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一片安谧中长大成人，

忽然被抛进大千世界，无数波浪从四面向我们袭来，

我们对一切都兴致盎然，

有些我们喜欢，有些我们厌烦，

时时刻刻都在出现微微的不安，

我们感受着，而我们感受到的，

却被各种尘世的纷扰冲散。

——歌德

如果我要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即我长大成人的那段时间作一个简要的概括，那么我希望如此说：这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这是最确切不过了。我们那个几乎有千年历史的奥地利君主国，好像它的一切都会天长地久地延续下去，国家本身就是这种延续的最高保证。国家赋予公民的权利，是由人民自由选举出的议会以书面形式确认的，每项义务都有严格的规定。我们的货币，奥地利克朗，是以闪闪发光的金币形式流通的，因此它的价值是不会改变的。人人都知道他有多少钱或者他挣了多少钱，能干什么或者不能干什么都有一定的规范、标准和法度。拥有财产的人可以精确计算出每年有多少盈利，公务员和军官看日历就能知道他会在哪一年升职或退休。每户人家都有自己确定的预算，知道一家人吃住开销多少，夏季旅行和社交应酬要花费多少钱，此外还要留下一小笔费用，以备生病和意外之需。有房子的人把房子看作留给后代的万无一失的家园；农场、商店则代代相传。就连襁褓中的婴儿，也已经在储蓄罐或储蓄所存下第一笔钱，这是为他的将来准备的一笔小小的储蓄金。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所有的一切都紧紧依靠国家和那个至高无上的白发苍苍的皇帝。谁都知道（也都这样认为），即使老皇帝去世，新皇继位后，旧的一切会原封不动地得到保持。谁也不相信会有战争、革命，会有颠覆政权的行动。在一个理性的时代看来，任何激烈的暴力行动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种安全的感觉是千百万人的财富和共同的生活理想。唯有在这样的太平世界里，生活才具有价值，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渴望从这份宝贵的财富中分享自己的那一份。最初只是那些有钱人对这种太平盛世欢欣鼓舞，后来逐渐扩展到平民百姓。这个太平的世纪成了保险业的黄金时代。人们为房子投了火灾险和防盗险；为自己的耕地投了防雹和防风暴险；为防意外事故和疾病投了人身保险；为自己的晚年买了终身养老金券；将一张保险单放在女儿的摇篮上，作为将来的嫁妆。最后，工人也组织起来了，为自己争到了应得的工资和医疗保险；用人们为自己储蓄了养老保险，并预先存入一笔丧葬费。只有那些对未来充满信心无忧无虑的人，才能尽情享受眼前的好生活。

当时人们认为，他们的生活能够完全阻止厄运的入侵，这种感人的信念是非常危险的自负，尽管他们对生活的态度谦虚又正派。在十九世纪，对自由的理想主义深信不疑的人，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通向“最美好世界”的平坦大道。他们用鄙夷的眼光看待以前充满战争、饥馑和暴乱的年代，认为那是人类尚未成熟和不够开化所致。而现在，所有的祸害和暴政似乎已经全部被消灭，这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人们对不可阻挡的持续“进步”的坚定信念，是那个时代真正的信仰力量。这种力量甚至超过了人们对《圣经》的信仰，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雄辩地为它作了证明。事实上，在这个和平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普遍的繁荣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迅速，越来越丰富多彩。街道的夜间照明已不再是昏暗的灯光，而是耀眼的电灯。从城市的主干道直到市郊，沿街店铺灯火辉煌。用电话能与远方的人对话。乘坐的车辆已不是马车，速度就快得多啦。人们已实现了伊卡洛斯的梦想，在空中遨游。舒适的设备从富裕之家进入普通百姓家。已不需要从井里或河里汲水。炉灶生火简便多了，人人讲卫生，肮脏不再存在。人们从事体育锻炼以来，身体变得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健康。患有畸形、甲状腺肿大及其他残疾的人在街上越来越少见。所有这些奇迹都是科学和“进步”的天使创造的。还有，社会也在不断进步：司法变得更加温和与人道，每年都赋予个人新的权利；甚至那个最棘手的问题，即广大群众的贫困问题似乎也不再难以解决。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有了选举权，从而可能合法地维护自己的利益。社会学家和教授们竞相为无产阶级生活得更加健康和幸福出谋划策——因此，如果不为本世纪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荣耀，不觉得每隔十年社会就向前迈一大步，那才怪呢。人们不相信欧洲各民族之间还会有战争，就像不相信世上还有鬼怪一样，认为那是野蛮的倒退。我们的父辈坚信宽容和友好是不可缺少的约束力。他们真诚地认为，各个国家及各个教派之间的界限和信仰的分歧，将会在人们的友善中逐渐化解，整个人类将享有最宝贵的财富：和平与安全。

被理想主义蒙蔽的那代人抱着乐观主义的幻想，他们以为科技进步必然带来人类道德的迅速提高，这同我们今天幻想把“安全”这个词从词汇表中抹掉一样，是十分可笑的。我们这一代人在新世纪里已经学会了对集体残暴行为的爆发不再感到惊奇，总有一天会出现更残酷的暴行，所以我们对人类的道德教育持怀疑态度。我们不能不承认弗洛伊德是正确的，他把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看作薄薄的一层纸，随时都会被邪恶的力量击破。我们这一代人必须逐渐习惯这个没有立足点、没有权利、没有自由、没有安全的世界。我们早已为了自己的生存摒弃了父辈的坚强信念，他们认为人道主义会持续不断地飞速提高。一场灾难使我们的人性一下子倒退了近千年。在我们这些有深刻教训的人看来，轻率的乐观主义是十分陈腐的。尽管这只是一种幻想，却是我们的父辈为之献身的，这比那些空洞的口号更有人性，更有内容。时至今日，我内心深处仍无法完全摆脱这种幻想，虽然我对它已充分认清，完全失望。一个人童年时耳濡目染，时代气息已溶入他的血液，是难以磨灭的。不管现实每天在我耳边鼓噪些什么，不管我和我的众多同代人遭受过什么侮辱和考验，我还是不能否认青年时代的信仰：总有一天会好起来，尽管来之不易。今天，我们心神不宁地怀着破碎了的心情，像个盲人在恐怖的深渊中四处摸索，我依然能从中看到曾照耀我童年的星辰，用这种继承下来的信念，认为这种倒退只是“前进”过程中的一个间歇，以此来安慰自己。

今天，巨大的风暴把世界击得粉碎，我才完全明白，太平世界不过是梦幻中的宫殿。我的父母就是住在这个宫殿里，就像住在一幢牢不可破的石头房子里一样。从来没有什么风暴或者强烈的穿堂风闯入他们温暖舒适的生活；当然，他们具备防风遮雨的特殊手段：他们是有钱人，他们是逐渐发迹的，已经变成富豪。但在他们那个时代，抵挡风雨全靠窗户和墙壁。我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属于典型的“上流犹太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对维也纳的文化做出过重要的贡献，而所得到的报答却是被彻底消灭。我在这里叙述我父母安闲自在和无声无息的生活，其实讲的并非个人的私事，因为在那个重视一切价值保障的世纪里，像我父母这样的家庭在维也纳有一万或二万个之多。

我父亲的祖籍在摩拉维亚。在那个不大的乡村里有犹太人聚集区。他们与当地的农民和小市民相处得非常融洽，所以他们完全没有压抑心理，也没有东方加利西亚犹太人随时都出现的急躁。由于生活在农村，他们个个体魄健壮，走起路来迈着稳健、从容不迫的步伐，像农民穿越田野一般。他们早就从正统的教派分离出来，成为“进步”这个时代宗教的狂热追随者。政治上恰逢自由主义时期，他们选出了自己最尊敬的议员进入国会。当他们从自己的故乡迁居到维也纳以后，便以惊人的速度适应了较高的文化生活。他们的发迹是和时代的普遍繁荣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我们的家庭是非常典型的。我的祖父曾经销售过手工纺织品。上世纪下半叶，奥地利的工业开始发展，从英国进口织布机和纺纱机，由于合理的机械化生产，纺织品的价格大大低于手工制品的价格。犹太人具备天才的商业洞察力和全球的视野，认识到率先在奥地利实行工业化生产的重要性。唯有工业化才能获得厚利。他们以最少的资金、最快的速度建立了一些临时搭建的工厂，先是以水力作动力，这些工厂以后逐渐发展成控制整个奥地利和巴尔干半岛的波希米亚纺织工业中心。如果说我的祖父是一个经营成品的中间贸易商的早期典型代表，那么我的父亲已决定跨入一个新时代。他三十岁时在波希米亚北部创办了一个小型的织布作坊，经过多年的悉心经营，它逐渐发展成一家规模相当大的企业。

尽管当时的经济发展速度十分惊人，可我父亲依然采取那种小心谨慎的扩展方式，这完全是那个时代的观念。再说，这也非常符合我父亲那种克制而不贪婪的性格。他坚持那个时代的信条：稳妥第一。他觉得依靠自己的资本“扎扎实实”——那个时代最喜欢说这个词——办起来的企业，比利用银行贷款或实物抵押建成的企业更伟大。他一生中从未签发过一张债券，也从未签发过一张期票。他开户的银行，毫无疑问是最可靠的信贷银行：罗斯柴尔德银行，该银行始终处在贷方的地位，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骄傲。他从来就讨厌投机生意，哪怕有一点风险他也不干。他一生中从未做过一笔生疏的交易。当他渐渐有钱和越来越有钱时，他从不把这些归功于大胆的投机，也不归功于他眼光的长远，而是归功于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最普遍的小心谨慎的做法：始终只用收入的极小部分作为日常开销，把逐年递增的巨额收入投入经营，扩大再生产。我父亲像他同辈的大多数人一样，如果看到一个人把收入的一半毫无顾忌地花光，而不顾太平年代常说的一句话——“为将来想一想”——这样的人肯定被看作靠不住的败家子。其实，对一个有钱人来说，这种变利为本不断积累财富的方法，在经济腾飞的时代仅仅是一种保守的生财之道，因为当时国家还没有想到从巨额收益中多征收百分之几的税。再者，国家的有价证券和工业股票在当时也能带来很高的利息。不论怎么说，这种保守的生财之道也是值得称赞的。当时，通货膨胀还没有到来，克勤克俭的人家还不容易遭偷盗，规矩正派的人也不会遇到诈骗。恰恰是最有耐心和不搞投机的人获利最多。我的父亲由于顺应了他那个时代的一般规律，在他五十岁时，纵然用国际的标准来衡量，也称得上是一位巨富了。但是，我们家庭生活的开销，与财产的骤增相比，依然是十分节俭的。我们只是逐渐买点方便的生活用品；我们从一幢较小的寓所搬到一幢较大的住宅；只是在春天的午后才租一辆出租马车。我们外出旅行坐的是二等卧铺车厢，我父亲五十岁时才享受了一次豪华生活：同母亲乘车去尼斯度过冬天的一个月。总之，我们家持家的基本原则始终不变：克勤克俭，绝不挥霍，绝不挪用款项。我父亲成为百万富翁以来，从未吸过一支进口雪茄，而只吸普通的国产雪茄，就像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只吸廉价的弗吉尼亚雪茄一样。玩牌时，他只下很小的赌注。他坚定不移地秉持他的克制作风，坚持过一种舒适又不惹人注意的平静生活。虽然他比大多数同行体面得多，也有教养得多——他钢琴弹得出色，书法清秀，会讲法语和英语——却坚决拒绝任何荣誉和荣誉职位。他一生中从未追逐或接受过任何头衔和地位，而像他这样的大工业家理应获得这些。他从未向别人求过什么，所以他从未向别人说过“请求您”或“多谢”之类的话。他觉得这种隐藏在内心的骄傲，比显露出来更加重要。

的确，每个人的一生中总会出现一段和父亲的本性相同的时期。我父亲不声不响又不愿抛头露面的个性，现在开始影响我，一年比一年明显。在职业上，我同父亲迥然不同，我的职业不能不宣扬自己的名字，不能不抛头露面。我同父亲一样，内心的骄傲促使我拒绝任何形式上的荣誉。我从未接受过一枚勋章、一个头衔或任何一个学会会长的职位；我从未担任过研究院的院士、理事或评奖委员会的委员；甚至我觉得，坐在丰盛的宴会桌旁是折磨自己，一想到要同人攀谈或向别人祝酒，还没等说出一句话，我的喉咙就先干涩了。我知道，在世界上这样克制和拘束是多么不合时宜，只有圆滑或者逃脱现实才能保全自己，正如歌德老人所言：“勋章和头衔可免于在窘境中遭冲击。”但是，父亲遗传给我的那种内心的骄傲，我无法违抗，这也许是我唯一的可靠的财产，我之所以今天内心里还感到自由，应当归功于父亲留给我的宝贵遗产。

我的母亲婚前姓布雷陶尔，她是另一种出身，一个国际化的大家族。她出生在意大利南部的安科纳，所以意大利语和德语她从小就会说。每当她同我的外祖母或者她的姐妹说些不想让用人知道的话时，就说意大利语。我从孩提时就十分熟悉意大利式烩饭和当时还十分稀罕的洋蓟，还有许多其他南方菜。所以，我以后到意大利去，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不过，我母亲一家并非意大利人，而是有意成为国际化的大家族；布雷陶尔家族最早开银行——他们以犹太大银行世家为榜样，但是规模小得多——他们很早就从瑞士边境上一个叫霍恩埃姆斯的小地方分散到世界各地，一部分迁到圣加伦，另一部分迁到维也纳和巴黎，我外祖父到了意大利，我的一位舅舅到了纽约。这种国际性的联系使这个家族更加体面，视野更加开阔，从而为整个家族带来了自豪感。在这个家族里，不再有小商人、掮客等，而是遍布银行家、经理、教授、律师和医生。每人都会说几国语言。如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巴黎姨妈家的餐桌上，我看到他们从一种语言轻松自如地过渡到另一种语言。这是一个谨慎“自重”的家族，每逢一个穷亲戚家的姑娘要出嫁，这个家族就给她筹措一份可观的嫁妆，目的仅仅是防止姑娘“低嫁”。我父亲是一个大工业家，虽然备受尊敬，但是我母亲从不允许我父亲的亲戚和她的亲戚相提并论，尽管他们俩的结合极其美满幸福。这种出身名门的自豪，在所有姓布雷陶尔的人身上根深蒂固。若干年以后，他们中间的一员为向我表示特殊的好感，怀着优越感对我说：“你才是真正的布雷陶尔的后代呢！”他这句话似乎是想说：“你算是投对胎了。”

还有一类贵族，一些依靠自己的力量发迹的犹太家族就是这一类。我和我的兄弟从童年起，对他们的作为一会儿感到有趣，一会儿感到讨厌。我们老听他们说，这些人是“高雅”的人，那些人是“粗鲁”的人；对每个朋友都要审查一番，看他是否出身“上流”，甚至对他的家庭成员和亲戚的出身以及经济状况都要详细调查。一直把人分成等级的议论成了家庭和社交中的主要话题，当时我们看到这个觉得极可笑，认为是故作高雅的表现，因为犹太家族之间出现的贫富差距不过是近五十年或一百年的事，犹太家族都是在那个时候先后从一个犹太人聚集区迁移出来的。一直到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上流”家庭的概念在我们男孩看来，完全是假贵族的一种装模作样的闹剧的产物，体现了犹太人的精神实质中最秘密最核心的那一部分。人们通常认为，发财致富是犹太人根本的、典型的生活目的。没有比这个看法更错误的了。发财致富对犹太人来说只不过是阶梯，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并非他们的核心目标。犹太人真正的愿望，他们的潜在理想，是提高自己的才智，使自己进入更高的文化层次。“精神高于物质”是他们的至理名言，这反映了整个犹太民族——其中包括正统的犹太人——的优点和弱点。比方说，一个虔诚的信徒，一个研究《圣经》的学者，他们的地位在犹太人看来要比一个富翁高一千倍，就连最有钱的富豪也宁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穷得像乞丐的知识分子为妻，也不嫁给一个有钱的商人。对知识的敬重在犹太人各阶层都是一样的。就连扛着背包、顶风冒雨在街头讨生活的小贩，也愿意付出最大的代价让儿子去上大学。如果家庭成员中有一人算得上有知识，又当了教授、学者或音乐家，那么，他就把这种荣誉和头衔归功于全家，好像他通过他的成就使全家都贵族化了。不言而喻，在犹太人中间，他们竭力防止自己成为一个道德不可靠、令人讨厌、锱铢必较、只会做生意而无知识的人，而是努力跻身于较清高的、不计较金钱的知识分子中间。说得直率一点，就好像要把自己和整个犹太民族从金钱的灾祸中解救出来似的。因此，一个犹太家族往往经过两代最多三代，追求财富的劲头就枯竭了。恰恰在家族鼎盛时期，出现了不愿接受父辈的银行、工厂及规模巨大生意兴隆的商号的子孙。例如，罗·罗斯柴尔德勋爵成了鸟类学家，沃伯格家族有了艺术史家，卡西尔家族出现了哲学家，赛松家族有了一位诗人，这都不是个别现象。摆脱那种只知赚钱的犹太人小天地，成了他们不外露的共同渴望。通过进入知识界，他们使自己摆脱了纯粹犹太人的狭隘气质，获得普遍的人性。换言之，一个“名门”世家的涵义远远高于这个称呼所带来的社会地位，因为一个犹太“名门”世家不仅适应一种文化，而且多半要兼容其他文化，以使自己摆脱或开始摆脱犹太人社区留给他们的一切缺陷、狭隘和小气。后来，由于犹太知识分子人数猛增，在犹太人中占很大比重，这种现象也给犹太民族带来了灾难。这种永远的自相矛盾，大概是犹太人命中注定的吧。

在欧洲，几乎没有一座城市像维也纳那样热衷于追求文化生活。正因为奥地利君主国数百年来既无政治野心又无军事行动，稳定带来了全面繁荣，全面繁荣必然引起对艺术的最强烈的追求，这也是奥地利民族自豪感的体现。古老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欧洲那段时间，那些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地区，像德意志、意大利、佛兰德斯、瓦隆都已衰落，唯有维也纳闪耀着古老的光辉。它是王朝的宝都，是千年传统的保护神，罗马人为这座城市建造了第一座石头城墙，对防御野蛮人、保护拉丁文化起了很大作用。一千年以后，奥斯曼人西侵，摧毁了这座城墙。尼伯龙根人也到过这里。这里出现了七位不朽的音乐大师——格鲁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他们都在这里生活过，从这里向全世界发出耀眼的光芒；欧洲的各种文化潮流都聚集在这里；在宫廷里、在贵族中、在民间，奥地利德语的文化传统同斯拉夫、匈牙利、西班牙、意大利、法兰西和佛兰德斯文化有着血肉的联系。这座音乐之都的真正天才表现在能把一切有巨大差异的文化熔为一炉，成为一种新的独特的奥地利文化、维也纳文化。这座城市具有博采众长的欲望，对那些特殊的事物特别敏感，它吸引各种类型的人才到自己身边，逐渐使他们融洽相处。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中生活，使人备感温暖。这座城市的每个市民都在不知不觉中被培养成超民族主义者、世界主义者和世界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