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自主销售权后，玉溪卷烟厂开始在全国建立红塔山销售点，从此消费者可以直接面对卷烟生产厂家。因为红塔山的热销，销售点迅速在全国蔓延，到1995年，销售点超过了2万家。善水性的褚时健终于得以在市场经济的大海里自由遨游了。h3人生负累/h3红塔山品牌给玉溪卷烟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利润年年递增，知名度日益提升。有人戏称玉溪卷烟厂的卷烟机应该叫超级印钞机，真正的印钞机是100元100元地印，而玉溪卷烟厂的"印钞机"是200元200元地印，因为赚钱太快，利润太高。在90年代中期，玉溪小城因为烟厂变得非常热闹，据说当时玉溪城里起码有6万流动人口是为了褚时健而来，当然，实质是为红塔山香烟而来。几乎每天都有上百人到玉溪卷烟厂参观、学习取经。在烟厂附近的宾馆里，住着各种各样希望与玉溪卷烟厂达成业务合作的大小商家。

这些人都希望见到一个人：褚时健。

找褚时健最多的，是希望拿到签署"褚时健"三个字的批条，也就是批准从玉溪卷烟厂批发香烟的纸条，很多人也称之为"烟条"。

按照现行的国家香烟生产销售政策，香烟的价格分为调拨价格、批发价格和零售指导价格三种。调拨价是烟草工业企业也就是烟厂卖给烟草公司或者烟草局的价格，相当于一级批发价。批发价指的是烟草公司卖给有香烟经营资格证的商户的价格，然后就是零售价。以红塔山为例，调拨价为每条30元左右，批发价为60元，零售价就到80元。中间的价差很大，因此就有很多人通过各种途径希望以调拨价格购买。

除了正常渠道销售的香烟之外，国家规定每个烟厂可以留出10%的香烟自主销售，称为浮价烟。浮价烟的销售需要出具香烟的预售证和准购证，褚时健才能予以放行。褚时健主要用浮价烟串换生产所需的各种原料，当然，也有灵活处理的一部分----不得不预留出上级领导特批的香烟。

这个10%的销售空间意味着两方面：一是意味着拿到批条的人拿到了一笔财富；二是意味着褚时健的权力的确很大很管用，他的一张批条就意味着少则百万，多则千万的财富。

这是一项让人如履薄冰的权力，有能力揣着准运证和准购证出现在褚时健面前的人，按当时的标准，都不"简单"。他们要么手中握有许多进口优质原料，是准备和玉溪卷烟厂进行串换的商人，他们是"富"；要么背后有当权人物撑腰，他们是"贵"。这些非富即贵的人整天围绕在褚时健身边，别人看着风光，褚时健内心却苦不堪言。批还是不批，这是个问题，很多时候还是难解的问题。褚时健性格直接，不太会拒绝人，特别是别人"有求"于自己的时候。来的人手里基本都有合格的两证，但毕竟烟厂的烟有限，批给谁不批给谁？

褚时健有时只好躲起来。尤其到北京开会时，这里聚集了太多有权有钱之人。如果他们得知褚时健来到北京，必然会是挤破门的架势。褚时健碰到过被堵在宾馆房间里出不了门的情形，所以后来到北京，他都悄悄住在总参谋部下属的一家不起眼的四星级宾馆，和平宾馆。吃饭他也尽量选择小馆子，主要是人少，其次也因为小馆子自在。"哎呀酒店大了，一堆人光顾着说话了，总觉得吃不饱。"他说。他就喜欢在北京胡同边上的小饭馆里，点几个小菜，迅速把饭扒完，然后碗筷一推，起身走人。

有朋友带他到北京著名的琉璃厂去逛，大家都逛得热闹，回头发现褚时健不见了，折回去找他，却看到他正和卖烟的小贩聊得热火朝天，恨不得坐到地上聊个痛快。褚时健敢做大事，但并不爱和所谓大人物交往，和所有基层的、贴地生活的、干活儿的人打交道，是褚时健最擅长也最喜欢的事情。

但领导还是要见的。许多和褚时健共事或相识的人都认为褚时健其实很懂政治，因为他很懂得如何与领导打交道。那时玉溪卷烟厂的每一项特殊政策，都是褚时健去争取，并且大都成功。褚时健自己不认为，对于领导对自己的建议很支持，他的解释是因为自己比较直截了当，而且在领导面前从来不说无用之话。他自己也喜欢这样的属下，自然对领导不会绕弯子，最重要的是他做事都是从国家的角度考虑，领导没有拒绝的理由。"大多数领导都是为国家考虑的。"他说。很多人习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褚时健则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如果说到懂政治，在国家政府机关工作过多年的褚时健自然不可能不了解。那时他自己也说："我关心政治形势、经济动态、世界知识等，搞经济管理的人不懂政治不行。"但政治中的权谋与倾轧，曲折与腹黑，他却觉得自己实在不擅长。90年代中期的一天，他与朋友、已退休的前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难得有空闲聊。他忍不住指责当时正在任的某领导："我看他就是个政客！"普朝柱看着他，沉默不语。多年后褚时健呵呵笑着说："老普这个人和我不一样，我们两个观点看法其实都一致，但我就直接一些，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老普要慎重得多。"

1994年，褚时健在《云南人事》上撰文，里面有几句评价自己的话："人家说我治厂有方，其实，我亦只不过注重自己这个'人'的修炼罢了。我的最大兴奋点是干事，表扬并不重要，荣誉也不重要，无论是连阴雨还是艳阳天，只要能干事，生命就有意义。"h3叫停/h31994年3月10日，云南省烟草公司开办的中国第一个卷烟交易市场挂牌开业，全国有442家烟草经营公司的代表蜂拥而入。这是香烟第一次在现场以拍卖方式进行订货交易，买卖双方都很激动。

拍卖会一开始，昆明卷烟厂的云烟首先开拍，62元开价，72元成交。10元的提升！这让人激动不已，要知道这是一条烟的价格。等到报价人说"下面是'红塔山'"时，全场突然一阵寂静，对于当时的烟草界来说，这是如雷贯耳的三个字。红塔山从一条64元起拍，一路攀升，到76元时还有人在继续举牌，这几乎已经是零售价了！褚时健往下面看了看，简直就是牌林！举牌者无数。褚时健退到一边，思虑了一下，对报价人耳语了几句。报价人惊奇地看向褚时健："不是开玩笑吧？"褚时健拍拍他的肩，继续坐到了一边。下面人耳语纷纷："褚老板啥意思啊？"报价人定定神，对下面宣布："刚才褚厂长说了，因为价格太高，玉溪卷烟厂放弃交易，按原价销售！"

静默了两秒后，全场掌声雷动。昆明卷烟厂厂长走到褚时健边上伸出手来握手："老褚，高！我们服了。"

褚时健的意思再明显不过，在零售价无法更改的情况下，价格越低，经营者的利润越能得到保证。而且褚时健从一开始就没想把红塔山打造成贵族香烟，"我们要的是大众市场，不搞高价自杀"。

对作为生产者的烟农、作为经营者的烟草销售公司，对消费者，褚时健一直都在让利。

作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当把企业发展到一定高度，进一步要做行业的执话语权者，行业的真正领袖，还要懂得平衡行业利益，抑强扶弱。

四川东部的涪陵卷烟厂，虽然是当地一家很重要的国企，但效益一直较差。到了90年代初，国家准备建设三峡水库，库区经济的发展需要全国各地的支持，三峡周边的企业因此受到更多的关注。涪陵卷烟厂就在三峡附近，政府一直在考虑如何振兴涪陵卷烟厂，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四川省涪陵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王鸿举就此事拜访了褚时健。褚时健在办公室和王鸿举聊了不到一小时，把烟灭在烟缸里后，痛快说道："领导你客气了，这种情况我们不帮就不对了，我心里也会不安。你放心，这件事我们办好。"紧接着，玉溪卷烟厂从厂里的创汇储备里拨出了3000万美元资助涪陵卷烟厂，并且表明只需要按国家汇率还钱即可。当时外汇兑换还是双轨制，中间差距颇大。除此以外，褚时健还派人将一部分设备和烟叶送往涪陵卷烟厂，"帮就帮实在点，有了机器和原料，我看几个月生产就上去了"。

第一步是将东西送过去，褚时健第二步还承诺与涪陵卷烟厂进行长期的技术合作，经常派厂里的技术人员去涪陵卷烟厂做指导，帮助涪陵卷烟厂培养了许多技术人员，提高其生产效率。在玉溪卷烟厂的帮助下，涪陵卷烟厂的技术和管理都提升到一流水平，实现了惊人的跨越式发展。

到1993年，涪陵卷烟厂的年产量近8万箱，收入2亿多元，利税突破了1亿元，成为四川省烟草业的明星企业。涪陵卷烟厂生产的"宏声"牌香烟在卷烟订货会上被评为"阿诗玛风格宏声"，进入了高档烟的行列。

涪陵卷烟厂崛起了，王鸿举非常高兴。为了感激褚时健的援助之情，他常常派人给玉溪卷烟厂送去大量当地的土特产。褚时健后来回忆说："送什么东西无所谓，关键是我们彼此交心。"

延安卷烟厂也是褚时健的老交情。这家1970年建成的工厂基地位于延安市北郊。由于设备落后、管理不科学，发展十多年，亏损的年份占多数。到80年代中后期，接连两三年交不出利税，职工的工资每个月只有三四百元。在烟草行业中，这个水平的工资已经很低了。

如何才能拯救延安卷烟厂呢？陕西省委书记想到了褚时健，在他看来，褚时健既然能把快要倒闭的玉溪卷烟厂救活，肯定也有办法把延安卷烟厂救活。于是，90年代初，省委书记诚心邀请褚时健做客西安，向他请教有关延安卷烟厂复兴的事情。

褚时健找来工厂的领导，仔细询问了情况，几天下来，心里已经大致有了数。回到玉溪，褚时健在第一时间就和厂里的领导班子定下帮助延安卷烟厂的具体方案：三台设备低价转让给延安卷烟厂----褚时健本来想送，但这些设备并不属于淘汰物品，涉及国家资产，不能妄自送出；赠送一些烟叶作为延安卷烟厂的原料；派遣几位技术员长驻延安卷烟厂进行技术帮扶。

1994年6月，玉溪卷烟厂和延安卷烟厂达成合作协议，玉溪卷烟厂开始无条件向对方传授技术和管理的技巧。在玉溪卷烟厂的帮助和延安卷烟厂全体职工的努力下，第二年，延安卷烟厂的效益就有了明显提高：年产量为15.6356万箱，向国家缴纳了9055万元的利税，而且还实现了100多万元的盈利，职工的工资涨到了1000多元。厂里生产的"延安"牌香烟也受到了市场的欢迎。为此，延安卷烟厂的领导和职工非常感激褚时健，西北人实心眼儿，他们一卡车一卡车的苹果和面粉拉到玉溪卷烟厂作为谢礼，年年如此。后来褚时健说："不要送了，这也是钱。"

有一次褚时健到延安卷烟厂，一下车，竟发现延安卷烟厂的全体职工夹道欢迎，让褚时健很感动。后来，无论他入狱出狱，延安卷烟厂的人一直和他有着联系，这是后话。

褚时健说："西北人厚道。"

一位山东人也在内心里感激褚时健和玉溪卷烟厂。

90年代中期，褚时健到山东办事，烟草公司一位经理非常不好意思地找到他："我还有个难题想请你帮忙。我们青岛分公司有一位经理，年纪已经不小了。他上次为了填补公司的生产计划，去广州买烟，没想到被骗了，弄了一车假烟，给企业造成不小的损失。如果上面追究责任，可能要坐七八年的牢。看看褚厂长能不能帮帮他。"

褚时健一听，立即说："他也是为公司利益，这个要帮。你说怎么处理好？"

山东烟草公司的经理说："您是否能多批给我一车烟的量？我把烟调给他，让他把问题处理了。"

褚时健爽快答应，回云南后立即就把一车烟调配了过来。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褚时健并没有放在心上。后来他又去济南，竟然碰到了这位经理。这位经理一看见褚时健就激动不已，赶紧把孙子招呼过来："来来来，快给褚爷爷磕头，否则爷爷我就要坐七八年的牢了。"褚时健也随和，把孩子抱起来说："比我的孙女要小嘛。"

同样批烟的例子竟曾出现在卖假烟的人身上。福建贫困县平潭曾经发现3000件红塔山假烟（90年代中期，红塔山假烟的制造量极其惊人），但平潭烟草专卖局竟然没有销毁，相反1元一包卖了出去。很快玉溪卷烟厂就知道了这件事，委托律师处理。律师协调后告诉褚时健处理结果：平潭答应销毁假烟，而且愿意交纳罚款，不过有一个要求，希望玉溪卷烟厂能给他们5000件红塔山香烟的批条。平潭烟草专卖局局长和福州烟草公司总经理甚至到了玉溪卷烟厂，面对面向褚时健申请。褚时健听完，点点头，"没问题"。两位领导当场惊呆了，他们没想到这么顺利，更没想到褚时健的反应如此淡然。褚时健只有一句话："都是为了国家利益。"

权倾烟草界的时候，褚时健说自己并不快乐。那段时间对于谁是真正的朋友，他仿佛失去了标准。他是个爱交朋友的人，这让他很不好受。而且那也是他最没有空闲时间的时候，烟厂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甚至在家里休息时，也是访客不断。

当他自己一人坐在办公室里，偶尔就会想起新平时期的时光。每每这个时候，他会把在玉溪卷烟厂工作的老工友丁连祥的小儿子叫来问几句："丁剑峰，你爸最近如何了？有没有去拿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