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邦哈尼个子很矮，秃头，但超级健壮。他并不是一直都长那样。其实，他之前是一个很瘦弱的人，直到有一天不知从哪里搞到一本健美杂志，自此改变了他的人生。邦哈尼是那种能从每个人身上看到优点的人。在所有人都不相信你的时候，他会相信你，并看出你身上的潜力——他就是这样的朋友，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小镇孩子都不由自主地被他吸引，这也是为什么我不由自主地被他吸引。邦哈尼原本就很受欢迎，但是他打败了学校里那帮臭名昭著的恶霸以后，声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坐实了他在小镇孩子们心中领导者和老大哥的地位。
邦哈尼住在亚历山德拉，但我从来没去那边找过他，因为当时我们还在上学，总是他来高地北，到我家来找我。我去过亚历山德拉几次，但都只是短暂停留，从没在那边真正待过。或者这么说吧，我从没在那边过过夜。白天造访亚历山德拉和晚上造访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感觉。那地方被叫作蛾摩拉是有一定道理的。
就在我们毕业前不久，有一天放学后，邦哈尼在校园里向我走过来。
“嘿，咱们去街区玩吧。”他说。
“街区？”
一开始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从说唱音乐里听到过“街区”这个词，也知道黑人住的各个小镇各有不同，但我从来没有用这个词形容过另一个黑人小镇。
种族隔离的墙倒塌之时，正是美国嘻哈音乐蓬勃发展的时刻，而在嘻哈文化里，来自“街区”是一件很酷的事。在此之前，住在黑人小镇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那是社会底层的最底层。但后来，我们看到了像《街区男孩》《威胁2：社会》这样的电影，黑人小镇都被塑造得特别酷。这些电影的主角们，包括主题歌，都以此为傲。小镇的孩子们也开始有样学样，以自己的身份出处为傲：你不再是来自小镇的人了——你来自街区。而住在亚历山德拉，能让你比住在高地北获得更高的街头信誉。所以当邦哈尼说“咱们去街区玩吧”时，我很好奇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了解更多。
邦哈尼带我到亚历山德拉后，我们像大多数人那样，从桑顿区那一侧穿进去，经过了约翰内斯堡最富有的生活区，经过了宫殿般的豪宅和金山银山，然后又穿过了韦恩堡这条工业隔离带，富有白人和贫穷黑人的世界，就是从这里分界的。在进入亚历山德拉的入口处，列着一排长长的迷你小巴，以及一个巴士站。这是你会在007电影或《谍影重重》里见到的那种熙熙攘攘、混乱不堪的第三世界市集。这里就是中央车站，只不过是在户外。一切都生机勃勃，一切都在飞速运转。好像这里没有什么存在于昨日，也没有什么能持续到明天，但每天都是完全一样的。
在迷你小巴的旁边，当然，是一家肯德基。这是南非的一个特点：到处都有肯德基。肯德基拥抱了黑人兄弟。肯德基不玩花头。他们早早地在街区里扎了根，在麦当劳之前，在汉堡王之前，在所有人之前。肯德基好像在说：“哟，我们在这里，正是为你而来。”
一旦经过小巴的队列，你就真正进入亚历山德拉了。我从未在其他地方感受过像亚历山德拉这样的紧张活力。这里简直是人类的蜂巢，人们在这里一刻不停地来来去去，黑帮在争夺地盘，路人在街角无所事事，小孩到处乱跑。由于这些高度集中的能量无处发泄，没有机制可令其自然消解，所以这里会周期性地爆发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亦或是极度疯狂的派对。在一分钟以前，这还是一个平静的下午，人们在四处闲逛，干着自己的事，突然之间，警车和黑帮就开始上演追逐火拼大戏，车辆在街道上飞驰，枪声不绝于耳，直升机出现在头顶盘旋。十分钟后，这一切又好像从未发生过——所有人又开始闲逛着做自己的事了，熙熙攘攘，来来去去，东奔西跑着。
亚历山德拉这个地方被许多条街道划分成网格状。马路的路面铺过沥青，但是人行道基本就是土路。整个城市的色彩主题，是煤渣砖和波状钢的颜色，灰色和深灰色，间或点缀着跳跃的明艳色彩。有人会把自己的墙漆成柠檬绿色，外卖店门口会立着一个亮红色的招牌，也许有人凑巧捡到一片天蓝色的金属钢片。整座城市的卫生条件很差，到处都是垃圾，总是有人在某条巷子里烧垃圾。在街区里，任何时候都有什么东西在燃烧。
走在街区，你可以闻到你能想到的所有气味，譬如烧菜的味道，街边外卖的味道。有的人家的棚屋就临时搭在别人家的棚屋后面，他们没有自来水，所以他们从户外的水龙头接水，用桶洗澡，洗后的脏水就直接泼在街上，这些脏水会自动汇入街面上那条污水溪流里——因为这里的下水系统又堵了。有人在修车，他以为自己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实际上却一窍不通。他把旧机油倾倒在街面上，现在机油和洗澡水混在一起，组成了一条脏河，在街面上潺潺流动。应该还会有一只山羊在旁边踱步——不知为何，那里总会有一只山羊。你一边走着，音浪向你袭来，人类活动的稳定节拍，人们用十几种不同语言对话、闲聊、争论、吵架。每时每刻都有音乐声。你会听到某个角落里播着传统南非音乐，另一个角落大声放着桃莉·巴顿，而一辆车呼啸而过，留下一串震天响的克里斯托弗·华莱士的节奏鼓点。
对我来说，街区实在是一个感官超负荷的存在，但是在它的嘈杂之中，又隐含了一种秩序，一种社会系统，一种会依据你所居住的位置而划分的社会分阶标准。一街很差，因为它紧挨着混乱的小巴站。二街还不错，那里有一些以前这里还算正规居民区时留下的洋房。三街、四街和五街就更好了——对于这个小镇来说。那里聚集了一些大家族，都是有祖传基业的。从六街开始，情况又急转直下，棚户和临时屋逐渐增多。那里有几所学校和几个足球场，还有几个给外来打工人员盖的招待所，算是大规模的政府项目。你不会想去那边，那是黑帮的地盘。你只有在需要买一把ak-47步枪的时候，才会造访那片土地。
过了二十街后，你会来到朱科斯凯河畔，过了罗斯福桥，走到河对岸，就来到了整个亚历山德拉最新、最好的地方，名为东岸。那是政府规划的地方，他们清理了非法占地者和棚屋，在那里建起了真正的房子。虽然仍是给低收入家庭的房子，但起码是像样的两卧带小花园的小洋房。住在那边的家庭通常都有一点儿积蓄，会把孩子送到街区以外更好的地方去上学，譬如桑德林汉姆。邦哈尼的父母就住在东岸，罗斯福路和跳羚弯的交界处。从小巴站穿过整个街区后，我和邦哈尼来到东岸，在他家门口的跳羚弯路中间的矮砖墙上玩起来，无所事事，吹吹牛皮。我那时还不知道，未来的三年，我都会在这个地方度过。
17岁那年，我从高中毕业，那时我的家已经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因为继父的关系。我不想再在家里住了，我妈同意后，我搬了出去。她帮我搬去了道路尽头的一栋楼，我在那找了一个满是蟑螂的便宜公寓。那时我的计划——如果说我有计划的话——就是去上大学，以后做一名电脑程序员，但是我们付不起学费，我得还钱。我知道的唯一的赚钱方法就是卖盗版碟，卖盗版碟最好的地方就是在街区，因为那里有小巴。而小巴司机总是在找新歌，播放好音乐是他们招揽乘客的手段之一。
街区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东西超级便宜，生活花销极少。你可以在街区买到一种叫柯塔的食物，它的外壳是四分之一条面包，把面包芯挖出来，再往里面放入炸土豆、一片熏肠和一种叫“阿査”的腌渍芒果泡菜。这一整套只需要几兰特。而你钱越多，就可以有更多的升级选择。譬如你的预算稍有富裕，那么可以往里面加个热狗。如果还有更多的钱，可以加个香肠，譬如德国碎肉肠，或者一个煎蛋。而最豪华的版本，就是把能加的都加了，足够填饱三个人的肚子。
对我们来说，终极升级版就是在上面加一片芝士。芝士是精华，因为它好贵。不用想什么金本位制了，街区信奉的是芝士本位制。在任何东西上加芝士都意味着钱。如果你有个汉堡，那很不错，但如果你有的是芝士汉堡，那就意味着你比那个买火腿汉堡的人更有钱。三明治上加芝士，冰箱里有芝士，这都表明你的生活水平不错。在南非的任何小镇上，只要你有点儿钱，人们都会说：“哦哟，你是个芝士男孩。”言下之意是，你不是真的街区人，因为你的家庭有钱买芝士。
在亚历山德拉，因为邦哈尼和他的伙伴们都住在东岸，所以都被认作是芝士男孩。讽刺的是，由于他们住在过河后的第一条街，住在东岸后面街道上那些更好的房子里的小孩是“更加芝士”的芝士男孩，所以看不起邦哈尼和他的小伙伴。邦哈尼和朋友们从来不承认自己是芝士男孩的一员，他们坚称：“我们不是芝士，我们属于街区。”但是真正的街区男孩们会说：“呃，你们才不属于街区，你们是芝士。”“我们不是芝士。”邦哈尼的伙伴们会说，并用手指向东岸远处，“他们才是芝士。”他们总是为了谁是街区谁是芝士而争个不停。
邦哈尼是一群小伙伴里的头儿，他能把所有人召集到一起，让大家一起去做什么事。这伙人里有个人叫门子，是邦哈尼的跟班，只是想随大流混在人群里。柏奇是队伍里的酒鬼，总能不知从哪儿变出酒来，也总能找到喝酒的借口。然后就是卡克茨，我们叫他g帅哥。g只对姑娘感兴趣。只要队伍里有姑娘，他就会来。最后，就是希特勒了，派对之魂。希特勒只想跳舞。
在种族隔离制度终结以后，芝士男孩们的处境格外尴尬。一方面，如果你生在街区，心里就会明白自己永远不会离开街区，但是芝士男孩们已经见过外面的世界，他们的家庭条件不错，他们有小洋房，上过正规的学校，甚至可能考上了某所大学。他们拥有更多的潜力，但是并没有得到更多的机会。他们大概了解了一些外面的世界，但是没有办法真正融入到外面的世界里去。
严格来说，种族隔离时期的失业率反而要“低一些”，这是说得通的。因为有奴隶制度——人们就是像这样被雇佣的。而实现民主以后，法律规定所有人都要拿最低基本工资。雇佣劳动力的成本上去了，一夜之间，几百万人面临失业。种族隔离结束后，年轻黑人的失业率急速上涨，有时甚至能达到50%。很多人的情况是，高中毕业后付不起大学的学费，甚至连一个零售的工作都找不到，因为你来自街区，你的长相和说话方式都带着街区的味道。于是，对于很多生活在南非小镇的青年人来说，自由是这样的：每天早晨醒来，可能父母去上班了，也可能没去。他们就走出门，整天泡在街角玩，吹牛皮。他们是自由的，虽然他们已经被“授之以渔”，但是没人给他们钓鱼竿。
我在街区里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明白平民与罪犯之间的界限。我们总是觉得世界由好人和坏人组成，住在郊区会给你这样的感觉，因为你住在郊区，就难结识到职业罪犯。但如果你去街区，就会发现这之间有着许许多多的灰色地带。
在街区里，你的朋友和邻居可能就是黑帮成员。你认识他们。你会和他们在街角聊天，在派对上遇到他们，他们是你的世界的一部分，你在他们成为黑帮成员之前就认识他们了。并不是说“嘿，那是个毒贩子”，而是“哦，小吉米开始贩毒了”。黑帮成员很奇怪的一点是，他们看上去都一模一样，开着同样的红色跑车，和同样漂亮的18岁姑娘约会。很奇怪。就好像他们没有自己的人格，共享同一个人格。这个人可以是那个人，那个人也可以是这个人。他们都学过如何去当那个黑帮成员。
在街区里，就算你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罪犯，人生中也会或多或少接触到犯罪。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从那个去购买卡车后面滑落下来的食物来养家糊口的母亲，到卖军用武器和硬件的黑帮成员，都是在犯罪。街区让我意识到，犯罪连绵不绝，是因为犯罪这件事做了政府没有做到的事：犯罪活动关心你的人生。犯罪是这里的基础。照顾需要帮助的小孩，帮了他们一把的，正是犯罪活动。提供实习机会和暑期工作、给予你晋升机会的，正是犯罪活动。犯罪活动渗透在这个社区的角角落落。犯罪活动不会歧视任何人。
我的犯罪生涯开始于在街角卖盗版碟。这确实是犯罪了，直到今天我都感觉我自己欠那些音乐家的钱，因为我偷了他们的音乐，但是以街区标准来看，这连违法的等级都算不上。在那个时候，我们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如果刻碟算犯罪的话，那商店里干吗会卖刻录机？
邦哈尼家车库的大门正对着跳羚弯。每天早晨，我们都会打开门，把电线接到外面，在路上支起一张桌子，开始放音乐。路过的人们会询问：“这是什么碟？我能买一张吗？”我们这个角落也是很多小巴司机的终点，他们会从这里调头回到小巴总站去。他们也会路过时下个订单，回头再来拿货。路过，下个订单，回来，拿货。我们一整天的时间都在接单，再回到车库刻录更多的碟，然后再拿回去卖。如果我们对那堵矮墙感到厌烦了，街角还有个改装过的旧集装箱，我们也会去那边玩。那里面有个付费电话，我们躲在里面给别人打电话。如果那天不太忙，我们就在矮墙和集装箱之间来来回回，和其他同样无所事事的人聊天玩耍。我们会和毒贩子聊天，也会和黑帮成员聊天。时不时地会有警察冲过来打断我们正在做的事。这就是在街区里的日常。到了第二天，一切照旧。
卖碟逐渐演化为倒买倒卖，因为邦哈尼可以从各个地方发现商机，知道如何获得最大利润。邦哈尼和汤姆一样，也是个诡计多端的骗子，只不过汤姆是小拐小骗，而邦哈尼则更有谋略：如果我们这样做，会获得那样的结果，然后我们再把它转手换成别的，这就给了我们做更大生意的杠杆。譬如，有些小巴司机无法当场付钱：“我手上没钱，因为我这趟才刚开始跑。但是我需要新碟。我可以先赊着吗？你可以免费坐我的车。我这周末交班的时候就来付清，可以吗？”于是我们开始让小巴司机赊账，并从中获取少量利息。
我们挣的钱越来越多。尽管每次也不过几百兰特，最多一千兰特，但那都是实实在在攥在手里的现金。邦哈尼立刻意识到我们所处的地位。街区里的每个人都需要现金。每个人都在寻找短期借贷，来付一笔账单，交一笔罚款，或贴补家用。邦哈尼会出去谈生意，然后回来找我：“哟，我们可以和这个家伙做笔交易，我们借给他100块，这周末他还我们120。”我会说好的。然后那个人周末回来还给我们120兰特，我们再重复这个流程，再借更多钱出去。我们的财富开始呈两倍、三倍地增长。
现金也给了我们在街区的物物交易中插上一脚的能力。众所周知，只要你站在街区某条主路的拐角，就总有人上前想卖给你点儿什么。“哟，哟，哟，老兄，要大麻不？”“要录像机吗？”“要dvd机吗？”“哟，我在卖电视。”就是这样的。
假设我们看到两个家伙在街角讨价还价，一个瘾君子想出手一台dvd机，另一个上班族想要，但是手头没有现金，因为还没拿到工资。他们在那来来回回地磨，但是瘾君子想立刻拿到现金，他可不想等。瘾君子的字典里没有分期付款的定义。这个时候，邦哈尼就会上前，将那个上班族拉到一边。
“看着，我知道你现在付不起dvd机的钱，”邦哈尼说，“但是你心理价位是多少？”
“我想的是120。”他说。
“好的，酷。”
然后，邦哈尼再把瘾君子拉到一边。
“这台dvd机你想卖多少钱？”
“我想要140。”
“好的，听着。你是个瘾君子。这是台偷来的dvd机，我只能给你50。”
那个瘾君子抗议了一会儿，但最终还是收下钱，毕竟他得嗑药，嗑药需要现金，必须立刻马上拿到钱。这时，邦哈尼再回去找那个上班族。
“好了。120成交，这是你的dvd机了，是你的了。”
“但是我现在手上没有120块现金。”
“没事。你先拿去，等你拿到工资，付给我140就行。”
“好的。”
于是，我们给瘾君子投入了50兰特，从上班族那赚回了140。但是邦哈尼还能看到再将其翻倍的可能。假设这个买了dvd机的人在一家鞋店工作。
“用你的员工折扣买一双耐克大概多少钱？”邦哈尼会这么问。
“我买一双的话大概150。”
“好的，你不是还要给我140吗？现在我们给你十块，你用你的员工价帮我们买一双耐克。”
于是这个家伙得到了dvd机，兜里还多了十块钱，他觉得自己做了笔好生意。他给我带来那双耐克鞋，我们去东岸找到那种特别芝士的芝士男孩，对他说：“哟，兄弟，我们知道你想要那双新乔丹鞋。店里要卖300块，我们200块卖给你了。”我们卖了那双鞋，就这样，我们把60兰特变成了200。
这就是街区。总有人在买，总有人在卖，倒买倒卖就是要在全程搅混水。没有哪一步是合法的，也没人知道这些东西是哪儿来的。那个帮我们拿到耐克鞋的家伙，他真的有“员工优惠”吗？你不知道。你也不问。对话只会是这样，“嘿，看看我找到了什么”，以及“酷，你要卖多少钱”。这是国际通用密码。
开始我不知道这不能问。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买了个类似车载音响的东西。
“但这原来是谁的？”我说。
“呃，别担心，”其中一个人告诉我，“白人有保险的。”
“保险？”
“是啊，白人丢东西了以后，他们找保险公司赔偿他们的损失，等于他们什么也没丢。”
“哦，好的，”我说，“听起来不错。”
于是，我们心里就只会这么想：白人丢东西之后能拿到钱，真是当白人的又一大好处。
如果你住在一个富裕安稳的世界里，远离犯罪，那么你很容易对犯罪这件事带有批判的眼光。但是街区告诉我，每个人心中对错的观念都不同，对于到底什么是犯罪，以及自己能接受参与多大程度的犯罪，也有不同的定义。如果一个瘾君子从超市偷了一大箱玉米片出来卖，前来购买的贫穷母亲并不会觉得我买这些玉米片，是在协助并教唆犯罪呢。不，她只会想，家里需要食物，这个人手上有玉米片，于是她就买了这些玉米片。
而我自己的母亲，我那超级虔诚、遵纪守法、一直因为我违反规则而教训我让我学会遵纪守法的母亲——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我回到家后，看到厨房里放着一大箱速冻的汉堡肉饼的情形，足足有两百多个肉饼，上面打着黑牛餐厅的标志。黑牛餐厅的一个汉堡要卖至少20兰特。
“这是什么鬼？”我问。
“哦，我上班的地方有个家伙卖给我的，”她说，“给我打了很低的折扣。”
“可是他从哪儿拿到的？”
“不知道。他说他认识一个人而那个人——”
“妈，他偷的。”
“我们可不知道啊。”
“我们知道。他认识的那个人能从哪儿搞来这么多汉堡肉饼啊？路上捡的吗？”
当然了，那晚我们吃的就是肉饼，还感谢了上帝赐予我们美食。
邦哈尼一开始对我说“我们去街区吧”的时候，我以为我们就是去那边卖卖碟，或者在派对上做做dj。结果，我们卖碟做dj，都是为了在街区里做小额贷款和当铺生意积累资本。很快，后者变成了我们的事业中心。
在街区里度过的每一天都是一样的。我早早起床，邦哈尼来我的公寓找我，我们坐小巴去亚历山德拉，带着我的电脑、巨大的主机以及那个又大又重的显示器。我们在邦哈尼家的车库把设备调试好，摆出第一批cd，然后我们走到十九街和罗斯福街的交叉口吃早餐。你想要用钱生钱的时候，可得留意你在吃上的开销。你得仔细算着，否则会把利润吃没了。每天早晨我们都会吃肥饼，一种基本是炸生面团的食物，很便宜，一块卖五毛钱。我们会买上一堆，这样就有足够的热量供我们撑到下午。
然后我们会坐在街角吃早饭。一边吃，一边接过路小巴司机的订单。接着，我们会回到邦哈尼的车库里，听听音乐，举举重，刻碟。到了10点或11点的时候，司机们陆陆续续结束了早班。我们会带上cd去街角，让他们各自认领自己的碟。之后，我们就在那街角待着，随便闲逛，见见人，看谁会路过，看这一天该怎么过。这个人需要这个，那个人在买那个，你永远不会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午饭时分的生意单很多。我们会在亚历山德拉满城跑，去各种商店和街角，和各种人做生意。我们可以免费搭小巴，因为我们会假借和小巴司机讨论他们需要什么音乐，但暗地里就是不想给车钱。“嘿，我们来接订单的。你一边开车，我们一边聊。你需要什么？哪种音乐？你要新的麦克斯韦专辑吗？好的，我们有新的麦克斯韦。好，一会儿聊，我们先在这下车。”然后，我们再跳上另一辆车，带我们去接下来要去的地方。
中午的饭点过后，一般就没什么生意了，所以我们会在这时开始吃午饭，一般就是吃我们能找到的最便宜的食物，譬如一份“笑笑”配上玉米面。“笑笑”是羊头。清水煮过，洒了玉米面的羊头。我们叫它“笑笑”，是因为当你把它上面的肉吃完后，这只羊头看上去就好像在碟子里冲你笑一样。脸颊和舌头的肉很好吃，但是眼球很恶心，会在你的嘴里爆开。你把一只羊眼球放进嘴里，咬下去，一包脓浆会在你的嘴巴里爆裂，既不脆，也没有嚼劲儿，而且也一点儿都不入味。
吃过午饭，我们回到车库，放松一会儿，小睡一会儿，接着继续刻碟。到了下午，我们会遇见很多的妈妈们。妈妈们超爱我们，她们是我们最好的客户。因为妈妈们要管家，一直期待能买到那种从卡车后面滑落的成箱肥皂，而且比起和瘾君子打交道，她们更愿意从我们手上买。和瘾君子打交道并不是什么舒心的经历，而我们是正直、文雅的东岸男孩。我们甚至可以要更高的价格，因为我们的身份给这场交易蒙上了一层体面的光。妈妈们也很需要短期借贷，家里的各项支出都急需现金。同样，她们更愿意和我们做交易，而不愿去找那些放高利贷的黑帮。妈妈们知道，即使她们没还上钱，我们也不会打断任何人的腿。我们并不信奉暴力，另外我们也没那个能力——可别忘了这一点。这个时候，邦哈尼的聪明才智又要发挥用场了，他总是清楚当一个人付不出钱的时候，可以让他拿什么来抵债。
比如我们曾经做了好几笔疯狂的交易。街区里的妈妈们都很宝贝她们的女儿，尤其是漂亮女儿。在亚历山德拉，很多女孩儿是被锁在家里的。她们会去上学，放学后直接回家，直接进屋，再也不许出门。男孩子也不许跟她们讲话，甚至都不能在她们家门口徘徊——什么都不能。有些男生总是梦想和这些锁在家里的女孩儿们交往：“她太美了，如果能和她在一起，我什么都愿意做。”但是他没法和她在一起。没有人可以。
但是这个女孩儿的妈妈可能会需要一笔贷款。一旦我们把钱借给她，在她还钱之前，她都无法把我们从她家门口赶走。我们可以经过，进去坐坐，聊聊天。那个漂亮女儿会在家里，但她妈妈并不会说：“不许和那些男孩说话！”贷款让我们和这位母亲建立了联系。她会请我们去吃晚餐，而当这位母亲了解了我们是正直、文雅的男孩后，她会同意让我们带她女儿参加派对，只要我们保证能把她安全送回家就行。随后，我们再去找那个为了和这个女生见面什么都愿意做的家伙。
“嘿，我们来做个交易吧，如果我们能把那个姑娘带到你的派对上来，让你和她相处相处的话，你愿意出多少钱？”
“我没钱，”他说，“但我有几箱啤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