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想想，褚时健一辈子都在云南的小地方生活工作，以他的才能，身处任何一个大的环境和背景，应该更能做一番大事业。但是，小地方给了他很好的回报，在新平的糖厂和玉溪卷烟厂阶段，因为山高地远，政治氛围并没有那么浓重，以他直率的个性，还可以有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全力施展他的经营之才；到了人生低谷期，小地方固有的温暖人情、仗义扶弱又给了他极大安慰。褚时健注定和玉溪有着不解之缘。

任新民在褚时健回玉溪后就希望他们搬离烟厂的旧居，到5公里外的大营街去居住，一来他和家人可以就近照顾褚时健和马静芬，二来也可以远离市中心----那里无论是人和物的环境，都太嘈杂了，对于刚刚走出风浪期的褚时健，并不是一个好的居住环境。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营街在任新民的带领下，已经成为富裕安定的"云南第一村"，而这，都来源于褚时健时期玉溪卷烟厂的扶持。任新民觉得邀请褚时健到大营街度过人生晚年，是对褚时健最好的回报。

早年任新民任大队支书，带领大营街大队的建筑队给玉溪卷烟厂修宿舍时，因为保证质量，时间上也快速，让褚时健很是欣赏。他带着建筑队给玉溪卷烟厂修了7年的房子，褚时健对任新民的评价是："认真负责，做事踏踏实实，聪明用到实处。"任新民对褚时健的评价是："做事公正、干脆，实实在在，特别有能力，对玉溪对云南贡献很大，称得上民族英雄。"

大营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是出了名的贫穷，因为人多地少，人均尚不足三分地，玉溪当地人都知道大营街有五难：吃粮难、喝水难、住房难、行路难、娶媳妇难。"文革"结束，任新民做了大队支书，带着村民们出外打工，情况好了好多。特别是帮玉溪卷烟厂做了几年基建后，大营街的经济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

大营街真正富起来是在1986年后。在此之前一直用串换的方式得到优质制烟辅料的褚时健想在玉溪本地扶持一些厂家生产辅料，一来烟厂可以更便利地得到辅料，近距离控制质量，二来也能扶持一些本地企业。玉溪卷烟厂需要的辅料量很大，对于任何辅料生产厂家来说，它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米饭班主。因为对任新民的信任，褚时健当时在大营街的三个村扶持了滤嘴棒厂、水松纸厂和铝箔纸厂。玉溪卷烟厂在飞速发展的同时，其固定业务也提携着大营街大踏步向前。在90年代初期，大营街又发展起了家具厂、铜材厂等大型乡镇企业。到1995年，大营街乡镇企业总产值超过了10亿元，成为云南省村一级行政区划中产值过亿的第一个村。

因为富裕，任新民在大营街建立起了"理想国"。大营街的幼儿进入幼儿园吃住都免费，每年春夏秋冬免费发给四套衣服。学生进入中学、中专、大学都会给予奖励。住房方面，大营街的民房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施工、统一分配、统一管理的"五统"政策，人均居住面积达到50平方米。而且在大营街，职工54岁就可以退休领取退休金，最高可达11000多元，每月还可以领取150~500元的养老金。

任新民一直说，大营街发展得这么好，只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家政策好，另一个就是因为有褚时健。于任新民而言，褚时健不仅是大营街的恩人，还是与他个人一直互相欣赏的忘年交。外界一直说任新民是褚时健的干儿子，他从来不主动去说明。在他看来，褚时健出手扶持，让大营街改天换地，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干儿子"的身份实在过于简单了些。"以前他在烟厂，要报答他的人太多，他也不需要。他遇到了难处，正是我们表达心意的时候。"任新民说。

褚时健答应了任新民的安排，自己已经不是烟厂的一员，远离烟厂未尝不是好事。

任新民在大营街自己开发的一处别墅区为褚时健安排了一幢两层楼的别墅，因为褚时健坚持要买，任新民便让财务算了一个极低的价格给褚时健，让他象征性地买下。褚时健住进房子之前几天，任新民在家和自己的妻子念叨，说房子太新，恐怕有些湿冷。他和妻子商量：我们两个先进去住几天，把炉火点一点，房子暖了再让他们住进来。

于是任新民和妻子带着简单行李在新房子里住了一星期，打扫了几遍，开了几天窗，炉子上的火点了几天，感觉房子已经有点人气了，才安排褚时健住进来。

褚时健就此在大营街安下家来。

任新民显然是一心要报答当年褚时健治下的玉溪卷烟厂对大营街的一力扶持，他不仅把褚时健邀请到了大营街，后来还把与褚时健同案的罗以军和乔发科也安排到了大营街居住。尽管烟厂许多老职工在电视上的审判现场看到总会计师罗以军指证褚时健而对他愤愤不平，但几年后，他们在大营街又看到了褚时健和罗以军在街边偶遇时停下来聊天的场景，大家也都释然了。

2003年，保外就医的褚时健再次获得减刑；2004年，褚时健获准假释。

一段刻骨往事，总算关上门扣上了锁。h3朝着圆满目标向前一步/h3出狱后的褚时健身体状况一直很糟糕，70多岁的他比60多岁时消瘦了太多。尽管已经出狱，家中也只有他和老伴儿马静芬，夜深人静时两位老人相对而坐，难免显得孤清。

身边的人都看得出来，他的身体健康医院还能帮上些忙，但心情的低落却谁都使不上力。

儿子褚一斌在新加坡知道了这一切。在父亲牢狱之灾的几年，褚一斌也过着不稳定的生活，美国、加拿大、新加坡几地颠沛流离。国内的一切似乎和他越来越远，女儿褚楚和母亲在广州生活，平时只能通过电话联系，但毕竟是一个稳定的状态，不用太担心；老父亲和老母亲那边，在最糟糕的消息过去后，依然没有太多好消息传来。褚时健出狱后和儿子的每一次电话里，褚一斌都感觉父母的状态不佳。这时，他的第一个儿子在新加坡出生，他觉得找到了安慰父亲的最好方式，赶紧一个电话打到玉溪，告诉褚时健："您有孙子了！"

褚时健果然非常激动，电话里的声音都有些颤抖："有多重啊？"

褚一斌迅速安排了一次褚时健、马静芬和孙子的见面。在深圳，褚时健抱上了自己的第一个孙子。他向来以宠爱第三代被亲友共知，在孙女褚楚和外孙女圆圆都不在身边多年后，褚时健又一次感受到了自己血缘传承的幸福感。

褚一斌后来每逢假期就把孩子带到褚时健身边，他说，只要孙子孙女们在身边，感觉老父亲的精神要爽利得多。h3总要做点什么/h3从走出监狱那天，褚时健就打定主意要做点事情，尽管他的"监外执行审批表"上写着他的病情是：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2级、陈旧性心肌梗死。他已经离不开胰岛素，药片也一天不落地必须吃。但他还是坚持要做点事情，一方面是他天性中的闲不住，每天无事可干让他浑身更不自在。马静芬说，如果没事可忙，褚时健能在家里楼上楼下来回十几趟。另一方面，也是不甘心，在玉溪卷烟厂发展到巅峰的时候他被拽下领军人的位置，心里还有许多宏图没有完成。这些宏图最核心的内涵当然就是人生的"成就感"。褚时健的人生大部分时间都伴随着这三个字，这是对他能力的认可，亦是他的精神支柱。他需要通过做事，重新找到自己的精神支柱。

马静芬的回答要实际得多："我们要吃饭，要养外孙女。我还有烟厂发的退休工资，他什么都没有，坐吃山空怎么行？"

周围的亲友大都反对他们再出来做点事，统一的理由都是："年龄"。而且在他们看来，钱不是问题，有太多人伸着手愿意帮助当年威名赫赫的褚老板。

褚时健不是没有想过自己的年龄，但所谓的寿命、晚年，都是一些未知数，他已知的是自己迫切要找到一种生活状态，一种忙碌的生活状态，如果闲下来，"我会病得更严重"，他说。

做什么呢？有烟厂邀请他做顾问，一年给出的顾问费就不低，他没有一丝考虑就拒绝了，既已离开，就彻底告别。"何苦回头呢？"他说。在他的案子之后，全国掀起了关于国企领导待遇的激烈讨论，最终关于国企领导年薪制的申请报告被递到了朱镕基总理的办公桌上，朱镕基大笔一挥，从此一改国企领导低收入的局面。许多人都认为，这样的变革多少和褚时健有着关系，但他本人却做了牺牲。

21世纪最初的几年，矿山的开发也是一门生财之道。褚时健也被建议不如去搞搞矿山开发。可是，这是一项高投入的生意，"我哪里有那么多钱？"只好作罢。

或者可以做做小的生意？马静芬回到玉溪后，在任新民帮助下，曾经承包了大营街的20亩地种植百合花。这是她擅长的事情，而且云南气候适合种花，百合花长得很是不错。到花开的时候，她就请人拉上成捆的鲜花到昆明附近著名的斗南花卉市场去卖。种花赚不到什么大钱，只有小小的利润，但马静芬倒也很知足，因为总有点事情忙，不至于每天想东想西。就这么做了一两年，褚时健回到玉溪后，觉得种花不痛不痒地做着意思也不大，就把地退了。

褚时健又想着是不是可以去卖卖米线，但很快也打消了念头。玉溪街上一个卖米线的摊档，一碗1元钱的利润，一天大概能卖上千碗，天天出工的情况下一个月平均能挣3万元。但卖米线耗费的精力太多，褚时健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而且米线摊搞连锁不容易，很难标准化。这显然不是褚时健要做的事。

把眼前这些似乎能涉足的行当都排除后，褚时健还是把心思落到了在监狱时和弟弟褚时佐谈过的冰糖橙种植上。从新平糖厂期间对甘蔗的种植，到玉溪卷烟厂期间对第一车间烟叶的种植，褚时健天然对土地有着亲切感，也有足够的自信。"做什么事情，如果心里没有把握，就不要去做。"他说。尽管几乎没有种植橙子的具体经验，但对于土地、对于农作物的种植，他心里是有数的。

"是不是随便搞个三五十亩种种算了？不要搞那么大。"无论是身边的任新民还是远在新加坡的儿子褚一斌，都是这个想法。他们希望褚时健有点事情做，但也只是希望这点事情打发打发时间，如果要来真的，他们就觉得实在没必要。"何必累着？"褚一斌说。

但褚时健当然要来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