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召开了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国会会议，张伯伦在会上作了报告，他说，他要再次努力，试图和希特勒达成协议，并且再次，也就是第三次向希特勒建议，为了拯救岌岌可危的和平，他愿意到德国任何地方去会见希特勒。但他的建议还没有得到答复。国会会议进行期间，回电来了，电报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意在慕尼黑举行会议。这个消息传到国会会场，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英国国会失去了控制，议员们跳起来，喊叫着，拍着手，大厅里欢笑声此起彼伏。多少年来，在这座庄严的大厅里第一次爆发出如此欢乐的情绪。从人的感情上讲，那是一出精彩的戏，拯救和平的纯真热情战胜了英国人老成持重的一贯作风。但从政治上看，这种乐观情绪的爆发是一个绝大的错误。因为国会及国家通过这次热情的欢呼，暴露出它们对战争的深恶痛绝，为了和平，它们非常愿意作出一切牺牲、放弃自己的利益乃至放弃自己的威信。张伯伦就是这种人，他到慕尼黑不是去争取和平而是去乞求和平。在当时还没有人预料到，这将是一次投降。所有的人，我不否认，也包括我自己，都认为张伯伦去慕尼黑是为了谈判。大家都在焦急等待的那三天到来了，在那三天里，整个世界仿佛都停止了呼吸。在公园里，人们挖壕沟，兵工厂忙个不停，有的地方架起了防卫大炮，防毒面具也分发到个人，疏散伦敦孩子的计划已经制订，还做了很秘密的准备，有的人不理解这种准备，但每个人都知道这些准备是针对谁的。早晨过去了，中午、晚上过去了，深夜过去了，人们等待着报纸，听着收音机发出的消息。一九一四年七月又在那一刹那出现了，人们忧心忡忡地、精神恍惚地等待着会谈是成功还是失败。
不久，消息突然传来了，它像一阵飓风把压在人们胸口上的乌云吹得无影无踪，人的心里亮堂了，情绪轻松多了。张伯伦、达拉第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完全取得了一致，而且，张伯伦成功地同希特勒达成了一项协议，那项协议隐瞒了今后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可能产生的一切冲突的办法。看起来，好像是一位本身并不显赫的、平淡无奇的政治家，凭着自己的坚韧不拔的和平意志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这最初的日子里，激动的人们都感激他。人们在收音机里首先听到的是题为“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的那则报道，它向我们这些经过考验的一代人宣告：我们可以再次在和平中生活，可以再一次无忧无虑地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出力。可是今天，没有一个人说真话，企图否认我们当年怎样被那漂亮的言辞所迷惑。谁能相信一个吃败仗的人竟会凯旋式地荣归？倘若伦敦的广大群众知道张伯伦从慕尼黑回来的那天早上的具体时间，一定会有几十万人到克罗伊顿机场迎接他，向他祝贺，向他欢呼；正如当时我们所有人相信的那样，是他拯救了欧洲的和平和英国的荣誉。报纸出版了，上面的照片表现了张伯伦神气十足地大笑着站在机舱口，手里挥动那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向大家宣告了“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张伯伦把这份文件当作送给他的人民的一件珍贵礼物。张伯伦的面容平时非常呆板，带着一种类似痛苦的表情，显得有点神经质。当晚电影院已放映了机场的场面，看电影的观众从座位上站起来，欢呼，喊叫。他们相信，世界将会出现新的和睦局面，怀着欣喜若狂的情感，几乎要互相拥抱起来。对当时在伦敦、在英国的每个人来说，那是空前绝后、震撼人心的一天。
我喜欢在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到大街上转悠，以便更强烈、更形象地去感受那种气氛，去真正呼吸那个时代的空气。工人们停止了在公园里挖防空洞的工作，他们围成圈高兴地在聊天，因为有了“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那些防空洞已成了多余的东西。我听到两个小伙子用流利的伦敦话开玩笑说，希望把那些防空洞改成地下厕所，以弥补伦敦公共厕所的不足。每个人都高兴地跟着大家笑。所有人都像雨后的花草，显得精神饱满、生机勃勃。他们走起路来腰板更直了，肩膀更轻松了；平时显得冷淡的英国人的眼睛，这会儿也闪烁着愉快的光芒。当人们知道那些房子不会遭到轰炸，那些房子好像显得更漂亮了。公共汽车装饰得更好看了，阳光似乎更加灿烂了，成千上万人的生活由于那些迷人的字眼显得更加美好、更加丰富多彩了。我自己也感觉到异常的兴奋。我不知疲倦地走下去，越走越快，越走越轻松。一股新的信心浪潮有力地、欢快地推着我向前去。突然，有一个人从皮克第利街拐角那边向我急促走来。他是一位英国政府官员。我们只是互相认识，他是一个感情不易冲动、非常内向的人。一般情况下，我们见了面只是礼貌地相互打打招呼，他从来不喜欢和我攀谈。可是现在他一直向我走来，眼里闪烁着光芒。他说：“您觉得张伯伦怎么样？没有人相信他，可是他做到了。他没有让步，他挽救了和平。”他神采飞扬。
他们大家都是那种感觉；我在那一天也是那种感觉。第二天仍是幸福的一天，报纸还是一片欢呼，交易所里行情猛涨。多少年来，从德国第一次传来友好的声音，在法国有人提议给张伯伦竖立纪念碑。唉，可惜那只是火焰最终熄灭以前的最后的闪烁。在以后的几天里，各种令人不安的细节透露出来了：向希特勒的投降是多么彻底呵，多么卑鄙地出卖了自己曾郑重答应援助和支持的捷克斯洛伐克。过了一个星期，真相大白了。投降已不能满足希特勒的欲望了。条约上签字的墨迹还未干，希特勒就违反了所有条款。戈培尔肆无忌惮地公开吹嘘，他在慕尼黑会议上把英国逼得走投无路。伟大的希望之光破灭了，它虽然只照亮了一两天的时间，却温暖过我们的心。我不能也不想忘掉那几天。
从我们真正知道慕尼黑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起，我在英国反而看不到几个英国人，这是荒谬的。当然责任在我，因为我回避他们，或者更确切地说，避免和他们交谈，虽然我比以往更敬佩他们。他们对成群结队而来的难民表现得慷慨大方，他们有高贵的同情心和乐于助人的精神。但在他们和德意志人之间，在这一方和那一方之间，内心产生了隔阂：我们已经遭遇到的事情，他们还没有遭遇到。我们了解已经发生了什么，还会发生什么；而他们却不愿去弄清——有一部分人是违心的——他们不顾一切现实，坚持自己的幻想：说出的话就是算数的，条约就是条约，只要理智地和希特勒谈判，只要凭着人性同他谈判，是能够同他谈下去的。数世纪以来，英国的领导人物由于民主传统，他们所干的工作都是正义的，站得住脚的。他们不可能承认或者不愿承认，一种欺世盗名、无视道德的新伎俩正在他们身边形成。那个新德国觉得哪些准则、条约妨碍他们，在与各国打交道时就会随意践踏。英国人对一切冒险行为视而不见，反而自认为清醒和高瞻远瞩，那个狂人那么快、那么容易达到了那么多的目的，竟还要铤而走险，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始终相信和希望，那个狂人首先会针对别的国家——最好针对俄国！然后在这段时间里，再与他达成某些谅解。可是我们反而知道，最可怕的事必将发生。我们每个人都在照片上看到被打死的朋友，还有被拷打的同伴，这使我的眼光深沉严厉，更加敏锐无情。我们这些被歧视、被驱逐、被剥夺了权利的人知道，抢掠财物剥夺权利，不论采取何种借口都不显得过分或者虚伪。所以，我们这些经过磨难和正准备经受磨难的人——我们这些流亡者——说的话与英国人说的就不一样。如果我说，除了极少数的英国人之外，在当时的英国，我们这些人是唯一认识到全部危险和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的人，这绝不是夸大其辞。正像当初在奥地利那样，我在英国依然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和痛苦的敏锐目光，极清楚地预见到不可避免的危险，只不过我在这里成了一个外国人，作为一个被收留的客人，不能再向他们提出警告罢了。
所以，当我们的嘴唇预先尝到未来的苦涩的时候，我们这些被命运打上犯人烙印的人也只不过在自己人中间说说罢了。我们为这个亲切收留我们的国家而忧虑，我们的内心是多么痛苦啊！不过，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能与一位德高望重的思想大师一起谈话，也是一件极为欣慰的事，会给我带来无限的安慰和精神的鼓舞。在灾难到来前的最后几个月里，我有幸和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度过了美好的数小时，使我终生难忘。几个月以来，我一直想到这位八十三岁、多病的弗洛伊德还留在希特勒占领下的维也纳。后来，他最忠诚的学生、智慧超群的玛丽·波拿巴公主成功地将这位住在被奴役的维也纳里最重要的人物救了出来，并送到伦敦。那是我一生中非常幸福的一天：我在报上看到，他已踏上岛国。我原本以为我永远失去了这位最尊敬的朋友，如今，我却又看到他从冥府归来。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是一位伟大的、严谨的学者，在我们那个时代，还没有人像他那样深化和扩大过有关精神的知识。我是在维也纳认识他的，他在那里被看作一个固执己见、一板一眼、十分怪僻的人而受到敌视。他狂热地追求真理，但同时又清楚地认识到任何真理都有局限性——他曾经对我说过：“很少有百分之百的真理，就像没有百分之百的酒精一样！”他曾离开大学和它那学院式的谨小慎微的研究工作，毫不动摇地冲向至今无人涉足、始终胆怯地回避的人世间最秘密的性冲动世界，即当时被庄严宣布为“禁区”的领域。自由世界无意中觉察到，这位乐观的、毫不畏惧的学者以他的潜意识学说无情地破坏了它所谓通过“理智”和“进步”来逐渐控制性冲动的理论。这位学者无情地揭开了伪善者的面纱，使自由世界回避难堪的问题的办法岌岌可危。可是，不仅仅是大学，也不仅仅是老派的神经病医生行会——那些医生联合起来，一致反对这位令人讨厌的“离经叛道者”，在这位善于揭开伪善者面纱的人面前感到无比恐惧的，还有整个世界——整个旧世界、旧思想、伦理的“常规”——以及整个时代。医生们开始慢慢地集体抵制他，使他失去了自己的诊所，可是他的理论和他提出来的那些最大胆的试验，那些医生在学术上驳不倒，他们只有采取维也纳的方式：用讽刺、挖苦，或者使之变成庸俗的笑料，来扼杀他关于梦的理论。只有少数他的忠实信徒每星期都聚在这位孤独者的周围，举行讨论晚会。精神分析说这门新学科就是在这些讨论晚会上逐步形成的。早在弗洛伊德为写他的奠基性著作而在广阔思想变革的领域搜集材料之前，这位杰出人物在道德上毫不动摇的坚强态度已经赢得了我对他的敬佩。他毕竟是一位科学家，年轻人都梦想以他为榜样。在他还没有最后证实和绝对有把握之前，他对论断总是小心谨慎，从不提早透露出去。但是，一旦他的假设得到证实，就是全世界都不接受这个理论，他也要为之奋斗。他个人非常谦虚，但是为自己学说的每一信条而战斗时，却是十分执着。他捍卫自己认知的内在真理，始终不渝。人们恐怕想不出比他在思想上更无畏的人物。弗洛伊德随时都敢说出自己的想法，即使他知道，这样清楚、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会使人感到不安和不快。他从未想过用最小的——哪怕只是形式上的——让步来改变自己孤立的处境。我今天可以断言，如果弗洛伊德谨慎地把他的理论粉饰一下，把“性欲”写成“情爱”、把“欲念”说成“追求的渴望”，还有，不要总是直截了当地说明那些最终结论，而是用婉转的象征手法写出来，他就不会受到学院派的任何抵制，反而能把他所发现的理论的五分之四发表出来。可是，凡是涉及他的理论和学说的地方，他从不迁就。外界的抵制越强烈，他的决心就越大。如果我为道德勇气——世界上唯一不要求别人牺牲的英雄主义——这一概念寻找一个象征性的人物，我始终认定有一双安详、深邃的眼睛，具有男性清秀容貌的弗洛伊德。
他给他的祖国增添的荣誉是世界性的和超越时代的，可是现在，他却从祖国逃到了伦敦，按照他的年龄，他早已是一个年迈、身患重病的人了。但他不是一个软弱的人，不是一个卑躬屈膝的人。我曾暗自担心，他在维也纳一定经历了所有的苦难，现在见到他，想必他会义愤填膺或者心神不宁。可是我发现，他比以前更开朗，甚至精神更饱满。他领着我到伦敦郊区一栋住宅的花园里。“我住的地方更漂亮了吧？”他问我，曾经非常严肃的嘴角露出轻松的微笑。他把自己喜爱的那些埃及小雕像拿给我看，那是玛丽·波拿巴帮他抢救出来的。“我不是又待在家里了吗？”写字台上放着他的手稿的大张对开纸，他已八十三岁高龄，每天仍用清晰的圆形字体写作，他那股精神劲头，跟他风华正茂时不相上下。他坚强的意志战胜了一切，战胜了病魔、年迈和流亡。在他漫长的战斗岁月里，从未外露的善良本性现在第一次从他的身上迸发出来。只是年龄使他更温和，坎坷的磨练使他更加宽容。我现在发现，他有时候做出温顺的姿态，这是我以前在这个善于克制的人身上从未见到过的。现在，他把一只胳膊搭在一个人的肩上，眼睛从镜片后面热情地望着你。这些年来，我和弗洛伊德的每次谈话，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精神享受。我既学到不少东西，同时我也对他钦佩不已，我觉得自己能够理解这位毫无成见的人所说的每一句话。没有一种坦率的自白能使他吃惊，没有一种论断能使他激动。对他来说，教育别人清楚地看待事物并以清楚的感觉分析问题，已是他生活中的本能愿望。但是，使我最感激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令人心情沉重的一年——进行的那次无可代替的长时间谈话。当我踏进他房间的一刹那，外面世界的疯狂仿佛消失了；最残酷的事也抽象化了；最混乱的思想马上澄清了；眼前的急事愿意服从全局的指挥了。我第一次体会到，他是一位超脱自己的真正的智者。他不再把痛苦和死亡看作自己的私事，而是把它们看作超越个人的观察和研究的对象：他的死和他的生命一样，是一种道德上的伟大业绩。当时弗洛伊德已在重病之中，病魔很快就会从我们这里把他夺走。他戴着一口假牙，说话很困难，他每吐一个字都要费很大劲，所以听者也很费力。但是他不让朋友一句话不说就走。他对自己钢铁般的意志特别重视，他让朋友们看到：和他身体的小小痛苦相比，他的意志更为坚强。他的嘴巴由于病痛而扭曲了，他在写字台上一直工作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天。即使他由于病痛睡不着觉——他平时一直睡得深沉、安稳，这是他八十年来力量的保证——他也绝不服用安眠药或注射麻醉剂。他不愿用这种方法来抑制自己蓬勃的精神，哪怕只有一小时。他宁愿清醒地被病痛折磨，宁愿在病痛中思考，也不愿被麻木。他要当精神上的英雄，直到最后时刻。这场痛苦的战斗持续得越久，就越可怕，越说明他了不起。死神一次又一次地把它的阴影越来越清楚地投在他的脸上，死神使他的面颊枯瘪干瘦，使他的太阳穴从鬓角上突出来，死神扭歪了他的嘴巴，使他的嘴唇无法说话，可是死神对他的眼睛却无能为力。那是一座破坏不了的灯塔，这位英雄的精神巨人就是从这里观察世界的。眼睛和思想直到他最后的时刻依然是那么明亮和清醒。在最后几次探望时，有一次，我是带着萨尔瓦多·达利一起去的，我认为他是我们新一代中最有才能的画家，他对弗洛伊德也无限崇敬。我和弗洛伊德谈话时，他就在一旁速写。我从不敢把达利的速写拿给弗洛伊德看，因为他已经把弗洛伊德身上的死神画了下来。
这场最强烈的意志斗争，即我们时代最敏锐的思想家同死神的搏斗，变得越来越残酷；直到他自己清楚地认识到——“清楚”对他来说是思想的最高境界——他已不能再写作，不能再工作了，他才像一位罗马英雄似的，要求医生结束他的痛苦。那是一个伟大生命的壮丽结束；在这个凶杀成性的时代，在所有的死亡之中，他的死是最值得纪念的。当我们这些朋友将他的灵柩埋进英国的土地时，我们知道，我们把祖国的精华奉献给了那片土地。
在那个时候，我常常和弗洛伊德谈论战争和希特勒的残暴。他作为一个有人性的人，对此深为震惊；可是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对那些残暴的行径一点也不觉得惊异。他说，有人总是责骂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否认文化能战胜本能；现在人们看到——这自然不会使他骄傲——他的观点得到了最确切的证实，野蛮残酷、自然的毁灭本能在人的心灵中是无法铲除的。也许在未来的世纪里能够找到一种在各民族的生活中至少能压制那种本能的办法；可是在平常的日子里，那些本能存在于最内在的本性中，轻易不会暴露，就是加上必要的压力也不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里，他还在关心犹太人的问题和犹太人面临的悲剧。可是这位科学巨人在这方面也没找出什么解决方案，他清楚的头脑还没有找到答案。不久前，他发表了一本研究摩西的著作。他认为，摩西不是犹太人，而是埃及人。他这种在科学上几乎站不住脚的论点，不仅大大伤害了那些虔诚的犹太教徒，也伤害了那些有民族意识的犹太人。那本书恰恰是在犹太民族最险恶的时刻出版的，这使他深感不安。他说：“现在有人夺走了犹太人的一切，我又把他们中最优秀的人夺走了。”我必须承认他说得对，每一个犹太人现在都变得异常敏感，因为在这次世界悲剧中，他们是真正的牺牲品，在任何地方都是牺牲品。早在遭受这次打击之前，他们就已惶恐不安，谁都知道，所有的坏事总是首先落在他们头上，遭殃最多的也是他们。谁都知道，当前那个古今未有的仇恨狂人，要凌辱和驱赶的也是他们，他要把他们赶到世界的尽头，赶进地狱。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一个月接一个月过去了，逃到这里的人越来越多。后到的逃难者比起先来的逃难者越来越悲惨，精神越来越颓丧。那些动作最快、最先离开德国和奥地利的人还能救出衣服、箱笼和一些家什，有些人甚至带了钱。但是，一个人相信德国的时间越长，就越是舍不得离开可爱的家园，他受到的惩罚就越大。纳粹先是剥夺了犹太人的职业，不让他们去剧院、电影院、博物馆，不让犹太研究者去图书馆。这些犹太人有的出于忠诚，有的因为惰性，有的由于胆怯，有的出于傲慢而留在家中；他们宁愿在国内受辱，也不愿流落他乡当乞丐受欺凌。不久，纳粹禁止他们用仆人，拆走他们家的电话和收音机，紧接着没收他们的住宅，最后让他们戴上大卫王之星的标志，竭尽污辱之能事。戴上这个标志，不论走到哪里都会被认出来，人们把他们看作被扫地出门的人、无赖汉，像躲麻风病似的躲开他们，嘲笑他们。他们所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任何摧残心灵、摧残肉体的暴行都被看作一种取笑的手段强加在他们身上。对每一个犹太人来说，那句古老的俄国谚语突然变成了严酷的真理：“在讨饭袋和监狱面前，没有人是安全的。”没有离开的犹太人统统被送到集中营。德国人的管教使最傲慢的人也屈服了。然后，纳粹把他们的衣服扒光，只剩下内衣内裤，口袋里只剩十马克，再把他们逐出家园而不管其去向。他们站在国界旁，再到领事馆苦苦哀求，可是几乎都没有用，因为哪个国家要这些被抢得精光的人呢？有谁愿意要这些乞丐呢？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当我有一次走进伦敦的一家旅行社，我看到的是怎样一番情景啊：那里挤满了逃难的人，几乎全是犹太人。他们愿意到任何国家、任何地方，到北极的冰窟，或者到撒哈拉大沙漠火一般的盆地，只要离开这里，只要能够继续逃难，因为他们的逗留期限已满。他们必须继续向前走，带着妻子儿女走到另一片陌生的星空之下，走到一个语言陌生的国度里，走到那些陌生的人群中，走到那些不喜欢他们的人群中。我在这里碰到一个以前非常富有的维也纳工业家，同时他也是我们当中最有学识的艺术收藏家之一。刚一开始，我没认出他来，他的头发已经变得那么白，人已变得那么老，精神变得那么疲惫。他颤悠悠地用双手扶着桌子。我问他想到哪里去。他说：“我不知道，有谁还会问我们到哪里去。哪里允许我们去，我们就去哪里。有人跟我说，这里大概可以得到去海地或者圣多明哥的签证。”听到这些话，我心中不觉一震，一个带着儿孙的疲惫不堪的老头居然战战兢兢地希望到一个他在地图上都没有好好看过一眼的地方去，只是为了到那里继续去乞求，继续过流落异乡、得过且过的生活！在他旁边的一个人急切地问，怎样才能去上海，他听说中国还会接受他们这些人。他们就是这样一个挨着一个，拥挤不堪地坐在一起；他们过去是大学教授、银行经理、商人、地主、音乐家；他们每一个人都准备带着生活中可怜的破烂漂洋过海。他们什么活都干，什么都能忍受，只要能离开欧洲，永远地离开，越远越好！那是一群面黄肌瘦、像鬼一样的人。突然有一个念头涌向我的心头，使我不胜震惊：这里五十个备受折磨的人不过是那支五百万、八百万甚至一千万犹太大军的零星先头部队，那支大军已经在他们后面出发，不久就会蜂拥而至。那几百万被抢光，接着又在战争中遭受苦难的人正等着慈善机构的派遣，等着当局的批准和一点路费，那巨大的人流如惊弓之鸟在希特勒的焦土政策面前仓皇出逃，聚集在欧洲各国边境火车站的周围，挤在监狱里。他们是一个完全被扫地出门的民族，纳粹不承认他们，两千年来，这个民族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只要求不再流浪，只要求有一块歇脚的安静、和平的土地。
犹太人的悲剧在二十世纪达到了最悲惨的地步，因为他们再也找不到他们所经历的悲剧意义何在，无法找到自己错在何处。所有在中世纪被逐出家门的人，我们的祖先至少知道，他们为何而受难：是为了自己的信仰，为了自己的律法。他们把对自己真神始终不渝的信仰看作灵魂的守护神，今天的犹太人早就把它丢到一边了。他们在自豪的幻觉中生活和受难。作为世界和人类的创造者的优秀民族，命中注定会有特殊的遭遇和特殊的使命，《圣经》中预示的那些话语就是他们的诫律和教规。要是有人把他们抛入火堆，他们就把《圣经》紧贴在胸口，他们会由于内心燃烧的火而感觉不到火堆里的热。要是有人把他们驱逐出境，对他们来说还有一个最后的故乡，那就是真神。没有一种世间的权力，没有一个皇帝，没有一个国王，没有一间宗教法庭能把他们从真神身旁赶走。在宗教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时间里，他们仍然是一个集体，因而仍然是一种力量。倘若有人驱逐或赶走他们，那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而受到的处罚，他们就以自己的宗教信仰、以自己的风俗习惯，有意识地把自己和世界上其他民族隔离起来。可是二十世纪的犹太人早已不是一个集体，他们已经没有共同的信仰，他们自己作为犹太人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恰恰相反，他们感到的是一种负担，他们不再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把自己神圣书籍中的诫律抛到一边，他们再也不说那古老的共同语言。他们已经生活在、融合在自己周围的各个民族里，融合在普遍的生活中是他们越来越迫切的愿望，为的是面对种种迫害能得到和平，在永远的逃亡中能得到休息。所以，他们已经融化在其他民族里，他们已经是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俄国人，而早已不再是犹太人了，所以他们互相之间已不再理解，没有共同语言了。可是现在他们就像街上的垃圾一样被人扫在一起，又被赶到一起来了。他们有的是住在柏林豪华住宅里的银行经理和正统犹太教堂的执事，有的是巴黎的哲学教授，有的是罗马尼亚的马车夫，有的是出殡时雇来的哭灵妇女，有的是洗尸体的人，有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有的是音乐会上的女歌唱家，有的是作家，有的是酿酒工人；有的腰缠万贯，有的一贫如洗；他们中间，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有虔诚的教徒，也有思想开明的人，有高利贷者，也有贤哲之士，有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有民族同化论者；有德意志犹太人，也有西班牙、葡萄牙犹太人，有正义者也有非法之徒。在这些人的背后，还有一大群以为早已逃脱了咒语而无法确定自己该属于哪个民族的人，还有改宗教的犹太人和混血的犹太人。现在，几百年以来第一次，又有人把犹太人自己早已觉得不再存在的共性重新强加在他们身上，那就是从《出埃及记》开始就一再出现的共性：驱逐犹太人。可是为什么这样的命运总会降临到他们身上呢？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临到他们身上？这种毫无道理的迫害究竟原因何在？有何意义？又有何目的？把他们赶出各个的国家，却不给他们一块立足之地。有人说：别和我们住在一起！可是又不告诉他们应该住在哪里。人们把罪责加在他们的头上，可是，又不让他们用任何方法去赎罪。所以，他们在流亡的路上睁着焦急的眼睛注视着——我为什么要逃亡？你为什么要逃亡？你和我为什么要一起逃亡？我既不认识你，又跟你毫无关系，我既不懂你的语言，也不了解你的思想，为什么我要和你一起逃亡？为什么我们大家要一起逃亡？没有人能解答出来。即便是那些日子里我常常与之交谈的弗洛伊德——我们那个时代头脑最清楚的天才——也不知道这种荒谬中有什么目的，又有什么意义。但是，也许这正是犹太教的最终意义：通过犹太教谜一般地长期存在，一再向上帝重复《约伯记》中的那个永恒的问题，以便这个问题在世界上不致完全被忘记。
当人们误以为早已死去并已装入棺材的东西，突然又以相同的形式和姿态重新向他们走去的时候，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一九三九年夏天到了，《慕尼黑协定》连同它的短命的“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的幻想早已过去。希特勒已经违背自己的誓言和许诺，袭击了残缺不全的捷克斯洛伐克，并吞并了它，梅梅尔已被德军占领；被煽动得忘乎所以的德国报纸大肆叫嚣着要夺得但泽和波兰走廊。英国也从真诚的轻信中痛苦地清醒过来。就连未曾受过教育的普通人，尽管只是从直觉上厌恶战争，现在也开始对战争表示异常愤怒。任何一个平时十分矜持的英国人现在都会同另一个人攀谈起来。看守我们公寓的门房，开电梯的服务员，打扫房间的女仆都在谈论此事。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清楚地知道发生的事，但每个人都仍记得那件事，那件不可否认的公开的事：英国首相张伯伦三次飞往德国拯救和平，但是他的曲意逢迎却没有使希特勒感到满意。曾经听到国会里有过强硬的声音：“停止侵略！”人们到处都感觉到英国正在为未来的战争作准备（或更确切地说，为反对战争作准备）。浅色的防空气球又开始在伦敦上空飘浮——看起来就像孩子们玩的大灰象玩具，纯洁无邪。人们又在修筑防空掩体，对已经分发的防毒面具进行仔细的检查。局势变得像一年前那么紧张，或许更紧张。因为这一次作为政府后盾的不再是老实和轻信的老百姓，而是坚决的、愤怒的人民。
我在那几个月里已经离开伦敦，隐居在巴斯乡间。在我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感觉到自己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无能为力。在伦敦，我是一个清醒的、有思想的、远离一切政治的人，我献身于自己的工作，默默地、坚持不懈地把自己的岁月变成作品。但是也有少许人，他们待在一个看不见的秘密处，人们不认识他们，也未曾见过他们，他们只待在柏林的威廉大街、巴黎的奥赛码头、罗马的威尼斯宫，还有伦敦的唐宁街里。就这么十个或二十个人在为人们不知道的秘事谈话、写信、打电话、订条约。他们其中只有极少数人特别机智和有才干。他们作出没有别人参与的决定；外人对那些决定的细节一无所知。可是他们却用这些决定左右着每一个欧洲人的生活，也包括我本人的生活。现在，我的命运不是掌握在我自己手中，而是由他们控制着。他们毁灭或者爱护我们这些无权无势的人，他们赐予我们自由或者强迫我们受奴役。他们在千百万人面前决定战争还是和平。而当时我同其他人一样，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像一只苍蝇似的不能自卫，像一只蜗牛似的没有力量。然而，他们决定的事，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关系到内心最深处的我和我的未来，关系到我头脑里正在形成的想法，关系到已产生或正在产生的计划，关系到我的起居，关系到我的意志、我的财产、我所有的一切。当时，我像被判了刑的犯人一样，眼望着空室，面对四壁静候着，陷入毫无意义、无能为力的等待之中。我左右的那些同伴在询问、在猜想、在闲聊，好像我们中间某个人知道或者能够知道，他们将怎样和用什么来控制我们。这时电话来了，一个朋友问我，我对这一切怎么想。报纸来了，它更使我心烦意乱。收音机响了，听到的都是些前后矛盾的话。我走进小巷，遇到的第一个人就向我这个同样一无所知的人打听，是否会发生战争。人们在不安中打听、闲聊、议论，虽然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多年以来积累的全部知识、所有的经验、一切的预见，在那十几个没有人认识的人的决定面前毫无价值。他们心里明白，他们在二十五年之内第二次对命运感到束手无策，无力掌握；他们也知道，那些让太阳穴嘭嘭胀痛的想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终于无法忍受大城市伦敦的一切，因为在那里的每个街角都贴满海报，那些熙攘刺耳的话语像疯狗似的向我扑来；因为我无意中在拥挤的人群中从每个人的脸上看出，他在想什么。原来我们想的是同一件事，只是想战争会不会爆发，只是想在这次决定性的赌博中是输还是赢。在这次决定性的赌博中，我的整个生命、我最后几年的岁月、我那些尚未写成的书，以及我迄今的使命和我生命的意义，一切都成了赌注。
可是在外交的赌盘上，弹子慢悠悠地滚动着，慢得使人火烧火燎的难受，它滚过来滚过去，滚过来滚过去；一会儿红一会儿黑，一会儿黑一会儿红；希冀和绝望，好消息和坏消息，就是这样一直定不下来。我对自己说，忘掉这些吧！离开这里吧，逃避到我内心的丛林最深处，即躲进我的工作之中，躲进只有我一个人的地方去。在那里，我不再是国家公民，不再是可怕赌博的筹码。在一个变得疯狂的世界上，我的智力只有在这个地方才能理智地发挥作用。
我不缺少工作任务。多年来，我一直在为一部有关巴尔扎克及其作品的两卷本巨著积累素材。但我从来没有勇气去写一部涉及范围如此广泛、时间跨度这么大的作品，现在恰恰是烦恼给了我勇气。我到巴斯去隐居，为什么偏偏去巴斯呢，那是因为，辉煌的英国文学中有许多最优秀的作家，首先是菲尔丁，是在那里写作的。那座小镇比英国任何一个城市更忠实、更强烈地反映出另一个世纪——十八世纪——静谧的面貌。但是，这种柔和、幽雅、秀丽的景色与世界正在产生的不安和我的思想形成了多么痛苦的对比呵！一九三九年八月的英国和一九一四年最美丽的七月的奥地利，在我的脑海里完全一样：迷人又美丽。天空湛蓝，一望无际，像上帝的和平帐篷；太阳温暖的光辉依然照耀着草地和森林，大地上盛开着绚丽多彩的鲜花，世界上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而世上的人们却在加紧备战。面对着安静的、茁壮的、茂盛的草木，面对着巴斯山谷里令人陶醉的安谧气息，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九一四年巴登娇媚的景色。相比之下，那种疯狂的冒险在当时显得多么不可思议呵。
我像过去一样，不愿相信战争是真的。我又一次准备夏季旅行。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一周，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因为我这个两栖人不再代表任何国家，瑞典同行请我以贵宾的身份参加。后来的几周，中午、晚上的每个小时都被友好的东道主事先安排好了。我早就订妥了船票，但是紧急动员的消息接踵而来。按常理，我应该马上把我的书籍、我的手稿捆扎好，尽快离开这个可能成为交战国的大不列颠岛，因为在英国，我是一个外国人，一旦打起仗来，我便成了一个敌对的外国人，种种可以想象得到的限制自由的法规就会落到我的头上。可是我心中有些无法解释的想法阻止我尽快离去。一半是固执，我不愿一次又一次地逃难，因为我的命运到处都一样；一半是因为疲乏。“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我用莎士比亚的话对自己说。如果这样的时代要降临在你的头上，你这个快六十岁的人就别再和它抗衡了！就算你尽最大的努力，用你的全部生命，也驾驭不了这样的时代。所以我依然留在英国。我要尽可能安排好我的生活；同时，由于我打算第二次结婚，我不愿耽误时间，以免战争爆发，会因为我属于敌方交战国的人而被扣留，或者有意想不到的事件使我和未来的生活伴侣长期分离。于是，九月一日（星期五）上午，我们去巴斯民政局登记结婚。那位官员拿着我的证件，显得格外热情和友好。他像这个时代的每个人一样，理解我们要求尽快办理的愿望。结婚仪式打算安排在第二天；那位官员拿起笔，开始用漂亮的圆形字体把我们的名字写进他的登记簿里。
就在这一瞬间——大约是十一点钟——里面套间的房门突然被打开，一位年轻的政府官员急速走进来，一边走一边穿大衣，在安静的房间里大声喊道：“德国人入侵波兰，战争爆发了！”这句话像重锤一样打在我的心上。可是我们这一代人已习惯了冷酷无情的打击。“这不一定是战争吧！”我说，心里也是这样想的。而那位官员怒不可遏。“不，”他高声喊了起来，“我们上当够多了！我们不能每六个月就受一次骗！现在该结束了。”
当时，那位已经开始为我们填写结婚证书的官员若有所思地搁下了笔。他思考了一下说，我们毕竟是外国人，在交战的情况下，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敌对的外国人。他不知道是否允许在这种情况下登记结婚。他说，他很抱歉，他要向伦敦请示。——接着是两天的等待。希望、担心，那是心情极焦急的两天。星期天上午，收音机宣布了英国向德国宣战的消息。
那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上午，我默默地从收音机旁走开，收音机里传来了一条在数百年里都不会被湮没的消息。这条消息肯定会全面改变我们这个世界，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在默默聆听这条消息的那些人中间，将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这条消息对我们大家来说，是悲哀和不幸，绝望和危险，也许若干年后，这条消息还会具备另外的意义。战争又降临了，比以前发生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场战争都来得可怕，范围更广泛。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又开始了。我们默默地站在那间突然变得鸦雀无声的房间里，互相回避着对方的目光。外面传来鸟儿不知忧愁的啾啾声，它们在和煦的暖风里轻松愉快地做着各种亲昵的游戏，树枝在金色的阳光下轻轻摇动，树叶像嘴唇一样在轻柔地触吻。大自然，古老的母亲，又一次无法体会她的造物的苦痛。
我走进自己的房间，把东西装进我的小箱子。如果以前那位有地位的朋友对我说的话应验的话，那么我们在英国的奥地利人应该被算作德国人，所以各种限制会接连而来；也许当天晚上我就不能睡在自己的床上。我的地位又降了一级。那条惊人的消息传来一小时之后，我在英国已不仅仅是一个外国人，而且还是一个“敌邦的外国人”；我将被强行放逐到一个我搏动的心脏不愿待的地方去。因为对一个早已被赶出德国的人来说——由于他的种族和反对德意志的思想方式的缘故——现在居住在另一个国家，而根据一项官僚主义的法令，非要把他划进身为奥地利人从来就不属于的集体里，这样的处境岂不更荒唐？大笔一挥，我生命的全部意义岂不变得荒谬绝伦？我一直用德语写文章、想问题，但我头脑里想到的一切念头，我脑子里产生的一切愿望，都是属于为世界自由而战的国家。我过去的所有联系都被扯断了，过去所有的一切，曾经有过的一切，都被粉碎了。我知道，这次战争过后，一切都必须重新开始。而我内心深处的愿望已成为泡影，四十年来，我把自己信念的一切力量都贡献给了这个愿望：实现欧洲的和平统一。我害怕人类之间互相厮杀的战争甚于害怕自己的死亡，现在战争第二次爆发了。我整个一生热烈追求人性和精神上的团结一致，在那个比其他任何时候都需要牢不可破的团结的时刻，由于受到严重的排挤而感到无能为力。我感到了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孤独。
为了最后看一眼和平的景象，我又一次徒步下山，向那座小镇走去。它静静地沐浴在中午温暖的阳光下。在我看来，它与平时没有两样。人们仍然用自己习惯的步伐走着自己习惯的路。看不出他们有任何匆忙的神情，也看不见他们聚在一起聊天。他们在星期天仍然那么安详、泰然自若。在这一瞬间我问自己：难道他们到此刻还不知道发生了战争吗？不过，他们毕竟是英国人，他们善于克制自己的感情，他们不需要大张旗鼓、不需要喧嚣和音乐来增强自己坚强、刚毅的决心。这跟奥地利在一九一四年七月的那些日子里多么不同呀！话又说回来，那时我还是一个毫无经验的青年，而现在我有无数回忆压在心头，已是心事重重的老人，这两者也是有很大的不同呵。我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当我看到热闹熙攘、五光十色的商店时，我在一片幻觉中重又看到一九一八年的景象：商店被抢劫得空空荡荡，好像在用空洞的眼睛凝视着我。我在幻觉中看到憔悴的妇女在食品店前排起长队；哀伤的母亲、伤员、残废者，和一切的恐惧不安又像幽灵一般回到了今天阳光灿烂的中午。我回忆起当年那些老兵，他们衣服褴褛、面容疲惫，他们是怎样从战场上回来的啊！我跳动的心经历了那次战争的全过程。但今天，战争还没有露出它那可怕的景象。而且我知道：过去的一切又全完了，所有的业绩早已化为乌有——欧洲，我们曾为它而活着的故乡，遭到了彻底的破坏，连同我们自己的生活。有点不同的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但是要达到这个新时代，还要经历多少地狱和炼狱啊！
骄阳普照着大地。正如我在回家的路上忽然注意到我面前的影子一样，我也看到了这次战争后面另一次战争的影子。战争的影子将贯穿我们全部的时代，不会再从我这里消失；战争的影子将笼罩我日日夜夜产生的每一个念头；也许它的暗影也蒙住了这本书的某些章节。可是不管怎么说，每一个影子毕竟还是光明的产儿，而且，只有经历了光明和黑暗、和平与战争、兴盛和衰败的人，才算是真正生活过。
指十六世纪法国巴黎屠杀新教徒之夜。
今立陶宛克莱佩达，临波罗的海。
英格兰西南部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