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玉溪卷烟厂已经是云南的利税大户，几乎撑起了云南税收的半边天。大概是对褚时健工作的肯定和鼓励，省委组织部大方批准了他的申请。之后的程序就是褚时健要提拔中层干部时，循例向省委组织部申请，省委组织部只做一件事：批准。后来外界所称褚时健的四个弟子----邱建康、姚庆艳、李穗明、魏剑----就是在那一时期被提拔起来的。

对于提拔起来的中层干部，褚时健向来采取的态度是：信任、放权。那时烟厂对外业务账目巨大，涉及几亿元资金的业务比比皆是，副厂长们拿着权力有时还有些畏惧："厂长，数目太大了，还是你来签字吧。"褚时健的态度是："你们签！我既然信任你，就让你干，你不要胡来。我给你一张委托书，闯祸了打官司我来承担。"玉溪卷烟厂的中层干部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敢干。这不能不说是褚时健给的信心。

赵德才在管理"第一车间"的烟叶开发工作期间，平均每年几乎有十多亿元的用钱权，但他没有出过纰漏。所有验收合格的烟叶交上来，赵德才一般让具体负责人签字，给他看看就可以了。"你可以放心吗？毕竟数目大。"赵德才说："我们其实也是传递褚厂长的信任，他信任我们，我们信任下面的人，大家形成一个信任的机制。那么多年，一点问题都没有过。"

褚时健的放权并非不管，他的管理舒卷自如。吴仕祥说那个时候在工厂，千万不要以为厂长不管你，上个厕所碰到厂长，他随口就会问："老吴，这两天上等烟库存卖了多少？"然后根据吴仕祥的回答，他"随口"再算几笔账，说几句自己的建议，走了。吴仕祥说等回到办公室，想想厂长的话，咳！厂长其实什么都知道啊！

褚时健的观点是，管人不在表面上，你要自己内功过关，自己在业务上成熟，才能服众。

曾经有一位负责工艺配方的老工友希望厂里给自己的第三个孩子安排工作，因为厂里已经为他家里安排了两个孩子的工作，烟厂人事科的职工没有答应他。于是他去找褚时健，说被人事科拒绝了。他对褚时健说："××烟厂叫我去工作，说可以帮姑娘（女儿）安排工作。厂长你看咋个办？"褚时健知道这位老兄在给自己出难题，他说："你去吧，既然有工作安排给女儿。工艺配方的事交给我，我来办好。只不过去那边，工艺这点事你最好有个把握，没有把握你不要去丢脸。"对方见厂长不接招，也愣住了："那......厂长，我以后还回得来不？"褚时健说："回得来嘛。姑娘到时也能回来，调工作的情况厂里就好办很多。"对方最终还是没有去别的厂工作。工厂人事科的人生气了："还去威胁厂长？难道厂长还不懂你那点配方的事情？"

"管理员工，自己的业务要强，不然人家给你考试，三回两回你被考倒了，就不好管理了。"

人性管理大概是褚时健管理职工的最大特点。赵德才的女儿曾经心脏需要手术，赵德才打了个电话给褚时健，说："我姑娘要补一下心脏。"他没想到褚时健马上就说："我帮你联系医院嘛，你要去北京还是上海？我能帮你找到人。"没等赵德才回答，褚时健说："我觉得姑娘最好还是去上海做，我找个医生介绍给你。"很快褚时健就联系好了，因为正是烟草收割季节，赵德才去不了上海，褚时健专门派了工厂的一个干部陪着赵德才的女儿和妻子去了上海。"想想真是感激厂长，样样替我操心。他工作其实比我还多。"赵德才说。h3邱建康/h3若问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他最欣赏的弟子有哪些，他一定会说邱建康的名字，还会特别说明："他做事比我还认真。"

邱建康进玉溪卷烟厂的时间比褚时健要早10年，年龄上比褚时健小20多岁。邱建康是中师毕业，毕业后本来该去做老师，但因为国家实行统一分配，他被分配到了玉溪卷烟厂做修理工。邱建康天生爱钻研，修理工做了三年，厂里看他能解决不少技术难题，于是调他做了技术员。按邱建康的说法，因为厂里有太多国产的落后机器，所以他有大量的技术改造活儿，没空干别的。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还在"文革"时期，大家对生产都不在意。但邱建康不爱搞运动，只爱搞技术。不过，他显然对褚时健到来之前的玉溪卷烟厂意兴阑珊，因为在那样的年代，领导大都不知道该干什么，"工厂日复一日没有任何变化，昨天是什么样，明天还是什么样"。褚时健来了以后让邱建康眼前一亮："原来还有这样的领导，原来企业还可以这样做。"

邱建康在全场大会上听褚时健说过一次话以后就开始欣赏这个新厂长了，没有套话、虚话，上台坐下到起身，说的都是有关生产的事情，一点不拖泥带水。在"文革"中被各种形式主义弄得很麻木也很有反感情绪的邱建康在台下当即判断：这是一个能人。"像我这样的人，如果不是能人，我肯定不愿意在他手下干。"

邱建康第一次和褚时健近距离打交道是褚时健把他叫到办公室谈话，事情不大，谈话也并不很严肃。但邱建康还是觉得可能厂长对自己有看法了。不过好像很快褚时健就忘记了，在一次车间的技术问题上，别的技术干部都无法解决时，褚时健说："你们去把邱建康喊来。"

邱建康说那个年代想把工作做好的人并不多，但也有一部分人愿意把事情做好，而且事情做好了乐在其中。"不需要任何理由，就是想把事情做好。"他自己当然是这样的人，后来他觉得褚时健其实也是这样的人。所以，邱建康一直说自己是最了解褚时健的人，尽管他离开玉溪卷烟厂较早。"时间不说明问题，有些人整天在他身边未必了解他。我不用整天在他身边晃，但只要一开口，彼此就是明白的。"邱建康说。

玉溪卷烟厂曾经传说褚时健有一天凌晨5点去工厂查看，发现有一个人猫在机器下面正鼓捣修理。褚时健过去拍了拍他的背，那人躬身出来一抬头，是邱建康。"没有这台事。"（云南话："没有这回事。"）邱建康斩钉截铁地说，和褚时健一样，他们都坚持说地道的云南话，不管周围有多少人在说标准普通话或云南普通话。虽然已经年过60，他说话和眼神依然像个斗士。他和褚时健都说过和对方比较相像，的确，两人都表现出强悍的生命力。虽然否认这件具体的事，但邱建康说当时自己工作确实很投入。1990年离开玉溪卷烟厂前，邱建康在三年间为厂里改造了两条进口设备的制丝生产线，改变了玉溪卷烟厂在质量上的顽疾。1990年之前，玉溪卷烟厂的产品里经常会出现棒棒烟。所谓棒棒烟，是因为制丝工艺不佳，必须把烟做得特别硬，烟丝才不会掉下来。而且烟有时还开花，就是一旦烟梗混在了烟丝里，抽着抽着就燃起来，开花了。邱建康彻底解决了这个技术问题。

褚时健向来欣赏能干的人，邱建康自然入他的法眼。80年代中期，他把邱建康从技术员调任车间主任，心里已经有了要培养这个年轻人的想法。

因为对越自卫反击战而大伤元气的红河州多年在工业上都没有什么起色。1990年，云南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工业上扶持红河州，以玉溪卷烟厂在烟草行业的地位，自然应该出大力。红河州有一个老烟厂红河卷烟厂，玉溪卷烟厂对它除了在技术指导和设备上提供了不少支援，褚时健还把自己的大将邱建康派了出去。有人问过褚时健，当时厂里能人不少，为什么要派邱建康？褚时健说因为他觉得邱建康业务过硬，又有股子闯劲，他认为邱建康能帮到红河卷烟厂很多。

但他并没有想把邱建康长期派出去，所以当时只是借调。当借调即将到期时，褚时健和邱建康谈："我明年就要退休了，你在红河这边不能再深入了。你准备回玉溪吧。"邱建康一直不解释这句话的根本含义，但彼时彼地，应该他和褚时健对彼此的信任和欣赏都心照不宣。

1991年，云南省委宣布褚时健无限期延迟退休。这时邱建康已经对红河卷烟厂有了感情，一个几乎重新开始的地方，有一个生机勃勃的团队，他渴望在这里实现自己关于这个行业的各种理想。

1995年，红塔集团成立，褚时健又向邱建康伸出了橄榄枝："回不回来？回到红塔做专职副总裁。"邱建康说自己还是愿意留在红河，当时红河马上就迎来爆发期。他说自己希望看到开花的样子。

没有更多的争取和规劝，褚时健立即就同意了邱建康的想法。后来，他有机会去红河出差时，一定会去红河卷烟厂走走。"邱建康，你这个厂子建设得不错，小而精，精致不奢华。"邱建康听他说这句话，低着头愉快地笑了。"小而精"是邱建康一直的追求，褚时健一下就看明白了。h3接班人/h3在1988年到1991年间，关于年过60的褚时健是否退休的话题一直在工厂里和他自己的家里讨论不休。省里不希望褚时健退下来，他们担心刚刚发展起来的玉溪卷烟厂一旦回复旧貌，对云南工业和烤烟业都是极大的打击。厂里的职工自然也不愿意褚时健退休，仅仅10年前厂里的艰难生活大家记得还很清楚，他们不希望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只干10年就退下来，大家似乎都心有不甘。

褚时健曾经也想培养接班人，他考虑到国家政策规定，自己虽然也很舍不得烟厂，但违反规定毕竟不好。1987年，省委第一次延期了他的退休申请，正好一家媒体到玉溪卷烟厂采访，褚时健和他聊起接班人的事。对方要和他打赌："褚厂长，我敢保证10年之内你找不出接班人。"褚时健当时想：哪有那么严重？

然后他就想到一个车间主任，做事很是大刀阔斧，褚时健觉得他有勇气，于是很想培养一下。没想到此人做事的方式不仅胆大，还很鲁莽，对政策把握不准，乱干蛮干，褚时健很快就放弃了培养他的想法。

然后，他又想到厂里的一名才子，16岁就考上清华，在清华四年不到拿了两个学士学位。褚时健和意大利人谈判时，因为翻译临时有事，把这位清华才子叫了过来救场，没想到他比真正的翻译还要自如。这令褚时健很是欣赏，觉得应该是不错的人选。但很快他又发现小伙子做事不踏实，所以，这个清华才子还是不能培养为接班人。

最后他又找了一名才子，四川大学毕业的，在全国厂长考试中能一举拿下第二，所以在玉溪卷烟厂当着副厂长。因为褚时健有心培养他，申请省委批准后，让他做了厂长，自己则做了党委书记。

知识分子大概都保守些，褚时健希望1987年的生产量要比1986年增加20万箱，这位刚上任不久的厂长强烈反对。他觉得工厂的发展速度实在太快了。一句话，他不敢干。褚时健有些光火，他的脾气从来不对勇于干工作、有能力的人发，而畏畏缩缩的人最让他着急。他对这位李厂长说："干好了是你的功劳，干差了你可以推在我身上。这是工厂发展的良好时机，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停下来？"这一次褚时健选择了"霸道"，照样把增产20万箱的计划报给了国家烟草总局，结果1987年一年玉溪卷烟厂顺利增产22万箱。

在李厂长当职期间，褚时健出国考察了一个月，其间和工厂通了几次电话，工厂那边说的话全是状告李厂长的。

褚时健出差回来，厂里的技术骨干陈志华气冲冲地找到他，把手里的烟盒递给他。褚时健接过一看，后面写着字，记录的都是他和李厂长之间的矛盾，而且上面还有一条："我要在大会上闹一闹。"

褚时健说："那不行，造反哪？你还要在大会上闹！？"

陈志华很委屈："我没有闹，我就等着您回来处理，不然我早就忍不住了。"其实原因是一个技术问题，李厂长自己没有弄明白，责怪陈志华破坏生产。陈志华在工厂很有些年头，对工厂很有感情，这位厂长如此给自己戴帽子，他很难接受。

褚时健了解陈志华，知道他说的是实情。但他觉得应以大局为重，于是给李厂长想办法："我明天给陈志华出个难题，让他解决，他解决后你出面奖励一下他，问题应该就解决了。"

但类似事情累积太多，导致李厂长在玉溪卷烟厂没待多久就离开了。褚时健对于接班人的设想又一次落空。h3家里/h3其实儿女都希望他早日退休，马静芬则是觉得怎么都可以。风风雨雨这么多年，马静芬学会了随遇而安。她在厂绿化科一直工作不错，花花草草本来就是她的爱好。在她的规划下，玉溪卷烟厂的园区环境和绿化水平在玉溪一直令人称道。她带着职工们参加一些插花比赛，偶尔也拿拿奖。对于褚时健工作的繁忙，她早已习惯了。所以听说褚时健要延迟退休，马静芬是全家最为淡定的一个。"都可以，回家他会轻松些，但他肯定在家待不住。"她说。而且她知道，褚时健一旦忙起来，脾气会很正常，比较随和，而一旦闲下来，他就会莫名生闷气。马静芬从来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尽管骨子里她都以褚时健为重，但是明显令人生气的事情，她还是不能忍的。有一次，她和褚时健在家起了争执，褚时健大概心情正是不好的时候，随口说了一句："不高兴就滚。"这句话确实太伤人了，马静芬气得收拾东西就住到女儿褚映群家去了。女儿听母亲说了原委，又气又担心："妈，你以前说离婚离婚的，是不是就会是这次啦？"

女儿褚映群早已结婚生女，女儿圆圆和妈妈长得很像，大大的眼睛，很机灵。作为褚时健的第一个孙辈，圆圆很受褚时健和马静芬的宠爱。因为有了圆圆，褚时健周末时开始带着家人去郊外走走。在80年代后几年，因为儿女长大成人、成家，褚家的气氛热闹了很多。马静芬身体一直不好，褚时健主动承担了很多家务，抱抱外孙女，做做饭。玉溪卷烟厂的家属们有一阵都在传说"厂长家的酸菜"，说是去褚厂长家看到厨房里腌了不少酸菜，闻着很香，马静芬说那都是老褚腌的。"厂长还会这个啊？！"大家很吃惊。其实他们都不知道褚时健从中学时就是烹饪高手。

儿子褚一斌高中毕业后到昆明理工学院上了大学，毕业后本来可以到当时炙手可热的玉溪卷烟厂工作，但小伙子年轻气盛，觉得人人都认为自己以后会靠着能干的父亲，所以干脆自作主张去了一家机械厂工作。但是，那几乎是一家濒临破产的工厂，刚刚大学毕业的褚一斌根本找不到事情做，每天到厂子里混一混也就过去了，日子实在不好过。熬了几个月，他还是觉得到玉溪卷烟厂去比较好，虽然在父母眼皮底下有诸多不自在，但毕竟那是云南最前列的企业，自己可以学到不少东西。而且国企工厂历来有照顾子女到厂工作的传统，褚一斌在工厂里还有不少一起长大的伙伴。

于是褚一斌到了工厂。父子俩长得非常相像，褚一斌一说话一投足，不用介绍大家就知道这是褚厂长的儿子。但褚时健很少和儿子聊天，一是因为忙，二是传统的中国父子间很少交流，褚时健和褚一斌也一样。大概在父亲的威严之下生活，表面很少言语、内心很有想法的褚一斌还是很不习惯。那时，中国的出国热已经开始兴起，出国成为人人向往的灿烂前途。褚一斌也经常听父亲讲出国的各种感受，于是某一天，他向父亲申请："我要去日本留学。"褚时健似乎并不反对褚一斌出去留学，但大概是外孙女圆圆给了他对大家庭的各种美好想象，他对褚一斌提了一个要求：出去可以，结了婚再走。

褚一斌倒是不反对父亲这个建议，他在工厂有女朋友，褚时健和马静芬也很喜欢那个女孩子。"本来也要结的。"褚一斌想，父亲的要求无非是让他的计划提前了一些而已。

褚一斌结婚一年后，有了女儿褚楚。褚家的第三代都有漂亮基因，褚楚和圆圆一样，水灵漂亮乖巧。这让褚时健欢喜不已，两个孙辈给了他太多天伦之乐。他感觉有了她们，家庭的分量在自己心里加重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