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种疯狂最使人震惊的，是那些发狂的人大多是诚实正直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因年事已高或身体弱而不能服兵役，他们诚心诚意地认为自己有责任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们认为，他们以前创造的作品有愧于德国语言，从而也有愧于人民。所以他们现在要用语言来为人民效劳，让人民听到自己喜欢听的声音。在这场战争中，正义完全在自己的一边，非正义在敌人的一边；德国必胜，敌人必败——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完全背叛了作家的真正使命：作家是人类一切人性的维护者和保卫者。当最初那股激情消失以后，有些人很快就尝到了苦头，感到自己说的全是谎言。但是，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人们听得最多、喊得最凶、唱得最响亮的，是敌我双方都在拼命表演的大合唱。

在这种如此天真、同时又是十分荒唐的狂热中，最典型、最令人震惊的事例，莫过于恩斯特·利骚。我同他很熟，他写过一些短小精悍的诗，是我想得起来的心肠最好的人。我今天仍然记得，他第一次来见我时，我紧咬着嘴唇，生怕笑出声来。在我的想象中，抒情诗人一定是身材修长、仪表消瘦，就像他写的精练的德语诗一样。文如其人嘛。可是当他进入我的房间，一步三摇，胖得像只桶，面容和善，双层下巴，不，是四层下巴，竟是个小矮胖子。他精力充沛、信心满满，但口齿结巴。他说起话来，一再引用自己的诗句而不能自制，完全沉湎于诗歌创作之中。不过，他这些可笑之处反而招人喜欢，因为他热心、友好、诚恳，而且对自己的艺术怀着一种几乎是着了魔的献身精神。

他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德国家庭，在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威廉高级中学受过教育，也是我认识的最普鲁士化或者说被普鲁士彻底同化的犹太人。他只说德语，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德国。德国对他来说就是世界，越是德国的东西，他就越热爱。所以约克、马丁·路德和施泰因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德国自由战争是他最喜欢写的主题。他崇拜巴赫，称他是音乐的上帝。虽然他手指又粗又胖，像海绵一样，弹起巴赫的曲子来却异常出色。没有人像他那样了解德国的抒情诗，也没有人比他更热爱德国语言，并为之陶醉。像大多数犹太人一样，他的家庭很晚才进入德国的文化界。他比最虔诚的德国人更信赖德国。

战争刚一爆发，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急急忙忙到兵营去，报名当一名志愿兵。我能够想象出，当这个矮胖子气喘吁吁地爬上楼梯时，那些上士和列兵会笑成什么样子。他们很快就把他打发走了。利骚非常绝望，但是他像其他人一样，现在至少可以写诗为祖国效劳。对他来说，报纸和战报上所写的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别的国家突然侵犯了他的祖国，完全像威廉街上的剧院所演出的那样。最坏的战犯是那个背信弃义的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勋爵。英国是进攻德国和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他把这种感情写进了《憎恨英国》一诗中，这首诗——我今天手头没有这首诗——用激烈的、简洁的、富有表现力的诗句掀起了对英国的仇恨，并发誓永远不原谅英国的“罪行”。不久就出现了灾难性的情况，说明掀起仇恨是多么容易的事（那个肥胖的、昏了头的犹太人利骚先一步学会了希特勒的伎俩）。这首诗像一枚炸弹在弹药库里爆炸，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遍了全国，纵然是《守卫在莱茵河畔》也没有传播得如此迅速。皇帝深受感动，特意奖给利骚一枚红色雄鹰勋章。所有的报纸都转载了这首诗；老师在课堂上念给学生们听；军官走到前线朗诵给士兵听，直到每一个士兵将这仇恨经背得滚瓜烂熟。但这还不够，这首短诗被配上了音乐，改编成大合唱，在剧院演出。不久，在七千万德国人中没有一人不能从这首诗的第一行默念到最后一行。这首诗也传到了全世界——当然，没有多大热情。一夜之间，恩斯特·利骚红得发紫，享受到一名诗人在战争中的最高荣誉。当然，这种荣誉后来又像内萨斯衬衣一样把他烧毁。因为战争刚一过去，商人重新开始做起生意，政治家真诚地为和解做出努力，人们想方设法要求抛弃那首永远与英国为敌的诗。政治家为了推卸责任，把可怜的“仇恨的利骚”斥为当时鼓吹疯狂的歇斯底里的仇恨的唯一罪人。实际上，在一九一四年，所有人都有这股歇斯底里的仇恨。每个在一九一四年赞美过他的人，到了一九一九年很明显地都不理他了。报纸不再发表他的诗作；当他在同伴们中间露面，立刻会引起难堪的沉默。后来，这位孤独者被希特勒赶出他为之忠诚效劳的德国，默默无闻地死去。他是那首诗的牺牲品，那首诗曾把他捧得很高，为的是以后把他摔得粉碎。

当时所有人都像利骚一样。我不否认，作家、教授和当时突然冒出来的爱国者们，他们的感情是真诚的，也真心实意地想干点什么。但是不久就已经可以看出，他们对战争的赞美和放纵的仇恨心理酿成了多么可怕的后果。所有参战国的人民在一九一四年都处于亢奋的状态。最恶毒的谣言立刻会变成真的，最荒唐的诽谤也有人相信。在德国，有几十人发誓说，他们亲眼看到载满黄金的汽车从法国开往俄国。战争开始后的第三天或第四天，报纸上便充斥着各种挖眼睛、斩手指的童话。那些传播谣言的不知情者，他们哪里会知道，这完全是凭空想出来的，为的是谴责敌人的士兵。这种伎俩本身就是一种战争手段，像炸药和飞机一样。他们不知道，在每次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天，报刊上都会出现这种报道。战争和理性等正常的感情是不相容的。因为战争需要感情的冲动，需要有为自己事业而奋斗的热情，还要有对敌人的仇恨。

话又说回来，依人的本性，强烈的感情不会永久持续下去，个人如此，国家和民族也是如此；这一点军事当局甚为知晓。因此，它需要人为的煽动，需要不断给人服用狂热的“兴奋剂”。而这种工作只能由知识分子来承担。诗人、作家和新闻记者，不管是问心无愧还是问心有愧，不管忠诚还是例行公事，都要干这种鼓动人心的工作。他们既然敲起了仇恨的锣鼓，就要用力敲下去，一直敲到那些正经的老百姓耳朵直响，心脏打颤。几乎所有的国家，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意大利、俄国、比利时，无不把“战争宣传”的任务交给顺从的知识分子，他们用自己的笔来鼓动战争的狂热和对敌国的仇恨，而不是教他们反对战争。

后果是严重的。当时的宣传部门还没有声名狼藉，尽管人民大众十分失望，但是他们对报刊文章却是十分相信的。因此，最初几天那种纯净、美好、勇于牺牲的热情，慢慢转化为最恶劣的、最愚蠢的放纵行为。在维也纳和柏林，在环形大道和弗里德里希大街，同英国和法国“作斗争”更有效更方便。商店的法语或英语招牌全部取消，甚至纯洁少女修道院（englischenfraulein）的名称也要修改。人民太激动太狂热了，殊不知此处的“englisch”是“天使”之意，并不是指盎格鲁－撒克逊人。那些老实正经的生意人在信封上写上或盖上“上帝惩罚英国”的字样。社交界的妇女发誓（并写信给报纸）一辈子不再说一句法语。莎士比亚的戏剧被赶出德国舞台；莫扎特和瓦格纳同样被赶出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德国的教授宣称但丁是日耳曼人；法国的教授宣称贝多芬曾是比利时人。他们肆无忌惮地把精神文化财富像粮食和矿砂一样从敌国运来。那些国家成千上万的公民每天在战场上互相残杀，这还不够；他们还在后方互相辱骂，互相攻击对方已经死去的伟人——而他们在坟墓里已默默躺了好几百年了。这种精神疯狂越来越荒唐。自走出校门就从来没有打开地图、没有离开自己居住的城市的厨师反而相信，没有桑夏克（波斯尼亚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奥地利就无法生存。马车夫在大街上争论，应该向法国索要多少战争赔款，是五百亿还是一千亿，实际上，他们甚至搞不清十亿有多少。没有一座城镇，没有一个阶层的人士不陷入可怕的仇恨的歇斯底里之中。传教士在祭坛上说教；一个月以前还把军国主义谴责为最大犯罪的社会民主党人，喧闹得比别人更厉害，为的是遵照威廉皇帝的旨意，不当卖国贼。那是无知的一代人的战争，恰恰由于各国人民相信自己这一方完全是正义的，才铸成了战争的最大危险。

一九一四年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周里，要想与人进行一次理智的谈话，渐渐变得不可能了。最爱和平、心地最善良的人，也像喝醉了似的满脸杀气。我的朋友们，我一直把他们看作坚定的个人主义者，甚至是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夜之间，他们都成了爱国者，并且从爱国者变成贪得无厌的吞并主义者。每次谈话都用一句愚蠢的陈词滥调结束，如：“谁不会恨，谁就不会真正地爱。”或者以粗暴的怀疑态度结束谈话。多年来我同他们从未吵过也没斗过的同伴们，这次反倒粗暴地责备我，说我再也不是奥地利人了，说我应该到法国或比利时去。不错，他们甚至谨慎地暗示，他们原本想让当局知道我的观点，诸如“战争是一种犯罪”和“失败主义者”，而“失败主义者”这个在奥地利最严重的罪名——则是法国刚刚发明出来的漂亮词汇。

出路只有一条：在别人头脑发热大声喧闹的时候，退回到自己的内心并保持沉默。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我清楚地认识到，纵使我独自流亡到国外，也不见得比孤独一人生活在祖国坏多少。在维也纳我有许多老朋友，但他们都远离我而去。要结交新朋友，还不是时候。只有莱内·马利亚·里尔克还能交交心。他同我一样，有幸在一家偏僻的军事档案馆效劳，他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战士，因为他的神经太脆弱了，经不起任何肮脏、异味、嘈杂对他的侵袭。有一天，有人敲我的门，一个战士胆怯地站在门前。我惊呆了，好久才缓过神来：是里尔克！穿着军装的莱内·马利亚·里尔克！他看上去又乖又笨，高高的军服领子紧箍在脖子上，这套军服把他的思想全搞乱了，因为他不得不十分留心，遇到任何一个军官都要并腿立正行军礼。他这个人平时非常注重仪表和举止的规范，穿上这身简单的军服，他也尽量摆出军人的架式。所以他始终慌慌张张，不知所措。他轻声轻气地对我说：“自从上完军事学校以后，我就讨厌军服，我想，我再也不用穿它了。可是现在我快四十岁了，又穿上了它！”幸亏有人向他伸出援手，不久，一次有利于他的健康检查使他免于服兵役。他又来看过我一次，向我告别，这次他穿着平民服装。他走进我的房间时简直像飘进来的（他迈步轻得使人觉察不出）。他说，他还要感谢我，因为我请罗曼·罗兰帮忙，把他在巴黎被没收的书救了出来。他第一次看上去不再年轻了，好像恐惧使他精疲力竭。他说：“如果只能到外国去，就到外国去！战争就是监狱。”说完他就走了。又剩下我独自一人。

几个星期以后，为了躲避那种危险的群众变态心理，我决定离开维也纳城，到一个偏僻的郊区去，以便在战争期间开始我自己的战斗：同那些掀起群众狂热的背叛理性的行为作斗争。

耶稣十二门徒中的两人，被罗马皇帝尼禄杀害。

梅列日科夫斯基（1866—1941），俄国作家、哲学家、批评家。

费尔南·克罗默林克（1886—1970），比利时作家。

詹姆斯·恩索尔（1860—1949），比利时画家。

爱德华·达拉第（1884—1970），法国政治家。

恩斯特·利骚（1882—1937），德国抒情诗人、剧作家。一九一四年发表了一首题为《憎恨英国》的诗，名噪一时。

汉斯·约克·冯·瓦丁堡（1759—1830），普鲁士陆军元帅。

施泰因男爵（1757—1831），普鲁士王国政治家、改革家。

爱德华·格雷（1862—1933），英国政治家，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六年间任英国外交大臣。

希腊神话中染有半人半马怪兽内萨斯的毒血的衬衣，比喻带来灾难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