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的太阳已经沉没。

我们的白昼已经过去。

黑云、夜露和危险正在逼近，

我们的事业已成灰烬。

——莎士比亚《尤利乌斯·恺撒》

我在伦敦的头几年，多少有点像高尔基在索伦托一样，有点流亡的感觉。即便是在那次所谓的“革命”之后，纳粹企图用突然袭击和暗杀多尔富斯等卑鄙手段占领那个国家，奥地利依然存在着。我的祖国又继续挣扎了四年，自然我可以随时回去。我还没有失去自由，也没有被驱逐。我的书完好无损地放在萨尔茨堡的家里。我身边带着奥地利的护照，奥地利还是我的祖国，我还是奥地利公民——有全部公民权的公民。那种可怕的、没有亲身经历过便无法体会的失去祖国的处境还没有开始。那是一种搅乱神经的感觉，好似睁着清醒的眼睛在一片空虚中浑浑噩噩，心里却很明白，无论你在哪里落脚，随时都会引起人的反感。而我才处在这种尴尬境地的最初阶段。

当我一九三四年二月底在维多利亚车站下车的时候，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决心在那里长期居住的城市和过去只是短暂逗留的城市，看上去有些不一样。我不知道我会在伦敦住多久，只有一点对我是重要的，那就是我又可以从事自己的创作了，又可以维护我的人身自由和内心的自由了。由于一切财产都是累赘，所以我没有计划买房子，只是租了一套简单的公寓，房间刚够用，我少量的书可以放在两个壁橱里。我是一刻也离不开书的。房间里还可以放一张写字台，这已满足了我作为脑力劳动者所需要的一切。要是有客人来，就没有住的地方了。我宁愿住在最狭小的房间，可以随时出去旅行。我的生活在无意中变成了临时性的，不能再作长远的打算。

第一天晚上——天已经黑了，墙壁的轮廓在昏暗中渐渐模糊起来——我踏进刚刚布置好的小房间时，不觉吃了一惊。在一刹那间，我仿佛走进了大约三十年前我在维也纳为自己布置的那个小房间。因为两个房间一般大小，墙上同样贴着那句对书的祝辞，同样挂着那幅布莱克的画：《约翰王》；这幅画一直陪伴着我，国王梦幻般的眼睛始终望着我。我需要时间镇静一会儿，因为维也纳的那套小房间，我已经多年没有想到它啦。难道那是我的生活——相隔这么长的时间——退缩到过去的象征？难道我自己变成了幽灵的象征？当我三十年前在维也纳为自己选定那间斗室时，我的命运已经开始。当时我还没有创作出什么来，或者说，还没有创作出重要作品；我写的书，我本人的名字还没有在祖国生根。现在——在惊人的相似的环境里——我的著作已经从自己的语言环境中重新消失了。我写的一切，现在对德国来说已经相当陌生。朋友们都已疏远，昔日的联系已经中断。贮有收藏品、绘画和书籍的住房已经失去，我现在像三十年前一样，又被一片陌生所包围。我当初努力做过的、学过的、享受过的一切，看来都已飘逝。我已经五十岁了，但又要重新开始，又要坐在写字台前当学生，早上疾步去图书馆——只是不再那么虔诚，不再那么热情罢了；头发已经灰白，疲惫的心灵蒙上了薄薄的沮丧。

每逢谈到有关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〇年我在英国的情况时，我总有些犹豫，因为我已经踏进了我们今天的时代，并且我们大家几乎都同样经历过这个时代，怀着同样由广播报纸煽动起来的不安，怀着同样的希望和同样的烦恼。今天我们大家很少怀着骄傲的情感去回想政治上的迷惘，而是怀着可怕的情感回想那个时代曾把我们引向何方；要想说明过去，势必要先控诉一番，可是在今天，我们谁还有这种权利呢？再说，我在英国的生活处处谨慎节制。我知道自己不善于克制自己内心的无限惆怅，所以我在半流亡和流亡的全部日子里，断绝了一切社交活动。我私下里想，当他们在讨论时局的时候，我这个外国人怎敢在他们面前说三道四呢？在奥地利的时候，我对那些领导人愚蠢的作为尚且无能为力，我怎么能够去评价英国领导人的作为呢？我只是这个美丽岛国的一个客人，我很清楚，如果我——用我们比较清楚、比较可靠的消息——指出希特勒将给世界带来的危险，那么英国人就会认为这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当然，如果亲眼看到他们那些明显的错误而缄口不语，有时也是困难的。眼看着英国人最高尚的道德、诚恳正派、毫无猜忌地信赖别人的真诚意愿，竟被事先精心策划的宣传所滥用，是多么令人伤心呵！他们一再受蒙蔽，认为希特勒只是要把边界周围的德国人聚集到自己的身边就心满意足了；为了表示感谢，希特勒会把布尔什维克主义铲除，这样的诱饵确实产生了不同寻常的效果。只要希特勒在演说中说出“和平”这个词，英国的报纸就会热烈欢呼，而忘记了他所犯下的罪行，也就不再思考德国如此疯狂地扩军备战到底是想干什么。从柏林回来的旅客盛赞德国的新秩序和新秩序的设计大师，那是因为他们的旅行访问是经过预先精心安排的，他们受到的是恭维般的接待。英国开始默认那位新领袖“要求”建立大德意志帝国是合乎情理的——可是没有人理解，奥地利是欧洲大墙里的一块基石，谁要是把它挖掉，全欧洲必然垮台。我以焦急的心情感受到英国人和他们的领导人存在着那种被人诱骗的天真和高尚的轻信，因为我曾亲眼目睹冲锋队员凶恶的嘴脸，并听到他们唱：“今天，德国属于我们，明天，将是全世界。”政治局势越紧张，我就越避免同别人交谈，避免任何公开的活动。在英国，我从没有在一家报纸上发表一篇同时局有关的文章，从没有在电台上讲过话，从没有参加公开的讨论会；在过去的世界里，唯有对英国，我没有说过一句话。我生活在斗室里，比我三十年前作为大学生住在维也纳的那间小屋里，更加无声无息。因此，我今天没有权利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见证人去描述英国；后来，我不得不承认，在战前我并未真正认识到英国最深沉、最内在，只有在最危险的时刻才能表现出来的力量。

在英国我并没看到几个作家。我刚开始接近的那两位作家约翰·德林克沃特和休·沃波尔，又恰巧提前被死神带走了。较年轻的作家，我更不常遇到。由于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深负着一种不幸的不安全感，我避免去俱乐部、宴会厅和一切公共场所。即便如此，我还是经历了一次真正难忘的特别欢乐，我看到两位思想最敏捷的人物，萧伯纳和赫·乔·威尔斯进行了一次私下成见极深的但表面文雅得体的争论。我事先并不知晓他们之间那么深的隔阂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在这两位作家之间那种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在他们互相问候的时候就已经让人觉察到了。他们彼此之间像开玩笑似的嘲笑对方，所以我当时既尴尬又深感有趣。他们之间必然有重大的原则分歧，可能不久前已经消除，或者，要通过这次午宴来加以解决。这两位在英国享有盛誉的大人物在半世纪以前均是文学团体费边社的成员，当时他们尚且年轻，肩并肩地为年轻的社会主义奋斗过。从那以后，他们都按自己个性的特点发展，彼此之间的距离越距越远。威尔斯坚持自己积极的理想主义，憧憬着人类的美好未来；而萧伯纳则相反，他越来越用怀疑、嘲讽的目光观察未来和当代现实，以检验自己冷静的“愉快的戏剧”。他们的外部形态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形成鲜明的对照。萧伯纳，这位年已八旬的老人精神抖擞，他只吃核桃和水果，嘴巴不时发出“格格”的响声；他身材高大、瘦长，不知疲倦，十分健谈，经常发出朗朗笑声，他比以前更喜欢自己的奇谈怪论。而威尔斯，这位乐天派的作家也已是六旬的老人了，比以往更追求享受、安逸，他身材矮小，面颊红润，偶然轻松愉快的表情背后有一种无情的严肃。萧伯纳善于进攻，能迅速又巧妙地变换进攻点；而威尔斯在战术上长于防卫，他不动声色，犹如一个教徒、一个信念坚定的人。我很快得到这样的印象，威尔斯来我这里不仅是为了一次友好的午宴谈话，而且也是为了一场原则的争论。正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思想分歧的背景，我不免感到气氛有点紧张。两个人的每一个表情、每一个目光、每一句话，都反映出一股傲慢的气质和相当认真的好斗情绪；就像两个击剑手在正式激烈的交锋之前，总是先用小小的试探碰击来试一试自己随机应变的能力。萧伯纳思路敏捷，当他回答或者避开某个问题时，他那浓眉下的眼睛总是闪闪发光，他喜欢幽默和文字游戏，在过去的七十年里，他在这方面可谓登峰造极，他对此深感自豪。在轻声的长时间的笑声中，他浓密的白胡子不时颤抖；他的头稍微偏斜，好像他总是注视着自己手中那把剑是否刺中了对方。而威尔斯，他面颊红润，有一双深沉的眼睛，他言词尖锐，表达直截了当；他的理解力也同样敏捷，但他不喜欢华丽的词藻和拐弯抹角的手段，而喜欢单刀直入。这场舌战宛如击剑一般，进行得非常激烈，非常迅速。剑光闪闪，你来我往，你刺我挡，我击你闪，好像其乐无穷，使得观战的人对这场击剑比赛你来我往的技艺怎么赞扬都不过分。在这场快速的、始终在高水平上进行的对话背后却隐藏着一种精神上的愤怒，它是以英国人高贵的风度，通过最文雅的辩论形式表现出来。那就是寓严肃于游戏，寓游戏于严肃。两个极端对立的人的一场针锋相对的争论，表面上看是由某件事引起的，实际上早就有我不知道的原因和背景。不管怎么说，我所看到的是两位英国最优秀的人物所进行的一场十分精彩的争论。而后来他们在《民族周刊》继续了好几个星期的论战却没有引起我的一点兴趣，因为文字论战远不如那次激烈的对话引人入胜，因为只有抽象的论据，而见不到活生生的人。那些实质问题也不再显得那么清楚。但是，才智很高的人之间发生摩擦，是非常难得的。这场争论使我茅塞顿开。不管在这之前或者之后，我从未在喜剧里听到过这样精彩的对话艺术，因为他们的对话艺术并非刻意追求什么戏剧效果，而是极自然达到的。

可是那几年，我在英国只是占了一个空间，我整个的灵魂并没有在英国。恰恰是对欧洲的忧虑，那种痛苦的、压迫神经的忧虑，促使我从希特勒掌权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几年里，经常外出旅行，甚至两次渡过大西洋。我外出旅行也许是出于一种预感：只要世界还向我开放，只要轮船在航道上还能安全行驶，我就应该在更黑暗的时代到来之前多积累一些常识和经验；使我下如此大的决心去旅行的原因，也许还有那种渴望：我想亲眼看看，当我们这个世界被不信任和不和睦破坏得不成样子的时候，大西洋彼岸的世界是怎样建设的；我甚至还有一种隐隐约约的预感：我们的未来，我自己的未来，是在远离欧洲的大西洋彼岸。美利坚合众国邀请我作环美演讲旅行，这给了我一次极好的机会看看那个强大的国家的丰富多彩的生活，看看那个国家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万众一心的决心。不过，我对南美的印象也许更深刻。我愉快地接受了国际笔会的邀请，到那里去参加大会。在那个时刻，我更觉得，没有比超越国家和超越语言的思想团结更为重要的了。在那次旅行之前，我在欧洲的最后几个小时用可怕的警告伴我上路。一九三六年夏天，西班牙内战爆发。表面上看，那次战争不过是这个美丽又可悲的国家的内部矛盾造成的；但实际上，却是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势力集团为自己未来的目的而进行的斗争。我是从南安普敦乘英国轮船启程的，我原以为，为了避开战争地区，轮船会绕开往常停靠的第一站，西班牙西海岸城市维哥。但出乎我的意料，轮船竟驶进了这个港口，且允许旅客上岸玩几个钟头。当时的维哥掌握在佛朗哥党徒的手中，离真正的战场还很远。在那不多的时间里，我还是看到了一些着实使人心情沉重的事情。市政厅前飘动着佛朗哥的党旗，市政厅门前有不少年轻人，他们穿着农民的服装，在牧师的带领下，排着队。他们显然是从附近农村来的。我开始还不知道，当局叫他们来做什么？是临时招募的工人？或许是来领救济金的失业工人？可是一刻钟后，我看到同那些青年一样的年轻人从市政厅出来，但已经大变样，他们穿着簇新的军服，佩带着枪和刺刀，在军官的监视下，登上崭新锃亮的汽车，穿过几条街道，向城外开去。我一阵害怕。我不是在什么地方看见过这样的场面吗？第一次是在意大利，后来是在德国！那些簇新的军装、崭新的汽车和机枪突然出现在这里和那里。我又一次反问自己，是谁提供的军装？是谁付的钱？是谁把这些一贫如洗的年轻人组织起来？是谁驱使他们反对现政权、反对选举产生的国会、反对合法的人民代表机构？据我所知，国库掌握在合法政府手中，军火库同样也在合法政府的控制之下。那么，那些新汽车、那些武器肯定是从外国运进来的，毫无疑问，是从近邻葡萄牙越境而入的。可是，到底是谁提供的、是谁付的钱？这是一股想取得政权的新势力，也是一股四处活动的势力，同样也是一股喜欢暴动、需要暴动的势力。我们信仰并为之终生奋斗的一切思想、和平、人道、友善，在这股势力看来，早已成为古董了。这是一个秘密的组织，他们隐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和康采恩里，狡猾地利用青年人的幼稚思想为自己的权力欲望和自己的事业服务。他们信奉暴力，想用新的、难以捉摸的伎俩把旧时野蛮的战争带给我们不幸的欧洲。一个亲眼所见、亲身感受到的印象对心灵产生的巨大力量远远胜过报纸上许多文章和小册子产生的力量。我从来没有比那一时刻更震惊过，我亲眼看到这些无辜的小伙子被神秘的幕后操纵者用武器武装起来，让他们同自己的同胞打仗。我突然预感到，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也是欧洲面临的现实。轮船停了几个小时之后又起锚了，我赶快上船，走进船舱里。要是再多看一眼这个美丽的、遭到外国罪恶蹂躏的国家，我会更加痛苦。我觉得，欧洲由于自己的疯狂已濒临灭亡。欧洲，我们神圣的故乡，我们西方文明的摇篮和圣殿，正在走向死亡。

这以后看到阿根廷国土上的和平景象，当然令人更加欣慰。那里是另一个西班牙，西班牙的古老文明在这一片新的、辽阔的、没有流过血、没有被仇恨毒化的土地上得到保护和延续。那里有丰足的粮食、过剩的财富和利润，那里有无限的空间和未来的粮食。对此我感到莫大的欣慰，也给我带来了新的信心。数千年来，文明不就是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的吗？如果一棵大树被斧头砍倒，只要种子保留下来，就不愁它不会发芽、开花和结果。像大树一样，我们世世代代所创造的一切会一代一代传递下去，永不枯竭。可是，人们必须学会从更大的范围去思考，从长远的时间去衡量。我对自己说，不要单从欧洲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应该跳出欧洲来考虑问题；不要把自己埋葬在逐渐消亡的过去，而应该参与重建新的历史。因为在这座百万人口的新城市里，所有居民都对我们的大会表现出满腔热情，所以我才感觉到，我们在那里并不是外人；在那里，对思想统一的信仰——我们把最美好的东西都贡献给这种信仰——依然具有生命力，仍然有价值，仍然在起作用。我感到，在飞速发展的时代，纵然是大洋也不能把我们分开。在那里，一个新任务代替了旧任务：那就是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在更大胆的设想中建设我们所渴望的共同事业。如果说我最后一瞥看到战争将近，而对欧洲失去了信心，那么，我在南十字座下却又开始有了新的希望和新的信仰。

巴西给我留下同样深刻的印象，也给了我很大的希望。那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上有世界最美丽的城市；在那片广袤的国土上，至今还有铁路、公路，乃至飞机未曾到过的地方。在那里，历史文物保存得比欧洲还要精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毒还没有侵入到此地民族的风尚和精神中。那里的各族人民都和平地生活在一起，他们礼貌待人，不像我们欧洲，各民族之间存在着仇恨。那里的人不是由荒谬的血统论、种族论和出身论来划分的，而是大家一律平等。一种奇妙的预感使我事先就觉得，我可以在那里安静地生活，那里的空间为未来的无限繁荣提供了条件。可是在欧洲，各国为了一点点空间而付诸武力，使得政治家们焦头烂额。那里的大地期待着人们去开发，用现代的技术去充实。欧洲文明所创造的一切都能够在那里以其他的新形式得到富有成效的延续和发展。那里纯大自然的千姿百态使我赏心悦目，我已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但是旅行，持续不断地到另一片星空下，另一个世界去旅行，并不意味着就能脱离欧洲、摆脱对欧洲的担忧。看起来，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几乎是凶狠的，当人类成功地用技术把大自然最隐秘的规律掌握在自己手中时，技术反而扰乱了人类的心灵。技术带给人类最坏的灾难，莫过于阻止我们逃避现实，哪怕只是一刹那的逃避。我们的祖辈，当他们遇到灾难的时候，便可逃到偏僻孤独的地方；可是现在，在同一时间，不管身处世界的任何地方，我们都能知晓或感受到某个地方发生的事件。尽管我距离欧洲那么遥远，可是我随时都知道欧洲的命运。在巴西的伯南布戈城登岸的那一天夜里，南十字星座就在我们头上。我疲惫不堪地走在黑色皮肤的人群中间，忽然从报纸上看到轰炸巴塞罗那和枪杀一位西班牙朋友的消息。几个月前，我曾与这位朋友共同度过了愉快的几个小时。在得克萨斯州，我坐在飞驰的卧铺车厢里，行驶在休斯敦和一座石油城之间，我突然听到有人发疯似的大声喊叫，原来是不知哪位旅客把车厢里的收音机拨到了德语电台。列车的车轮正在得克萨斯的平原上滚滚向前，我却在车厢里聚精会神地听希特勒发表煽动性的演说。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我无时不在怀着痛苦的忧虑思恋着欧洲，眷恋着欧洲中间的奥地利。在众多危险的地区中——从中国到埃布罗河和曼查那雷斯——唯有奥地利的命运特别令我关心，这似乎是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吧。但是我知道，整个欧洲的命运全部系在那个小国身上——它正是我的祖国。如果我今天回过头来，试图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些政治错误，那么，我认为最大的错误是：欧洲和美洲的政治家没有执行简单明确的威尔逊计划，反而歪曲了。他的中心思想是给小国自由和独立的权力，不过他认识到，这种自由和独立只有在所有大国和所有小国都参加一个有约束力的组织的前提下才能得到确认。由于还没有建立那种组织——真正的、全面的国际联盟——而无法实现纲领的那一部分，即给小国家以自主权；因而人们制造出来的不是平静，而是连续不断的紧张空气。因为再也没有比小人的狂妄欲望更危险的了。所以，那些小国刚建立起来的时候，碰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国之间你争我夺的阴谋，为自己获得一小块土地而争吵不休。波兰人同捷克人打仗，匈牙利人向罗马尼亚人开战，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交火；而在这些对抗中，唯有小小的奥地利敢于同庞然大物德国对抗。这个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奥地利，它的统治者曾一度想支配全欧洲；现在，我不得不一再重复，奥地利已成为欧洲城墙上的一块基石。我知道，在我居住的那座有百万人口的英国最大城市里，所有人都没有那种心理准备：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巴尔干，都会被希特勒公然吞并。他们也觉察不到纳粹党利用维也纳这根杠杆把整个欧洲撬起，翻了个个儿。希特勒依靠他在维也纳发展的众多组织将维也纳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有我们奥地利人才知道，希特勒是在一种由愤恨激起的欲望驱使下向维也纳进军的。他在最穷困潦倒的时候就住在这座城市里，现在他要以凯旋的统帅身份进入这座城市。所以，每逢我匆匆忙忙回一趟奥地利，又越过边界返回时总是忍不住舒一口气：“幸亏希特勒还没有来。”回头一望，那好像是最后一次了。我看到灾难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年里，当别人每天早上泰然自若地看报时，我却有数百次从内心里害怕看到这样的大写标题：奥地利完了。当我装作早已不关心奥地利的命运时，我是怎样在欺骗自己啊！我每天从遥远的地方为奥地利缓慢的最后挣扎而痛苦，比在奥地利的朋友感受更为深切。他们以为爱国主义游行就能镇住希特勒，每天相互打气：“法国和英国不会抛弃我们，首先是墨索里尼绝不会答应。”他们相信国际联盟、相信和平条约，就像病人相信贴有漂亮商标的药一样。他们无忧无虑地、幸福地过着他们的日子，而看得非常清楚的我，心都快要碎了。

我最后一次回到奥地利，没有别的理由，而是我内心对那越来越近的灾难的恐惧促使我亲自去看一看。一九三七年秋，我为探望老母亲回了一趟维也纳。因为我在伦敦有较长一段时间无事可干，更没有急事。几个星期以后的一天中午，那是十一月底的时候，我穿过摄政王大街回家，在路上买了一份《标准晚报》。那天正是英国掌玺大臣哈里法克斯勋爵飞往柏林的日子，他第一次试图和希特勒本人进行谈判。在《标准晚报》头版上，我只粗略地看了一下，右边版面是黑体字，列举了哈里法克斯想同希特勒达成谅解的几点内容，其中一条是有关奥地利的。从字里行间我感觉到或者说我已经看到，他在出卖奥地利。因为除此之外，同希特勒谈判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们奥地利人全都知道，希特勒在这一点上绝不会让步。值得注意的是，把那次讨论的内容归纳为几点纲领，唯独出现在那份午间出版的《标准晚报》上，而在下午晚些时候出版的报纸上却又不见了。（我后来听到谣传，说报上的消息是意大利公使馆设法弄到的，因为意大利在一九三七年最怕德国和英国背着它搞联合。）在《标准晚报》上的消息，大概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它的真实性我也无从判断。我只知道，我对这个消息吃惊不小；这就是说，希特勒已经在同英国谈判有关奥地利的问题了；现在我并不羞于承认，当我看那份报纸时，我的手在发抖。不管消息是真是假，那几年来我还没有这样激动过，因为这个消息似乎有一点点真实，也就意味着奥地利开始完蛋了，欧洲城墙上那块基石会塌下来，随之欧洲也会崩溃。我立即转过身，跳上一辆写着开往“维多利亚火车站”的公共汽车，向帝国航空公司驶去，想打听一下是否有第二天早上的机票。因为我想再去看一次我年迈的母亲、我的家、我的故乡。很巧，我买到了一张飞机票，我飞快地将东西塞进箱子里，飞往了维也纳。

我的朋友们对我如此迅速突然地回到维也纳感到十分奇怪。当我说出我的忧虑时，他们嘲笑我是庸人自扰，讥讽我是那位先知耶利米。他们问我，是否知道奥地利人现在百分之百地支持舒施尼克？他们喋喋不休地赞扬“爱国阵线”组织的盛大游行；我在萨尔茨堡看到过这种游行，绝大多数示威者在外衣领上别着一个统一的徽章，凭徽章彼此照应，避免发生危险。同时，为了谨慎起见，他们早已在慕尼黑纳粹党那里登了记——我学过的历史和自己写的历史够多了，我知道得太清楚了：大批群众总是突然倒向势力大的一边。我同时也知道，他们今天高呼“舒施尼克万岁”，明天他们就会用同样的劲头高呼“希特勒万岁”。可是，在维也纳所有同我交谈过的人都表现出天真的无忧无虑。他们互相邀请聚会，穿着燕尾服，吸着香烟（他们根本没有料到自己不久就会穿上集中营囚犯的衣服）。他们忙着购买圣诞节礼物，把自己的家布置得更漂亮（他们也没想到，几个月后，这些东西会被洗劫一空）。古老的维也纳永远是那么悠然自得，我以前非常喜爱它的悠然自得，我整个一生都在梦想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维也纳民族诗人安岑格鲁贝尔曾把这种无忧无虑概括成一句简练的格言：“你不会出什么事的。”可是，这种无忧无虑第一次使我感到痛苦。终有那么一天，突发的事件也会使他们痛苦的。虽然我的这些朋友，在维也纳的朋友，他们比我聪明，不会有心灵上的痛苦，只会在大难临头时才开始觉得痛苦。而我呢，在事先想象中就感到痛苦，当大灾真的降临时，又产生了第二次痛苦。我无法理解他们，也无法使他们理解我。从第二天起，我再也不去警告任何人了。何必去打扰那些不愿别人打扰的人的安逸生活呢？

不过，我如果说，当我在维也纳的最后两天望着我在那里出生的城市每条熟悉的街道、每座教堂、每座花园和每个古老的角落时，我总有怀着一种“永不会再有”的绝望的感觉。人们以后不会再把我的话当作故弄玄虚，而认为完全是真话。我拥抱我母亲时，也怀着这种暗藏的“这是最后一次了”的感觉。我对这座城市的一切，对这个国家的一切都怀着“永别”的情感。这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诀别。列车途中经过萨尔茨堡，那里有我生活了二十年的住宅；但是，火车进了站，我却没有下车，虽然从车窗里能够看到山丘上我家的房子，回忆那些消逝的岁月，可我并没有下车去看，看了又有什么用呢？——我们永远不能再住进那座房子了。在列车越过边界的那一刻，我就像《圣经》里的老祖公罗得一样，知道身后的一切都是尘土和灰烬，一切都凝结成像盐一般苦涩的历史。

我觉得，当希特勒要实现自己仇恨的梦想，将作为凯旋的统帅占领这座曾经遗弃过他——一个穷苦潦倒、一事无成的年轻人——的城市维也纳的时候，我就预见到了一切可能发生的可怕的事情。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爆发了惨无人道的事件，那一天，奥地利以及全欧洲都成了赤裸裸的暴力的战利品！但是，我对这种惨无人道的想象，与事实相比显得多么保守、多么懦弱又是多么可怜呵！现在，假面具已经完全撕下来了。由于其他国家公开表现出畏惧的情绪，不敢理直气壮地对付侵略者，所以残暴势力不再顾忌任何道德约束了，也不再需要——英国、法国乃至世界还算个什么？——利用从政治上消灭马克思主义这个虚伪的借口。现在不仅是掳掠抢夺，而且每个人都在恣意放纵自己的复仇私欲。大学教授被迫用赤裸的双手去擦洗马路；虔诚的白胡子犹太人被拖进寺庙，狂吼乱叫的年轻人逼着他们跪下齐声高呼“希特勒万岁”。这些年轻人像抓兔子一样把无辜的人抓在一起，押他们到冲锋队的营房去打扫厕所。病态的、卑劣的仇恨狂人过去只能在黑夜里妄想一切，如今却在光天化日之下发泄出来了。他们闯进居民的住宅，从吓得发抖的妇女耳朵上抢走珠宝首饰——类似这样的洗劫在中世纪野蛮时期也曾发生过；不过那种折磨别人的无耻私欲、对心灵的摧残，以及花样翻新的侮辱都是过去不曾有过的。所有的罪行已不是由个别人，而是由千千万万遭到折磨的人记录下来的。在一个平静的环境里——不是我们这个道德沦丧的时代——阅读这些记录报告使人心惊肉跳，一个空前绝后的仇恨狂人在二十世纪这座文化名城里犯下了滔天大罪。因为那是希特勒在他的军事和政治的胜利中最最可怕的一次胜利，这样一个人居然成功地运用不断升级的策略，砸碎每一条法律。在那种“新秩序”面前，杀一个人不需要法庭审判，其冠冕堂皇的理由则会使世人咋舌；拷刑在二十世纪是不堪想象的。当时，人们把没收财产明明白白地称为抢掠。可是现在，在一个又一个圣巴托洛缪之夜之后，在冲锋队员的营房里和铁丝网的后面，每天都把人打得死去活来，还谈什么正义呢？还谈什么人世间的痛苦呢？一九三八年，在奥地利被占领以后，惨无人道、无法无天的野蛮粗暴的罪行在我们的世界已遍地开花了，这是数百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要是这座不幸的城市维也纳在以前发生了这样的事，就足以遭到国际的唾弃，可是到了一九三八年，世界的良知在忘却和原谅这些暴行之前，就已经沉默，或者至多嘟囔几句。

那些日子里，每天都有来自祖国的呼救声，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日子；我知道，每天都有我最亲近的朋友被非法拖走、被拷打、被侮辱；我为每一个我所爱的人担惊受怕，却又无能为力。今天，我并不羞于说，当我老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时——当时我们把老母亲留在维也纳——我并不感到吃惊，也不感到悲痛——这个时代把我们的心变得如此麻木、如此反常——而是相反，我感到一种宽慰，因为我知道，她再也不必遭受各种痛苦和危险了。她已八十四岁了，双耳几乎全聋了，她就住在我们家的老宅里。根据新的雅利安人法律，她可以暂时不被驱逐。我曾经想，再过些时候，用什么办法把她接到国外。可是不久，在维也纳发布的第一批法令中就有一条规定击中了她。她已八十四岁，体力不支，只能每天出去走一走，走上五分钟或十分钟之后，总习惯在环形大道旁或者公园的椅子上坐坐歇歇。希特勒在这座城市里刚当了八天的新主人，就下发了残酷的禁令：不准犹太人坐在长椅上。这是专为折磨人的肉体想出来的禁令中的一条。如果说，抢劫犹太人的财产总还有他们的一点逻辑，也可理解，因为他们可以把从工厂、私人住宅、别墅里抢来的东西奖赏给自己的部下，将空缺职位赐给自己人。戈林的私人画廊之所以富丽堂皇，要归功于那种大规模的抢劫。可是不让一位老妇人或者一位精疲力竭的老先生坐在长椅上喘一口气，居然发生在二十世纪里，也只有那个家伙才能干得出来；而千百万人却把这个家伙尊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

幸运的是，我的母亲再也不会受到那些野蛮行为的侮辱了。在维也纳被占领几个月后，她就去世了。我今天不能不把一件跟她的去世有联系的小事写出来，我觉得，正是这些小事对说明一个正在到来的时代至关重要，类似的事在今后的时代再也不会发生。一天早晨，八十四岁的老太太突然失去知觉，请来的医生很快就说，她可能活不过那天晚上，医生还雇来一个女看护——一个大约四十岁的女人——守护在老太太临终的床边。我母亲仅有的两个儿子——我和我的哥哥——正巧都不在她身边，当然无法赶回来，因为即使我回到临终母亲的床边，对德国新文化的维护者来说也是一种罪行。于是我的一位堂兄决定在老太太屋里过夜，这样，在她断气的时候，还有个家人在场。我的那个堂兄当时已六十岁了，身体也不太好，事实上，一年之后他也死了。当他正准备在隔壁搭床过夜时，女看护出现了——我今天写这件事，对她是相当不光彩的——她解释说，很遗憾，按照纳粹的新法律，她是不能在要死的人身旁过夜的。她说，我的堂兄是犹太人，她作为一个不到五十岁的女人，即使在一位将死的老太太身边，也不可能和我堂兄在同一住所里过夜。按照这位挑剔者的心愿，一个犹太人首先应该考虑到的是：不要给她带来种族上的耻辱。她又说，她当然对这种规定也感到非常苦恼，可是她又必须遵守这些法律。于是，为了能让女看护守在我临终的母亲身旁，我堂兄被迫离开了这个住所。现在人们也许会理解：我为什么庆幸我母亲没有继续活下去。

奥地利的局势突变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变化。起初我认为奥地利的变化是无关紧要的，仅仅是形式上换了一个政府，可是我的旧奥地利护照失效了，我不得不向英国当局申请一张白卡，即一张无国籍者的身份证。过去我常常在世界主义的美梦里为自己私下描绘这样的情景：没有国家、不用为某个国家承担责任，就这样让所有的人没有区别地生活在一起，该是多么美好，又多么符合我自己内心的情感啊！可是，我又不得不再次确认：我们的幻想是多么有限，恰恰是那些最重要的感受，只有自己亲身经历过才能明白。十年前，我在巴黎遇到过梅列日科夫斯基，他抱怨地对我说，他的书在俄国遭到禁止，当时我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所以不痛不痒地安慰了他几句；面对当前国际上流行的通病，说什么都无济于事。可是，当我的书在德国消失时，我才清清楚楚地理解了他的抱怨。因为我写的书只能通过翻译，以合乎译文的习惯和改变了的媒介形式才能出版，所以我在英国的地位不如在其他国家里高。因此，我在这段时间里——当时，我在前厅申请人坐的长凳上等了一阵之后，才被允许进入英国官员的房间——才懂得，把自己的护照变成一张外国的身份证意味着什么。因为过去我有权要求得到奥地利的护照，每一个奥地利领事馆的官员或者警察局的官员都有义务立即给我这个享有一切公民权的人签发护照。可是现在，我要得到那张英国的外国人身份证，就必须提出申请。这是一种经申请得来的照顾，而且这种照顾随时都可能被收回。一夜之间我又降了一级。昨天还是一位外国客人，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位有身份的绅士，我在那里支付外汇并且纳税，现在我却变成了一名流亡者。我被降至那类少数人中间，虽然他们还不属于不名誉的一类人。从此之后，我每到一个国家，那张白色身份证上的签证都得由本人提出特别申请。因为所有国家都对我这个身份归属不清、没有法律保护、无国籍的人表示不信任，我们这类人同其他人不一样，如果我们在某个国家变得令人讨厌或逗留时间太长，必要时，他们就会驱逐我们或把我们遣返回自己的国家。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几年前一个流亡的俄国人同我说的话：“早先，人只有一个躯体和一个灵魂，今天还得外加一个护照，不然人们不会把他当人看待。”

事实上，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使人感到世界意识大倒退的，可能莫过于限制人的行动自由和减少人的自由权利。一九一四年以前，世界是属于所有人的。每个人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在那里待多久就待多久；没有什么同意不同意，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当我今天同年轻人讲述我一九一四年以前去印度、美国旅行那些事情时，我总是高兴地看着他们一再流露出惊奇的神情，那个时候不用护照，或者根本没有护照这回事。人们上下车，不用问人，也没有人问；今天要填一百多张表格，那时一张也不用填。那时候没有许可证，也没有签证，更谈不上刁难；那些国境线不过是象征性的边界而已，人们可以像越过格林威治子午线一样畅通无阻地越过那些边界。而今天，由于彼此之间那种病态的不信任，海关官员、警察、宪兵队已经把边界变成了一道铁丝网。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民族主义作祟，世界才变得失常，而且，第一个看得见的现象，也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精神瘟疫，就是对外国人的仇视：仇视异族人，至少害怕异族人。到处都在抵制外国人，驱逐外国人。早先对付罪犯的一切侮辱手段，现在都用在每一个旅行前或正在旅行的旅客身上了。那些旅客一定要交出左侧、右侧和正面的照片，头发要剪短露出耳朵，还要留下指纹，过去只要求拇指指纹，现在则要十个指头的指纹；此外还要出示各种证明，健康证明，防疫证明，警察局证明，推荐信；还必须出示邀请函和亲属的地址；也必须有品行鉴定和经济担保书；还要填写、签署一式三四份的表格，如果那一大堆表格中缺少了哪怕一张，那么你也就丢失了自己。

看来都是些小事。一开始我也觉得这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可是这些毫无意义的“琐事”使我们这一代人毫无意义地浪费了不可挽回的宝贵时间。如果我今天算总账，我在那些年里不知填写了多少表格，每次旅行时不知写了多少声明、赋税证明、外汇证明、过境和居留许可证明，还有申报和注销手续。我在领事馆和官署的前厅里不知站了多少小时，坐在不知多少官员面前，他们有的和善、有的不友好、有的无聊、有的过于热情。我在边境检查中不知经历过多少次搜查和盘问。后来我才感觉到，人的尊严在这个世纪里丢失了多少啊！我们年轻的时候曾迷信地梦想过，我们这个世纪能成为自由的世纪，成为世界主义即将到来的时代。那些非生产性的、同时也是侮辱人格的陋习浪费了我们多少生产、多少创作、多少思想呵！因为，我们每个人在这几年里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官方的这些规定，而不是去研究文学艺术。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或者一个陌生的国家，不再像过去那样首先去博物馆、风景区等，而要先去领事馆或警察局领取居住许可证。过去，我们大家坐在一起，常常是谈论波德莱尔的诗或者热烈地讨论文艺问题，而现在，谈论的却是被盘问的情况、许可证的情况，打听是要申请长期签证还是旅游签证。结识一个领事馆的小小女官员会节省不少时间，同她搞好关系甚至比和托斯卡尼尼或者罗曼·罗兰这样的人的友谊更重要。凭着天性我一直感觉到，人是客体而不是主体，所以没有什么权利，一切都是官方赐予的。生活在现在的人们不停地受盘问、登记、编号、检查、盖章，没完没了。就是今天，我，作为一个出生在自由时代、不接受教训的人，作为一个梦想的世界共和国的公民，我一直觉得护照上加盖的图章犹如犯人脸上的烙印；每次盘问、每次检查犹如一种侮辱。我知道这是些小事，一直是些小事，那是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比货币价值跌落得更快的时代里的小事。但是，只有当人们抓住这些小事的特点，以后时代的人才能把正常的精神状态和精神失常的状态完整地记录下来，而那种精神失常的状态却深深地影响着两次大战之间的我们这个世界。

也许我早就放纵惯了，我的敏感是由于近几年来世界的巨大变化刺激而生成的。不管是哪种形式的流亡，都不可避免地破坏人的生活本身的平衡。如果人失去了立足之地——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有切实的体会——就没有了主心骨，就觉得更没有把握，连自己都不信任了。我毫不迟疑地承认，自从我必须依靠外国人身份证或护照生活在异国的那天起，我就觉得主体的我与客体的我是分离的。和原来的我、真正的我相一致的一点天性永远地被破坏了。现在的我比原来的我更加谨小慎微了。我——早先是一名世界主义者——今天时常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我在外国能够呼吸到的空气也是我的福分似的。我心里自然明白，这种想法是极荒谬的，可是什么时候理智才能战胜感情呢！我几乎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来陶冶我的心，让我的心作为一颗“世界公民”的心而跳动，但是没有成功。在我失去护照的那一天，我已经五十八岁了，这时我才真正发现，一个人随着祖国的灭亡所失去的，要比那一片有限的国土大得多。

但是，并非只有我一人有这样的不安全感。动乱不安开始渐渐遍及全欧洲。从希特勒占领奥地利的那天起，政治局势始终晦暗不明。在英国，那些曾经悄悄地为希特勒开路，希望能以此换来国家和平的人，现在变得更加慎重了。自一九三八年以来，在伦敦、巴黎、罗马、布鲁塞尔，在所有的城市和农村都不再有什么议论，因为不管议论的话题有多么天南地北，最终必然归结到那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上，即是否可以以及怎样才能避免或至少推迟战争。当我今天回顾战争的恐惧在欧洲不断上升的那几个月，我记得，其中有两三天的时间，人们重又充满信心。在这两三天里，人们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有这样的感觉：阴云总会消散，人们又会像往常那样和平地、自由地生活。奇怪的是，正是那两三天在今天被认为是当代史上最耻辱的日子，那就是张伯伦同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谈的日子。

我知道，今天人们很不愿意回忆那一次会谈，在那次会谈中，张伯伦和达拉第有气无力地靠在墙边，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面前拱手投降。但是，我在这里希望忠于事实的真相，我一定要说，每一个在伦敦经历过那两三天的人，都说那次会谈好极了。只是到了一九三八年九月的最后几天，局势才变得令人绝望。张伯伦刚刚第二次从希特勒那里飞回来，几天以后人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张伯伦到德国去，是为了在戈德斯贝格毫无保留地同意以前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向他提出的要求。可是，几个星期前还能使希特勒感到满足的条件，现在已填不满他那歇斯底里的欲望了。绥靖政策和“争取再争取”的政策可悲地失败了。英国的轻信思想一夜之间化为泡影。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整个欧洲只有这样选择：要么在希特勒的淫威面前屈服，要么拿起武器同他对抗。看来，英国是下定了决心，人们对备战不再保持沉默，而是公开示威。工人突然出现了，他们在伦敦的公园里，在海德公园、摄政王公园，特别是在德国大使馆对面筑起了防空洞，以防备轰炸。舰队也作了战时动员，总参谋部的军官经常在伦敦和巴黎之间飞来飞去，为了共同制定防务措施。开往美国去的船只挤满了外国人，他们想及时到达安全地带。自一九一四年以来，这是英国人第一次觉醒。人们走起路来显得更加严肃和沉重。大家望着房屋和繁华的街道，心里暗自盘算：炸弹会不会明天就落在它们上面？人们在屋里围着收音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收听晚间新闻。笼罩着全英国的可怕的紧张气氛深深印在每个人的心田里，虽然看不见，却能感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