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四年的那个夏天，即使没有给欧洲大陆带来灾难，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因为我很少经历如此美好的夏天，鸟语花香、繁花似锦，我几乎可以这么说，那是最典型的夏天。一连数日天气晴朗，蔚蓝的天空中飘着朵朵浮云，空气湿润，但不闷热；草地上，夏风多温和，芳草亦未歇；郁郁葱葱的树林遮天盖日。当我说起夏天这个词的时候，我必然会想起那年我在维也纳附近的巴登度过的生气勃勃的七月。那是一座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小镇，贝多芬非常喜欢去那里避暑；我避居到那个小镇，是为了集中精力完成那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然后到我尊敬的维尔哈伦在比利时的乡间别墅去，度过夏天的剩余时间。在巴登，不用离开小镇就能欣赏自然景色。讲究实用的农舍依然保持着贝多芬时代质朴灵巧的风格，错落有致地散落在小山坡上，为一片浓郁的树林所覆盖。露天咖啡馆和餐厅比比皆是，人人可以同来这里休养的快活的客人交朋友。他们有的在公园里盛装游行，有的深入幽径中。
六月二十九日是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包括奥地利——纪念彼得和保罗蒙难的日子。前一天晚上，许多游客就从维也纳拥到这里来。他们穿着浅色的夏装，无忧无虑、成群结队来到公园的音乐厅前。那一天气候宜人，栗树的上空万里无云。真是一个喜气洋洋的好日子。大人和孩子们都快放假了，夏天的第一个节日仿佛预示着整个夏天会无比美好。举目望去一片苍翠，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使人忘却了日常生活中的哀愁。当时，我坐在远离公园人群拥挤的地方，读着一本书。现在我还记得，那是一本梅列日科夫斯基著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读得专心致志，可是，我依然听见穿林而过的风声，唧唧喳喳的鸟鸣和公园那边飘来的音乐声。我一直听着音乐的旋律，并没有觉得被打扰，因为我们的耳朵适应力很强。无论是持续不断的噪音，还是街道上车水马龙的喧闹声，潺潺的流水声，几分钟后就会完全适应。但有一点恰恰相反，只要一种旋律冷不防停顿，反而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倾听。
所以，当演奏的音乐戛然而止，我也不由得停止了阅读。我只知道音乐停止了，而不知道乐队演奏的是哪部曲子。我下意识地抬起头，目光离开了书本。在林中散步的穿浅色夏装的人群，似乎有些变化，他们突然停止了走动，既不上山也不下山。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我站起身来，看到乐师们正在离开乐池。这真是咄咄怪事，平日里公园的音乐会都要持续一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突如其来的中断必有缘故。我向前走去，继续观察，发现激动的人群聚在乐池前，东一伙西一群，正在议论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几分钟以后我才听到，原来是传来一封急电：皇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偕夫人在前往波斯尼亚军事检阅时，成为政治谋杀的牺牲品而丧生。
围绕着这一刺杀事件，人越聚越多，把这意外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说实在话，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出特别的震惊或愤慨。因为皇储根本不受人爱戴。至今我还记得，在我的童年时代，当皇太子鲁道夫——皇帝唯一的儿子——在梅耶林被人发现饮弹身亡时，全城悲痛万分。人们纷纷拥向街头，想看看他的灵柩，表现出极大的震惊和对皇帝深切的同情，因为皇太子不仅是皇位继承人，还是哈布斯堡王朝中一位进步的、对人极富同情心的皇太子，大家对他抱有极大的期望，而他却在盛年之际离我们而去了。弗兰茨·斐迪南正相反，他恰恰缺少那种和民众打成一片的品质，而这是奥地利人认为极其重要的。他不像皇太子那样讨人喜欢，富有魅力，善于同各方面的人物交际。我曾在剧院里多次观察过他。他坐在自己的包厢里，威风凛凛，神气活现，一双冷冰冰发呆的眼睛从来不向观众投去友好的目光，也从来不真心鼓掌勉励艺术家们。从来没见到过他脸上出现一丝笑容，他的照片没有一张是轻松愉快的姿态。他没有一点乐感，也缺乏幽默。他的妻子同他一样有一副阴沉沉的面孔，在他们周围，气氛也是冷冰冰的。大家都知道，他们没有朋友；大家也知道，老皇帝从心底里厌恶他，因为他迫不及待想得到皇位，他丝毫不会藏匿他这种心情。我几乎有一种神秘的预感，这个脖子长得像叭儿狗，两眼阴冷发直的先生，总有一天会带来不幸。这不只是我个人的预感，也是整个国家的预感。因此，他遇刺的消息并没有引起人民的深切同情。两个小时后，我再也没有看到真正悲哀的表示。一切又恢复常态，该谈天的谈天，该欢笑的欢笑。到了深夜，餐馆里又奏起了音乐。有很多奥地利人在这一天暗暗舒了一口气，觉得老皇帝的这位继承人丧命对那位比较可爱的年轻的卡尔皇子十分有利。
毫无疑问，第二天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详细的讣告，并对刺杀事件表示出恰如其分的愤慨，却完全没有暗示要利用这次事件对塞尔维亚采取政治行动。对皇室来说，斐迪南之死引起了另一桩烦恼，那就是他的安葬问题。由于皇储的身份，尤其考虑到他是因公殉职的，按理说，他完全可以在维也纳的方济各会教堂墓地占一席之位，这是哈布斯堡皇室历来安葬皇室成员的地方。他生前为娶那位出身伯爵门第的肖台克，曾与皇室作过长期激烈的斗争。肖台克虽然出身大贵族，但根据哈布斯堡皇族四百年的秘密家法，她同斐迪南不是门当户对的，她的孩子是没有继承权的；在隆重的典礼上，其他皇子的夫人们强烈要求走在皇储夫人前面。宫廷的傲慢即便对一个死去的女人也不放过。怎么办？让出身伯爵门第的肖台克安葬在哈布斯堡陵园？不，绝不许这么办。于是，幕后活动大肆展开了。皇子的夫人们川流不息地拥到老皇帝那里。政府当局一方面要求老百姓在正式场合表示深切哀悼，另一方面又在皇宫里玩弄了一套野蛮的混淆是非的诡计。像往常一样，死者总是没理的。负责典礼的官员发明了一套说辞：死者生前的愿望是葬在阿尔茨台滕，奥地利外省的一个小地方。找到了这样一个假造的、尊重死者的借口，公开向遗体告别、吊唁、出殡，以及其他与此相关的争执也就轻易地解决了。两位死者的棺材被悄悄送到阿尔茨台滕，并排埋葬在那里。好看热闹的维也纳人失去了一次大好机会，他们很快就开始忘记这个悲剧事件。总之，奥地利人经过伊丽莎白皇后和鲁道夫皇太子的不幸离世及皇室成员不体面的出逃，早就形成了习惯看法：这位老皇帝在经历了家族的多灾多难后，仍会寂寞而又顽强地活下去。不过再过几个星期，弗兰茨·斐迪南的名字和形象就将从历史上永远消逝。
可是，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报纸上又突然开始争论起来，而且调门越来越高，时间又完全一致，使人感到绝非偶然。塞尔维亚政府受到指责，说它默许了这次刺杀事件。一半报道暗示奥地利对本国皇储——据说非常受人爱戴——被刺绝不会罢休。人们不能摆脱这样的印象：必然采取某项国际法律行动，但是谁也没想到过战争。无论是银行、商店，还是个人，都照常处理自己的事情。这种与塞尔维亚无休止的争论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大家只知道塞尔维亚给我们出口生猪，不是签订了许多协定吗？我已经打点行装，准备去比利时维尔哈伦那里，我的稿子正写得顺手。躺在豪华棺材里的皇储与我的生活有何相干呢？夏天从来没有像今年这么美，而看来会越来越美，我们都无忧无虑地看着这个世界。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在巴登的最后一天同朋友走过葡萄园的时候，一位种葡萄的老农对我们说：“像今年这样好的夏天，我已经长时间没经历过了。如果今年夏天一直这么好，葡萄收成将比任何年头都好。我们会永远记住今年的这个夏天！”
这个穿着蓝色酒窖工作服的老头，他自己不知道，他说的这句话千真万确。
每年到维尔哈伦的乡间别墅做客以前，我都先到奥斯坦德附近的小浴场勒科度过两星期，那里同样是一片无忧无虑的气氛。度假的人有的躺在沙滩的彩色帐篷里，有的在海水里游泳；孩子们在放风筝，年轻人在咖啡馆前面的堤坝上跳舞。各国游客和平地集聚在一起，我听到不少人说德语，感到无比亲切，因为邻近的德国莱茵地区的人们年年都喜欢到这比利时的沙滩上过暑假。这儿的沙滩上虽然人潮如织，但相当安静。唯有报童的大声喊叫才能击破这种宁静。他们喊着惊人的标题：“奥地利向俄国挑衅”、“德国正在战争总动员”，以兜售报纸。我看到那些买了报纸的人脸色变得阴沉，不过，不出几分钟就恢复了常态。再说，多年来我们早已熟悉了那些外交纷争，它们在特别严重的最后时刻总能得到顺利解决。为什么这回不是这样呢？半个小时后，我看到报童们卖完报纸，也成了一群欢乐的儿童，噼噼啪啪踩着海水嬉游；风筝冉冉升起，海鸥翩翩飞舞；日有九光，普照一片和平的土地。
可是，恶劣的消息越来越多，越来越危险。先是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接着是塞尔维亚支吾搪塞的答复。君主之间的电报不断，最后双方几乎不再隐瞒战争的动员。我再也不能待在这个偏僻、闭塞的小地方了。我每天乘电车到奥斯坦德去，期望消息更灵通一些，而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坏。人们依然在洗海澡，旅馆依然爆满，堤坝上依然有不少避暑的旅客在散步、欢笑、聊天。但是，这中间第一次出现了新鲜事。我们突然发现，有不少比利时士兵出现在海滩上，他们平时绝不会到这里来。机枪安装在小车上，由狗拉着走过，这是比利时军队的奇特之处。
当时我正坐在咖啡馆里，同几个比利时朋友在一起，其中一位是年轻的画家和作家费尔南·克罗默林克。下午，我们和詹姆斯·恩索尔一起度过的。恩索尔是比利时最伟大的现代画家，一个古怪的、孤寂的隐居者。他曾为军乐队作了一些不成样子的波尔卡舞曲和华尔兹舞曲，可他却为这些作品感到自豪，认为远远胜过他创作的油画。他的画富于幻想，色彩斑斓。那天，他把他的作品给我们看，这本是他不愿做的事，因为他心中有个怪想法，他希望有人能买他的一张画。他的美梦是，以高价卖出，但同时又把画留在自己身边。朋友们笑着对我说，他这个人既贪钱，又舍不得自己的每一部作品。每当他卖出一幅画，他会悲观失望好几天。这位天才的吝啬鬼满脑子稀奇古怪的念头，使我们感到很开心。正当一队用狗拖着机关枪的士兵从我们面前经过时，我们中间有一人站起来，摸了摸那条狗。军官十分生气，他担心对他作战用的东西表示爱抚可能会损害军队的尊严。我们中间有人嘀咕道：“这样频繁地调动军队，到底有啥用？”有人当场反驳他：“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也就是说，一旦打起仗来，德国部队要从我国突破。”“不可能！即便打起仗来，德国和法国打得只剩最后一人，你们比利时人依然会安然无恙。”我充满自信地说，因为在那个古老的世界里，人们还相信条约是神圣不可动摇的。而那位悲观主义者却毫不让步。他说，比利时采取这些措施，必然有道理。早在几年前我们就听闻德国总参谋部有一项秘密作战计划，一旦进攻法国，德军就要穿过比利时去攻打法国，什么条约不条约，全是些废纸。我也同样不让步，在我看来，一方面让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到这里来度假，尽情享受这个中立小国的殷勤接待，另一方面却在边境集结军队对付来犯之敌，这岂不荒唐！我说：“这全是无稽之谈！如果德军向比利时进军，你们就把我吊死在这根灯柱上。”今天，我要感激我的这些朋友，因为他们后来没有把我这句话当真。
在七月的最后几天，正是形势危急的时候，每小时都传来一个自相矛盾的消息。威廉皇帝给沙皇的电报，沙皇给威廉皇帝的电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饶勒斯被暗杀。谁都知道，形势越来越严重，一股不安的冷风吹到海滩，把海滩一扫而空。数以千计的人离开旅馆，奔向火车站。纵是那些不相信战争的人也开始加速收拾行李。就连我自己，刚一听到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的消息，就赶紧订了一张火车票，真是及时，因为那班奥斯坦德快车已是比利时开往德国的最后一班车了。我们站在车厢的过道里，焦急不安。每个人都在同别人讲话，没有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没有一个人看书。每到一站就有人急匆匆地跳下车厢去打听消息，内心却暗暗地抱着希望，能有一只强有力的手把脱缰的命运重新拉回来。直到那时，我们依然不相信战争已经开始了，更没有想到战争会波及比利时。人们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不愿相信这种疯子开的玩笑。列车离国境线越来越近。我们通过了比利时边境车站韦尔维耶。德国的列车员登上车厢，十分钟之后，我们就在德国境内了。
但是，在列车驶向德国第一个边境站的途中，突然在野外停下来。我们挤在车厢过道里，向窗外望去。发生了什么事？我看到一列货车在昏暗中迎面驶来，车厢用帆布盖着，隐隐约约透出大炮的形状。我的心怔住了。这一定是德国的军队在开往前线。直到那时，我还是不相信战争，说不定这仅仅是防护措施，只不过是战争动员式的威胁，我这样安慰自己。人总是这样，在紧急关头抱一线希望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终于传来了“通行”的信号，列车开动了，总算到了赫尔倍施塔尔车站。我一步跳下车厢踏板，打算买张报纸看看消息，可是车站被军队占领了。当我想走进候车室时，一个车站公务员守在已上锁的门前，他胡须雪白，脸色严峻，他说，谁也不准进候车室。隔着门，我听到了叮当的刺刀声和刺刀放在地板上时的笃笃声，门上的玻璃被小心谨慎地挡上了布。毫无疑问，那件可怕的事终于发生了。德国军队公开践踏国际法的一切准则，要进攻比利时。战争行动已经开始。我极度不安地登上车厢，列车继续向前，驶向奥地利。现在毋庸置疑：我正向战争驶去。
第二天早上，我终于到了奥地利！每个车站都张贴着宣布战争总动员的告示；各类列车上旗帜飘扬，装满了刚入伍的新兵，音乐声震耳欲聋。我发现维也纳全城都在发疯，人们从对战争最初的恐惧一下子变成了对战争的狂热。其实，谁也不愿意打仗，人民不要战争，政府也不要；这次战争原本是外交家们虚张声势和讹诈的一种手段，但他们违背了自己的意图，弄假成真。维也纳大街上走着各种各样的队伍，突然间，到处是旗帜、标语、音乐。年轻的新兵满怀胜利的信心在行军，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他们是社会上的小人物，平时不会有人对他们表示尊敬和庆贺，而现在他们却受到全城的欢迎。
说老实话，我不得不承认，群众中最初爆发出来的那种情绪，确有崇高和吸引人之处，甚至有一股使人难以摆脱的诱惑力。尽管我非常厌恶战争，憎恨战争的狂热，可是我依然不愿在我一生的回忆中省略掉那次战争的最初几天。成千上万的人尽管在战前和平时期就相处得很好，可他们从来没有战争刚开始时的那种情感，感觉他们属于一个整体。一座二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几乎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战争使它们一下子变成一个中心，体现一种意志，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历史；他们在经历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刻，觉得随时都会被召唤，把渺小的“我”融化到火热的群众中去，把个人的私心消灭在其中，什么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所有差别都被暂时的兄弟情谊的巨涛淹没了。在大街上，素不相识的人在攀谈；长年相互回避的人现在握手了；到处看到的是生气勃勃的面孔。每一个人都经历着一个自我提高的过程，他不再是一个像先前那样孤立的人，而是群众中的一员；他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员；平时不受尊重的人，现在受尊重了。一个邮局的小职员平时从早到晚分拣信件，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从不间断；还有抄写员、鞋匠，在他们面前突然出现了他们一生都很少碰到的富有浪漫色彩的机遇：他可能成为英雄。每个人都能穿上军装，妇女们会向他们祝贺；留下来的人早就怀着崇敬的心情用这个富有浪漫色彩的名称——“英雄”——和他们打招呼。那些新兵承认，一股尚不熟悉的力量把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拉出来，尽管在狂热的最初时期，母亲的忧伤，妻小的恐惧，她们羞于把这种最真挚的情感显示出来，但他们还是清楚地感觉到的。不过，也许在飘飘然的感觉中还有一种更深厚、更秘密的力量在起作用。那股向人类袭来的惊涛骇浪是那么强大、那么突然，以致把人身上潜藏的无意识的原始欲望和本能像气泡一样冲到表面，这就是弗洛伊德深刻看到的，被他称作“对文化的厌恶”。这些有原始欲望的人，要求冲破维持世界长久安宁的一切法律和条文，放纵自己最古老的嗜血本能。也许这些暗中的力量也投入到狂暴的陶醉中，其中混杂着各种东西：牺牲精神和酒精、冒险的乐趣和愚昧的信仰、投笔从戎和爱国主义言词的魔力——这些可怕的，几乎难以用语言形容的，使千百万人狂妄的情绪为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犯罪行为——发动战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只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今天这一代人，或许会感到疑惑：为什么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些事？为什么一九三九年的群众没有像一九一四年的群众那么狂热？为什么一九三九年的群众仅仅是严肃地、坚决地、默默地、听天由命地服从召唤？一九三九年的战争是一场有关思想意识的战争，并不是仅仅为了争夺殖民地或改划国界。难道这次战争不如前一次战争？难道这次战争比不上前一次战争更神圣、更崇高？
答案很简单：因为一九三九年的世界不像一九一四年的世界有那么多幼稚的、天真的信仰。当时的老百姓信任权威，从不怀疑。在奥地利，没有人敢想，最最尊敬的一国之父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在他八十四岁的时候，没有特别的必要，会号召人民起来斗争；没有人敢想，如果没有凶残的、狡猾的、罪恶的敌人威胁着帝国的和平，他会要求人民流血牺牲。再说，德国人在报纸上看到奥地利皇帝致沙皇的许多电报，在那些电报中，老皇帝始终声称要为和平而斗争。当时的奥地利人民不仅忠于皇帝，对“高级人物”、大臣、外交家，以及他们的洞察力和忠于职守，也深信不疑。如果发生了战争，那不是政治家们的过错，战争是违背他们意愿的；全国上下，没有一个人有一丁点儿错误；也就是说，发动战争的罪犯必定是在别的国家。我们拿起武器只是为了自卫，是针对卑鄙阴险的敌人的一种自卫。敌人没有一丝一毫的理由就“突然袭击”爱好和平的奥地利和德国。而到了一九三九年，情况完全不同了，整个欧洲已经没有这种对政府忠实的迷信，至少没有对政府能力的迷信。自从人们愤怒地看到外交活动怎样在凡尔赛背叛了持久和平的可能，人们就瞧不起外交。这些外交家恬不知耻地用许诺裁军、不搞秘密外交来欺骗各国人民，对此，他们记得太清楚啦！从根本上说，一九三九年的人民不尊重任何政治家。没有人信任地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他们。一个最普通的法国修路工人也可以公开讥讽达拉第。在英国，自从《慕尼黑协定》——提出所谓“为了我们这一代的和平”——签订以来，没有人再相信张伯伦的远见。在意大利和德国，群众恐惧地望着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他要把我们推向何方？当然，群众不能反抗，因为这关系到祖国。所以，士兵们不得不拿起枪，妇女们不得不让自己的孩子出发，但是不像从前那样抱着不可动摇的信念，认为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人们服从，但不会欢呼。人们到前线打仗，但不再梦想当英雄。现在，各国人民和每一个人都已经感到，他们只不过是牺牲品，不是为了世界上的愚蠢政治，就是为了不可捉摸的凶恶命运。
而在一九一四年，广大群众享受了几乎半个世纪的和平生活，他们对于战争又能知道些什么呢？他们不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几乎没想到会有战争。他们认为，战争是一种传奇，恰恰因为遥远，所以颇富英雄色彩和浪漫色彩。他们看到的战争，始终是从教科书里或者美术馆里看到的：骑兵穿着闪闪发光的盔甲，举着长矛在进行你来我往的厮杀；致命的一枪总是正中敌人心脏。大获全胜，高奏凯歌——所以，在一九一四年八月，新兵们向母亲高喊：“我们一定会回来过圣诞节。”在农村和城市，谁还记得起“真正”的战争是个什么样子？幸好还有几个参加过一八六六年反普鲁士战争的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还记得打仗的事。不过，那是一场速战速决、流血不多、距今遥远的战争；整个战役只打了三个星期，双方都无大伤亡，很快就喘过气来。而这一次，普鲁士成了奥地利的盟国。在老百姓看来，一九一四年的战争也不过是一次浪漫色彩的短暂郊游，一场热烈的、豪迈的冒险。甚至有一些年轻人生怕错过一生中绝妙的机会，所以急急忙忙跑去报名参军，在开往激烈战场的列车里欢呼、歌唱。整个奥地利帝国的血管里都鲜血沸腾，头脑发热，忘乎所以。但是，一九三九年这一代，他们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不再欺骗自己。他们知道，战争不是浪漫主义的，而是残酷的。他们知道，战争打起来不会速战速决，而是拖延好多年，战争耽误的时间一生都无法弥补。他们知道，向敌人冲锋时不会带着橡树叶和彩色绸带，而是在战壕里一待就是几个星期，饥渴难忍，全身长满虱子；他们心里很明白，还没看到敌人，就会被远处射来的炮弹击得粉碎或打成残废。以前他们在报纸上和电影上看到过这种残忍的杀人新技术、新手段；他们知道，巨大的坦克在行进中会把伤员辗成肉酱，飞机会把睡在床上的妇女和儿童炸得粉碎。他们也知道，一九三九年这次世界大战，就其灭绝人性的机械化来说，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都要卑鄙、残忍、非人性胜过千倍。一九三九这一代人中，没有一人会相信，战争中会有上帝所希望的正义。更糟糕的是，他们再也不相信通过战争取得的和平有什么正义性和持久性。因为他们对上一次的战争所带来的一切失望记忆犹新：战争带来的不是富裕而是贫穷，不是满意而是怨恨。战争带来的是饥馑、货币贬值、公民自由丧失、被外国统治奴役、一种令人头疼的不安全感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
诚然，还有这样一种差别。一九三九年的战争具有一种思想意义。这场战争关系到自由，关系到一种精神财富，是为了一种思想而斗争。这使得人更坚决、更果断。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则不同，它不知道要从现实中得到什么，它只是一种幻想，梦想建立一个更美好、更正义、更和平的世界。正因为是幻想，而不是科学，才使人觉得参加战争是一种幸运。因此，那些牺牲者像醉汉一般欢呼着奔向死亡，钢盔上戴着花环和橡树叶。大街上则人声鼎沸，家家灯火通明，仿佛在过节。
我自己没有陷入这种爱国主义的一时狂热中，并非由于我特别冷静或者看问题特别清楚，而是由于我在此以前的那段生活。两天前我还在“敌国”待过，而且我深信不疑，比利时的广大群众和我们自己的同胞一样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对战争毫无所知。此外，我长期过着一种国际性的生活，今天在这个国家，明天又到了另一个国家；要我一夜之间突然去憎恨另一个世界，那是办不到的。因为那个世界就像我自己的世界一样，也是我的祖国。多年来我就对政治表示怀疑，最近几年，我经常同法国和意大利的朋友们谈论起荒谬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因此，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事先打了预防针，不相信蔓延四方的爱国主义热情。我已作好准备，面对战争初期的狂热病，我绝不动摇自己的信念：经过一场由不明智的外交家和无人性的军火大亨发动的兄弟国家之间的战争，欧洲必然会统一。
因此，我内心里已经决定，从战争开始的最初时刻起，我就要作世界公民；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要坚持正确的立场是很困难的。虽然当时我才三十二岁，但暂时还不用服兵役，因为所有的服役检查我都不合格。对此，我打心眼里高兴得很，因为这样落选使我节省了一年服兵役的时间。此外我觉得，在二十世纪去学习和掌握杀人的武器，是罪恶的时代性错误。我坚持自己的信念，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宣布自己是这次战争的“拒服兵役者”。可以想象，这样做在奥地利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在英国则相反）。敢于这样做，要有一种真正为信仰而牺牲的坚定信念。而我本性缺乏这种英雄气概——今天我并不羞于承认这个缺点，在一切危险场合，我总是采取回避态度。而且不止一次我由于这个缺点受到别人的指责。我崇拜的大师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在另一个世纪里也常常受到这方面的指责。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人，在那样一个时代，如果要别人把他硬拉出来，扔到一个他不愿去的地方，这有多难受。所以我四处寻找我能干的工作，只要不是煽动性的工作就行。在我的朋友中有一个较高级别的军官，管理军事档案馆，这使我有可能被安插到他那里去。我可以作图书管理员，我的语言知识在那里也有用，可以帮着修改某些要公布的告示之类。当然，这不是一件煊赫的差使，我今天自愿承认，但这是一件很合适的工作，比被一个俄罗斯农民用刺刀戳进肚子合适多了。而且，在干完这件不紧张的工作之后，我还可以去做另一件在我看来是战争期间最重要的工作：为将来的相互谅解而工作。
我在维也纳自己朋友圈子里的处境要比职务上的处境困难得多。在我们作家中，只有极少数人受过关于欧洲的教育，大多数作家完全生活在德语的环境里。他们认为，鼓动群众的热情，用诗意的口号或者科学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美化战争，才是他们能做的最好的工作。几乎所有德语作家，比如以霍普特曼和戴默尔为首的御用文人，相信自己的责任是像古老的日耳曼时代那样，用诗歌和文字激励奔赴前线的战士要有牺牲精神。他们的诗像阵阵暴雨，把战争和胜利、苦难和死亡写成押韵的诗篇，这样的诗在当时遍地皆是。他们煞有介事地发誓，他们再也不和任何一个法国人或英国人搞文化合作。更有甚者，一夜之间他们拒不承认历史上有英国文化和法国文化。他们认为，那种文化与德意志的特性、德国的文化和艺术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和没有价值的。有些学者走得更远更恶劣。譬如，哲学家们突然之间失去了智慧，竟把战争解释成为把涣散的各国民众振奋起来的“洗礼”。医生们也同他们站在一起，他们把自己的整形术夸耀得天花乱坠，好像补换上的假腿比原腿还要灵活，还要健康，说不定会有人喜欢截下真腿换上假腿呢！各教派的教士也不甘示弱，参加到这大合唱中来。有时我仿佛听到一群狂徒在怒号。而这些人在一个星期、一个月之前还是理智的、有创造力和有人性的人，为我们所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