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茨堡紧邻德国的边界，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事比较清楚。狭窄的边界河上人来人往，年轻人夜间悄悄渡河去接受那边的训练；煽动家们坐着汽车或者拄着登山杖扮成纯朴的“游客”越过边界，在奥地利各地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基层组织”。他们开始招募新成员，同时威胁说，谁不表态支持他们，谁以后就会受到惩罚。这使得奥地利的警察和政府官员战战兢兢。我越来越感觉到，人们开始动摇，乱了方寸。我在萨尔茨堡有一个青年时代的朋友，他也是一位知名作家，我和他有三十年的密切交往。我们相互称“你”，而不用客气的“您”。我们互相题词赠书，我们每个星期都能见一次面。有一天，我在大街上看到这个老朋友和一位陌生的先生走在一起，我看到他立刻在一个和他毫无关系的橱窗旁站住，背对着我，兴致勃勃地向那个陌生人比划着什么。好奇怪，我想，他肯定看到我了。但这也可能纯属偶然。第二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问是否可以下午到我家来谈谈。我答应了，可是有点纳闷，因为我们从来都是在咖啡馆见面的。结果，虽然他是紧急来访，却没有说什么重要的事。我马上明白了，他一方面想继续保持我们之间的友谊，但又怕受到怀疑。因此他表示，在这座小城市里与我的关系不想太密切。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不久我就觉察到，平时常来常往的许多熟人过了一段时间都不见了。我的处境变得凶险了。

我当时还没想到彻底离开萨尔茨堡，但我像往常一样，决定到外国去度过冬天，以避开那里小小的紧张气氛。可是我万万没有预料到，我于一九三三年十月离开美丽的家园时，竟成了一种告别。

我打算去法国工作，度过一月和二月。我热爱这个有文化的美丽国家。我把它看作我的第二故乡，我在那里没有觉得自己是外国人。瓦莱里、罗曼·罗兰、儒勒·罗曼、安德烈·纪德、罗歇·马丁·杜加尔、杜阿梅尔、维尔德拉克、让·理查德·布洛克，这些文学界的领袖都是我的朋友。我的书在那里拥有几乎和在德国一样多的读者。在那里，没有人把我看成外国作家，看成陌生人。我热爱那里的人民，热爱那一片土地，热爱巴黎。我在那里的生活就像在家里一样，所以，每逢我从巴黎北站下车时，总会有这种感觉：我“回来”了。可是，我这次离开家是由于特殊的情况，我比往常提早动身，我想在圣诞节后再到巴黎，这段时间我到哪里去呢？我回想起来，自我上完大学至今已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可是我还没有重访过英国。我跟自己说，为什么总待在巴黎，为什么不去伦敦住上十天半月呢？为什么不用另一种眼光去看看阔别多年的那些博物馆，看看那个国家和那个城市呢？作了决定以后，我就没有乘特别快车去巴黎，而是坐上了去法国北部港口城市加莱的火车。三十年后又一个十一月的日子，我在维多利亚车站下了车，这里依然是迷雾蒙蒙。刚到伦敦，我碰到的第一件新鲜事就是不像以前那样从车站坐马车去旅馆，而是换成了汽车。雾，灰色的雾，依然是那么柔和阴凉。我还没有向这座城市望一眼，三十年前闻到过的那种呛鼻、潮湿、郁闷的空气，如今又把我包围起来。

我带的行李很少，同样，我对伦敦也没抱很大的希望。在这里，我没有几个要好的朋友；英国作家和我们欧洲大陆的作家，彼此之间来往甚少；他们的民族传统与欧洲大陆国家的传统不同，他们不喜欢交往，喜欢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过一种独善其身的生活。我已经记不太清了，从世界各地寄到我家、堆在我桌面上的许多书籍中，是否能找到一本英国作家作为礼物赠给我的书。我曾在德累斯顿的赫勒劳遇到过一次萧伯纳。有一次，威尔斯在访问萨尔茨堡时到过我家，虽然我的很多著作都已译成英文，但在这里并不出名，英国一直是我的作品产生影响最小的国家。在我同美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出版商结成私人友情的时候，我还没有见到过一位在英国出版我著作的公司经理。因此之故，我作好了思想准备，等待忍受三十年以前的那种陌生感觉。

而事实并非如此，刚刚过了几天，我就感觉到在伦敦有种说不出来的舒适。并非是伦敦大变样，而是我本身变了，我增加了三十岁。经过战争和战后过度紧张的年代以后，我特别渴求安静的生活，不想再听到政治方面的事。在英国也有各种政党，这是很自然的事。有辉格党和托利党，一个保守党，一个自由党和一个工党，它们之间的争论与我何干。就是在文学界也有门户之见和各种流派，必然有各种争吵和隐蔽的抗争，我完全站在圈外，我不但感到生活舒适，而且我终于又置身于一种温良恭俭的市民气氛之中。前几年里，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我在农村和城市里感觉到的仇恨和紧张更毒害我的生活的了。我还必须事事提防，以免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之中。伦敦的居民没有那种惊慌失措的表情，在伦敦的社会生活中，诚实、礼貌具有较高水平，而我们的国家由于欺骗成性变得不仁不义，我们与伦敦有天壤之别。伦敦的居民生活得祥和、满足；他们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自己的花园和个人的爱好上，并不关心邻居的事。我在这里自由地呼吸，自由地思想和考虑问题。但是，我留在伦敦的根本原因是为了一部新作品。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刚刚出版，我正在审校《伊拉斯谟》的校样。在这本书里，我试图描绘一位人道主义者的精神面貌；这位人道主义者尽管比专业的世界改造者更清楚地理解时代的荒谬，可是他却不能用自己的全部理智去阻止这种荒谬，这才是最可悲的。在完成这部影射现实的作品后，我打算写一部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我写的传记够多了，应该换个题材了。可是到伦敦的第三天，很快发生了一件事。由于我对作家名人的手迹感兴趣，我就到大英博物馆的公共阅览室里去观看正在展出的手迹，其中有一份关于处死苏格兰女王的手写报告。我情不自禁地想：玛丽·斯图亚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她真的参与谋害了她的第二个丈夫？又或者不是她？因为晚上没有可看的东西，我便买了一本关于这位女王的书。那是一首赞歌，它像保护圣灵一样保护她。一本肤浅又愚蠢的书。由于无法满足我的好奇心，第二天我又买了另一本书，这本书的内容同上一本完全相反。一个说她好，一个说她坏，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向人打听，哪本书说得真实，可是没有人能说出来。于是我自己动手寻找材料，探索事实，不知不觉地陷入两者的对比之中。于是，我在没有真正弄清真实历史的条件下，开始写作一本关于玛丽女王的书。为了写这本书，我有好几个星期都没有离开图书馆。当一九三四年初我重新回到奥地利时，我就决定，我要在安静的环境里把这本书写完，我要重新返回我喜爱的伦敦去。

用不了两三天的时间，我就看出奥地利的局势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变得这么糟糕。从宁静安全的英国来到狂热好斗的奥地利，就像在七月里酷热的纽约，从一间有空调的凉爽房间一下子走到炽热的大街上一样。德国纳粹的报刊开始慢慢破坏宗教界和市民阶层的神经；奥地利人感到经济压力和德国的颠覆势力越来越大。多尔富斯政府为维护奥地利的独立，抵御希特勒，一直拼命寻找最后一根支柱。法国和英国离得太远了，它们对奥地利的态度也太冷淡了；捷克斯洛伐克依然抱着宿怨，同奥地利作对。这样，只剩下意大利了。当时，意大利正在争取成为奥地利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保护国，为了奥地利保护阿尔卑斯山的关卡和的里雅斯特。可是墨索里尼却为这种保护提出了苛刻条件：奥地利要顺应法西斯主义潮流解散议会，从而把民主彻底埋葬了。如果不消灭或者剥夺社会民主党的权力，这个奥地利最严密的政党是不可能答应墨索里尼的条件的。若要摧毁这个政党，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依靠残酷的暴力。

多尔富斯的前任伊格纳茨·赛佩尔已经针对那些恐怖活动建立了一个组织，即所谓的“民团”。从外表上看，这是一个极为可怜的组织。它是由外省的小律师、退伍军人、不明身份的人、失业的工程师组成，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失望，并且他们之间也疯狂地仇恨起来。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所谓的领袖，年轻的施塔勒姆贝尔格亲王。这位亲王曾一度拜倒在希特勒的脚下，反对德意志共和国，谩骂民主，现在却率领着自己的雇佣兵成了希特勒的敌人而到处游荡，并且声称“要罢许多人的官”。那些民团的人到底想干些什么，现在还不完全清楚。实际上，民团的士兵无非是想混一口饭吃。他们的全部力量不过是墨索里尼的拳头，是他推着他们向前走的。那些标榜爱国的奥地利人，实际上正在用意大利提供的刺刀砍自己坐的树墩，可悲的是，他们自己并没有觉察。

社会民主党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真正的危险究竟在什么地方。从这个党本身来说，它并不需要害怕公开的斗争。它自己有武器，还能通过总罢工使所有的铁路、水厂、电厂陷入瘫痪。该党也清楚，希特勒正等待一场所谓的“赤色革命”发生，有了这个借口，他就能以“救世主”的名义，命军队开进奥地利。在这种形势下，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比较妥当的解决办法是：牺牲自己大部分的权力甚至取消国会，以便达成一项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当时的奥地利正处在希特勒主义的威胁阴影中。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一切有理智的人都会支持这种折衷方案。甚至像多尔富斯那样多谋善断、雄心勃勃但又完全现实的人，也倾向于听从大家的意见。可是年轻的施塔勒姆贝尔格和他的同伙，即民团的另一个头目法伊上校，他们则要求保卫联盟交出它的武器，同时要求消灭任何民主、平等和自由的苗头。社会民主党则反对这类要求，双方阵营陷入剑拔弩张的地步。人们感觉到，一场决战正迫在眉睫，我怀着大家都有的紧张心情，充满预感地想起了莎士比亚的话：“这么恶劣的天气没有一场暴风雨是不会放晴的。”

我在萨尔茨堡只住了几天，便马上去了维也纳。恰恰是二月的头几天，那场暴风雨突然爆发了。民团在林茨袭击了工会的驻地，他们以为这里有军火库，想要夺取军火。工人们以总罢工来回击他们。多尔富斯再次命令，用武力镇压那次纯粹是人为制造出来的“革命”。所以，正规的国防军用机枪和大炮威逼维也纳的工人区，整整进行了三天艰苦的巷战。这是西班牙内战前欧洲民主和法西斯的最后一次较量。工人们在装备精良的强大军队面前坚持了三天。

那三天我正在维也纳，因而是那次决战的见证人，也是奥地利毁灭自己独立自由的见证人。但是，作为一个诚实的见证人，我会老老实实说，我事先一点没有看到那次革命，而我认为那纯粹是荒唐。要尽可能真实而又清楚地说明当时的真相，必须有挺身而出的勇气来揭穿那些浪漫主义的胡思乱想。我觉得，最能体现现代革命的技术和本质特点的，莫过于那场发生在城市里几个个别地区，因而大多数居民并没看到的革命。所以看起来特别奇怪：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我就在维也纳，可是我丝毫没有看到维也纳发生的那些重要事件，什么也没看到，就连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也一无所知。大炮的轰击，许多房子被侵占，几百具尸体被运走，如此等等，我既没有听到，也没看到。可是在纽约、伦敦、巴黎的报纸读者却清楚地知道事件的真正过程。后来，我多次确凿无疑地发现了那种奇怪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离发生事件的地方只隔着十条街的人，远不如相隔数千公里以外的人知道得清楚。几个月后的一个中午，多尔富斯在维也纳被暗杀，当天下午五点半我就在伦敦街头看到这条消息。我马上给维也纳打电话，使我惊奇的是电话居然很快就接通了；更加使我惊奇的是，在电话里我获悉，在维也纳离外交部只有五条街道的人竟不如伦敦街头的人知道得多，知道得早。我必须以维也纳所经历的那次革命作为例子，从反面加以说明：今天同时代的人要想亲眼看到那些改变世界和改变自己生活的事件是多么不容易啊，如果他不是碰巧在现场的话。当时，我所经历的全过程是：那天晚上，我同歌剧院芭蕾舞女导演玛加蕾特·瓦尔曼在环城大道咖啡馆见面，我是步行去环城大道的，正当我漫不经心地穿过马路时，突然有几个穿旧军服的人端着枪向我走来，问我到哪里去。我告诉他们，我要到那家咖啡馆去，他们才放我过去。我既不知道那些卫兵为什么突然出现在街头，也不知道他们具体的任务是什么。实际上，当时在郊外已经打了好几个钟头的枪战，可是在市内的人并不知道。第二天晚上我想回萨尔茨堡，当我回旅馆结账时，旅馆门房对我说，恐怕走不成了，铁路不通车了，工人在罢工；另外，市郊正发生什么事。

第二天的报纸对有关社会民主党人的一次暴动的报道相当含糊，好像说它已被平息。实际上，那天的战斗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政府决定先用机枪然后用大炮对准工人住宅区。可是我并没有听到大炮响。我想，如果那时整个奥地利被占领，那么，它不是被社会党人、就是被纳粹党人或共产党人所占领。我也许就像慕尼黑人那样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早晨醒来，才从《慕尼黑最新消息》上看到，他们的城市已落入希特勒的手中。当时，市内的一切都像往常一样平静、有条不紊，而郊区的战斗依然非常激烈。我们天真地相信官方的报道，认为一切都已解决，一切都已结束。我去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那里坐着许多大学生，他们在看书、学习，跟往常一样；所有的商店都正常营业，完全没有什么不安的迹象。一直到第三天，一切都过去了，人们才获知零星的真相。铁路交通还没有恢复，第四天早晨我才启程返回萨尔茨堡。在萨尔茨堡的大街上，我遇见几个熟人，他们急切地走来向我打听，维也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我，作为那次革命的“亲历者”，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回答他们：“我不清楚。最好还是买一份外国报纸看看。”

奇怪的是，事件结束后的第二天，我一生中最重大的抉择突然落在我身上。从维也纳返回萨尔茨堡再到我的家已是下午，家里的桌子上堆满校样和信件，等我把拖欠的工作干完，已到深夜了。翌日早晨，我还在床上躺着，就有人敲门，是我们那位忠实的老仆人，若不是我事先同他有约，他平时是不会来叫醒我的。他一脸的惊慌失措，他说，请我下去一趟，警察先生来了，要同我谈话。我有点吃惊，穿上晨服，走下楼去。楼下站着四名便衣警察。他们通知我，他们是奉命来搜查的，说什么我应该交出所有藏在家里的共和主义者保卫同盟的武器。

我今天必须承认，开始的一刹那我几乎惊得不知说什么好。我家里会有共和主义者保卫同盟的武器？实在是太荒唐了！我不属于任何党派，也从不过问政治，我已经有好几个月不在萨尔茨堡了，这岂不是世界上最可笑的事吗？一个军火库居然设在我的家里，怎么没有人看见把枪支弹药向山上运送呢？我没有什么好回答的，只好冰冷冷地说：“请，您搜吧。”那四个警察穿过房间，打开一些箱柜，又敲敲墙壁。从他们搜查时马马虎虎的神情看，我马上就明白了，这种搜查纯粹是一种形式，他们自己也不相信在这所房子里存着武器。半小时后，他们宣布搜查完毕，然后便走得无影无踪。

这场恶作剧在当时为什么使我如此愤慨，恐怕需要从历史上加以说明。因为近几十年来，欧洲和世界上的人几乎已经忘记了，个人的公民权利和自由曾是多么神圣。可是自一九三三年起，搜查、逮捕、查抄财产、逐出家园、流放以及各种形式的贬谪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在我认识的欧洲朋友中，无一人没有经历过这种遭遇。在一九三四年初的奥地利，无故搜查一个公民的住宅，被认为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对像我这样一个完全脱离政治、多年来没有行使过公民权的人进行搜查，必须有特殊的理由。事实上，那是奥地利的典型做法。萨尔茨堡的警察局长出于无奈，不得不对每夜用炸弹和爆炸物扰乱居民的纳粹分子采取严厉措施。而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纳粹党会采用恐怖手段加以反击。当局每天都收到恐吓信，信中说，要是他们“迫害”纳粹分子，必将为此付出代价。从统计资料看，纳粹分子所说的报复的话，一直是百分之百兑现的。那些忠实的奥地利官员，在希特勒进驻的第二天就被关进了集中营。可想而知，搜查我家清楚地表明，那些人对任何人都采取这种所谓的安全措施。我在这个本身并不重要的插曲背后反而发觉，奥地利的局势变得多么严峻，从德国来的压力是多么强大。自从那几个警察到过我家后，我就再也不喜欢我那个家了。一种直觉向我表明，这个插曲只不过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可怕的前奏。当天晚上，我就把最重要的文件捆装成包，决定从此长期在国外生活。我觉得，人世间最重要的是个人的自由，所以那种离别比离开家园和离开祖国的意义更深远。我的家人对那所住宅的眷恋胜过对自己的家乡，我们全家人都热爱那片土地。可是我更渴望自由。我没有跟我的朋友和熟人说明我的打算，两天后径直返回伦敦；到了伦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知萨尔茨堡当局，我已决定放弃我的住宅。那是我脱离自己祖国的第一步。不过我知道，自从维也纳发生事变那几天以来，奥地利已经失败——当然我还不能预测，我将因此失去多少。

洛德·乔治（1863—1945），英国自由主义政治家，一九二二年任首相。

阿里斯提德·布里昂（1862—1932），法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一九二六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指希特勒。

冯·比洛亲王（1849—1929），德国外交家和政治家，一九〇〇年任帝国首相。

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1865—1951），德国工业家、政治家。

德国东南边境小城，希特勒和纳粹首领的别墅所在地。

本·琼森（1571—1637），英国戏剧家，代表作有讽刺喜剧《福尔蓬奈》等。

威廉·富尔特温格勒（1886—1945），德国著名指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