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褚时健尽管在厂里是"右派"副厂长，但明显最得民心。丁连祥回忆说，每次开会，其他厂领导上台讲话时，工人总会在下面交头接耳开小会，只要褚时健上台发言，台下就没有人说话了。

褚时健说："我不爱喊口号，也不会谈什么搞革命的话。我只说具体生产，今年要怎么搞，明年大家要达到什么目标。三句五句，说完就算了。"

锅炉的事情显然困扰了褚时健好几年。改造的锅炉、一修再修的锅炉，都已经不太好用。褚时健决定给厂里装新锅炉，这是件大事，算来算去，厂里还缺5万元修烟囱。褚时健就去玉溪地区找军代表要钱----新平政府是怎么也拿不出那笔钱的，军代表毕竟是地区级别的领导，自然握有一定权力。那天夜里下着大雨，褚时健一直等着见军代表。晚上11点多，军代表才派人来叫他去。一见面，褚时健就对军代表直说："我们现在缺钱，新锅炉搞不起来，没有这台锅炉，两三个乡镇农民的甘蔗就榨不了，榨不了甘蔗就没有红糖吃，总不能让大家都啃甘蔗。"军代表一听，说不行，锅炉一定要搞好，市场上红糖太紧张了。褚时健接话说："要把锅炉搞起来，需要5万元。"5万元在当时可是很大一笔钱，但军代表当即表态："好，我就给你5万元钱。不过，如果今年不按期投产榨糖，我要找你的麻烦。"褚时健一口就答应了。

钱是要回来了，军令状也立下了，但工厂负责采买的人告诉他，买不到建烟囱的耐火砖。厂里当权的造反派前后派了两拨人去昆明买砖，结果一块砖也没有拿回来。褚时健说：我去试试看。

那时交通非常不方便，班车很少，从戛洒到昆明要坐三天汽车。头一天坐到新平，第二天从新平坐到玉溪，第三天再从玉溪坐到昆明，他在车上晃了三天终于到了昆明。一下车，他又马上转车去位于西山区海口的耐火材料厂。对方已经快下班了，显得很不耐烦："你们的人来过了，没有砖！"褚时健绕着工厂转了一圈，又去找人："我看见你们堆了一大堆，怎么没有？"对方大概觉得褚时健能认出耐火砖，不是外行，于是态度好了一些，告诉褚时健，那些砖不正，砌起来砖缝很大，不一定能达到锅炉耐火的要求。褚时健又去看了看砖，仔细比画了几下，又回头拉住耐火材料厂的工作人员："不要紧，我全要。"对方一听很高兴，本来没人要的废品砖，现在还能卖点钱，何乐而不为？于是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褚时健。

褚时健其实脑子早就转过了，正常锅炉烟囱的砖缝是两毫米，目前这种形状不正的砖，砖缝会到3毫米。褚时健熟悉锅炉，他在几分钟内就做出了判断，1毫米之差，砌的时候用点心，不会影响效果。于是，他当机立断拿下全部的砖。然后当天赶末班车从海口回到昆明市区，第二天一大早便去运输公司，找了几辆大卡车咣当咣当把耐火砖全部运回了戛洒糖厂。造反派头头儿看到褚时健拉回了耐火砖，非常惊讶，问他是怎么搞到的。褚时健实话实说："这个砖是耐火材料厂报废的砖，但我认为不会有问题。"烟囱砌好后，果然如褚时健所料，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有工厂的造反派在厂里大大咧咧地说："我们是不如他了，给他提个鞋子算了！"

这个烟囱，糖厂一直用到了褚时健早已离开后的20世纪90年代。h3尝试新管理/h3业务搞好了，人还是要管理的。那时候，糖厂是分散作业，22个榨糖点全都在红河边。每到榨糖季，厂里就会派工人下到榨糖点去。那怎么监督工人工作呢？仅凭当时的革命口号和所谓的革命热情肯定是靠不住的，褚时健经过测算，给工人定量，每天一个榨糖点要榨多少吨的甘蔗，然后按出糖率算，用了多少甘蔗，出了多少糖，看一眼报表就知道工人偷懒了没有，然后劳动工资就按这个量来算。这个想法有点大胆，那是出了名的吃"大锅饭"的年代，革命群众干好干坏一个样，没人敢打破这么一个看似平衡的局面。但褚时健的想法很单纯：要想办法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他开始尝试按劳取酬的办法：把工人分成两人一组煮糖灶，使用"计件工资"的办法，每天由专人到榨糖点收糖计数，一箩筐红糖算多少工资，生产的红糖越多工资越高。这样一来，工人榨糖的积极性提高了，还减少了过去干活儿时偷吃糖稀的现象。

褚时健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叫"大老李"的工人，力气特别大，而且工厂的工资制度做调整后，他的积极性非常高。抬糖入库这件事，别人一下两篮就很不错了，大老李是一下三个篮子扛进去。他跟褚时健说："厂长，我吃得多他们都不理解我。别人挑糖一人一根扁担，我一人三根一起挑，你们给我吃的和他们一样。我肯定饿得快。"

这种工资改革，在当时严格地讲，随时会被冠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褚时健面对的，必然会是大批斗大打倒。但是，这件事居然就那么在糖厂内部成为一条约定俗成的规则，大家遵守，但并不外传更不揭发，于是这套制度就得以在糖厂一直实行了下来。h3最会生活建设/h3如果问褚时健最擅长什么，大部分人会回答是经营企业、管理企业。但马静芬会告诉你一个最准确的答案：最会把工厂的生活搞好。

糖厂的业务越来越好，产量越来越大，利润一年比一年高，但职工的工资还是和过去一样低，生活还是过得很苦。"你叫我苦战10昼夜，稀饭都不得喝一碗，那我干个哪样？我回家打瞌睡行不行？"褚时健说得很形象。他觉得这样不对头。"国家的利益应该和个人的利益有关联，事情才可能做得好。工厂好了要和大家的生活连在一起。大家要吃得好，还要知道我们这个吃得好是从哪里来的。"

事情做起来并不容易，政策摆在那里，大家都在过苦日子，怎么改也不能触碰政策底线。工资那么低，又不准发奖金，怎么办？只有在福利上动脑筋了，让大家得点实惠。实际上这在当年也是不允许的，稍不注意，就会被人抓小辫子，被扣上搞修正主义的帽子。

但总是有机会可找的。1966年毛泽东发表了"五·七指示"，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让褚时健如同得了尚方宝剑，马上就组织职工成立了副业组，又专门招了四五个临时工，在河滩上开挖菜地。那些被洪水冲过的河滩上散落着大小石头，但石头下面全是好土。他们把石头翻过来，把下面的土刨出来，下面垫上石头滤水，上面铺五六十厘米的厚土，弄出了十几亩菜地。然后又把厂里猪圈里的粪肥施到地里，种出的大白菜、西红柿、辣椒、芹菜等都长得水灵灵的。戛洒这地方处于低海拔河谷，天气湿热，四季无冬，当地人过去一直认为这么热的地方种不好蔬菜，所以都不种菜，现在看到糖厂的菜园长得这么好，都大吃一惊。

菜种好了，糖厂的食堂很快就有了起色。菜多得吃不了，厂里就很便宜地卖给职工，外面街上3角钱一斤都买不到的菜，厂里只卖3分钱一斤。那个年代，一般家庭的主要开销就是吃饭，这样一来，糖厂职工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就提高了一大截。

褚时健不光发动职工种菜，还派专人养了300多头猪。过去厂里也喂了几头猪，但那年头人都吃不饱，哪儿还有多余的粮食给猪吃啊，所以猪也长不肥。褚时健会动脑筋，他很快就发现糖厂的下脚料可以拿来喂猪。煮糖时，只要温度一高，糖里面的杂质就会漂在上面，这黑乎乎的一层是必须要捞出来的，不然做出来的红糖里面就会有很多渣，影响口感。过去工人们都是把糖面上这层黑黑的杂质捞出来丢掉，褚时健看了觉得可惜，因为这些下脚料里还含有很多糖分和营养，虽然口感粗糙不能给人吃，但用来当猪饲料是完全可以的。他便叫工人把这些煮糖的下脚料留着，没多久就堆了两三百吨。他知道县里有些单位会有糠，就用糖厂自烤的甘蔗酒去跟人家换细米糠，人家也很乐意。这时，煮糖的下脚料堆在那里已经结晶了，他让工人把那些硬邦邦的下脚料弄碎，再用水煮，煮化了再拌上细糠拿来喂猪，猪都非常爱吃。后来菜地里种的莲花白、苞谷多得吃不完，也用小车一车车推来喂猪，把厂里的300多头猪都养得圆滚滚的，一头足足有两三百斤，每次杀猪都要七八个汉子才能抬到食堂，当时整个街上都很难看到养得这么肥的猪。

三年后，猪出栏了，糖厂职工从此就可以敞开吃猪肉了，而且吃糖拌细糠长大的猪，那肉太好吃了。当时国家统一供应每人每个月1公斤肉、4两油，过去食堂一个月吃不上一次肉，现在食堂每个星期就杀一头猪，一家人只要出5角钱，就能用浇菜的那种大铝瓢，到食堂去打上满满一瓢香喷喷的肉，这个画面在那个年代是太有刺激性了。糖厂食堂一周吃一回肉的事传到县上，县上有些人就说他们的日子太好过了。褚时健早有心理准备，拍着胸脯说，这是按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搞的。

最让工人们兴奋的是褚厂长带着大家去拿鱼。生产比较空闲的时候，褚时健爱拉上一些工人下到河边，他嚷嚷一声："下点力气哈，今晚厂里请你们吃鱼！"河里鱼多，更主要的是褚时健天生是拿鱼高手，只要是他带着大家去河边，没有一次不是满载而归。一次马静芬正在家里做饭，儿子褚一斌跑回家："妈，我爸他们今天又钓了好多鱼。今天有鱼吃！"马静芬听了高兴极了，赶紧收拾灶台，把锅和佐料都准备好，就等着褚时健拿鱼回来下锅。但东等西等家里这位掌柜的都不回来，马静芬叫儿子："小弟，你去看看。"褚一斌跑出去，路上看见父亲和一帮叔叔从食堂出来了。"爸，鱼呢？"褚一斌扑过去问，褚时健正和工友们说得高兴，听儿子问，想起来了："都拿到食堂去了，我们都吃过了，忘了拿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