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褚时健被羁押期间，舆论已经开始了各种沸沸扬扬的讨论。为什么国企领导在临退休前容易产生"捞一把"的想法？这个现象有社会学者甚至概括为"59现象"----60岁为法定退休年龄，59，正好是退休之前的意思。

"59现象"引发了大规模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国企领导的待遇问题上。体现在褚时健身上则非常典型：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工作17年，领到的工资不到80万元，平均每年仅为4.7万元。

国企领导的天职是为国有资产增值，为国家赚取财富利润。但是，作为"公家人"的同时，国企领导当然又是"个体人"。他们处于财富的中心，又处于不可调和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矛盾中心。过渡时期，褚时健的错误不可谓没有争议。

2014年，笔者在云南玉溪大营街褚时健的家中和他有这么一小段对话："那几年，玉溪卷烟厂为国家上缴了巨额利税，玉溪卷烟厂有那么多的财富，作为个人，您有没有想过，自己也应该富裕一些，也拥有一些财富？"

"有的。我是想，国家富，我们个人也应该富。"

"有过心理不平衡吗？"

"不是不平衡，其实大家都一样，国企的干部都是这样。不是不平衡，是无奈。"

"其实那个时候如果您动心思要让自己富有，其实很容易，对吗？"

"的确很容易，我们的卷烟差价大，我只要找亲戚朋友开一家公司，专门倒烟卖，就发财了，数目还不低。"

"十几年的话，这个数目会是多少呢？"

"百亿以上。但我从来没想过。"

"为什么呢？您靠什么约束住自己？"

"我总是想，提心吊胆过日子，不是长久之计。我安安生生好吃好在，比什么都好。"h3审判/h31998年12月，褚时健一案在云南省高院开庭。因为褚时健个人的话题性和引发的一系列对国企领导的讨论，这场公开审判极其引人关注，事后甚至被称为"世纪审判"----从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来看，这场审判的确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

马军的辩护词即便十多年后看来也非常精彩。他从三个方面与法庭讨论了有关国企企业家的生存状态。第一，企业家的法律地位。"为什么企业的领导可以被行政机关随意调换，使其权利被侵害？第二，企业家的政治地位。马军的疑问是："在企业和企业家对政府部门存在依附关系的前提下，政府部门真的把他们当主人了吗？你们实实在在、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做了什么？"第三，国有企业和企业家的经济地位。这是马军着重谈到的一点。他在辩护词里说："国有企业和企业家的经济地位，是一个50年来没有认真彻底解决的问题。国有企业及企业家的劳动力价值怎么体现？在我国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像褚时健这样一个企业家，玉溪卷烟厂17年税利总额为800亿元，17年全体干部职工的分配为5亿元，比例为0.625%，褚时健个人17年全部收入为80万元，个人收入比例是十万分之一。褚时健17年的全部合法收入，甚至赶不上一个影星一次广告的收入，赶不上一个歌星的两次出场费。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分配方面怎样做到实实在在的按劳分配，实现劳动力价值等价交换的商品经济的分配体制，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国企及企业家的合理分配问题？......"

开完庭后，马军提出了一个特赦申请，他希望趁即将到来的1999年是建国50周年大庆，赦免70岁以上高龄罪犯。

申请没有获得批准。

在调查取证期间，褚时健曾经对检察人员说："我当然希望判刑少一些，但我不能乱说话。不减就不减了，咋个说我不能冤枉人。"----检察机关希望他能提供更多线索。

云南省高院的判决当时也措辞谨慎，为人称道，他们提出任何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不能因为褚时健是改革的功臣就网开一面。法院认为，褚时健和助手私分公款确实已经构成贪污罪，包括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并且没收了除合法收入之外的全部财产。

1999年1月9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一、被告人褚时健犯贪污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二十万元；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二十万元。二、被告人褚时健巨额财产中明显超过合法收入的差额部分、价值人民币四百零三万元，港币六十二万元的财产依法没收。"

----褚时健的人生大戏，悲凉而沉重地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