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那今晚我们会来你的派对，到时候你要给我们两箱啤酒。”

“酷。”

我们去参加派对前，约上那个姑娘——她正为可以逃离母亲的牢笼而激动不已。那个男生带来了啤酒，也终于和心爱的姑娘见了面，而我们则把她妈妈欠我们的债一笔勾销以示感谢，随后再把那几箱酒卖了，把钱补回来。总有解决的办法，而这是最有趣的部分：拐个弯抹个角，解决难题，看谁走到了哪一步，谁又需要什么，我们可以联系到谁，让钱兜兜转转又回到我们手里。

在我们生意巅峰的时候，我们手上大概有10000兰特的现金。我们有借贷，有利息，还存了一堆乔丹鞋和dvd机，我们从别人那买过来，等时机合适了再卖出去。我们还得买空白cd，雇小巴来装我们的dj器材，每天还得喂饱五个人的肚子。我们把所有的细节都记在了电脑上。和我妈相处久了，我知道怎么做表格记账。我们做了一个excel表格，记录了所有人的名字，他们欠我们多少钱，什么时候还了款，什么时候还没还。

下班时分，我们的生意才真正开始火起来。小巴司机会过来取他们最后一份订单，上班族都在回家的路上，但他们的关注点不是肥皂盒、玉米片，而是各种器材——dvd播放机、cd播放机、游戏机。还有很多人开始过来卖东西，因为他们一天都在各种坑蒙拐骗加盗窃，是时候销赃了。有人在卖手机，有人卖皮夹克，有人卖鞋。有一个长得很像《辛普森一家》里的黑人版伯恩斯先生的家伙，总能在交班时间拿出最莫名其妙而且毫无用处的垃圾，譬如一个没有电池的电动牙刷。有一次，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电动剃须刀。

“这是什么鬼？”

“这是电动剃须刀吧？”

“电动剃须刀？我们是黑人。你知道用这种东西的话我们的皮肤会怎样吗？你见到周围有人用过电动剃须刀吗？”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到底是从哪儿搞到这些东西的。因为我们不会问。但是我们最终还是从细枝末节拼出了答案：他在机场工作。那些没用的垃圾，都是他从别人的行李箱里摸出来的。

慢慢地，人潮散去，我们也开始放松下来。这时候，我们会清点一下货物，整理整理cd库存，算一下今天的收支明细。如果晚上接了dj的活儿，那我们就要准备一下，不然我们就买点儿啤酒，无所事事地喝点儿，聊聊刚过去的这一天，听听远处传来的枪声。每天晚上都有枪声，我们总是试图通过声音来猜测那是哪个型号的枪。“应该是把口径9毫米的手枪。”当然，警察追逐戏也是固定节目，警车呼啸而过，追着前面开着刚偷来的车的家伙。最后，每个人都准备回家吃晚餐了，我也带上电脑，搭上一辆小巴，到家，睡觉。第二天再回来，把这所有的事再做一遍。

过了一年。两年。我已经不再想着去上大学了，而且也完全没有赚到学费。

街区吊诡的地方在于，你总是在干活，干活，干活，你感觉好像有什么事情在发生，但其实什么都没有。每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都是一样的流程：我们怎么把10兰特变成20兰特？怎么把20变成50？怎么把50变成100？到了晚上，我们就把赚了的钱花在吃上，或许还有啤酒上，然后回家，第二天回来再重复：我们怎么把10变成20？怎么把20变成50？忙忙碌碌一整天，才能把钱翻倍。你得走来走去，到处晃悠，不停思考。你得找到这个人，跟那个人搭个话，再想办法认识认识那个人。很多时候，一天忙到最后，我们手上一分钱都不会剩下，但却总觉得自己赚了挺多。

倒买倒卖之于工作，就像上网之于读书。如果你把你一年在网上读到的文字加起来——推特、脸书推送、网页列表——那你读的文字量都约等于一吨书了，但事实上是，这一年里你一本书都没有读。当我回头想想，倒买倒卖就是那样。你投入了无限的精力进去，获得了最少的收获，就好像每天在转轮里跑步的仓鼠。如果我把同等的精力放在学习上，早就mba毕业了。但事实却是，我只是专攻了倒买倒卖，没有哪个大学可以给我颁发个倒买倒卖学位证。

我第一次到亚历山德拉的时候，就被那里永不停歇的活力和刺激深深吸引了，更重要的是，我被那里接纳了。我在那儿获得到的归属感，比我在高中或其他任何地方得到的都多。我第一次出现在那里的时候，确实有几个人抬了抬眉毛：“这个有色小孩是谁？”但街区并不会以貌取人。如果你想去那里住，就可以去那里住。因为我不住在那儿，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我是个局外人，但是在那里，我却这辈子第一次感觉自己不是局外人。

街区的生活压力小，日子可以过得很舒适。你脑子里想的都是得过且过，所以也不必问自己什么大问题，譬如，我是谁？我应该在哪里？我做的足够与否？在街区里，你可以是一个40岁的老男人，住在自己妈妈房子里，四处向人借钱过活，也没人会看不起你。你在街区里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因为总有人比你更失败，让你感觉自己也不用再怎么努力，因为你身边最成功的人也没有比你成功多少。这让你活在一种了无生机的状态里，可以一动不动。

街区里也有着很强的社区感。每个人认识每个人，从瘾君子到警察，都互相认识。人们会互相帮助。如果某个妈妈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去做。标准句型是“我可以劳烦你吗”，就好像所有人都是你妈妈，你是所有人的孩子一样。

“我可以劳烦你吗？”

“可以啊，你需要什么？”

“我想你去帮我买面包和牛奶。”

“好的，我去。”

然后她会给你一些钱，你去买面包和牛奶。只要你当时没在忙，也不耽误你什么事，你都不会拒绝。

住在街区里，最重要的事是学会分享。你不能一个人闷声发财。你有钱？那你为什么不帮助别人？邻居里哪个奶奶需要帮忙，所有人都会来伸出援手。你要是去买啤酒，就得给所有人都买上，四处分发。每个人都需要了解你获得的成就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回馈给社区，否则你就会变成众矢之的。

小镇也有自己的治安系统。如果有人偷东西被抓，小镇上的人会管。如果有人入室抢劫被抓，小镇上的人也会管。如果你强奸妇女被抓，那你要赶快祈祷，宁可警察先到一步，也别落到小镇人民的手里。如果一个妇女被打了，人们并不太会管。因为挨打牵扯了太多问题，为什么被打？谁来负责？谁先动的手？但强奸就是强奸，盗窃就是盗窃，你玷污了社区的名声。

生活在街区里，有种奇异的舒适感，但舒适的同时也很危险。舒适给了供你躺倒的地方，但也给了压在头顶的天花板。在我们那帮人里，朋友g本来和我们一样，也没工作，整天四处闲逛。但后来，突然有一天，他在一家服装店找到了工作。每个早晨去上班的时候，其他人就会取笑他。我们看着他穿着正装出门，所有人都会在一边嘲讽：“喔，g，看看你穿的那身儿衣服！”“喔，g，今天又要去见白人了，哈？”“喔，g，别忘了从图书馆拿几本书回来！”

g上了一个月班之后，有一天早晨，我们在矮墙上玩，g穿着拖鞋和袜子就出来了。他没穿工作正装。

“哟，g，怎么了？工作怎么样了？”

“哦，我不在那儿干了。”

“为什么？”

“他们说我偷东西，我被开除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我脑内遏制不住的一个念头，我觉得他是故意的。他陷害了自己，这样才能重新被其他伙伴们接纳。

街区有种吸引力，它永远不会将你落下，也永远不会让你离开。因为你一旦决定离开，你就冒犯了这个生你养你、塑造了你、永不会背叛你的地方。这个地方会对你加倍奉还。

但一旦你在街区的生活变得顺心遂意，那你就该离开了。因为街区会将你拖下深渊，它总有办法，总会有某个家伙偷了东西后，把东西扔在你的车里，结果被警察找到。你不能留下来，你以为你可以，甚至开始想要做更多好事，把你的街区朋友带到某个高级俱乐部玩，但不一会儿，你身边人就打起架来，你的朋友掏出了枪，有人中了弹，而你留在原地，一头雾水：“刚刚发生了什么？”

只是发生了街区里会发生的事。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一个派对上当dj，不在亚历山德拉，而是在紧挨着亚历山德拉的伦巴第东，这里是一个稍微富裕些的中产阶级黑人社区。有人报了警，投诉说噪音太大。警察穿着防爆装备冲了进来，端着机关枪。我们的警察就是这样出警的，没有小情况，只有大事件。美国人所说的特种部队，对我们来说只是常规警察。他们过来查看噪音的源头，就是我。一个警察冲着我和我的电脑走过来，将他的冲锋枪对准我。

“把音乐关掉，现在。”

“好的，好的，”我说，“我在关了。”

但我当时电脑系统是windows95，而windows95关起机来大概需要一辈子的时间。我忙着一个一个关闭窗口，退出程序，我有一个很容易受损的希捷硬盘，所以不想直接切断电源，那样会对硬盘造成伤害。但警察很显然一点儿也不在乎。

“关掉！关掉！”

“我在关！我在关呢！我得先关掉程序！”

群众开始骚动不安，警察也越发紧张。他调转枪口，直接射向了电脑。不过，他可能不太懂什么是电脑，因为他射击的是显示器，显示器爆炸了，但音乐还在响。现场一团混乱——音乐震耳欲聋，所有人都在四处乱窜，被枪声吓得不行。我一把拔下主机电源，音乐没了，但此时，警察又开始向人群投掷催泪弹。

催泪弹和我以及音乐本身都没有关系。催泪弹只是警察用来关闭黑人社区的派对的常规手段，就好像夜店打开灯，告诉所有人该回家了一样。

我的硬盘没了。尽管警察冲着显示器开枪，但不知怎么我的硬盘却烧了。电脑还能开机，但是读不出这个硬盘。我的音乐库没了。尽管我有钱买一个新硬盘，但是我几年积累起来的音乐全没了。没有办法可以弥补。我的dj生涯到次年结束，贩卖盗版碟的生意也戛然而止。突然之间，我们的小团体失去了主要收入来源。我们的技能只剩下了倒买倒卖。于是，我们只有更加勤奋地倒买倒卖，拿着一点儿现金，努力让它翻倍，买这个换那个。到后来，我们开始花积蓄，但不出一个月，我们便身无分文，只能吃土了。

有天晚上，我们那位在机场工作的朋友——黑人版的伯恩斯先生——下班后来找我们。

“嘿，看我找到什么了。”他说。

“你找到什么了？”

“照相机。”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台相机。那是一台数码相机。我们从他手里买了过来。我拿着相机，打开之后，发现里面都是一个白人家庭的度假照片，我感觉糟透了。我们买的其他所有东西，对我来说从来都不重要，耐克鞋、电动牙刷、电动剃须刀。谁在乎？是啊，可能会有人因为超市里丢了一小拖车玉米片被开除，但那不过是小事一桩。你不会去多想。但是这个相机里全是人的面孔。看着那些照片，我想起了我的家庭照片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心里想，我偷的不是相机，而是某个人的回忆，我偷了属于某个人的一部分生活。

这真的很奇怪，但是在两年倒买倒卖的生涯中，我从来没想过我在犯罪。我真的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这只是人们找到的东西罢了。反正白人有保险。只要能找到合适的理由，一切都顺理成章。在社会中，我们彼此伤害，是因为我们看不到受伤之人的样子。我们看不到他的表情。我们不觉得他们也是人。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街区的终极理由——把种族隔离出去的那群人赶得远远的，眼不见心不烦。因为如果白人有一瞬间把黑人当人看的话，就会发现奴隶制是如此不合理。在我们生活着的世界里，我们完全看不到自己做的事情会对他人造成什么影响，因为我们并不住在同一个地方。如果一个投资银行家和那个借了次级房贷的人住在一起的话，那投资银行家估计会不忍心从贷款人手里大肆捞钱。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彼此的痛苦，彼此同情对方的处境的话，我们从一开始可能就不会去犯罪了。

尽管我们当时很需要钱，但我没有转手卖掉相机。我感觉太内疚了，好像这会带来厄运一般，我知道这很蠢，那家人也拿不回相机了，但我就是无法将它出手。那台相机时刻提醒着我，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有人在另一头为此受罪，而我所做的事是错的。

有一天晚上，我们的团队被邀请去索韦托和另一伙人斗舞。希特勒要和他们中最好的舞者赫克托较量高下，赫克托是当时南非最棒的舞者之一。这封邀请函可是件大事，我们是代表我们的街区前去应战。亚历山德拉和索韦托这两个镇一直在较劲。索韦托被认为是个很势利的小镇，而亚历山德拉则被认为是肮脏下流的地方。赫克托来自迪普克鲁夫，那里是索韦托的富人区。在民主之后，迪普克鲁夫建起了第一批百万豪宅，仿佛在宣告“嘿，我们不再是小镇了，我们现在开始修高档房子了”。我们必须要与这样的地方较量一下，为此，希特勒辛苦练习了一整周。

那天晚上，我们乘上小巴去迪普克鲁夫，一行人里包括我、邦哈尼、门子、柏奇、g和希特勒。赫克托赢了比赛。g被人抓到在和那边的一个女孩接吻，结果爆发了一场群架，所有的东西都被砸碎了。半夜1点，我们准备回亚历山德拉，但刚刚驶出迪普克鲁夫拐上高速，一些警察就拦下了我们的小巴。他们让我们下车，把整辆车搜了一遍。我们站在车外，沿路排成一排。一名警察走过来。

“我们找到一把枪，”他说，“谁的枪？”

我们都耸耸肩。

“不知道。”我们说。

“不可能，肯定有人知道。这是某个人的枪。”

“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啊。”邦哈尼说。

他重重地扇了邦哈尼一巴掌。

“你再跟我胡说八道！”

接着，他开始按顺序扇我们每个人巴掌，挨个揍，问我们说不说枪是谁的。我们无法反抗，只有站在原地任由他打。

“你们都是垃圾，”那警察说，“你们从哪儿来？”

“亚历山德拉。”

“哦哦哦，好的，我知道了。亚历山德拉狗。你们来这儿偷东西，强奸妇女，拦路抢劫，是吧。一群下贱的流氓串子。”

“不是，我们是舞者。我们不知道——”

“我不管。在我们查明枪是谁的以前，你们都要蹲监狱。”

忽然，我们明白发生了什么。警察是在问我们要贿赂。用委婉语来说就是，“现场罚款”。你要按着警察精心设计的步骤来，用不挑明的方式把事情说明白。

“就没什么我们能做的吗？”你哀求警官。

“你们想让我怎么样？”

“我们真的很抱歉，警官。有什么我们能做的吗？”

“你告诉我啊。”

这时轮到你编故事了，故事里要暗示一下，让警察听你现在身上有多少钱，我们没法这么做，因为我们当时没有钱。于是他就把我们关进了监狱。那辆小巴是公共小巴，那把枪可以是任何人的枪，但是只有来自亚历山德拉的几个家伙被抓，车里其他人都没事。警察把我们带回警察局，把我们关在一间牢房里，再将我们一个个拎出去审问。他们审问我的时候，我写下了我家的地址：高地北。这些警察一脸迷惑地望着我。

“你不是亚历山德拉人啊？”他说，“那你和这帮混球在一起搞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狠狠地瞪着我说：“听着，富少爷，你以为和这些人厮混很好玩是吗？这可不是过家家。跟我说实话，供出来到底是他们谁的枪，我就让你走。”

我拒绝后，他把我丢回了牢房。我们在这过了一夜，第二天我给一个朋友打电话，他说可以跟他爸爸借一些钱，保我们出去。那天晚些时候，朋友的父亲过来付了钱。警察说这叫“保释金”，但其实就是贿赂。我们没有被正式批捕或审判，也没有留下任何档案记录。

从警察局出去后，一切都恢复了平静，但这件事却令我们感到恐慌。每天我们都在街上胡闹，倒买倒卖，表现得好像我们和那些黑帮是一伙儿的，但事实是，我们就是比街区里的人更“芝士”的芝士男孩。为了要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我们在心里给自己塑造出了那样一个形象。邦哈尼和其他那些东安的伙伴，只因为他们来自的地方和皮肤的颜色，人生就没有了盼头。在那种处境下，你大概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接下那份零售工作，或者在麦当劳煎汉堡肉饼——这还得是在你足够幸运的情况下——要么选择强大起来，戴上面具，正面迎上去。你既然离不开街区，就要按照街区的法则生存下去。

我选择活在那个世界里，但我并不来自那个世界。如果非要说的话，我就是个冒名顶替的家伙。我身在其中，一天又一天地过着，貌似和所有人一样，但不同的是，在意识深处，我明白我有其他选择。我可以离开。他们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