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急了。这么少？！

尽管有一个因素是难以避免的，那就是果树还是幼树阶段，挂果量少是肯定的。不过，每棵树只有三四公斤还是偏少了些。褚时健叫作业长们去数了数树叶和果子的比例，算下来，一个橙子对应超过了100片树叶。"这个，的确是比较低。"几个作业长都说。什么原因呢？没有人说得出来，尽管都是有十几年种橙经验的老手，但在解决问题上，似乎还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持。

好吧，继续攻关。78岁的褚时健再次拿出学习的能力和勇气，研究农业科学书籍，把各级柑橘种植研究所的专家请到果园，开会、现场研究。各种解决方案一一拿了出来，当然最终拍板的还是褚时健。

他看了每个作业长拿出的数据，自己也把2400亩果园划成几大片区，有针对性地巡视了很多次。他注意到，果园边缘地带的果树挂果情况比其他地方要好。边缘地带的特点是地形起伏，面积不规整，所以果树种得比较少。在2002年和2003年种下果树时，基本是按传统的每亩146棵来种，间距、株距也按作业长和农户们的经验来执行。而边缘地带的果林，每亩100棵还达不到。

褚时健判断应该就是果树过密导致结果状况不佳，果树过密使阳光资源、土地肥料资源分摊过多，单棵营养则不足，导致挂果不多，即便挂上后能保留的也不多。他把作业长们叫过来："我看要间伐，先找块地试一试。"作业长们心里都很是犹豫，怎么伐？从来也没这么做过啊？辛辛苦苦从小果苗培育成了果树，再过几年就是丰产期的大果树了，现在砍？太难了，关键是没有人这么做过。几个作业长都劝说褚时健："老板，再考虑考虑，不一定是树多的问题。我们种了这么多年果树，从没有这么干过。"褚时健很坚决："我看差不多是这个问题，先拿个一两亩试一试。"

作业长们也阅读过农业种植科学书籍，他们也懂得果树一定要有一定的疏密度才能达到最佳成长效果。但是，经验和理论历来有相矛盾的地方，在传统的农业领域，从未有工业思维进入过，经验总是能压过数字和理论。所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果树种植都是一亩地140多棵，没有人想过这个比例有可能会影响果树结果多少，即便想过，也不会这么执行，因为没有人像褚时健这样认真地研究并且执着地按自己的想法去做。

作业长必须执行褚时健的想法，这是规定。金泰果品公司是一家企业，企业就有企业的规章制度。于是，作业长开始在各自的片区各找出一两亩地，试验间伐。第一次，先砍个十来棵，褚时健来检查。不行，再砍！又是一二十棵......直到每亩地到了90棵左右，好了，等待一段时间，看效果。

土地的最大优点就是回报及时。在很短时间内，间伐过的果树长势明显比其他果树要好。褚时健在办公室一句话定江山：砍！每亩到80棵左右，就算达标了。

但是农户们哪有那么轻易答应砍树的？这些树都是能结果的了，砍了树岂不是要影响几年的收成和收入？所以农户们都拖拖拉拉不肯动手。没办法，褚时健下了新政策，砍一棵，补助30~40元。

有了补助，农户心理平衡了很多，开始陆续砍树。从2006年开始，2007年、2008年、2009年，树一年一年长大，几乎年年都在砍。一个管理了3000棵果树的农户，已经砍到了1700多棵，但是每亩的产量却是逐年增加。农户以前需要补助才肯砍树，现在不要补助，还主动去砍。郭海东常常要去盯着农户，不能砍多了。

几年连续砍树后，果园基本保证了每亩地只有80棵左右果树的规模。这样比例的好处非常明显，一是果树的结果量大幅度增加，二是每个农户名下的果树减少后，投入每棵果树的精力大大增加，如此更保证了果子的质量。

"舍弃"是褚时健经常在果园做的工作，不仅连续几年砍树，他在2009年还曾一次性舍弃掉了几万棵已经生长了六七年的温州蜜柑。果园建成初期，褚时健从规避风险的角度，种下冰糖橙的同时，也种下5万棵温州蜜柑。2008年湖南、江西等地雪灾，这些地方都是冰糖橙的丰产地。褚时健预感未来几年冰糖橙的供需会发生很大变化，他一夜之间决定，把5万棵温州蜜柑全部舍弃，高改为冰糖橙。所谓的"高改"，就是将果树砍掉上半身，嫁接需要的新品种，让它继续生长。如果嫁接成功，一般次年就能结出新的果子。褚时健这一声令下几乎又让果农们"心碎肠断"，那些蜜柑种植了6年多，正是收获的时候，马上能变成钞票的果子瞬间被灭掉，作为一直种植它们的农户，心疼之极可以想象。

但事实证明褚时健又对了，蜜柑因为种植地区非常多，价格一直平稳。华宁又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温州蜜柑技术和基础，要和华宁抢市场并不容易。况且金泰公司只有5万棵蜜柑，并没有形成气候，盈亏都不会太明显。这种不痛不痒的生意对褚时健来说是最没有商业快感的，所以，他断然舍弃，迅速嫁接了冰糖橙。第二年，嫁接的冰糖橙就已结出了果实。

2009年，褚时健的果园产量较2008年的3000吨又实现突破，达到4000吨。金泰公司的盈利突破千万元大关，股东们第一次拿到了分红。h3马静芬生病/h32005年，儿子褚一斌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从新加坡回到云南探望父母。褚时健把儿子和孙子孙女带到果园，一起在山上住了几天。"你要不要回来？"褚时健问儿子，褚一斌没有回答，褚时健也就不再问了，直到褚一斌临回新加坡的最后一天，褚时健都没有再提这个话题。对于已经在国外20年的儿子，他知道这个要求的确有些突然。

褚一斌并非没有想过回到国内，但是总觉得时候不到。在外多年，他也有了自己的生意，要回到国内重起炉灶的确需要很大的决心。一直在国内和妈妈生活的女儿褚楚已经长大，正准备到英国去留学，不用他操心太多。他最牵挂的，无非是父母的健康和精神状态，但父亲和母亲的坚强有时连褚一斌都大吃一惊，比起年少时仰视父母的威严，褚一斌更多了一层欣赏，也多了一层放心。

褚时健当然也知道，自己眼里的国内生活和儿子理解的国内生活，应该有很大区别。所以，他还是不勉强了。他向来不是一个拿情感说事的人，对亲情也是如此。

但毕竟还是年纪到了，他经常会想起儿孙们当年承欢膝下的时候。如今家里只有他和马静芬两人，实在孤单了些。外孙女圆圆已经和高中时认识的同校同学李亚鑫一起去了加拿大留学，褚时健在两个年轻人出国前专门了解了一下这个令自己外孙女动心的小伙子。听说李亚鑫高中时有些调皮，他还很是担心了几天，但后来见了李亚鑫，觉得他清清爽爽利利落落，对他印象很好，那些学校的小捣乱也算不得什么了。

圆圆和李亚鑫距离大学毕业还有几年，看来就算让他们回来，也得再过一段时间。

2007年，褚时健突然感到身体不适，总是很容易疲倦，但休息却并不好，饮食也很没有胃口。开始他以为是糖尿病的症状，没有太在意，但马静芬觉得和平时糖尿病反映出来的症状并不一样，催促他到昆明去检查检查。医生给褚时健做了检查后，怀疑是肝脏上的毛病，但具体情况要进一步检查才知道。

"去上海检查吧。"马静芬建议。他们对上海的医院一直比较熟悉，去那儿放心一些。

临出发前，褚时健去了趟果园，把几个作业长召集过来开了个长长的会，无非是安排各种工作。他没给他们讲自己的身体状况，这不是他的习惯。对于自己和家里的私人事情，他向来不爱主动提及。如果有人问起，他一定有问必答，但界限清晰。

褚一斌听说父亲身体抱恙，也从新加坡飞到了上海。安排父亲检查的同时，他也安排母亲马静芬进行了身体检查。没想到结果让人吃惊。褚时健的身体没有大的问题，只是因为服用治疗糖尿病的药导致肝有些肿大，调整一下服药量，注意休息应该就无大碍了。但马静芬却检查出了癌症的症状，在经过一次检查、二次切片化验后，她被诊断为直肠癌。

这个消息对褚时健和马静芬、褚一斌包括海外的圆圆和褚楚来说，都极为糟糕。马静芬从年轻时候身体就不是很好，小病从来没有断过，而且她又经历了几年的监狱生活。褚一斌和褚时健都对老太太的健康一直很担心，但她一直没有犯什么大病，特别是从监狱出来后，大概因为有了宗教的信仰，她的精神似乎比从前更好了。所以尽管平时也担心她的健康，但没人会想到癌症。

接下来几个月在上海的日子显得特别煎熬，马静芬在最短时间内做了手术，然后医生安排她开始做化疗。这是癌症病人最艰难的时期，化疗带给身体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打击是难以承受的，74岁的马静芬经历了人生中的又一次大挑战。

褚时健的折磨在于每每想起往事，总有许多对老伴儿的歉疚。无论是在元江的红光农场还是新平戛洒的糖厂，无论是自己被关押的四年多还是壮士断腕般地上哀牢山种橙，马静芬都义无反顾地跟着自己。了解褚时健的人都知道，他天生是一个大格局、粗线条的人，在平素的情感问题上不够上心。有时马静芬抱怨他从来不怎么关心自己，他总觉得没有来由："没有嘛！"对于"关心"二字的理解，褚时健显然和妻子有所不同。他对于工作和事业过于投入，以致有时在家里对家人也有着工作时的心理和态度。对于家庭的关心，他更多理解为责任感，而马静芬则更多希望他的关心体现在生活细节中。这大概是大多数杰出的人在家庭上的遗憾----失去了与亲人之间的温情细节。

就在去上海治病的几个月前，褚时健还被马静芬狠狠抱怨了一通。那是邱建康邀请褚时健和马静芬去红河州的弥勒，也就是邱建康任职的红河卷烟厂所在地去休息两天。褚时健对红河的美食很感兴趣，他在口味上嗜辣，所以邱建康安排的辣菜比较多，褚时健吃得很开心。但马静芬那段时间正好对辣味并不感兴趣，所以吃得很少，但褚时健丝毫没有注意。回玉溪的车上，褚时健兴致勃勃地跟马静芬感慨红河的辣椒的确美味，马静芬终于忍不住，有些生气了："你难道都没注意我没怎么吃？你还这么高兴。我看你到现在还是不关心我。"褚时健愣住了："哪里有吗？"

这次到上海，目睹老伴儿治病的过程，以前她的所有抱怨，褚时健似乎都想起来了。

一日，马静芬在医院治疗，褚一斌和几个朋友拉上父亲褚时健到外面走走。车行到一座庙前，褚时健叫车停了下来，褚一斌觉得奇怪："您要做什么？"褚时健往车下走："我去看看。"一行人赶紧跟着进了庙。褚一斌很诧异，父亲是一个再彻底不过的无神论者，对庙宇教堂之类的建筑从来不感兴趣，今天怎么突然对寺庙感兴趣？他看见满头白发的褚时健缓缓地径直走到寺庙大殿前，问旁边的人要了几支香，静静点着，插在了香炉里。

褚一斌和旁边几个朋友一下就明白了。

20世纪90年代，褚时健一次到北京出差，马静芬和褚映群正好也在北京，褚时健便陪她们去了一趟雍和宫。到了门口，马静芬和褚映群下车往雍和宫里走，只有褚时健沉着脸坐在车上不下来。同行的人问："褚厂长，您不去？"褚时健的脸更黑了："不去！"他事后给人解释："我不信那些，进去干什么？"

马静芬在上海做了两期化疗后，拒绝再做，而是坚持要回云南。于是，在上海度过煎熬的几个月后，褚时健和马静芬回到玉溪。如同上次从监狱出来一样，马静芬保持了超乎常人的冷静，她对儿子和丈夫说："他们治不好我，我要靠自己。"

马静芬像个正常人一样安排自己的生活，只是增加了一些气功和书法的练习。她平时就喜欢研究一些民间偏方，现在都用到了自己身上。她果真没有再去找医生，非常笃定地按自己的路数给自己治病。大概意志力太强，病痛都退了几步，马静芬开始慢慢好转起来。

褚时健变得开始爱在家里待着，他每天亲自安排一日三餐，并且总是专门准备一碗饭和一份菜给马静芬，都是针对她的病特地做的。在餐桌上，他密切关注马静芬的饮食，不该吃什么，什么该多吃，他都及时提醒马静芬。

生活一下变得家庭化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