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白人逐渐从尤维尔迁出，尤维尔开始慢慢衰败。我父亲的大多数德国朋友都搬去了开普敦。何况他又见不到我，也就没理由再待在这里，所以他也离开了。他的离开，并没有对我造成什么心灵创伤，因为我完全不觉得我们会失去联系，再也见不到了。在我脑海里，这件事只意味着爸爸要搬去开普敦住一段时间，无所谓的。

然后他就走了，我留下来继续过我的生活，费劲儿地读完高中，费劲儿地度过二十来岁的日子，最后成了一名喜剧演员。我的职业生涯上升得很快。我成了一名电台主播，还在电视上主持一档儿童冒险真人秀。我的名字会出现在全国所有俱乐部节目的主演名单上。尽管人生在向前，但关于父亲的那个问题依然埋在我头脑深处，而且时不时地会浮到表面。“不知道他在哪儿。他会想我吗？他知道我在做什么吗？他会为我骄傲吗？”当父母中有一人离去，剩你一人陷于未知，你会很容易脑补出一些负面的东西：“他们不在意我。”“他们好自私。”幸好，我的母亲从来不会说我父亲的坏话，她总是在表扬他。“你把钱管得不错，这点儿随你父亲。”“你和你父亲笑起来一样的。”“你和你父亲一样干净整洁。”我心中从不会觉得怨恨，因为她让我知道，父亲的离开是因为环境遭遇，并非他不爱我。她总是给我讲她从医院回来那天的情形，我父亲一直问她：“我的孩子呢？我希望我的生活里有那个孩子。”母亲对我说：“永远不要忘记，他选择了你。”所以，当我24岁的时候，母亲才敦促着我去寻找父亲。

因为我的父亲太注重隐私，要找到他很不容易。我们没有他的地址。电话簿上也找不到他的名字。我开始联系以前认识我父亲的人，那些住在约翰内斯堡的德国移民。我得知一个女人曾经和我父亲的某个朋友约过会，而这个朋友认识的某个人知道我父亲的上一个住址。但最后，我还是一无所获。后来，我妈妈建议我去找瑞士大使馆。“他们肯定知道他在哪儿，因为他总要和大使馆保持联系。”

我给瑞士大使馆写了一封信，询问我父亲的去向，但是由于我的出生证上没有我父亲的名字，所以我无法证明我父亲是我父亲。大使馆的人给我回信说，他们无法给我提供任何信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谁。我开始给他们打电话，但是他们依然回避我的请求。他们说：“孩子，我们无法帮助你。我们是瑞士大使馆，你是不了解瑞士人吗？我们以审慎的态度闻名。我们的长处就是保密。我们就是干这个的，你不太走运。”我持续骚扰他们，最终他们做出了让步，“好吧，我们会收下你的信，如果真有像你描述的这样一个人存在，我们也许会把你的信转交给他。如果没有这个人，我们也许就不转交了。听天由命吧。”

几个月后，我的邮箱里收到一封信。“很高兴收到你的消息。你过得好吗？爱你，爸爸。”他给了我他在开普敦的地址，一个叫坎普斯湾的地方。又过了几个月，我去那里看望了他。

我永远忘不了那天。那可能是我人生中最诡异的一天，我要去见一个我认识却又几乎不认识的人。关于他的记忆已经变得很模糊了。我努力去回忆他说话的样子，笑起来的样子，他有着怎样的脾气。我把车停在他住的那条街上，开始沿着路往前走，按照地址寻找他的家。坎普斯湾住了很多半退休的白人老头。我走在路上的时候，这些白人老头会迎面向我走来，和我擦身而过。那时我的父亲已经快70岁了，我很害怕自己早就忘了他长什么样。看着每一个从我身边经过的白人老头，我心里都会闪过一个疑问，你是我爸爸吗？我简直是在检阅这个滨海退休社区的每一个白人老头。最后，我找到了他的地址，按响门铃，在他开门的那一瞬间，我就认出了他。嘿！是你。我心里想着。当然是你。你是那个人，我认识你。

我们从中断的地方立刻重新建立了联系，他对待我的方式和对待当年那个13岁的小男孩的方式一模一样。我的父亲是个保持一贯习惯的人，这次也不例外。“好的，我们该干什么了？我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土豆罗斯蒂、雪碧和焦糖奶冻。”幸好我的口味和13岁时没有太大差别，我立刻大口吃了起来。

我在吃的时候，他起身去拿了一个夹子过来，是一本超大的相册。他把它放到桌上，一边摊开一边说：“我一直在关注着你。”这是一本剪贴簿，里面有我做过的所有事情，报纸上每次提到我的名字，杂志上每次出现我的消息，哪怕是一条微不足道的俱乐部节目清单，从我职业生涯开始的那天直到这周的消息，全在里面。他带着我翻看，脸上露出大大的微笑，指着标题：“特雷弗·诺亚将会于周六在蓝屋俱乐部登台。”或者：“特雷弗·诺亚主持了新节目。”

我感到身体内的感情汹涌。我需要使劲控制住自己不哭出来。我这十年里的生活缺憾，好像在一瞬间被填满了，好像父亲只离开了我一天。多年以来，我内心有那么多的疑问。他会想我吗？他知道我在做什么吗？他为我骄傲吗？但事实是，他一直陪着我。他一直在为我骄傲。因为环境让我们分开了，但他没有一天不是我的父亲。

那天我走出我父亲的房子时，感觉自己长高了一英寸似的。这次的探望，让我更确信是他选择了我。他选择了让我存在于他的生活之中。他选择了回复我的信。我是被需要的。你能给予另一个人的最大的礼物，就是选择他。

我们重新联系上后，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要弥补我们错失的这些年。我想出的最好的方式就是采访他。很快我就发现这是个错误。采访可以给你事实和信息，但是我真正想要的并不是事实和信息。我想要的是一段关系，而采访不是关系。关系是建立在沉默上的。你和别人共度一段时间，你望着他们，和他们接触，然后开始了解他们——然而种族隔离让我们缺失了这个部分，也就是时间。你无法用采访来弥补上这段缺损的时间，但我得靠自己想明白这件事。

我要去和父亲住几天，为此我确定了任务目标：这个周末我要尽可能了解我的父亲。我一到他家就开始用一连串的问题轰炸他：“你从哪儿来？你在哪儿上的学？为什么你要做这个？你是怎么做那个的？”他显然有些生气。

“这是在干吗？”他说，“你为什么要审问我？现在我们这是在干吗？”

“我想了解你。”

“这是你平时了解别人的方法吗，用审问的方式？”

“呃……其实不是。”

“所以你都怎么去了解别人？”

“不知道。可能，通过和他们相处吧。”

“好的。那你和我相处看看。看你能发现什么。”

于是我们一起共度了一个周末。我们一起吃晚餐，谈论政治。我们看了一级方程式赛车，谈论体育。我们一起安静地坐在后院，听猫王的旧唱片。在这期间，他一个字也没有谈他自己。等我收拾好准备离开的时候，他走过来，在我面前坐下。

“所以，”他说，“在我们这段相处的时间里，你觉得你都了解到父亲的什么了？”

“什么也没了解到。我只知道你特别注重隐私。”

“看，你已经开始了解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