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知道，除了帮助建设基础设施，还必须让烟农得到切实利益，增加他们的收入、提高生活水平，这样才能激发他们的种植积极性。褚时健不断加大对烟农的补助力度，甚至将卷烟厂的相当一部分利润也拿出来作为补助发放给广大烟农。1986年，褚时健对农民的补助是281万元；到1992年，这个数字已成为3.6亿元；1995年则更是突破10亿元大关。

不仅补助金额大幅增加，补助的项目也从改善生产条件扩大到提高烟草价格。但是烟草由国家统一定价，个人或企业无权干涉，更不能私自调价扰乱市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褚时健想出了一个价外补助的办法：按照国家定价从烟农手中将烟叶收购之后，在年关又按照烟农卖烟的合同对烟农进行额外补贴。为了鼓励烟农多生产优质烟叶，褚时健对上等烟叶的奖励尤其多。褚时健的补贴多种多样，不仅仅是货币上的补贴，化肥、薄膜等生产资料也在补贴的形式之内。

实际上，那时玉溪卷烟厂并不是很富裕，开始建立"第一车间"的前一年，1985年，玉溪卷烟厂的利润还没有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但褚时健的经济账算得非常精准，这些投入实际上是值得的，当烟叶的产量和质量都大幅提升后，生产出来的优质香烟的利润将大大超过投入。而且，褚时健向来认为把员工的生活搞好，是提高生产力的保证。烟农是"第一车间"的职工、烟厂的"编外职工"，理应提高他们的各种待遇。这大概也是褚时健普世情怀的一种体现，虽然解放初期他已经是一名级别不低的国家干部，但他天生有一种和基层老百姓自然融洽相处的能力。对于烟农，他同样有着这种友好和善意。

对烟农的补贴和扶持，于玉溪卷烟厂的财务来说是一件极其难办的事情。这笔不小的支出到底算成本还是利润？国家财税体制当时不认同这种扶持补贴是成本，但如果作为利润支出，这是国有资产，褚时健就会犯大错。所以，如果不厘清这个问题，褚时健个人和玉溪卷烟厂都极有可能在国家税制上摔一个大跟头。

褚时健直接找到了时任国家财政部部长的刘仲藜。他在北京找了刘仲藜三次，都因为这个或那个原因没有开口。倒是刘仲藜觉察了，他说："褚厂长，你找了我三次，总是有什么事吧？"褚时健便把玉溪卷烟厂对于烟草优质优价、补贴扶持烟农的事情说了出来，同时也给刘仲藜说了自己的苦恼。国家的政策红线不能碰，但是从企业角度讲，没有优质原材料，就没有好产品，没有好产品就没有好利润，也就没有好税收。他给刘仲藜算了一笔账：1元的烟农补助，将会带来5元的利税回报。所以，如果财政部灵活处理玉溪卷烟厂对于烟叶基地的补助投入，将其计入税前的成本部分，那么烟厂交给国家的税收增长每年都不会少于10亿元人民币。

刘仲藜没有当时回复褚时健，但仅仅几天后，他给了褚时健一份书面文件，同意玉溪卷烟厂将扶持补贴烟农的费用计入税前成本。

又是关键一城，褚时健顺利拿下。

赵德才对当年的事情记得很清楚。20世纪90年代后，他到陆良、师宗、泸西、石屏开发管理67万亩的烟田。一次褚时健和他一起到陆良基地处理浇地的问题，因为抽水设备不够，烟田缺乏浇灌，厂里必须马上处理这件事。褚时健和赵德才在烟田里看了一天后，回到住处后褚时健对他说："我给你9000万元，你把陆良烟田的浇水问题解决了。"赵德才惊呆了："9000万元！褚大爹！你今天一表态就是9000万元，把这几个基地跑完，你要表出去多少钱？"褚时健埋头吃饭，说："不要紧，我心里有数。"h3外购烟叶/h3"第一车间"的大面积开拓，保证了玉溪卷烟厂90%的原料供应，还有10%的烟叶原料缺口。烟厂采取的方法是去云南烟叶产量较大、质量较好的地区购买，而且一定要买上好的烟叶。

负责采购的部门负责人吴仕祥原本供职于玉溪地区烟草公司，"三合一"后到烟厂工作，主要负责烟叶采购和质量把关。为了采购到上好烟叶，他经常到滇西一带，有时甚至到了中缅边境进行采购。有一次，吴仕祥到大理巍山，发现一批烟叶非常好。以他专业的眼光，这批烟叶简直超过了国家标准，属于特级烟叶，但价格却非常贵，要130元钱一担。吴仕祥有点犯难，因为烟厂的政策是采购烟叶时除了国家规定的价格以外，每担烟在100元以内采购人员才可以签合同。但烟叶实在太好了，吴仕祥很是不舍得。

20世纪80年代末期，通信很不方便，吴仕祥通过长途电话好几次都找不到褚时健。他心一横自己决定做一回主。"大不了老子不干了！换个单位上班去，反正是厂长自己要求必须买好东西的。"

几天后，吴仕祥回到玉溪，硬着头皮去见褚时健。不等黑着脸的厂长开口，吴仕祥就说："我知道我超支了，而且先斩后奏，对不起。但是你应该表扬我。"他掏出纸笔给褚时健算了一笔账，从各级烟叶每担的淘汰率开始算起，最后总结出来，一担上好的烟叶虽然进价高，但带来的香烟成品的利润则更高。"我算了一下，以这种烟叶的成色，实际上我每担还帮厂里省了60元。"吴仕祥最后说。

此刻，已经变笑脸的褚时健乐呵呵地在他的肩上大力拍了一下："对了嘛！工作就要这么干！"

买贵一点的烟叶的确是褚时健的要求，而且是硬性要求。"胆子莫要那么小，要专门盯着他们的一级烟叶买。"褚时健的意思是，二级、三级的烟叶都不准买。他的计算是这样的，从一级烟里挑出不好的，几乎还能够上二级、三级的水平，照样还能在价格低的香烟里用，从二级、三级烟叶里挑出来的品相差的，基本上就不能用了。二级、三级烟叶看似价格便宜，其实浪费更大。所以他非常舍得给预算。

褚时健对于好烟叶有一种迷恋。吴仕祥在"第一车间"建立的头几年，每年都会跟着褚时健下乡一段时间。一次经过玉溪西城的北门外，褚时健看见路边有一片烟田，立即叫停车，叫上吴仕祥一起下去看。因为那片烟田长得实在喜人，褚时健喜欢得不得了，就此把那片烟田给记住了。等从几个县上检查完烟田回玉溪，褚时健在那片烟田附近，又叫司机停下来，再看一次。吴仕祥以为他看两次也就不看了，谁知褚时健从此后每个星期都找两三次时间去看一下那片烟田。一个多月后，褚时健问吴仕祥："那片烟田你去看过没有？"吴仕祥只能老实回答："没有。"褚时健倒也没怪他，只说："我去了好多次了，和那些农民聊了不少东西出来。"原来他是去跟踪观察烟叶的成熟过程，他有些得意："美国人说得对，烟叶和人一样，足够成熟了就该长老年斑了。细胞就开始破裂了，你要去摸，还有点硌手，但弹性还是有。"

吴仕祥说："厂长，我给你一个'服'字。"

当时国内公认的评判标准是，烟叶要金黄、平滑，像绸缎。长斑点被认为是有问题的烟叶，褚时健在田边蹲守了一个月，自己有了判断。

从外面收购回来的烟叶在质量检查方面比以往更加严格。在"三合一"以前，玉溪卷烟厂对于烟叶没有挑选余地，质量检查这一关形同虚设，仅仅抽检一下也就过去了。在烟草公司、烟厂、专卖局合并后，利用烟草公司向来有质检这一岗位设置的优势，褚时健设置了31个质检人员，对收购来的烟叶进行全检验，也就是进入烟厂的每一车烟草都要经过仔细检验。初检不合格的要进行复检，复检再不合格就要处理。吴仕祥说，"三合一"以后烟草公司的人干起工作来负责任了很多，因为是给自己干活儿。

收购烟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当年的国家政策是烟叶宏观调控，去外地采购烟叶必须要和当地烟草公司达成协议。而且因为烟叶资源不丰富，普遍种植标准不高，只能降低收购标准。正因为此，褚时健更加注重"第一车间"的建设。"田里没有，厂里就没有。"这是褚时健那时经常对一帮管理烟叶生产的职工说的话。h3终得回报/h3因为烟叶有一个三年的自然醇化过程。褚时健从1985年就开始试行的烟叶基地"第一车间"到了1987年、1988年，一下子爆发了巨大能量。玉溪卷烟厂的烟叶质量、数量储存令同行大吃一惊。1987年，玉溪卷烟厂凭借营业额、利润额、利税等硬指标，首次成为行业第一，久负盛名的上海卷烟厂在不知不觉中被玉溪卷烟厂甩到了后面。到1989年，玉溪卷烟厂的产量突破了百万大关，达到113万箱。有一个数字比例能说明玉溪卷烟厂当年由"第一车间"带来的规模效应：120多万亩烟叶基地，年产烤烟350万担，80%为中上等级优质烟叶。玉溪卷烟厂从其中挑选200万担制作烤烟，优中择优，再辅以世界一流的设备、有效的生产劳动管理制度，玉溪卷烟厂的产品很难不受人欢迎。

事实上，到了1988年，红梅、阿诗玛、红塔山已经成为全国畅销的名烟。特别是价位较高的红塔山，被人说，它让中国人抽烟的姿势也优雅起来。

1988年，全国13种包括阿诗玛、红塔山、中华、云烟等名烟的价格放开。经过1989年一年的市场涤荡，一些名烟开始滞销，紧接着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刮起了降价风。褚时健选择了纹丝不动，他一再对玉溪卷烟厂有点着急的中高层管理干部们说："你们不要看别人，看自己。我们的产品是上升期，质量过得了关，不愁卖，玉溪卷烟厂还是卖方市场！"

褚时健的自信来源于对玉溪卷烟厂产品质量的自信，而他把产品质量的最大的功劳归功于：原料。一位领导到玉溪卷烟厂参观，对褚时健说："老褚你可不要保守，要帮助兄弟厂搞得和玉溪卷烟厂一样好。"褚时健笑了："领导，我们帮不了大忙，许多兄弟厂设备、技术和管理比我们还强，他们输在原料上啊！上原料至少需要5年时间，每年都要投入上亿资金。这个忙怎么帮？"

贵州的一位副省长来到玉溪卷烟厂，也说："褚厂长，我们贵州的卷烟产业也在振兴，我们很快就可以赶上你们了！"褚时健"嘿嘿"笑了一下，告诉副省长："省长，你们确实赶不上。"副省长大概没见过这么直截了当的企业家，很诧异地问："为什么？"褚时健说到科技就很兴奋："贵州日照时间没有云南长，昼夜温差也没有云南大。光照和温差是优质烟叶生长的必要条件。你看贵州，虽然天晴却多雾，从早上起雾一直到下午三四点才见太阳，两个小时不到雾又起来了。你的烟叶肯定品质跟不上云南。"副省长听了有些沮丧："那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呢？"褚时健开玩笑说："除非有个人造太阳。"

如果要让褚时健排一下他在烟厂期间做过的工作，"第一车间"肯定在前三之列。这种生产基地的建立，不仅让企业有了很好的利润，让国家收到了比以往多得多的利税，也让烟农们获得了比以往多出二三十倍的收入，万元户层出不穷。在褚时健看来，让几方都满意，这件事就算成功了。h3烟叶标准/h3有个小小的遗憾是，对于烟叶的检测，玉溪卷烟厂与国家烟草总公司的检测有着不同的理论。仅仅从外观上讲，玉溪卷烟厂是美国的体系，认为颜色深、有斑点的烟叶是上乘烟叶，而国家的评判标准则是颜色金黄亮泽为上乘。尽管玉溪卷烟厂因为褚时健有了"三合一"的创意组织结构，国家烟草总局态度上坚决要求它改掉评判标准，但行动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表面上看两边相安无事，各行其道，实际上褚时健知道玉溪卷烟厂如果真的有做行业标杆的决心，就应该带头把这个行业标准改过来。他的自信心来自玉溪卷烟厂的产品在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无论什么标准，唯一有价值、有意义的标准应该是消费者的钱包。我们的红塔山、阿诗玛都非常受欢迎，这就是标准。"

最终还是专家说了话。我国著名的烟草研究科学家、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郑州烟草研究院院长朱尊权出面邀请美国烟草专家琼斯和华裔科学家左天觉来做鉴定，一锤定音。据说琼斯打开玉溪卷烟厂醇化烟叶的仓库门时，惊呼："太香了！"经过各种严格检测，琼斯和左天觉以专家身份向国家烟草公司肯定：玉溪卷烟厂的烟叶已经是国际级水平了。

1987年，玉溪卷烟厂向国家上缴的利税为7.63亿元，较上一年增长49.7%；1988年，上缴利税11.9亿元；到1989年，这个数字成了20.3亿元。褚时健的"第一车间"到这时几乎已经可以打满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