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后排企业而言，此时就是谁脑子快、动手快，谁就赢。

褚时健坐在丰田皮卡车上，想到了广东商人。

广东在20世纪80年代绝对是个神奇的地方。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封闭后，中国的国门首先从广东开始打开。因为有香港的便利，已经做了好几百年生意的广东人极其娴熟地就从北美、欧洲、日本，经由香港找到各种内地紧缺的商品，然后在国内赚取丰厚的利润。在那个年代，大量需要紧俏物资的企业都有过和广东商人打交道的经验。烟厂特别需要高级盘纸、束丝、滤棒等原料，而广东商人手里有丰富的资源。问题在于敢不敢和他们做生意，因为这是一个政策边缘地带，往左可以被视为投机倒把，往右则是自由贸易搞活经济。香烟的两级市场已经发展起来，品质好的香烟在两级市场上的价格差距非常吸引对利润敏感的广东商人。红梅和红塔山作为云南香烟，此时已经发展得较有名气了。

褚时健选择了和广东人做串换。褚时健拿出出厂价，广东商人则用低于国家调拨价的价格把各种高级辅料串换给玉溪卷烟厂。两边相得益彰，皆大欢喜。

褚时健很享受这种做生意的过程，大家都把利益拿捏得刚好，对方足够受益，自己也得利。

有了这些串换，褚时健就已经赢了。在mk9-5卷接机开机短短两个月后，玉溪卷烟厂便已经赚回了包括机器买进、原料采购等项的全部投资4875.7万元。

第二年，也就是1982年，玉溪纪委因为褚时健串换辅料，视之为"投机倒把"，给了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褚时健沉默了几天，没做任何申辩。"想想我们赚的钱，这个罪名我扛了。"

玉溪卷烟厂开始大踏步往前了。h3单箱卷烟工资奖金含量包干/h3设备上了，原料有了。褚时健这时就像站在船头等待东风的人，他的脑子里现在只缺少车间里热火朝天的画面了。尤其是得知在新设备和优质原料的配合下生产出来的红梅和红塔山烟在市场上好评越来越多、越来越畅销时，褚时健已经迫不及待要把工厂的生产迅速提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要提高效率，要增加生产量，要充分利用优良设备的作用。在和褚时健沟通了好多次以后，乔发科适时拿出了一份工时调整计划：把以前工厂传统的三班倒改为两班倒，以前一班工人工作8小时，调整后工人一班工作11小时，中间还可留下两小时用于换班休息和检修机器。因为换班频率减少，换班所需时间自然减少，生产率大大提高。

这个调整非常符合当时褚时健的心态，他需要的就是生产量和生产率，他迫切要把玉溪卷烟厂的红梅和红塔山在全国打出响当当的名声。

新的工作时间迅速被执行，全厂2000多名职工习惯不习惯都必须按照此工时进行。劳动强度的突然提高让一部分工人有点吃不消了，但是，玉溪卷烟厂此时呈现出了一种昂扬向上的生产热情，谁都不好意思说累；况且褚时健厂长除了出差，几乎天天都在车间待着，这是一种比制度还强有力的震慑，也是一种有力的安慰。

如此大的劳动强度让玉溪卷烟厂提前三个月就完成了整年的生产任务。按照国家制度，这意味着余下三个月的生产利润将有很大一部分归玉溪卷烟厂所有。

但是，褚时健忘了，他这种过于纯粹的市场行为冒犯了神圣的劳动管理办法。他的确有点太着急了，向来中国人批判资本家就是用劳动强度大作为最大罪证，这一次，他触碰了阶层底线。

他被告到了云南省委，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也陆陆续续收到了告状信，痛斥褚时健损害玉溪卷烟厂2000多名职工的合法利益。

因为玉溪地委和云南省委保持了沉默，大概他们看到褚时健一路下来为工厂做的工作，知道事情绝非褚时健盲目加大劳动强度，有意损害劳动者利益。但是，事情已经闹得不可开交，国务院也知道了此事。

褚时健的确心急做了错事，中国的国企改革毕竟不是资本原始积累，这是一个成型的社会，有着各种约束。企业家管理企业犹如管理一个小社会，面对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问题，特别是国企。

不过褚时健是幸运的。适逢国家大力推行国企自主权的阶段，尽管中央派一名政治局委员组成了调查班子进驻玉溪卷烟厂，最终调查班子还是让玉溪地方政府自行处理此事。不过，调查班子也向职工们一再强调：厂长承诺会把大家的休息时间在三五年后还给大家。

工时事件，成为褚时健管理生涯中极少受人微词之处。从这件事，能够感受到在80年代初期，国企改革的一线操作者们带着一腔热情，进行各种大胆尝试，有的甚至头撞改革橡皮门，伤痕累累，但也因为此，为以后的改革闯出了一条大道。

褚时健本人经历此次有惊无险的风波，也开始思考作为企业领导者，如何在带领企业发展的同时，恰到好处地照顾到劳动者的利益，如何处理企业和劳动者的关系。显然，不是确保他们高收入就万事大吉了。

在1982年之前，和所有国有企业一样，玉溪卷烟厂的工资制度是1949年以来实行的计时工资加奖励工资。这种工资制度符合新中国成立初期消除阶级差别的政治需要，但它的弊病特别明显：在分配方面实行了平均主义，完全不体现奖勤罚懒，对促进生产毫无益处。这样的分配制度是"大锅饭"形成的最大原因。

在1981年到1982年间，虽然政府已经开始推动国企改革，但是在分配制度上因为涉及太多敏感问题，并没有太多企业去触碰它，因为它上接现行经济体制，下接个人的利益得失，稍不留意就会踏进雷区。

1982年，国家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包产到户"，也即分田到户。这是一个颠覆性的政策变革，打破了旧有的高度集中的劳动方式和分配中的平均主义。这项政策对生产的促进几乎是立竿见影的。在率先实行了分田到户的安徽凤阳小岗村，当年一年的粮食总量相当于全队1966年到1970年五年粮食产量的总和。

经济界显然也面临要打破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在全国各大烟厂里，湖北的襄樊卷烟厂率先开始实行了计件浮动工资的改革。褚时健马上派了几个人过去考察取经，他已经开始谋划玉溪卷烟厂劳动报酬制度的大改变。

褚时健是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在他的人生经历里，提报酬、谈收入是一件羞赧的事。共产党人讲的是贡献和觉悟，是个人在后，集体为先。但是，褚时健是一个注重实事求是的人，他多年在基层工作，平均主义带来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在新平糖厂期间，他就开始尝试按生产量来计算工人的奖金。事实证明，没有所谓自动自觉、牺牲个人的觉悟，人的劳动积极性必然和自身利益挂钩，才有长期持久性。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里，毕竟是生存、安全需求为先，自我实现是最后一个层次。所以必然是个人满足在先，然后才是集体获益。

1981年11月，几乎是以第一个吃螃蟹的姿态和勇气，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第二车间开始了他的改革。

他从农村的"包干到户"、"包产到户"得到经验，提出了"单箱卷烟工资含量包干"的分配改革，这项名字复杂的改革方案其实内容简单：工人按完成的工作量领取工资，细化到每一箱烟对应多少工资，且对应到生产车间，然后再分解到机台，最后分解到个人。工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一句话：工资、奖金与产量挂钩。

这一次褚时健谨慎从事。在实施此项改革之前，他先取得了玉溪地委和省劳动部门的同意，在内部也征求了领导班子的意见。在上下都一致支持的前提下，褚时健开始试水。

就像当年《光明日报》社论的名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样，褚时健推出的"单箱卷烟工资含量包干"在1981年12月就立即收获成效。1981年12月，玉溪卷烟厂当月产量达到1140箱，比上一月增加了140箱。不仅数量增加，当质检科的人检查质量时，打出的分甚至比以前还要高。"这才是积极性。"褚时健说。生产了1140箱，意味着这一个月，第二车间的工人将获得1140箱香烟对应的工资数量。

试水第一个月，成功。1982年，褚时健立即在全厂推行此项改革。当真金白银兑现到工人手里时，激起的踊跃效应不言而喻，各个车间之间的竞争自然形成，职工争相上工。早年"上班要人喊，出工不出活"很快转变为"早来晚走，争分夺秒"，全厂日产量由过去的每天不足千箱上升到1700箱，几近翻倍。而每万箱卷烟用工由过去的85人降至65人，质量合格率连续几月保持了100%。

某一日，领导班子开会，褚时健装了一盘子散烟到办公室，让大家吸一吸。副厂长、总工程师们都不知道褚时健想说什么，褚时健呵呵一笑："没什么，就是拿来我们一起抽几口，品尝胜利果实。"

因为极大调动了工人上班做工的热情，褚时健又把11小时两班倒的工作时间方案拿了出来。不过这次他不想来硬的，"没有任何意义，自愿是最好的"。他把工作分为8小时工作制和11小时工作制，让工人自由选择，但二者的工资报酬肯定不一样。很有意思的是，几乎没有一个工人愿意上8小时的，全部在11小时这边报了名。褚时健一日在交接班时到车间查看，上一班工人不肯下工，接班的工人急了：你快点你快点，我都来15分钟了，该我的了，该记我的账了。

玉溪卷烟厂焕发生机。因为质量过关，市场上的销售反应越来越好。1982年全年，玉溪卷烟厂上缴利税达到1.824亿元，利润1103万元。这是玉溪卷烟厂从未有过的好成绩。

但是，在中国，凡改革就意味着付出代价。在玉溪卷烟厂蒸蒸日上的同时，同在玉溪的其他企业不满对比后自己的糟糕状况，又一纸状子把褚时健告到玉溪地委，罪名是两样：损害工人利益，增加工人劳动强度；物质刺激工人，奖金派发过高。

玉溪地委又一次表现出了对褚时健的信任和支持，明确表态，只要生产效益好，政府愿意承担风险。

这段时间，担任玉溪地委书记的正是普朝柱。这位老友平时与褚时健很少见面，但对褚时健的每一个改革举动都做出了支持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