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职工在下面悄悄地说："厂长的心还真是硬......姑娘刚死......"然后就马上被其他人喝止："没看厂长都开始穿黑衣服了吗？人家想什么要告诉你？！"

一直很爱穿灰色西装的褚时健，在1996年的正式场合上，很少再穿灰色，更换成了黑色。

关索坝工程还在轰轰烈烈地进行中，超过4000名建筑工人三班倒换着不停地在打造褚时健内心的理想工厂，80亿的新设备随时待命准备入驻。再过一年多，这里就可以全部竣工。

只是这一切，极有可能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了。h3最孤独的时候/h3之后的一年，褚时健的工作一切照旧，他依然偶尔选择在换班时间到车间去走走，看看工人们做得怎么样。只是工人们觉得厂长和以前的确不一样了，以前爱在裤兜里揣一把花生，走路时走着走着，看见路上有一块突出的石头，就一脚踢飞它。现在厂长似乎不爱说话了，走路也缓慢了很多。褚时健怎么能和以前一样呢？即便是旁人看他的眼光，不也彻底变了吗？

他依然接待外宾，还见到了一次左天觉。老朋友见面，褚时健显得特别高兴。更多时候，他喜欢叫上张启学，把车开到烟田去，在那个地方，他能待上很久。张启学说平时厂长已经不爱说话，唯独到了烟田，他能拉上张启学说上好多。

他有时候很想拉上红塔集团成立后新加入的工作搭档们去烟田看看，玉溪卷烟厂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玉溪卷烟厂是怎么走到今天的，他希望年轻人能掌握要义，这样红塔集团才能一直保持发展的步速。但他发现，并不是每个人都和他想的一样，对玉溪卷烟厂、对红塔集团，对他和同事们是一条走过的布满荆棘的路，值得一再养护；在更多人看来，则是现在的风景。

褚时健曾计划在关索坝工程完成后，继续提高工厂的生产能力，把名优烟的质量、品牌再次提升，特别是历史不长的玉溪烟，作为定位最高档的香烟，它的发展显然没达到褚时健的满意程度。他把这个发展阶段称为第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让玉溪卷烟厂摆脱困境，第二个阶段是技术改造，搭建软硬件。前两个阶段他花了17年业已完成，随着关索坝工程的落成，他本可以开始第三个阶段的拼搏。

但在1996年，关索坝工程落成的那一年，他已经陷入了各种被调查之中，烟厂的很多事情都已经无力顾及。

他不时挂念老伴儿，新厂区门口摆着的五针松就是马静芬用烟串换回来的，但这恰恰也是她被带走接受调查的原因之一。褚时健每次带客人参观新厂区，经过这些五针松，心里都要被刺痛一次。

"调查就调查我，你们莫搞我老伴儿了。"褚时健有一次几近失控地对调查人员说。

但任何人都看不出他心情的起伏，他不对任何人讲，也没有什么人敢问他。那个时候那种情况，人与人之间的屏障似乎不可逾越。但如果有家人在身边，也许又会有些不同。但褚时健恰恰没有，儿子褚一斌远在东南亚，听说家里出事，好几次买好机票准备回国，身边的朋友几乎要把他捆绑起来才拦下了他。即便褚时健，这时也不同意儿子回来，伤痛，不敢再有第二次。孙女褚楚和妈妈生活在广州，褚时健每次到广东出差都会去看看小孙女，但现在也有心无力了。最让他难过的是圆圆，在亲戚家暂住的外孙女已经10岁。家里的一切，其实她都懂了吧？

褚时健每每想到这些，只能在家中沙发上静静地坐一会儿，让自己平静下来。1996年中秋，马静芬已经被带走一年。律师马军去探望褚时健，楼下司机小丁和小丁的爱人在看电视。马军走上楼，刚进门就心酸不已，褚时健独自一人半躺在床上，卧室里的电视开着，他显然没看，也没睡着。马军军人家庭出身，本也铮铮铁骨，但那一刻，他只想流泪。

中纪委对云南烟草系统，主要是对褚时健的调查是漫长的，恰恰是这个漫长期极其折磨人，对褚时健是这样，对中纪委调查组的人也一样。在通海一个烟田种植村，调查组的人在村里询问了系列有关褚时健的问题后道别时，村主任对调查组的人说："同志，本来你们这么远来应该请你们吃饭。但你们今天这个意图，我们就不想请了。褚厂长是好人，你们莫整他。"

1996年，玉溪红塔集团继续高速发展，工厂里生机勃勃；但生活的另一面是，面对中央的调查，所有人似乎都开始惴惴不安，似乎都在等待一天的到来，那一天是好是坏？谁都不知道。h3边境被扣/h31996年12月，褚时健打算到新平去散散心，那个他待了将近20年的地方，总给他不是故乡胜似故乡的感觉。但因为新平领导知道后准备隆重接待他，一心想安静的褚时健决定临时改道去红河州的河口走走，同行的都是他身边亲近的人：司机、助理、朋友。

河口是云南省红河州的一个边境小县城，和越南的老街隔红河相望，一条中越大桥连接两地。

其实中纪委已经对褚时健下了限制令，不允许他离开云南，特别是境外和港澳。但大家都对河口没有想太多，云南本身就是边境省份，去境外且当天来回对他们来说无异于赶一次集，来来去去早就习惯了。褚时健其实是有足够政治理解力的人，但也许所有的敏感都放在了商业上，他却生性对政治不敏感，所以想到以前去过的河口老街，安静中有一份活力，他就想到那里去走走。

几个人几乎是空着手走向边境检查站要求办理短期过境手续的，有了这个手续，他们就可以去河口老街逛一逛，然后就回来了。

边境检查站的人的触角显然比任何人都要灵敏，中纪委的名单其实早就下达到了各边检站。但褚时健出现在边检站的门口，几乎在同一时间，消息就传递到了云南省纪委，紧接着便马上到了北京。

当褚时健发现情况不对时，简单说了句："我明白了，我不适合办，那我们就不去了。"他转身正准备往回走，边检站的工作人员伸手拦住了他："褚老板，先别走了，我们领导想和您坐坐。"

一个正在被调查的人出现在边境，这个嫌疑显然太大了。

褚时健就此失去了自由。h3家中监视居住/h3在河口短暂扣留几天后，中纪委的人带着褚时健转移到昆明附近的安宁，继续扣留。其间，除了无休无止的问话，还是无休无止的问话。

一个月后，为办案方便，褚时健被送回玉溪，在烟厂生活区家里监视居住。小楼有院子，褚时健可以出来散步，其余时间都在小楼内接受问话。

关于"褚时健准备出逃，在边境被抓"的消息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玉溪城里掀起震动。任新民在大营街自己的办公室里得到了消息，他哭了。

厂里的职工经常到小楼的院墙外看看厂长，因为不能说话，只能放下送给褚时健的东西就走。他们看到散步时的褚时健，似乎没有太多异样，依旧像平时一样走来走去，只是走得慢了很多。

丁连祥在1996年新年前曾和褚时健约着一起在戛洒抓鱼，他等了一个月也没见褚时健从玉溪来。他的小儿子是在褚时健身边工作的，也没有电话打到家里来，好像消失了一样。丁连祥在戛洒觉得不安生，褚映群自杀的消息传到戛洒时，丁连祥和家人都哭了一场，自小看着长大的孩子，怎么就死了呢？他和老伴儿在自家后院悄悄给褚映群烧了点纸，算是告慰一下映群的亡灵。丁连祥越想越不对劲，就带了点自己种的菜坐车到玉溪来找。

进了工厂丁连祥就听说褚时健和自己的小儿子都被抓起来了。他直接找到褚时健的家，按了门铃后，出来的是一个陌生人。丁连祥看见屋子里有不少人，自己一个也不认识，心里有点害怕。屋里的人问他找谁，他说找褚厂长。对方又问：你是他什么人？从哪里来？丁连祥说："我是戛洒糖厂的工人，以前和褚厂长在一处，今天我来给他送点苦菜和紫甘蓝，他喜欢吃这个。"屋里的人说："吃的就不用了，人快走吧。"门口看守的人大概不落忍，问丁连祥："你从戛洒来？有多少公里？"丁连祥说："要170多公里，看了他我就回去了。"门口的人说："这么远不让你见也不合理。可以见，但是一不准握手，二不准多说话。"

丁连祥赶紧答应了。

一会儿，褚时健被几个人从屋里带了出来，丁连祥一看，心里早就明白了。他本来想问很多话，但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说："厂长我没什么事情，就是来看看你，你千万保重身体。"褚时健也没多话，只点点头。丁连祥随后就告别了，他走到院门口时，褚时健喊了一声："丁连祥，你经常上来耍嘛！"

丁连祥觉得自己有点走不动了，他在院子里停了停，抹着眼泪当天就回了戛洒。h3定罪/h31997年6月，中纪委决定将褚时健移送司法机关。他被从玉溪移送到了昆明的云南省看守所。

1997年9月，专案组决定异地看守褚时健，将他从云南省看守所再次移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南京看守所。直到1998年12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时，褚时健又才被送回云南。

云南省检察院对褚时健提起诉讼的罪名是：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褚时健作为玉溪卷烟厂的厂长16年，玉溪红塔的董事长1年，17年间，玉溪卷烟厂的卷烟产量从27.5万箱增长到225万箱，共实现利税991亿元，平均每年递增43.93%，最高年份达到222%。在褚时健治下，玉溪卷烟厂做到了一公斤烟叶最高时为国家贡献225元利税，而即便是最接近玉溪卷烟厂利税高度的同行，最高时也不超过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