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年末，我从派出所加入刑警队机动车侦查中队，心中暗自庆幸以后再也不用跟经常打架的醉鬼们打交道了。机动车侦查中队主管的是盗窃机动车、用干扰器开车门盗窃车内财物和砸车玻璃等案件。我个人觉得，这类案件是刑事案件中最难侦破的案件。原因是这类案件经常没有犯罪现场（车被开走了），违法分子和车主也没有社会关系和私人恩怨，大多数是流动性的随机犯罪。

不过，回顾我在机动车侦查中队的时光，也不乏高光的时刻，刚调过去半年就破了几起系列大案。比如，一对四川籍的兄弟，专偷奥迪q7，随后将车身喷成其他颜色，以三万到四万的价格卖给其他外地人，某著名女星的座驾也被他们偷了。还有几个修车店的小贼，他们四处盗窃北京吉普，之后转卖给内蒙古的牧羊人。

从2005年起，盗窃机动车的案件逐渐减少。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随着新车价格下降，二手车越来越不值钱；另一方面，偷来的车也不好上路，顶多在乡下开一开。机动车侦查中队的案件越来越少，领导办公室传出风声，有可能要把机动车侦查中队解散。

与此同时，重案组的两个办案队在单位里倒显得异常扎眼。重案组是领导的宠儿，他们大多数时间不在单位，没案子的时候工作时间玩游戏领导也从来不批评他们——一墙之隔的我们，上班时间打个私人电话都提心吊胆——局长还年年单独请他们吃饭，表彰他们，原因是一整年所有的命案都破了。更让人羡慕的是，他们的休息日比我们多多了。当手头所有案件都清理掉后，他们就可以留下一个探组值班，其他人在家休息。

市局的一位领导说过一句话：“本质上，所有的案件都是重案。”分局一位主管治安的领导也曾经说过：“重案组的民警，个个拿出来都可以当探长用；重案组的探长，个个拿出去可以当队长用。”重案组的民警们自然有一种骨子里的骄傲。当你恭喜他们破了一个“巨牛”的案件时，他们会轻描淡写地和你说，“没错，是抓了一个人，刀扔到房顶了，总队用无人机拍到的。”

任何人在他们隔壁都会忍不住对他们的办公室好奇。看似一间普普通通的办公室，里面却装着沾血的刀、各式自制手枪、破碎尸体的照片等。这个直面各种罪恶真相的地方，和全支队就隔着一扇木门。

有一回，我偶然路过他们办公室，看到他们正一脸严肃地坐在黑板前开会，他们队长站在前面唾沫横飞，像是传销组织现场。我忍不住想听听出了什么事。他们队长看到我，我冲他点了点头，他不耐烦地一摆手，一个比我还小的男同事板着脸过来把门关上了。他们组里所有人都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我闹了个大红脸，心说，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和他们组里的大多数人都只是点头之交的同事关系，只知道他们组里有个抓人不要命的“李逵”，有个爱眯缝着眼、走到哪儿身边都围着一圈人的“老猫”，有个戴眼镜、总笑呵呵摸着肚子的老杨。

我之前从来没想过自己能加入重案组——一个案件被百分之百侦破、全分局所有资源可以随便调度使用的队伍。直到那一次，一个偶然的机会，命案的世界向我打开了大门。机缘巧合之下，一个手里有数条人命的连环杀手点名要和我单聊，视其他重案侦查员为空气。我进入那个充满“鲜血和残肢”的世界，与重案组队长老关、讯问能手“老猫”等人结下了奇妙的缘分。

2012年2月，一辆破普桑巡逻车沿着路边浑浊的小河缓缓驶入齐家村。车上有两名派出所老民警，他们穿着便衣，神态轻松，连个本子都没拿。一个月后市里要召开每年一度的盛会，分局要求民警对辖区内所有登记在册的前科犯、吸毒人员和重点人口进行摸底教育，“敲山震虎”，以进一步降低案发率。

齐家村坐落于城市西北郊的山区，这里空气清新而干燥，村里人讲着土话，管去市区叫“进城”。全村几百名男女老少，只有一名前科犯需要“教育”，他叫李新杨。他家境贫寒，但眉清目秀，鼻梁高挺，酷似一位著名歌手。

三年前，二十三岁的李新杨骑着“狗骑兔子”（带篷三轮摩托）拉黑活，有个客人把装着十五万元现金的黑皮包落在车上。客人刚下车就想起来了，追着三轮车大喊半天，近在咫尺的李新杨装聋作哑，一脚油门，直奔城外。二十天后警察抓住李新杨时，跟着他的眼神在枕头里搜到了两根金条。李新杨嘴里大喊冤枉：“我当时真没听见他喊我！不然我能不还钱吗？！”最终他因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服刑两年。去年年底他出狱，如今在家帮老娘卖豆腐。

两名老民警来到李新杨家里时，他刚给满满一锅豆腐点完卤，准备上屉。他那张脸，比锅里的豆腐还要白几分。李新杨看到民警来了，表情极不自然，没等民警开口“教育”，他就深深地叹了口气：“这锅豆腐算是糟蹋了，我爸也吃不上了。”

民警感觉有事，立刻想到最近的系列电动自行车盗窃案。民警把李新杨叫到里屋，说了很多类似于“知道我们怎么找到你的吗？”“自己琢磨琢磨吧”之类虚张声势的话。李新杨的脑袋越垂越低。

“不用我们说了吧？你自己交代。”民警漫不经心地把玩着手里的工作证。

李新杨抬起头，看了民警一眼，低声嘟囔一句。

“大点声！”民警一拍桌子，李新杨的肩膀跟着一抖。

他先抿住了鲜红的双唇，同时两只手用力地搓脸，然后大声重复了一次——

“我杀人了。”

屋里死一般寂静。

讯问室铁门紧闭，烟味熏人，李新杨开始接受他的第一次讯问。

两名老民警不动声色地看着他。李新杨的神情倒很放松，就像抛下了心里的一块大石头。很快，他就开始交代自己伙同一名男子杀害四名女子并分尸的前前后后。

老民警打算让李新杨先把杀害四名女子的经过大概叙述一下，然后再从中抠细节。李新杨交代一会儿，打报告说，想要上厕所。“迄今为止”他都很配合，似乎没有什么拒绝的理由。

老民警带李新杨走进厕所，李新杨小便时，旁边一个年轻的民警凑过头来问老民警：“这傻货犯什么事了？”

话音刚落，李新杨的表情发生了微妙变化。回到讯问室，他立刻翻供：“我刚才说的都是胡话，我没杀人，那都是做梦梦到的。”随后拒绝在笔录上签字。

十分钟之前，这间讯问室里还弥漫着血腥味，而此刻，这场讯问仿佛成了荒诞的玩笑。

审不下去了，案子被移交到我所在的分局，因为其中一名被害女子的身份已被核实，属于我们的管界。

当地刑警队队长拿着那份尚未签字的笔录和讯问录像，对我们分局的重案组队长老关满脸歉意。老关拿过笔录，细细看了一遍，不置可否。老关身后的重案组侦查员们已经快要骂出来了，他们都在抱怨当地刑警队送来了一件麻烦事。

我马后炮地分析，当地刑警队有一个更好的讯问方向——先问清楚尸体在哪儿，因为有了尸体，案件就破了一半；没有尸体，案件就相当于没发生过。

老关是个极度沉稳的人，重案组一帮人大多是“疯子”，只有他压得住。他没抱怨，也没叫苦，一声不吭去看守所再次提讯了李新杨。别看李新杨“懦弱胆小”，这次他却是一个字都不肯说。后来又提讯了几次，依然什么也不说，逼急了他就撂一句：“那几天我洗衣服，水都是红的。”但也仅限于此。

案件进展到此时，重案组收到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在李新杨家中搜到三封信。逮捕李新杨的那一天，他回答问题时都没看眼前的民警，反而一直盯着旁边的小书桌。那张书桌是他上初中时父亲用了三个晚上亲手做出来的。书桌上贴着他的“三好学生”奖状，那也是他人生中唯一值得夸耀的事情。奖状下面的抽屉里，有三封没寄出的信。那是李新杨在上个月亲笔写的，信封上的收件人是“市公安局”。至于他是否真的想寄出这三封信，只有天知道。他的字虽然歪斜，但力透纸背。信里讲述了两个农村男人用铁丝绞、刀捅、胳膊勒等方式，残忍虐杀四个“城里”陌生女人的经过。信里提到的同伙，绰号叫“老虎”，和李新杨曾是狱友，目前仍然逍遥法外。

坏消息则是李新杨被移交过来之前，已经被刑事拘留了九天——然而警方连一具尸体也没找到——留给重案组的时间不多了。

不过，基于三封信的内容，加上那七八页笔录和讯问录像，老关在脑海中反复描绘的案件轮廓已经有了很多清晰的细节。

去年年底，李新杨刚出狱没几天，一个叫“老虎”的狱友找上门来，两人一起去了火锅店喝酒。老虎出狱后干了黑车司机，李新杨在做小摊贩，两人都觉得钱少活累不顺心，在酒桌上互倒苦水。

老虎是个夜猫子，专挑半夜做生意，经常在南城拉送歌厅小姐。就在前两天，一个穿着超短牛仔裙、满身酒味的歌厅小姐大半夜上了他的车，结果在车上大吐。吐完，还没等老虎说话，小姐就不耐烦地从挎包里拿出一沓钞票，扔在老虎的大腿上。

和李新杨说起这件事，老虎恨得牙痒痒，“世道是真的变了，她们怎么就能挣这么多？穿得那么骚，不如让咱哥俩弄了。”

早在监狱里，老虎就总说“社会不公平，再出狱要弄死几个”。这话在监狱里当不得真，通常都是犯人们故作凶狠的大话，李新杨每天能听一箩筐。但李新杨预感到，老虎现在可不是说说而已，他真要动手了。

酒过三巡，李新杨还是非常犹豫，老虎向他再三保证，肯定出不了什么事，最终两人决定找歌厅小姐收点“保护费”。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老虎戴着口罩，开着他的灰色捷达，带李新杨在南城一歌厅附近转悠。凌晨三点多，歌厅最后一拨客人散去，小姐们换上便服，纷纷离开霓虹灯火，走进黑暗。

李新杨在老虎的吩咐下藏进后备厢，等待信号。不一会儿，李新杨感觉有人上了车，随后车身开始颠簸，一路上能隐隐约约地听见老虎和女子调笑的声音。

“我当时都气坏了，到底还动不动手？都准备抢劫了你还和人家逗闷子，真有病！”

过了一会儿，车停了。李新杨听见三声喇叭响，接着后备厢被打开，李新杨用丝袜套住头，跳出后备厢，和老虎一起把女孩扔到车后座上。

供述录像中李新杨很生气，因为老虎并未按照约定蒙住脸，戴上帽子遮住秃头。李新杨回忆起当时，觉得自己戴着丝袜像个傻子。他还记得那个女孩是南方人，“五官很大，两个眼睛间的距离略微有些宽，头发很浓密，很漂亮”。

老虎是个“上辈子”（监狱里管进监狱之前叫上辈子）“练过”的人，平时看着笑眯眯，胖得像个弥勒佛，但绷起胳膊来肌肉有豆腐块那么大。老虎坐到后座上用胳膊夹住女孩的脖子，换李新杨开车，女孩几乎要窒息过去。

“我们刚从里面出来，你就当做善事，给我们捐点钱，帮我们泄泄火。”随后，老虎就在逼仄的后座上强奸了女孩，还逼迫女孩抬起头来看着他的脸。

李新杨在信里写道：“我特瞧不起老虎，一个老爷们儿管不住下半身就是废物。”

两人翻开女孩的皮包，拿走了两千多元现金。李新杨提议把人扔到郊外去。这句话误导了女孩，她以为这两人是要弄死自己，把尸体扔掉。她可怜巴巴地说自己银行卡里还有钱，只要留她一条命，就把钱都交给他们。老虎于是提出把人先带回他的住处，多弄点钱。

李新杨在供述中说自己当时有些不情愿，但还是被迫同意了。三个人一起回到了老虎在东部郊区的平房。天太黑，心情又乱，李新杨说记不得平房在什么位置了。

在那个封闭的陌生空间里，一个痛哭流涕、不断哀求的女孩激起了两个社会渣滓最大的恶性，他们似乎在虐待中获得了巨大的快感，忘记了最初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钱。

他们用女孩的胸衣、长筒袜，还有麻绳，将女孩绑在墙角。老虎用烟头烫她的胳膊，用打火机烧她的后背，还逼着她喝了一瓶二锅头。女孩早早说出了自己的银行卡密码，但李新杨和老虎都没有去取钱的胆量，他们只是变本加厉地折磨她。喝了酒，两人更亢奋。他们逼女孩做出各种动作取悦自己，在监狱里规规矩矩任人摆布的二人，在此时找到了摆布他人的快感。

在第一次供述时李新杨还在为自己辩解，他说他酒醒后看到女孩满身的伤痕，陷入了深深的后悔和惧怕中，但又怕放了女孩，她会去报警。

老虎逼着女孩给老板和家人打了几个电话报平安。女孩又被拘禁了两天，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多次哀求看起来善良点儿的李新杨去买点“止疼片”，或者给她来上一根烟。

“我保证不报警，只要你们放我回去，我什么都能干。”女孩苦苦哀求。

刚开始女孩对生还抱有希望，直到她不经意间看到老虎用她的手机给她父母发了短信，短信内容是“我要去离家很远的地方，让谁都找不到我”，女孩失声痛哭。老虎拿着拖鞋抽了她两个耳光，“闭上你的臭嘴，再出声就把你扔到河里”。

李新杨说自己不敢再走进那间屋子，老虎也讨厌那里的味道。两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僵持了两天，各自动着心眼。老虎要李新杨去把女孩弄死，李新杨在供述里则说宁可自己死也不敢动手。

那天夜里，李新杨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老虎就在身边张着大嘴，发出巨大的呼噜声，女孩痛得受不了，偷偷在隔壁房间里低哼，痛苦的呻吟声吵醒了老虎。

老虎拉着李新杨，走到关着女孩的房间门口，用血红的眼睛盯着李新杨：“你记住，就这一次。”说完，他走进去用胳膊在女孩脖子上勒了一会儿，女孩就没气了。夜里，老虎将女孩的尸体分解了。

李新杨躺在炕上，一夜未眠。第二天清早，老虎拉着他，一起拿上十几个装有尸块的塑料袋去抛尸。起初，老虎非要把尸块全部扔到南城的一个高档小区门口，说要吓唬吓唬人，李新杨誓死不从。最后，两人上了高速公路，隔几十公里扔一个袋子，一直扔到了山西五台山。

在派出所的讯问室里，李新杨告诉老民警，他一路扔，一路发抖。老虎还对他说：“这都跨了几个省市了你还害怕，还能几个省市的公安局一起立案啊？总不能胳膊立个案，腿立个案吧？”

李新杨的这些供词，老关只信一半，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老虎就是主犯。可当老关问起这个主犯在哪儿时，李新杨直接站起身来，紧张得裤子都湿透了，紧紧贴在屁股上：“你们把老虎抓进来，我才能彻底放心说。”

还有一些疑点，诸如老关问他老虎杀人的平房在哪里，他作为一个本地人，连去过的地方都认不出来。以及在他的信里，频繁提到了另一个地点——歌厅，而歌厅的位置李新杨同样语焉不详。这里面肯定有猫儿腻。

抛尸后的两天里，老虎一直盯着李新杨，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洗澡。到了第二天晚上，李新杨说老虎突然提出要带他去“耍耍”。于是，他们拿着从歌厅小姐手里抢来的钱，去歌厅找小姐消费了。

老虎挑了家小歌厅，隔音效果特别差，也没什么人是真正奔着唱歌去的。老虎先挑了一个小姐，李新杨挑了半天也不满意，直到又一排女孩进来，老虎一眼相中了一个穿着包臀裙、桃花眼、嘴巴略大的女孩，非要李新杨挑她。

整晚李新杨都能感受到老虎对自己身边这个女孩灼热的目光。老虎不断调戏着这个爱笑的女孩，说她长得像自己前女友。女孩有点害怕老虎，她缩到李新杨的另一侧，低声问李新杨，为什么老虎那双红红的眼睛不停在她脖子和胳膊上扫来扫去。李新杨没敢吭声，自从老虎分解过尸体以后，他就一直这么看人。

老虎不顾李新杨反对，起身唱了一首《少年壮志不言愁》，唱到“金色盾牌，热血铸就”时，屏幕上出现了一位穿着灰色衬衫的警察。

李新杨说自己当时心里又闷又火，不知道老虎为什么非在这个时候来这么一首歌，老虎则唱得眉飞色舞，还不时回过头看一眼李新杨，脸上笑眯眯的。李新杨明白了，老虎就是为了看他焦躁不安又不敢发作的样子。

酒过三巡后，女孩对英俊的李新杨明显有了好感，老虎提出要带女孩出台，李新杨百般阻挠，他知道老虎想干什么。但女孩还是出台了，她同意了老虎“八百元包夜”的报价，跟着他们出了歌厅，去了老虎的平房。

李新杨和女孩睡在一个房间，老虎睡在另一个房间。凌晨三点，老虎轻轻敲门，让李新杨出去。

“我当时就求老虎，把女孩给放了，他说我要是不敢干就滚开，然后就冲进了房间。”

女孩刚睁开双眼，就被老虎压了上去。不过没想到的是，女孩全程冷冰冰地一声不吭，之后不管老虎怎么咆哮，她都不假辞色。

“我给你钱？钱真给了你，那我还有命在吗？”女孩想得很明白。

李新杨在门外听得心惊肉跳，进来给女孩求情。老虎索性把李新杨也扔到了炕上，掏出刀来指着两人鼻子告诉女孩，要么给钱，要么两人一块死。

李新杨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说他吓得呆住了，分不清老虎当时是不是真的对自己动了杀心。

女孩一时糊涂交出了银行卡和密码，老虎拽着李新杨来到大街上。此时天色已经大亮，老虎找来街边一个大爷替他们取出了银行卡里的三万多块钱，大爷收下四百，乐呵呵地走了。

晚上回到家里，女孩仍不屈服。老虎似乎找到了世界上最好玩的玩具，他拿起女孩的手机，装作打电话的样子，不停给女孩报着假消息：“哎，你爹好像出车祸了；哎，你妈好像生病住院了。”

善良天真的女孩一次次担心，她用哀求的目光看着李新杨，李新杨突然就来了勇气，他挺起胸膛站得笔直，让老虎把人放了。

老虎笑眯眯地拿出手机，按下110，说要带着李新杨自首。李新杨一开始并不相信他是真的要打电话，只是冷笑，直到电话那头响起了女接线员的声音：“您好，请问您要报警吗？”李新杨崩溃了，他抢过手机，挂掉电话。

老虎诡秘一笑，凑到李新杨的耳边微微低语，口里呼出的热气搔得他耳朵痒痒的：“今天这个，你动手，不然，咱俩就一块进去。”接着又补了一句，“不过进去之前，我要杀你全家。”

话音刚落，老虎就把刀放在了李新杨的手心里，缓缓帮他握紧。李新杨流着眼泪走到女孩面前，哆哆嗦嗦地举起刀。女孩哭得一塌糊涂，一边哭一边说：“大哥，我平时不出台，这次都是冲你来的。”

李新杨抖了一下，一刀插了过去。

“我当时有一股无名火，就重复了十多下捅人的动作。”

“这才是我兄弟！”老虎从他手里拿过刀，笑着搂住他的肩膀，拍拍他胸口，一会儿拿毛巾给他擦脸，一会儿又端盆收拾血迹。李新杨麻木地转身回到炕上躺着。

“我就在想，自己为什么不能和老虎一样什么都不在乎呢？”

第二天早上，李新杨起床，发现屋里干干净净，尸体不见踪影。他问老虎把尸体放哪了，老虎冷笑说这就不要问了，“反正你别忘了，人是咱哥俩一块办的”。李新杨知道，老虎不相信他。

李新杨在炕上瘫了两天，直到天上下起小雨。他走到门口，发现门前的小泥沟里全是泥水，他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条狗，趴在地上冲着小泥沟爬过去，喝了一嘴泥汤子。老虎在他身后冷笑，说要想死就把脸埋进去，别出来。

李新杨心想反正都这样了，继续干吧。那天夜里，他们再次出来逛歌厅，利用李新杨的俊脸又勾上了孙燕。

刚带回家，老虎就忍不住对孙燕拳打脚踢。因为孙燕在外面养着情人，所以自己身上一共就几百块钱。于是李新杨提议让她再约一个过来，孙燕颤抖着拿起手机，以两千元的价格约了莎莎。

老虎让李新杨先把孙燕干掉，因为家里同时有两个女人不好收拾。李新杨说这回该你动手了，老虎说他还要负责分尸。两人争执不下，僵持半天，最后他们分别拿着铁丝的一端，绞死了孙燕。“这回算咱俩合资的”。老虎怪笑。

没承想孙燕的手机响了。老虎接起电话，莎莎说路太远，不过来了，老虎假意问她在哪，要去接她，莎莎说在某某大楼。

老虎拉着李新杨出去找莎莎，李新杨不停埋怨老虎这事干得太疯，老虎听烦了，指着路边一个走夜路的红衣女人说：“我看那个人就是莎莎。”

老虎猛地一打方向盘，车身微微一抖，女人飞出几米远，鲜血从女人身下涌出。小区近在咫尺，女人发出微弱的叫喊声，艰难地伸出手，似乎想要触碰眼前的光芒。

李新杨之前的笔录和录像记录就到此，他再不说话了。

警察们皱起了眉头，眼前这个李新杨一股脑儿地把所有罪行都推给了老虎，最难缠的案件就是这种“幽灵抗辩”，即同案犯里被逮捕的第一个犯人，将罪名都推到未被逮捕的同谋身上。现在最关键的两点是逮到老虎和找到尸体。在这之前，我们甚至都无法确定所谓的老虎是否真的存在，又到底谁伙同的谁。

为了证实这些口供内容，民警们走访了辖区所有的歌厅，结果是，见过李新杨的人都说，他在歌厅里很活跃，能喝能唱能耍，而且总是仗着一张俊脸主动约小姐出去。

回到办公室，一位预审的老民警揉了揉太阳穴，笑着说，大家伙别太发愁，没准李新杨脑子有毛病，胡编乱造等着出名呢。几个年纪小的民警在旁边附和了两声。负责讯问李新杨的民警不乐意听了，从卷宗里面把笔录抽了出来，说：“这杀人、分尸，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能是编的？”

老法医眯着眼听了一会儿，直起身来说：“绝不可能是编的，笔录里有好多细节，没杀过人、分过尸的绝对说不出来。”

几个年轻人没话了。

不一会儿，围绕老虎这个人是否存在，民警们陷入激辩。比如，两个人朝夕相处那么长时间，李新杨连老虎真名都不知道，还是不愿说？笔录里李新杨描述的老虎确实也不太像真人——杀人、分尸，有一种无师自通的纯熟，听起来就像是编的。但李新杨犯不上拿杀人这种事开玩笑，也许，杀人是真的，但老虎是李新杨拿出来糊弄警察的。

渐渐地，大家心里装着的事越来越多，也就都不说话了。办公室里灯火通明，窗外是更深更黑的夜。

我还记得，那几天他们重案组办公室里每天都是满满的陌生人，重案组的民警都愁眉苦脸的，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一墙之隔的他们的办公室里讨论的是什么案子。

几天后，民警再次提讯李新杨。李新杨有气无力地将脑袋搭在椅子上，瘦骨嶙峋，只有偶尔转动的眼珠子表明这人还活着。

他已经绝食五天了，民警给他买的豆奶和粥等食物，他一口不吃。虽然目前他还没有生命危险，但已经被送往公安医院做鼻饲和静脉补液。两名民警长期看护他，给他放相声听，还好烟供着，他没烟抽就把食物往外吐。“等我饿死了，家里人就知道我是冤枉的，等着他们来找你们吧。”李新杨这样对民警说。

民警对他说：“你说之前的供述是自己编的，是觉得我们找不到老虎吗？你非得等到我们抓住老虎，你们俩一块进来才说是吧？”

李新杨竟然点头，且嚣张地说：“等你们找到老虎再说吧。”

民警怒不可遏，却又只能努力冷静下来，重新一点点和李新杨聊。李新杨不仅仅畏罪，心里还有对尚未被捕的老虎的顾忌。这个奄奄一息、口唇生疮的人，还记着老虎的那句威胁：

“不过进去之前，我要杀你全家。”

事后老关和我讲到这里时无奈地一笑，说头一次碰上这么狠的嫌疑人，把同伙吓成这样。

老虎的身份很好查，他和李新杨是在同一个监区服刑的。为深入了解老虎，老关来到了李新杨当年服刑的监狱，提起老虎，监狱管教诉苦的话说了一箩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