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来是省供电局局长的备选人才，转头就被打成了"右派"。我想我堂哥怎么经得起这个打击？比起他来，我承受能力要强一些。他从小生活条件就好，读的是全国最好的大学，工作也在省城，自身条件又非常好，是个很专的技术型干部，应该说一直都是人中尖子。不像我，从农村到基层，整天都是和在苦水中泡大的老百姓打交道，自己吃过很多苦，也见过很多苦，所以有点人生打击还能扛一扛。他不一样。

果然是这样。褚时俊被打成"右派"后，职务没有了，工资大幅降低，还被遣到了云南阳宗海的一个发电站去改造。

他本来身体就不属于那种强壮的，到了发电站后，整天劳动，肝上出了毛病。正好又是全国三年困难时期，也就是大饥荒饿饭的时候，褚时俊吃不饱，肝病又得不到及时治疗，在阳宗海才待了半年多，就死在了那里。

......

我最难过的是，褚时俊不在了的消息是我到新平的糖厂工作后才知道的，那时距离他去世已经几年了。

一个"右派"的死，不管年轻也好中年也好，在那个年代听起来很平常，一个对党对国家有敌意的人，死了好像也不可惜。"右派"不仅是靠边站的人，还是要改造的人，所以大多数"右派"都有思想压力，轻一点的每天睡不着觉、发愁，严重一点的都觉得活不下去了。思想上压抑，身体就容易出问题。总有人问我当"右派"那几年是怎么过来的。我告诉他们，肯定不容易过，你看我那个时候仅有的几张照片，黑黑瘦瘦，比实际年龄看上去老了个十几二十岁。你要说我心态很好，很顺利就过下来那是不可能的，我当然苦恼，也痛苦。

但是，我看到了太多被划成"右派"的例子，很多人我都认识，都了解，他们不是坏人，不是敌对势力。我也经历了解放以来多次政治运动，我对党中央的政策心里有底，我是个共产党员，赤诚之心我一直有。另外，我了解我自己，我经历过战争，经历过这个国家的改天换地，我的内心，有血和泪的底子。一句话，我心里有谱气。我那时候一个人在元江农场待着，晚上没事干我就琢磨点事情。我想，就算这个时代评价我说我做错了，那么就错了吧！人生谁无错呢？无所谓了，放掉！重新开始。

所以我从来没有把自己打倒过，别人要打倒你你控制不了，但自己可以做到不把自己打倒。那几年该干什么，我还是照样干。到了农场，其他"右派"整天唉声叹气，愁眉苦脸，没心思做事。我总是劝他们："你这样做没用，生闷气是最没用的事情。"我觉得那样就不对，事情还是要做，而且要做好，不然你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另外就像我老伴儿说的，我这个人也是闲不惯。你叫我闲着，整天坐着躺着，那真是在惩罚我了。

对"右派"我是真的没有背过包袱，无论是在红光农场也好，磨盘山的农场也好，堵岭农场也好，还是后来的戛洒糖厂也好，我都是踏踏实实、心平气和地接受安排，认认真真地去做事。

以前我看一本书，说松下幸之助年轻的时候去求职，去了几次人家都不要他，嫌弃他穿得又破又脏。但他一次又一次地到人家门口去站着，去要求一份工作。后来人家告诉他了真实原因，结果他还真的去借钱买了新衣服。但人家又嫌他电器知识不够。他厉害啊，两个月就刻苦学习了电器知识，又去那个公司求职。你说这个时候人家还要不要他？

人哪，打击是经常的，你自己心里要有谱气，不然什么都干不了。

我那个时候显得比别人都要扛得住，一是我心里有谱气，第二个，也要感谢我老伴儿当时去陪我。我被打成"右派"算是我们这个家庭第一个大的打击，她那个时候要是离开我，我也说不出什么。很多"右派"的妻子都是这么熬不住苦，没办法就离了。我老伴儿没有离开我，元江那么苦的条件，温度上来动不动就40摄氏度，住的是个破房子，吃的又没保证。她一个城里长大的小姐，抱着娃娃就过来了。什么叫患难夫妻，我是体会到了。我现在偶尔还在想，当时她理解我，我却没理解她，有时她抱怨几句、怪怪我，我还接受不了，现在想来，还是太年轻了。

有她们在农场一直陪着我，我的日子好过多了，条件不管再差，不管别人把我打到多低，我们的家庭还在，互相之间就有安慰，比其他人要好了很多倍。这就是我那时候人生信念的最大保证了。

我老伴儿这个人，有时候好像个性很强。我们有时候也吵吵架。哎呀，但是吵吵后我又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嘛！尤其是我划成"右派"后的一段时间，觉得她的人品非常好，人品过得了关。

1958年我被划成了"右派"，照说是一个大坎坷，但是你看，我收获了这么多。是不是也要对那段岁月说声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