事件是林文科的那次“合法开枪”。

说完三声“挺好”，老林突然从沙发椅上弹起来，一向“邋遢”的他将上衣下摆整齐地收进裤腰，匆匆下楼，直奔后院“三室”。

“人撂了吗？”“撂得好吗？”不到百米的路程老林絮叨不停，自言自语。

从那些卷宗来看，林文科曾多次与这名连环杀人案嫌疑人打过交道，但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他和真相擦肩而过。

现在，真相就在后院等着他。

林文科越走越慢，步履沉重。终于来到“三室”门口，拧开了门把手。

回忆和尘土味扑面而来，当年的小林热泪盈眶。

时间回到十三年前。

1994年11月19日，下午两时许，林文科在值班室接到电话，“有人跳自来水井自杀了”。

小林连忙把军绿色长袖警服套在背心外头，推上自行车，出了派出所往胡同外急走。一通弯弯绕绕，在一个转弯处还碰上个怯怯的外地大爷，“劳驾，马路在哪边？”林文科脑子里各种思绪纠缠在一起，但还是耐心地给大爷指了路，然后又骑上自行车，骑了一段才回过神来——自杀现场？自来水井？

发现现场的是一个早起买菜的老太太。她路过水井的时候往里多看了一眼，拜贼所赐，这水井井盖没了影儿，一直露着底儿。一个女孩两脚朝天，脑袋贴着井底，身子靠着水管，脸旁有一摊黑色的血。她的**被扒掉，扔在水泥地上。

井边围了五六十号看热闹的人，乌泱乌泱堵住了胡同。小林吆喝半天，大家见他是个唇红齿白的外地后生，谁也没当回事。

不一会儿林文科的师父，冉曦——老冉，来了。老民警一张嘴就把大家伙儿说散了——“唉，怎么好死不死死这来了，前两天还下雨来着，这自来水井里泡着死人，大家伙儿喝那个水还不成汤啦？”

围观的人立即后撤，散去大半，还有的当场就吐了一地。

冉曦是个爱捉弄人的大哥，不到四十岁，高高瘦瘦，浓密的黑发梳成整齐的左偏分。他门路广，开一辆当时价值不菲的达特桑轿车，手里拎个黑皮小手包，包的一侧有个洞，洞里伸出一根短短的天线——为了让包里的大哥大接收信号。

小林注意到老冉下半身穿着的警用军裤是拆掉裤缝红线那一条，和昨天下班时穿的一模一样，看来老冉又在歌厅对付了一宿。

警察把现场围了起来，两名法医蹲在自来水井旁边抓着脚把女孩拽了上来。刑警队几个小年轻抬来了担架，把女孩放上担架，翻了个身，露出脸。

女孩看起来二十岁左右，一头长黑卷发，两腿**，双手弯曲向上，眼睛半开半闭，脖子上有一道菱形的割伤。

小林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他想到一个人。几天前晚上七点多，某个日本手表品牌商在附近的一片空地上搭起舞台，请了几个二流艺人办宣传演出。小林等人被安排去维持秩序，有个傻乎乎的女孩让小林印象深刻。她想跨过封锁线回家，小林向她做了一个禁行手势，告诉她要绕路过去。女孩瞪圆了眼睛，满脸疑惑地思考着，看上去思考对她来说是件麻烦事。小林再次严厉地让她赶紧绕路回家，女孩定定地看了他一眼，走了，黑暗中看不清表情和衣着。

其实他可以通融的。

现在，看着这具水井女尸，小林特别害怕她就是自己维持秩序时遣走的那个女孩。小林逼迫自己用力去想，想得脑仁疼，模模糊糊勾勒出一个大概的模样，可一见到这女孩的尸体，那个轮廓立刻被眼前这张清晰的脸所取代。他再也想不起来那个女孩的样子，也再没见过她。

仿佛这个女孩的死是自己的错。

法医拿出镊子和手电筒检查女孩的下体，然后跳下水井，捡起一个玻璃可乐瓶，嗅了嗅，把瓶子放进了塑料袋。

小林呆呆地看着尸体。

余光里，冉曦正和法医谈笑风生，法医说了一句俏皮话，冉曦哈哈大笑，这笑声几乎惹怒了小林。可当几个联防队小伙子抬起尸体时，冉曦却第一个上去给女孩盖上了白布帘。

很快，几个胡同居民反映，有个摆书摊的男人，他住的地方和案发地就隔了一条胡同，这个男人三十多岁还没结婚，父母天天来和他吵架，逼着他成家生孩子。

刑警立即找男人问话，但没结果。

在小林眼中，对方不过是一个脸色苍白、极力迎合身边所有人并试图隐藏性取向的可怜男人。那一刻，林文科觉得警察的办案思路不过如此——先找人们眼中的异类。

遇害女孩叫刘珂，十八岁，读高三，长相清秀，住在两个街区以外。

前晚九点，她和母亲因为成绩吵了起来，她索性出了家门，准备去纸浆厂和父亲对付一宿。女孩披着深蓝色粗纺棉大衣，大衣兜里还放着一对米黄色的套袖。她到哪里都带着这对套袖，因为她一个季节只有一件衣服，不能磨破了肘部。这个习惯让小林想起了自己一贯节俭的母亲，心里一阵儿扎痛。

走到那个胡同拐角时，刘珂被某个人一刀割断了喉咙。

地面上的血迹分布显示，女孩喉咙被割断后，又被拖行了大约十五米远。当时距她最近的四合院只有二十米远，里面住了十四口人，有六个是二十到五十岁的大老爷儿们，但没人听到任何声音。

法医事后又仔仔细细地在周边和被害人的身体上找了一遍，还是没有精斑。精斑是破案利器，大家本来都抱着很高期望。

“这是雏儿干的。”会议上法医漫不经心地说，“还不知道咋办咧，光着急使不上劲，最后干脆用上玻璃瓶子了。”

死者的母亲被叫到法医鉴定中心。眼前这具尸体昨天还在和自己争吵，现在却“赤身**”地躺在白布单下面，脸色铁青，嘴张得老大。

一个女法医走过来，递过一个纸袋，里面装着刘珂的血衣和随身的几样值钱东西。

“要不要手上的戒指？”女法医问。

那戒指是刘珂为了好看苦苦哀求母亲送给她戴着玩的，母亲还说，小丫头是想嫁人了，不害臊。

“要啊，要。”刘珂的母亲木讷地回答。

没一会儿女法医又回来了。“她手指头太硬了，拿不下来。”

刘珂的母亲脸色变得十分可怕，身子越缩越小。

老冉赶忙说：“那就先放那儿吧。”

刘珂母亲的眼神从此再也没对上焦。

侦破这种案件在20世纪90年代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主要靠周边走访。这片胡同区域不大，骑着自行车三十分钟就能绕个圈。

白天，冉曦和林文科站在一排歪脖子树撒下的树荫当中，询问匆匆而过的居民。

胡同里人声鼎沸，路边的鸟笼里八哥学人说话，大家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也没人真心愿意配合警察的工作。大家的言谈中透露着夸张，以为事情一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和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

小林很纳闷，为什么杀了人，身上沾了那么多血迹的嫌疑人能轻松逃脱？这胡同里不少人家呢，难道就没一个人看见？

那个瞬间，林文科突然觉得嫌疑人也许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散播了恐怖的种子，然后躲藏在人群当中，守护着秘密，还会不时和别人聊聊案件，享受那种扮演与刺激。

小林怯怯地看着纵横交错的胡同，心里打鼓。他来自内蒙古草原，对密集、堵塞的空间感到恐惧。但老冉却对每条胡同如同自己的掌纹一样清楚。老冉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是这一带的片警，这里原先住着一群来城里搞建筑施工的河北人，建过不少曾经的城市地标。后来他们在这里弄了一片工棚和蔬菜大棚，经过多年改造和装饰，逐渐形成了平房居民区。

这些身强体壮的工人拉来亲戚，亲戚又叫来了朋友，胡同面积越变越大。

“小二黑”“张翼德”“疯僧”几个“著名人物”都是从这片地区出来的。老冉那时在落户的事情上帮了不少人，自己又一副仗义劲儿，一直和居民保持着良好关系。

小林与老冉走访到晚上十点多，他们猫着腰穿过胡同里挂着的棉被褥，随意挑选了一户人家吃饭。

敲开门，老寡妇笑着迎他们进去，不一会儿端上热气腾腾的饺子。冉曦和老寡妇聊了半天，扯起了人尽皆知的案子。老寡妇小心翼翼地探听案件的消息，老冉不顾小林的脸色将案情和盘托出。

老寡妇叹了口气：“都是外地人闹的，以前咱这儿哪有这事儿。”

但也不能说不是个思路，后来民警们不约而同地把侦查方向定在了前科人员和外地人身上。

刑警队侦查员首先将目标锁定在居民区的一个无赖身上。这个无赖是个下岗的外地工人，经常犯事，手头拮据，曾经多次向死者刘珂的父亲借钱，他的不在场证据也很不足。民警扯了好几张传唤证，正儿八经地关了他几天。

死者刘珂的指甲里有一些上皮细胞，应该是嫌疑人的。后来法医的鉴定结果出来了，嫌疑人是b型血，而这个无赖是ab型血，线索又断了。尽管如此，胡同居民仍然认为这个案子和这个无赖有关，可能是这个无赖和别人一起干的。

这个案件技术上的支撑太少，那个可乐瓶经手的人太多，指纹混乱，提取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刑警队排查了所有的关系人，一无所获。两个礼拜后，他们去办另一起流氓火拼、四死三重伤的专案。案卷被留在了小林与老冉的派出所。

谁也没想到，接下来“协助侦查”的居然是小二黑这帮人。

1995年春节期间的一天夜里，数十个手握镐把的绿色人影在街头飞驰。

一天前，冉曦找小二黑谈了谈，小二黑同意配合警察工作。很快，小二黑的手下纷纷披了军大衣，骑上自行车，穿街走巷，开始寻觅长相不祥、年龄不祥的嫌疑人。

小二黑是河北唐山人，曾因一桩抢劫案被判十一年，服刑八年后出狱。

有人说，原本小二黑是个“三好学生”，只因流氓哥哥有家小，所以自愿背了锅。出狱后小二黑好像和哥哥换了身份，他买下几辆好车，让哥哥老老实实组建出租车队，而自己“打拼”成了南城“著名人物”。

与此同时，警方也有了新的怀疑对象。

这种侮辱妇女、不掺杂明显动机的杀人手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女孩的家庭——她的父母是否有生活作风问题，才酿就了这场悲剧？

持有这种看法的人不在少数，民警们当时的第一个走访对象就是距离现场最近的四合院主人——一个年过六旬的寡妇老太太。她一头白发理成板寸，说案发当天睡得比谁都香，啥也没听着。“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谁要弄死我老太太就来吧，谁知道那女孩家人得罪谁了。”话虽如此，两天后寡妇老太太拆掉了老旧的门，换了扇崭新的全金属防盗门。

冉曦单独找来女孩的父亲刘帅。

他是个瘦小结实的中年人，常年的辛劳生活在他脸上刻下深深的皱纹。民警诘问不停，他小心翼翼地作答。两个多小时后他才明白，警察怀疑他或者他媳妇有不轨行为，造成了女儿的惨死。

刘帅嗫嚅一会儿，哭了。“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经调查，刘帅这人老实巴交，不抽烟不喝酒，没跟人结仇；他媳妇也没有风流韵事，确实不存在什么犯罪诱因。

渐渐地没人再提起这桩案子了。这种不为财、未强奸的纯杀人案件，破解很难。只有小林始终盯着卷宗，闲暇之余继续不停查找线索。

警察可能是世界上最孤独的职业。被害人的亲友也许会经历绝望，但大约六个月后，多数人的血清素就会恢复到正常水平，于是他们又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可如果凶案未破，就会有人一直夜以继日地想着死者，那就是警察。

不知是对之前那个被他指挥绕行回家的女孩的愧疚，还是因为如此惨烈的案件就发生在眼皮底下，或者是一种警察的使命感，对于“胡同凶手”，小林着了魔。

确切地说，每一个警察都有自己未解的“那个谜团”。那种调查时的无望感会在他的脑子里挥之不去，以至多年后想起依旧焦躁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