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喜欢看电影，也经常去看，但是今天我们有点进退两难。我们已经看过了佩妮最喜欢看的所有暴力电影，所以我们不得不走出我们的喜好范围，尝试别的电影，喜剧也许不错。

我翻了一下报纸。"世纪影院的《遗愿清单》（thebucketlist）怎么样？杰克·尼科尔森（jacknicholson，奥斯卡金像奖得主）和摩根·弗里曼（morganfreeman，美国演员、导演，多次获得奥斯卡提名）主演的。"

佩妮皱了一下眉："好吧。"

那是在2007年的圣诞假期。

遗愿清单

结果，电影《遗愿清单》根本不是喜剧，而是一部关于死亡的电影。尼科尔森和弗里曼扮演的两名主角都患了非常重的癌症，于是决定用剩下的时间来尝试所有有趣、疯狂、一直想要做的事情，把死之前每一分、每一秒都充分利用起来。电影都开始一个小时了，大家一次都没笑。

这部电影与我的人生也有一些奇怪的、让人不安的相似之处。首先，尼科尔森总让我想起小说《飞越疯人院》，让我想起克西，把我带回到俄勒冈大学的读书岁月。其次，尼科尔森的遗愿清单中有一项是登喜马拉雅山，这也让我想到了尼泊尔。

最重要的是，尼科尔森这个角色雇了一名私人助理，类似于干儿子，名字叫马修。他甚至看起来有点像我儿子，都留着脏兮兮的山羊胡。

电影结束后，灯打开了，我和佩妮如释重负地站起来，回到现实中的光明世界。

电影院位于大教堂市（cathedralcity）市中心位置，就在棕榈泉（palmsprings）的外围，是一个新建的拥有16个影厅的庞然大物。那个冬天我们大多数时候都在这里消磨时光，来躲避俄勒冈寒冷的冬雨。穿过大厅，等着眼睛适应阳光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两张熟悉的面孔。刚开始我们没有认出他们，我们脑海中还在浮现着尼科尔森和弗里曼的身影。但是这两个人也同样非常眼熟，也很有名。现在我们认出来了，他们是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

我们走了过去。

我们和他俩都不是多亲密的朋友，只是在社交场合和会议上见过几次。我们都有相同的事业、相同的爱好，还有一些共同的朋友。"真没想到在这里能看到你们。"我说道，身体同时蜷缩了一下。我刚才竟然那样说了？我见到名人后还依然会害羞尴尬吗？

"我刚才还想到你呢。"他们其中一个说道。

我们握了握手，一起在周围闲逛，谈论的话题大多都是关于棕榈泉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很棒？能在这里躲避严寒是不是很舒适？我们还谈到了家庭、生意和运动。我听到后面有人在小声议论："嘿，你瞧，是巴菲特和盖茨，另外一个人是谁？"

我笑了笑，情况本就是这样。

我忍不住在脑海中计算起来。这个时候，我身价100亿美元，这两个人的身价都是我的五六倍。这么一比，我立刻变得脚踏实地起来。

佩妮问他们电影看得怎么样，他们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说道，还不错，虽然有点让人沮丧。你们的遗愿清单是什么？我差点儿就问出口了，但是忍住了。盖茨和巴菲特好像已经完成了人生中想要做的所有事情。他们当然不会有什么遗愿清单。

这也让我不禁问自己：我呢？

6453，3546

回到家后，佩妮开始刺绣，我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顺便拿出黄色便签本浏览事项提示和明天的行程。长久以来第一次......本子上一片空白。

我们坐在客厅看晚间11点新闻，但我的思绪却飘远了，它飘向远方，到处游荡，来来去去，在时间中穿梭。这和最近的感觉很像。

小时候，我愿意花大把的时间四处走动。不知为何，我想起了我的爷爷邦普·奈特（bumpknight）。他一无所有，一穷二白。但爷爷还是通过省吃俭用，买下了一辆崭新的福特t型小汽车，他用这辆车载着妻子和5个孩子从明尼苏达州温尼贝格（winnebago）一路经过科罗拉多州，最终到了俄勒冈州。他告诉我，他连驾照都没有，就是跳上车就开走了。汽车咔哒咔哒地开到了落基山下，车前盖一直在震动，爷爷一直骂骂咧咧的。"咳，咳！你这个狗娘养的！"这个故事我从爷爷、叔叔、姑姑及堂兄弟的口中听到过很多次了，我感觉好像身临其境一样。从某种程度上，我也是这样。

邦普后来买了一辆小卡车，他喜欢让孙子孙女们坐在后面，载着我们去镇上玩耍。在路上，他经常在萨瑟琳面包店停一下，给我们买上一打撒满糖霜的甜甜圈，每人一个。只需要抬头看看蓝色天空或者白色天花板（或者任何空白屏幕），我就会想到自己在爷爷的车厢上晃着脚丫、舔着热甜甜圈上的糖霜的情形，仿佛会感觉到清新的绿风拂过我的脸庞。如果没有这种感觉、这种安定满足的感觉，我还会冒这么大的风险，还会如此勇敢地让企业走在安全和灾难的边缘吗？我觉得肯定不会的。

40年后，我已从耐克首席执行官的位置上卸任，并把公司交给得力助手来管理；公司现在发展良好。我们2006年的销售额是160亿美元（阿迪达斯是100亿美元，但是谁在乎呢）。我们的鞋子和衣服在全球5000家商店出售，我们有10000名员工。我们仅在中国上海运营的店铺就有700家（现在，我们的第二大市场中国大陆已经成为我们最大的鞋产地，我想1980年对中国大陆的访问终于获得了回报）。

我们位于比弗顿的全球总部有5000名员工，地处伊甸园般的园区中，它是81公顷丛林茂盛的林地，有溪流从中穿过，原始的球场点缀其中。各幢大楼都以为我们做出重大代言的人命名，例如琼·贝努瓦·萨缪尔森（joanbenoitsamuelson）、肯·小葛瑞菲（kengriffeyjr.）、米娅·哈姆（miahamm）、泰格·伍兹、丹·福茨、杰瑞·赖斯（jerryrice）、史蒂夫·普雷方丹，他们都扩大了我们的知名度。

作为董事长，我大部分时间依然要去办公室。我向四周看了看这些大楼，看到的不是大楼，而是一座座坟墓。如果你愿意的话，每幢大楼都可以看作一座坟墓。我常常想起24岁时的那次重要旅行。我想起自己站在雅典高处，凝视着帕特农神庙，总会感觉到时间流淌的痕迹。

在园区建筑之间，沿着园区走道的两边，挂着几个巨大的横幅，上面有超级运动员的动态照片，他们使耐克的内涵远远超过了一个品牌。

乔丹（jordan）。

科比（kobe）。

泰格（tiger）。

又一次，我忍不住想起了以前去世界各地的旅行。

约旦河（riverjordan）。

神秘的神户（kobe）。

鬼冢的第一次会议，向高管们申请鬼冢虎（tiger）的销售权。

这些难道都是巧合吗？

我想到了耐克在世界各地数不清的办公室。不论在哪一国家，每一间办公室，电话号码都是以6453结尾，因为在键盘上这4个数字可以拼出nike。更巧的是，从右到左3546在键盘上可以拼出普雷方丹在一英里赛跑中的最好成绩3′54.6″，精确到0.1秒。

虽然我说这很偶然，但事实真是如此吗？我可不可以把某些偶然不仅仅看作巧合呢？如果我想，我希望宇宙或者母体程序一直推着我，对我窃窃私语，或者只是和我一起玩耍，我会得到宽恕吗？除了在俄勒冈一个山洞内发现了一双9000年前的凉鞋，其他的事情真的算侥幸吗？

难道真的和1938年我出生时发现的那双9000年前的凉鞋无关吗？

72精神

每当我开车穿过耐克园区内以耐克创始人命名的主要街道的交叉口时，我总会感到一阵激动，像打了一剂肾上腺素一样。每一天前门的保安都会给游客们指相同的方向：你应该沿着鲍尔曼路一直开到海斯路......我还非常喜欢去园区中心的绿洲，即日商岩井日本花园散步。从某种程度上看，我们的园区就是耐克发展历史和成长的地图；换句话说，这里是我一生的写照。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里也是人类重要情感的生动表达，也许重要情感中仅次于爱的就是感激。

耐克最年轻的员工好像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充分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非常关心街道和大楼上的那些名字，以及那些过去的日子。就像马修求着我给他讲睡前故事一样，这些员工也嚷着要听听公司以前的故事。当伍德尔或约翰逊来访的时候，他们会聚集到会议室。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讨论小组、一个信息智库来保存那些创新的最初灵感。他们称自己为72精神，这种精神也牢固地位于我的心中，填满了我整个心房。

不只是我们内部的年轻人非常尊重公司的发展历史。2005年7月份某项赛事举行期间（具体的名称我忘了），勒布朗·詹姆斯（lebronjames）想和我私下聊一下。

"菲尔，能和你聊一会儿吗？"

"当然可以。"

"我刚开始和你们签约的时候，"他说，"我不大了解耐克的历史，所以我专门研究了一下。"

"哦？"

"你是创始人。"

"联合合伙人。是的，这一点让很多人大为吃惊。"

"耐克诞生于1972年。"

"呃，诞生----？我想，应该没错。"

"对，所以我去找我的手表商，让他们帮我弄到了一块1972年的劳力士表。"

他把手表递给我，表上刻着：感谢给我这次机会。

和往常一样，我什么都没说，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和机会没有多大关系。他已经非常接近真相了。但是，在人群中寻求机会，这一点他说得没错。你也可以说，这是一切的关键。

我们做到了

我起身去厨房，又倒了一杯红酒。坐回到我的躺椅上，我看着佩妮绣花边，脑海中的影像开始翻滚得越来越快，好像我也在为记忆绣花边一样。

我看到皮特·桑普拉斯（petesampras）在一届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中战胜每一位对手。等到最后一分后，他把球拍朝着看台上我的方向扔了过来（他扔过了，砸到了我后面的人，但是谁又会在意呢）！

我看到皮特的对手安德鲁·阿加西（andreagassi）赢得了美国网球公开赛，他在最后一轮比赛后毫无预兆地来到我的包厢里，满眼泪水地说："我们做到了，菲尔！"

我们？

当泰格在奥古斯塔球场（或是圣安德鲁斯球场？）完成了最后的击球入洞后，我面带微笑。泰格拥抱了我，停留了好几十秒，比我预期的要长很多。

我把思绪转移到我和泰格、博·杰克逊（bojackson）、迈克尔·乔丹的那些私密时光。在迈克尔芝加哥的房子里，我拿起客房床边的电话，发现电话那头有个声音："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原来是客房服务。客房服务热情诚恳、全天在线，可以为你提供想要的所有服务。

我放下电话，嘴巴还张着。

他们就像儿子、兄弟和家人一样。泰格的父亲厄尔（earl）去世时，堪萨斯州的教会葬礼只有不到100个人参加，我很骄傲自己也在其中。当乔丹的父亲被杀害后，我飞到北卡罗来纳州参加葬礼，很惊讶地发现竟然我的座位在第一排。

当然，这些又让我回想到了马修。

我想起他花了很长时间艰难地寻找意义、寻找认同。对我来说，他的寻求过程常常看起来非常熟悉，虽然马修没有我的运气、我的专注，或者我们的不安全感。也许如果他有更多的不安全感的话......

为了找寻自我，马修从大学辍学。他敢于尝试，玩乐、叛逆、争论、逃避，但是都没什么用。最后，在2000年，他似乎很享受作为一个丈夫、父亲和慈善家的感觉。他参与建设了萨尔瓦多（中美洲）的"我家就是你家"项目（micasa,sucasa），这是一座为孤儿修建的慈善建筑。一次，他去萨尔瓦多，经过几天让人辛苦却满足的工作后，他打算放松一下自己。他和两个朋友开车去了深水湖伊洛潘戈（ilopango），戴着水肺潜水。

不知为何，马修想知道自己可以潜多深。他决定冒一下险，而这个风险是他那冒险成瘾的父亲都绝不会尝试的。

在约46米水深的地方发生了某种故障，我的儿子失去了意识。

如果要我想象马修人生的最后时光，他为了氧气而挣扎，我相信我能想象得到他当时的绝望感觉。作为一名跑步运动员，我曾经跑过数千公里，我了解那种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但是，我从来不会让自己往这里想。

但是，我仍然与他那两位朋友交谈过，我已经了解了所有有关潜水事故的事情。当发生意外时，潜水员经常会感觉到所谓"马提尼效应"（themartinieffect）。他觉得一切都很好，而且是非同一般地好，会感觉到非常愉悦快乐。我告诉自己，马修肯定也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最后一秒时，马修拔掉了吹嘴。我选择相信这个令人愉悦的说法，相信我的儿子在临死前没有感到痛苦。我的儿子当时是开心的。我选择这样想，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继续活下去。

得知这个噩耗的时候，佩妮和我正在看电影。我们去看了5点场的《怪物史莱克2》。电影看到一半时，我们转过头，看见特拉维斯站在走道里。特拉维斯，特拉维斯？

他在黑暗中小声和我们说："你们需要和我出去一下。"

我们沿着走道，走出了影院，从黑暗走向了有光亮的地方。我们一走到光亮处，他就告诉我们："我刚刚从萨尔瓦多接到一个电话......"

佩妮摔倒在地上。特拉维斯把她扶了起来。特拉维斯用双手抱着他母亲，我蹒跚着走到走廊尽头，泪水喷涌而出。我脑海中萦绕着7个奇怪的字：路终于走到尽头（sothisisthewayitends.），它们不请自来，一遍又一遍，像是某些诗歌的碎片。

这绝不只是生意

第二天早上，这个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网络、广播、报纸、电视都在报道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佩妮和我拉上了百叶窗，锁上了门，与外界切断了联系。但是不久之后，我们的侄女布兰妮（britney）搬来和我们一起住。直到今天，我还是觉得是布兰妮拯救了我们的生命。

每一位耐克运动员都给我们写信、发邮件和打电话，每个人都联系了我们。但是第一个联系我们的是泰格，早晨7点半他就打来电话了。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我绝不会允许任何人在我面前说泰格的坏话。

另外一位比较早打来电话的是艾伯托·萨拉查（albertosalazar），他连续三次穿着耐克鞋赢得纽约马拉松比赛，是一名非常有竞争力的长跑运动员。一直以来我非常喜欢他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关心。

他现在是一名教练了，最近带着几个他的选手去比弗顿。他们简单地练习了一下，站在罗纳尔多体育场的中央，有人转过身，看到艾伯托躺在地上，气喘吁吁。他心脏病复发了，晕死过去大约15分钟；当医护人员把他抢救过来，立刻把他送到圣文森医院（st.vincent's）。

我十分了解那家医院。我的儿子特拉维斯在那里出生，在父亲去世27年后，我的母亲也在那里去世。父亲人生的最后6个月，我带着他去长途旅行。为了弄清楚他是否以我为傲，为了向他展示我很为他感到自豪，我们一起环游了世界，每去一个城市都会去耐克看看。每次看到swoosh时，他的眼睛都会闪闪发光。他曾经对我的不耐烦，曾经对我的疯狂想法的不满，一切都逐渐烟消云散了。虽然已经过去了很久，但是这段经历让我记忆深刻。

自古以来，所有的父亲与儿子都是一样的。阿诺德·帕尔默（arnoldpalmer）曾经在大师赛上向我吐露心声："我的爸爸曾竭尽全力阻止我成为一名专业高尔夫球选手。"我笑着说："真想不到。"

我专门去圣文森医院看望了艾伯托，走在医院大厅里，我努力不让自己想起父母。我感觉他们就在我手边，就在我耳边。我知道，父母之间关系有点紧张。但是就像冰山一样，底下隐藏着更多。在克莱伯恩大街的房子里，因为他们对儿女的爱，这种紧张关系有所缓解，平和理智常常占据主导地位。爱不用言语，不用展示，但是一直都在。我的妹妹们和我自小就知道父母虽然并不相似，和我们也不大一样，但是却非常关心我们。这就是父母留给我们的遗产，这就是他们永恒的胜利。

我走到心脏病房，在门上看到了熟悉的指示牌：闲人免进。我走过指示牌，穿过大门，走到大厅尽头，找到艾伯托的病房。他从枕头上抬起头，露出一个痛苦的微笑。我拍了拍他的胳膊，我们聊得很开心。然后我发现他脸色有点不大好。"下次再来看你。"当我说完这句话时，他伸出手来，抓住我的手。"如果我有什么不测，"他说道，"答应我你会帮我照顾盖伦（galen）。"

盖伦是他手下的运动员，他一直在指导盖伦训练，对他来说盖伦就像是儿子。

我知道了，哦，我知道了。

"当然，"我说道，"当然，盖伦包在我身上。"

我走出病房，再也听不到机器的哔哔声、护士们的谈笑声以及病人们呻吟的声音。我想起了这么一句话："这只是生意。"这绝不只是生意，将来也绝不会。如果这演变成只是生意的话，这说明生意真的做得很糟糕。

我们必须要做得更好

"该睡觉了。"佩妮边说边收起了她的针线。

"好的，"我告诉她，"我这就来。"

我一直在想电影《遗愿清单》中的一句台词："你在衡量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在衡量你。"我忘了是尼科尔森还是弗里曼说的了。这句台词说得很对，非常对。正是这句话让我去了东京，去了日商岩井的办公室，我不久前还拜访过那里。电话响了。"找你的。"日本前台说道。他把电话递给我。电话那头是迈克尔·约翰逊（michaeljohnson），他曾三次获得金牌，是200米和400米短跑比赛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他取得这些成就时，穿的都是耐克。他当时恰好也在东京。"我们一起吃个晚饭？"他问。

我有点受宠若惊。但是我告诉他不行，因为日商岩井要宴请我。我邀请他一起参加晚宴。几个小时后，我们一起坐在地板上，桌子上放着日本涮锅，互相用日本米酒一杯接一杯地敬酒。我们大笑、欢呼、碰杯，有某种东西在我们之间穿过，与我和大多数共事的运动员之间的一样，一种移情，一种友情，一种人脉。它非常短暂，但是经常发生，我知道这就是我1962年环游世界时想找寻的东西。

忘记自己才能真正看清自己。我家就是你家。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模子或形式的统一，这就是我所见过的每个人都在追求的。

我想起那些没有走这么远的人。鲍尔曼于1999年圣诞前夜在化石镇过世。他已经回到了故乡，这也和我们一直想的一样。他仍然拥有校园山上原来的房子，但是他决定放弃那里，和鲍尔曼夫人一起住到化石镇的养老院。他需要回到开始的地方，他曾经告诉过别人这一点吗？或者他一直把这个想法埋藏在了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