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兼收并蓄的艺术，这种富于音乐性的柔和过渡的艺术，从城市里的各类建筑上就可以看出。经过数百年的缓慢发展，从内向外有计划的扩张，维也纳现在已是一座拥有两百万人口的城市。城内居民的一切消费和各方面的需要早已配套供给。维也纳虽大，但还没有大到像伦敦、纽约那样脱离大自然的地步。维也纳边缘的排排房屋，有的倒映在多瑙河的微波上，有的面向辽阔的平原，有的散落在花园和田野之中，有的分布在树木葱郁的阿尔卑斯山余脉之端的缓缓的山岗上。人们几乎分辨不出哪里是自然景色，哪里是城市，自然景色和城市建筑和谐地融为一体。从市郊走进市区，你会看到城市的发展轨迹像树干的年轮那样层次分明。在古老的要塞围墙的旧址上，现在是一条环形大道，大道上的华丽楼阁环抱着城市最中间、最珍贵的核心，这便是朝廷和贵族的古老宫殿，它们诉说着过去的沉重历史。贝多芬曾在这里的利希诺夫斯基侯爵府上演奏过；海顿曾在这里的埃斯特哈齐侯爵府上做过客，当时，海顿的《创世记》在那所古老的大学首场演出。维也纳最著名的霍夫堡宫曾有几代皇帝在那里居住；拿破仑住过香布伦宫。基督教世界的诸侯们联合起来，在圣斯特凡大教堂里下跪，为欧洲从土耳其人手中解救出来而祈祷谢恩。在那所大学的校院里，有无数科学名人在任教。在这些宫殿之间，一些新派建筑高傲地屹立着，灯火辉煌的商店和光彩夺目的林荫大道组成一幅壮美的图画。旧的建筑物并不抱怨新的建筑物，就像敲下来的石头并不抱怨岿然不动的大自然一样。生活在这个城市里是绝妙无比的，它好客地接纳所有外来者，愿意为他们奉献一切。这里的气氛是那么轻松愉快，就像巴黎一样到处充满快乐，只不过在这里能享受到更自然的生活罢了。所以谁都知道，维也纳是一座享乐者的城市。但是，所谓的文化难道不是用艺术和爱情编织的精品给粗鲁的物质生活蒙上一层最美好、最温情和最精纯的色彩吗？享受美食，喝一瓶上等葡萄酒和一瓶微苦的鲜啤酒，品尝精美的甜品和大蛋糕，在这座城市里算是一般的享受。从事音乐演奏、跳舞、演戏、社交活动，讲究仪表风度，才是这里的一种特殊的艺术。不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生活，头等重要的事，不是军事，不是政治，不是商业，而是文化生活。一个普通的维也纳市民，每天早上读报时，第一眼看的不是国会的辩论或世界上发生的大事，而是皇家剧院上演的剧目。这家剧院在公众生活中的地位，在其他城市里是无法想象的。皇家剧院亦称城堡剧院，对维也纳人乃至奥地利人来说，它不仅仅是一座演员在上面演戏的舞台，也是反映大世界的小天地，从它五光十色的反射光中可以看到社会本身。它是真正的唯一具有高尚情趣的“宫廷侍臣”。观众从皇家演员身上可以看到，一个人应该怎样穿戴，怎样行事，怎样谈吐，一个情操高尚的人该说哪些言辞。舞台不仅是娱乐的场所，也是一本教人正确发音，学习优雅风度的有声有色的教科书。就连那些和皇家剧院稍稍沾边的人，也好像头上有了神圣光圈似的，散发出令人敬畏的光辉。总理、大臣和富豪在维也纳的大街上可以四处行走，而不会有人回头仰望；可是，一位皇家剧院男演员或歌剧女演员在街上走过时，所有的女售货员和马车夫都认识他们。当我们这些男孩子看到一个演员（照片和签名我们都收集）从我们身边走过，我们会洋洋得意地议论个没完。这种近乎宗教式的个人崇拜甚至会波及他身边的人。索嫩塔尔的理发师，约瑟夫·凯恩茨的马车夫，都是人们暗暗羡慕的体面人物。年轻的公子哥以穿同演员一样的衣服为荣。一位著名演员的生日聚会或葬礼能压倒一切政治大事。自己的作品能在皇家剧院上演，这是维也纳作家梦寐以求的事，因为这意味着他从此一生高贵，享受一系列荣誉：他终生不用再买戏票，他会收到参加一切首演的请柬，还有可能成为某个皇室成员的宾客。我还记得我亲身受到的一次隆重的接待。一天上午，皇家剧院的经理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在一番祝贺之后，他郑重地对我说，皇家剧院已经接受我的剧本；我当晚回家时，在房间里看见他留给我的名片，他对我——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进行了正式回访。我本人，作为皇家剧院的作者，一举成了“上流人物”，剧院经理像对待皇家学院院长那样对待我。皇家剧院里发生的每件事，都好像和每一个人有关，甚至一个与剧院毫不相干的人。我想起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有一天，我家的厨娘噙着眼泪跌跌撞撞冲进房间，对我们说，她刚听人说，夏洛蒂·沃尔特（皇家剧院最著名的女演员）死了。目不识丁的厨娘这么悲伤使我们都深感意外，因为她从来没去过那高贵的皇家剧院，在舞台上或日常生活中她从来没见到过她。但是在维也纳，一位全国闻名的女演员是属于大家的，是全城的集体财富，所以她的死牵动了一个毫不相干的厨娘的心。任何一位受人爱戴的歌唱家或艺术家去世，顿时就变成举国哀悼。当曾经首次上演过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的“老”城堡剧院被拆毁的时候，维也纳整个社交界像参加葬礼似的，神情严肃而又激动地聚集在剧院大厅里，前幕刚落下，人们就冲到舞台上，为的是至少能捡到一块地板的碎片——他们知道艺术家曾在这块地板上演出过——带回家去，当作珍贵的纪念品。几十年以后，我还在数十户人家里看到这些木片被装在精致的小匣子里，就像教堂里收藏神圣的十字架碎片一样。那座伯森多尔夫音乐厅被拆除时，我家的举动也不见得理智。这座小型音乐厅是专供演奏室内乐用的，是一座平平常常毫无艺术价值的建筑物，早年是利希滕斯坦爵士的一所马术学校，为适应演奏音乐的需要进行了改建，四壁镶上了木板；虽然它并不华丽，却像一把古老的小提琴一样很有价值，是音乐爱好者的一块圣地，因为肖邦、勃拉姆斯、李斯特、鲁宾斯坦在这里演出过，许多著名的四重奏在这里首场演出。而现在，它却必须为一座新建筑物让路，我们这些曾在这里度过美好时光的人怎么也不愿接受。最后一场演出，红玫瑰四重奏乐队在这里演奏贝多芬的乐曲，当最后的旋律渐渐消逝后，没有一个人离开座位。我们鼓掌、欢呼，一些妇女激动得哭起来，谁也不愿相信这是最后的告别演出。大厅的灯灭了，为把我们“赶走”，但是四五百狂热的乐迷没有一个离开座位；我们在这里待上半小时、一小时，好像我们这一行动会把这座神圣的大厅拯救下来似的。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有人要把贝多芬临终的房子拆掉，我们是怎样用请愿书、游行、写文章等方法进行斗争的啊！在维也纳，每当有历史意义的房子被拆除时，都像抽走了我们的一部分灵魂。
这种对艺术尤其是对戏剧艺术的狂热，遍及维也纳社会各界。由于近百年的传统，维也纳本身就是一座社会阶层分明而互相之间融洽相处的城市——如我以上所述。社会舆论始终受皇家控制。皇家城堡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中心，也是哈布斯堡帝国的超民族的文化中心。城堡四周是奥地利、波兰、捷克、匈牙利大贵族的宫殿，可以说它们构成了第二道围墙。在这道围墙以外则是那些“社会名流”，诸如小贵族、高级官员、大工业家、名门世家的府第；再向外是小市民阶层和无产阶级。每个阶层都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甚至生活在自己特定的区域。大贵族住在城市核心区自己的宫殿里；外交使团住在第三区；工业家和商界人士住在环城大道附近；小资产阶级住在第二区至第九区；无产阶级住在最外层。但所有的人在皇家剧院和盛大节日中都可以互相交往。在普拉特公园举行鲜花彩车游行时，十万人热情地向坐在马车里的“万名上流人士”山呼三次。在维也纳，凡事都可成为庆祝的理由，如宗教游行、基督圣体节、军事检阅、皇家音乐节等盛大节日，无不如此。就连出殡，也是一件盛事。每个维也纳人都讲究习俗，追求“壮观的葬礼”：豪华壮观的排场，送葬人数众多。维也纳某个人物辞世，甚至成为维也纳人大饱眼福的机会。人们对声响色彩的感觉，对表演生活、反映生活的兴趣，不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现实中，全城人都是一致的。
维也纳人对戏剧的偏爱，如果按大多数戏迷的生活条件来说，有时可谓达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与我们刚强的邻国德国相比，我们奥地利人淡漠政治，经济落后，其中部分原因是我们过于追求享受。不过，这种对艺术过分的重视倒是我们的长处。因为，我们对每一种艺术都抱着崇敬的态度，经过几世纪的艺术熏陶，才有无与伦比的鉴赏力，而正因如此，我们才得以在一切文化领域中达到超群的水平。艺术家只有在备受推崇和尊重的地方才能感到最舒畅、最受鼓舞；艺术只有在全民族生活中是一件大事时才能达到顶峰——文艺复兴就是有力的佐证。当时的佛罗伦萨和罗马吸引了大批画家，培养出无数个巨匠；每个画家都感到必须面对全体市民和其他同行，在市民的鉴赏言论中，在与同行的竞争中，不断超越自己的水平。同样，维也纳的音乐家和演员们都清楚自己在这座城市中的地位。不论在维也纳歌剧院还是在皇家剧院，来不得半点马虎。任何一个错音都会立刻被发现，一旦进入合声部的时间不合拍或者音符略短，都会立刻受到指责。这种监督不仅来自首演时的专业评论家，也来自现场观众。通过不断的比较，他们的听觉越来越灵敏。维也纳在政治、行政管理方面因循守旧，社会风纪已成了人们的习惯，没人再去想它，所以在这些方面出现点什么“纰漏”，人们都会包容，有点违反常规也能宽容谅解。但在另一方面，艺术方面的差错可绝不容忍，因为这关系到全城的荣誉。因此，每位歌唱家、演员、音乐家都必须竭尽全力，不然就会被淘汰。能够在维也纳成为明星已属不易，要始终保持明星的地位实在更难；任何松懈都不可原谅。在维也纳的每位艺术家都清楚这种长期的、严格的监督，这促使他们锲而不舍，将艺术水平锤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我们从年轻时起就习惯于在平时用严格甚至苛刻的标准要求艺术家的每一场演出。一个当年非常熟悉古斯塔夫·马勒指挥的歌剧里铁的纪律细节的人和非常熟知把交响乐团乐师调动起来自觉演奏的人，在今天很难对一次戏剧或音乐的演出感到十分满意。这样也使我们学会了对自己的每件作品严格要求。当时的艺术水平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世界上培养出一代一代的艺术家，才会有高水平的作品，除了维也纳，世上没有几个城市能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人民大众的知识和情绪有时能节制，有时也迸发，即便是坐在酒馆里的小市民也会要求乐队演奏出高水平的音乐，如同要求掌柜的给一杯上好的葡萄酒一样。就连普拉特区周围的居民也都清楚地知道，哪家的军乐队演奏得最带劲，不论是德国的音乐大师还是匈牙利人；好像住在维也纳的人从空气中就能获得乐感似的。如同我们这些作家在一篇特别精致的散文中表现出优美的音乐性一样，其他人则在社交场合和日常生活中充满温良恭俭让的精神。在上流社会里，出现一个没有艺术感和不崇尚礼仪的维也纳人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下层社会，一个最贫穷的人也有一种对美的本能的要求，这种本能是由于自然景色、人生的乐趣对他的生活长期熏陶造成的。不热爱文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维也纳人；同样，不会享受安逸舒适的生活、缺乏审美意识，也不是一个地道的维也纳人。
对犹太人来说，适应居住国民族的环境，适应自己居住的国家，这不仅是一种对外的保护措施，也是他们内心深处的需要。他们需要有自己的国家，渴望安宁、养息、安全，渴望消除外来者的陌生感觉，这就促使他们与周围环境的文化联系起来。这种联系，除了十五世纪以来的西班牙，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比奥地利做得更出色更有成效。犹太人在这座京城定居二百多年以来，他们遇到的是轻松自在、喜欢和睦共处的人民，虽然这些人看起来有点放荡、不拘小节，可是内心里饱藏着追求精神生活和美的价值的强烈本能；同样，犹太人认为追求美的价值对自己也十分重要。犹太人在维也纳确实遇到了不少机会，也在这里找到一项个人的任务。上个世纪的奥地利艺术曾一度失去了自己传统的保护人和赞助者：皇室和贵族。十八世纪的时候，玛丽亚·特蕾西亚让格鲁克来指导她女儿的音乐；约瑟夫二世作为一个行家同莫扎特讨论过他的歌剧；利奥波德二世自己就作过曲。但后来的皇帝弗兰茨二世和斐迪南一世对艺术丝毫没有兴趣，而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在他八十余年的人生中除了阅读军队的花名册以外，就没有读过一本书或者仅仅在手里拿过一本书，他甚至流露出对音乐的反感。同样，那些大贵族也放弃了赞助。以前，埃斯特哈齐侯爵请海顿到家中并奉为宾客；洛布科维茨侯爵、金斯基家族、瓦尔德施泰因家族竞相争取在自己的府第首演贝多芬的作品；伯爵夫人图恩还恳求这位伟大的精灵——贝多芬——不要把三幕歌剧《菲岱里奥》从歌剧院的保留节目中撤下。然而这样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就连瓦格纳、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还有胡戈·沃尔夫，也得不到他们的半点资助。于是市民阶层为了让交响音乐会保持原来的水准，为了让画家和雕塑家维持生计，他们挺身而出，代替皇室贵族支持艺术家们。犹太市民阶层站在维护维也纳古老灿烂文化荣光的最前列，这是犹太人的自豪和远大抱负。他们一向热爱这座城市，一心一意地住在这里，但是他们觉得，只有热爱维也纳艺术的人，才算是真正的维也纳人，才无愧于这片土地。本来，他们在公共生活中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皇室的显赫使个人的财富黯然失色。领导国家的高位是世袭的，外交界由贵族把持，军队和高级官吏的职务均由名门世家掌握；犹太人从未有过钻进这个特权阶层的奢望，他们服服帖帖地尊重这种传统的特权——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有些事，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比如说，我父亲一生都不愿意到扎赫尔饭店去吃饭，并不是为了节约——它比其他大饭店的价格稍微高一点——而是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想法。他觉得，和施瓦岑贝格亲王或洛布科维茨侯爵邻桌是很难堪的，也是不得体的。在维也纳，唯有在艺术面前，大家才是平等的，拥有相同的权利；爱护艺术是大家的共同义务。犹太资产阶级通过资助的方式，对维也纳文化所做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他们是真正的观众、听众和读者。他们光顾剧院和音乐厅，购买图书和绘画，参观各种展览。他们受传统束缚较少，思想活跃，是新事物的促进者和先驱战士。十九世纪几乎所有的艺术品收藏都经他们之手；几乎所有的艺术尝试通过他们才得以实现。如果没有犹太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单纯依靠皇室、贵族和那些热衷于赛马打猎而不愿促进艺术进步的信奉基督教的百万富翁，那么维也纳在艺术方面就会落后于柏林，就像奥地利在政治方面落后于德国一样。谁想在维也纳做出点新成绩，外来客人想在维也纳与别人友好相处或找到知音，那就要依赖犹太资产阶级。记得在反犹太主义时期，曾有过这样一次唯一的尝试，人们建了一座所谓的“民族剧院”，可剧院既找不到编剧，也找不到演员，更没有观众，不到几个月，“民族剧院”就惨淡收场。恰恰是这个实例第一次公开揭示出：被世界人民称颂的十九世纪维也纳文化的十分之九，是维也纳犹太人促成和哺育的，甚至是他们自己创造的。
正是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年，维也纳犹太人在艺术创作方面异常活跃，而此时的西班牙犹太人在艺术方面正面临着可悲的没落。诚然，犹太人创造的文化不能以特有的犹太人文化的原始形式出现，而是以与奥地利文化交融的形式出现的，体现了奥地利及维也纳的特点——这是一个奇迹。在音乐方面，戈德马克、古斯塔夫·马勒和勋柏格成了国际性的人物；奥斯卡·施特劳斯、莱奥·法尔、卡尔曼使圆舞曲和轻歌剧的传统获得新的繁荣。霍夫曼斯塔尔、阿尔图尔·施尼茨勒、贝尔－霍夫曼、彼得·阿尔滕贝格等人使维也纳文学达到欧洲水平。这是格里尔帕策和施蒂弗特所代表的维也纳文学从未达到过的。索嫩塔尔、马克斯·赖恩哈德使这座戏剧城再度誉满全球。弗洛伊德和科学界的名流使早已闻名的维也纳大学举世瞩目——这些身为作家、学者、艺术名流、画家、导演、演员、建筑师和新闻工作者的犹太人，在维也纳的精神生活中享有无可争辩的崇高地位。因为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和入乡随俗的愿望，他们使自己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环境。他们认为，为奥地利服务是一种光荣，也是一种幸福。他们觉得，为自己的奥地利做贡献是自己的世界使命。的确，应该实事求是地再次指出这一点：当今美洲、欧洲在音乐、文学、戏剧和工艺美术诸多方面的发展，都受到奥地利文化的滋养和熏陶，而奥地利文化有相当一部分是维也纳犹太人创造的；犹太人在与当地人融合的过程中，达到千年以来精神追求的最高点。几百年以来，犹太人的文化发展本无目标，在这里与逐渐形成的传统相结合，产生了新的生机和蓬勃的活力，使旧的传统也获得了新的生命，焕发出新的青春。然而，最近几十年来，这座城市强调民族化和地方化的做法，给维也纳带来了极大的坏处。这座城市的精神和文化是多种要素的融合体，所以其精神和文化完全是超民族的。维也纳的天才——特别在音乐方面——从来就是把各民族和各种语言的对立因素融合在一起；维也纳文化是西方一切文化的合成体。凡是在维也纳工作过和生活过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摆脱了狭隘和偏见。不会有任何地方比在维也纳更容易当一名欧洲人。我知道，我之所以能早早学会把欧洲共同联合起来的思想作为我心中的最高理想，并加以热爱，在相当程度上应当感谢早在马可·奥勒留时代就受到维护的罗马精神，即包罗一切的精神。
在古老的维也纳，人们生活得很好，轻松愉快，无忧无虑。北方的德国人带着轻微的恼怒和藐视的眼光望着我们这些住在多瑙河之滨的邻居。这些邻居并不能干，没有严格的纪律，只要享受生活：吃得好，在节日的剧院里寻快乐，促使了音乐向最高处发展。维也纳人很不喜欢德国人给其他民族的生活带来无比痛苦和彻底破坏的能干，也不喜欢那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野心和追逐。在维也纳，人们喜欢愉快地聊天，习惯于和平共处，每个毫不嫉妒的人和那些与人为善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和睦相处，平安无事。穷人和富人，捷克人和德国人，犹太人和基督徒，在维也纳都能和平相处，尽管偶尔会互相嘲弄。即使出现政治和社会运动，也不带可怕的仇恨之心。仇恨之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毒，已浸入时代的血液循环中。以前的奥地利，人们互相攻击时，尚存豪爽侠气。那些国会议员在报纸上互相责骂，在经过西塞罗式的长篇大论之后，仍会友好地坐在一起喝啤酒或咖啡，讲话时以“你”相称。就是反犹太主义政党的党魁卢埃格尔当维也纳市长期间，他与别人私下来往的态度也丝毫没有改变。我个人必须承认，身为犹太人，无论上中学还是上大学，还是在文学界，我没有遇到过一点麻烦和歧视。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党派与党派之间的仇恨，还不常见报；还没有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彻底分类；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的情绪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激烈，令人厌恶。个人的所作所为是自由的，这在当时是顺理成章的事，在今天却变得不可想象。今天的人把宽容视为软弱，而那时的人把它看作一种道德力量。
我出生和长大成人的那个世纪并非一个充满激情的世纪。那是一个层次分明、泰然自若、秩序井然、从容不迫的世界。机器、汽车、电话、收音机、飞机等还没有把人的生活节奏提高到一个新的速度。岁月和年龄也没有影响到另外一种速度，人们生活得相当舒适安逸。今天，我尽力回想我童年时那些成年人的形象，我记得最清楚的莫过于一些人过早的发福了。我父亲、我的叔叔伯伯、我的老师、商店的营业员、乐谱架旁的交响乐演奏员，他们四十岁就成了大腹便便、受人“尊敬”的人。他们步履艰难，谈吐斯文，说话时用手捋着那精心保养的灰白的胡须。而灰白的须发仅仅是庄严的一种新标志；一个“稳重”的男子需要有意识地避免青年人那种不太得体的举止和自负的神气。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在我孩提时代曾看到过父亲急匆匆地上下楼，或者是有过其他慌慌张张的举动，当时他还不到四十岁呢。在那个时候，匆忙不只被看作不礼貌，况且在行动中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市民阶层生活在稳定的世界里，生活有保障，行动上有措施，从来没有突发事件，所以没有必要匆忙。即使外面的世界发生了灾难，也透不过“稳定安逸”生活的厚墙。英布战争、日俄战争，就连邻近的巴尔干战争，对我父母的生活也毫无影响。他们把报纸上关于战争的报道当作体育专栏的文章一扫而过。事情就是这样，奥地利以外发生的事与他们有什么相干呢？他们的生活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在他们的奥地利，正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时代，国家没有什么变革，货币不会突然贬值。那个时候，证券交易所的股票若是跌了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就可以断定该企业破产了，人人都要皱起眉头，忧心忡忡地谈论这场“灾难”。那时候，有人抱怨“高额”税收，这种抱怨与其说是真实的看法，倒不如说是一种习惯罢了。实际上，当时的税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税收相比，只不过是给国家的一点小费。那时候，人们时兴立详尽的遗嘱，好像这样就能使自己的孙子和曾孙免受财产损失，好像用一张债券就能一劳永逸地保证子孙们的安逸生活。他们自己的生活也悠哉游哉，即使出现一点点担惊受怕，也只不过像抚摸好玩又听话的家畜时那种根本不用害怕的心情。每当我偶然得到一张那个时候的报纸，读到那些描写小小的区议会选举的激动文章时，每当我回想起我们年轻时代对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争辩得面红耳赤，或回想起为了皇家剧院的演出中微不足道的问题议论纷纷时，我就会忍俊不禁。所有的忧虑加起来也不过那么一丁点，那是一个多么风平浪静的世界啊！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那两代人遇到了好时代，他们平静、顺利、清白地度过了一生。但是，我并不知道我是否羡慕他们。他们像生活在天堂里，对人间的真正痛苦、尔虞我诈及命运多舛等都没有认识，使人焦虑的危机和问题他们看不到、也想不到，然而那些危机和问题越来越严重！他们陶醉在安宁、富裕和舒适的生活里，所以很少知道生活还可能成为一种负担，使人异常紧张；生活中甚至会不断出现意想不到或天翻地覆的事。他们沉湎于自由主义和乐观主义之中，所以料想不到会有一天，也可能是熹微之时，我们的生活会遭到彻底破坏。即使在最黑暗的深夜里，他们也不会想到人会凶险到什么程度，因而他们也不可能知道，人有多少战胜险恶和经受考验的力量。我们这些被驱赶着经历了一切生活激流的人，我们这些完全脱离了与他人联系的人，我们这些常被驱赶到尽头又要重新开始的人，我们这些神秘力量的牺牲品，同时又甘心情愿为之服务的人，我们这些认为舒适安逸只是一种神话、太平盛世只是一种梦想的人——已经切身感受到了极端对立的紧张和使我们每根神经都颤抖的新恐惧。我们一生中每时每刻都与世界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们远远超出了自己狭隘的生活小圈子，分享着时代和历史的苦难和欢乐，而以前他们只局限于自己的小圈子。因此，我们坚定地说，今天我们每个人，纵然是我们当中最微不足道的，对现实的认识都要比我们祖先中圣贤的认识高过千倍。不过，我们从中并没有占到便宜，而是为此付出了代价。
地名，位于今捷克东部。
旧地名，位于今波兰东南。
指罗斯柴尔德家族。
克里斯托弗·格鲁克（1714—1787），德国作曲家。
指维也纳大学。
胡戈·沃尔夫（1860—1903），奥地利著名作曲家。
指城市里除贵族和僧侣外的所有居民。
卡尔·戈德马克（1830—1915），匈牙利作曲家，长期生活在维也纳。
莱奥·法尔（1873—1925），奥地利轻歌剧作曲家。
埃梅里希·卡尔曼（1882—1953），匈牙利著名轻歌剧作曲家。
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奥地利著名诗人、戏剧家。
卡尔·卢埃格尔（1844—1910），奥地利政治家，基督教社会党人，反犹太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