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58年底的时候被划成"右派"的。"反右"运动是从1957年开始的，到1958年应该说都接近尾声了，但谁知道又来了一次"反右补课"，我就成了玉溪地区的最后一批"右派"。

年纪小的人不懂一个"右派"身份意味着什么。在那个年代，"右派"就是人民的敌人，是反对共产党的人，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人。我很想不通，我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呢？十几岁我就和我的堂哥们一起参加了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只有无限的信任和忠诚。党说的话，我是绝对相信和服从；党做的决策，我坚决执行。但是，这一次，是党判定我是"右派"。

我当然很痛苦，可以说人生从来没有那么痛苦过。玉溪地区行署专员宣布我被定为"右派"那天，虽然我也有一些预感，但真正这个消息确定下来，我心情一下就沉重起来，而且有些绝望，这真的是从来都没有过的感受。当时我很想找个人坐坐，聊一聊，但我一下子竟不知道该找什么人。我平时朋友多，但那一天，我想不起来要找谁坐一坐，说一说。

我首先想，是不是应该马上去找我妻子？她那个时候不在玉溪城里工作，她在城郊的一个学校做教师。我工作很忙，很少去她那里，每个周末基本上都是她回到我们在玉溪的家里。但我马上放弃了这个想法，我妻子和我不一样，她出生在城市家庭，家里兄弟姐妹也多，从小没受过什么大的苦，我这么大一件事告诉她，她可能会受不了。而且，做了"右派"，就要马上被送到农场去，我应该把家里先安排好。我家里大的那个娃娃那个时候才刚刚两岁，跟着她妈妈一起在学校住着。算了！还是我自己先冷静下来再说。

我又想，或者应该和某个好友聊一聊。当时在玉溪工作的干部队伍里，不少和我经历相似也同事多年的人。我这个人嘛，没有走多少地方，读书在昆明，打游击就在玉溪地区、红河州这一带，工作一直在玉溪，所以相熟的人还是多。我平时虽然不爱和人说说笑笑，走动走动，但我自认为对人很真诚，所以说话做事大家都还很信任。评定"右派"时，专员组织我的批判会，会上没有人吭气，搞得专员火气还很大。但是，我想来想去还是想不出要找谁说说心里的难受。那几年，说什么都容易犯错，不晓得说出哪一点就触犯了政策，大家都习惯了少说、不说。而且我当时身份已经是"右派"，和人接触容易连累旁人。还是算了。

可能最适合去找的人是我的堂哥褚时俊，我两个从小在一起，性格相投，玩在一起，学习也在一处。我人生中很多关键时候都是他在指点我。从他去北京读书后，有几年我们很少见面。云南那几年正混乱，我在游击队打仗，他在读书。云南解放后他回到云南工作，在云南省供电局做高级工程师。他本领高，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工作上也是业务骨干。虽然都在云南，但我和他工作都忙得不着家，两人见个面也很难。"右派"这件事发生了，我很想和堂哥聊一聊。我的心情里面，痛苦绝望是大部分，还有一部分，是不理解，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就成了"右派"？政策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

在"反右"运动开始的时候，我是"反右"小组的副组长。对于"反右"运动，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持拥护态度的。从1950年云南解放到1957年，我们国家的政治运动几乎没有断过，现在想来真是很折腾。好不容易不打仗了，怎么不好好搞经济建设？大家都有好日子过嘛。但当时我还没这么想，只是觉得党中央的考虑一定有道理，国家这么大，国内国际形势都很复杂，有点阶级敌人怕是不假。那个时候大家革命热情都很高，运动一来就积极响应。但现在回想，每一次政治运动，中央的政策到了地方，都被执行成了人整人。政策走了形，人心慢慢也就变了，所以才会搞出那么多"右派"。你想想，一个国家，揪出来几十万反党反国家的"右派"分子，这个比例是不是太大了点？

我做"反右"小组副组长的时候，最头痛的就是这个比例。党中央的文件上指导数字说5%~10%，这已经不少了。而且这就是个指导，没有硬性要求。但到了下面，这就成了一个基数，大家都比着把比例提高，好像不这样搞就不是爱党爱国。在我看来，什么事情都要实事求是，按比例揪人本来就有问题，更不要说把比例无限制提高了。

当时我和组长的意见是差不多就行了，比如6%、7%，国家的指导政策我们也算靠拢了，又不至于把那么多人打成"右派"。周围的干部大家都很熟悉，哪有什么反动分子？你要说想法，人和人肯定不一样，不可能整齐划一，一人一个脑袋是不是？想法不同不等于他要反党反国家，一家人都有几张嘴嘛。

但是，我的想法被领导否定了。后来，我们系统600多人，整出了80多个"右派"。两个大客车，把他们全都送到农场去了。哎呀！说老实话，我心里太难受了。这一去，就意味着家庭不再圆满，工作没有了，工资大幅度降低了，整天还要受周围的白眼，完全是另外一种生活。1958年，老是听说这个"右派"离婚了，那个"右派"自杀了，都是家庭出了问题，思想上想不开。

结果，我自己也遇到这样的命运安排。那一年我30岁，虽然比起现在30岁的年轻人感觉上要老成一些，但那时候正是年富力强，希望做点事情的时候，突然碰到这样的事，觉得一切都完了，什么希望都没有了。

在去农场报到之前，我去了趟昆明，是专门去找褚时俊的。他听说我被划成了"右派"，吃惊得不得了："你不是'反右'小组的副组长吗？怎么反倒成了'右派'？"我把整个情况给他说了说，我觉得一是当时行署专员对我个人有意见，另外一点就是那个"右派"比例的问题。

褚时俊沉默了很久，他被我的消息惊到了。我们兄弟两个参加革命十来年了，对共产党是什么感情，彼此都很了解。不过云南解放以后，我和他工作的范围不太一样，我是在基层，每天面对的都是具体的大小政治问题。而褚时俊在省级单位，主要是从事技术工作，所以，他显得比我理想主义得多。但是，我们的共同点还是主要的，我和他心里都很清楚，在世界观上我们俩很统一，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我们也是一样的。记得解放初期，有一次我和他谈起"镇反"运动、土改等运动，他很激动，觉得我们党的人民战争策略非常了不起，正是因为发动了人民群众才把国民党打败了。我同意他的意见，但我有再一层的认识，那就是，人民战争必须是人民在心理上接受、自觉自愿地参加，而且党是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让人民过上好生活，这种群众基础才会长久。我堂哥听完我说这些，觉得我还是想多了点。

我两个在他家沉默了一阵以后，褚时俊告诉我："要相信党。党的政策也是人在执行，出现偏差难免。要相信以后一定都会纠正过来的。"

那天我和他说话一直到了天亮，他很担心我未来的生活，担心我到了农场以后身体会不好。他也担心我的家庭，让我好好和妻子相处，不要把家庭伤害了。临分手时，堂哥一再说："心放宽，要相信共产党。我们信任党十多年了，要一直相信。坚持就是胜利，你的问题肯定会解决的。"

我到现在还记得褚时俊当年的样子，很年轻，很斯文，是个知识分子的典型模样。我万万没想到，我们那一次见面，是最后一面。

我在元江红光农场几个月后，1959年的一天，我接到亲戚的来信，告诉我褚时俊被划成了"中右"，和"右派"一样对待。他被划成"中右"，从大的环境说是中央"庐山会议"后，国内又一次掀起的"反右"风潮；从小的环境讲，据后来他的同事告诉我，实际上是因为褚时俊和局长私人关系不太好，人整人，褚时俊就被打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