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这人完全是个谜。有太多关于他人生的问题，我至今仍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在哪里长大？瑞士的某个地方。

他在哪儿上的大学？我不知道他上没上过。

他为什么会来南非定居？不知道。

我从未见过远在瑞士的爷爷奶奶。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或任何别的细节。我知道我父亲有个姐姐，但也没见过她。我知道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搬来南非前，曾经在蒙特利尔和纽约当过厨师。我知道他曾在一个食品工业公司工作，还曾在各处开过酒吧和餐厅。我就知道这么多。

我从没叫过他“爸”。我也不叫他“爸爸”或“父亲”。我是被要求这么做的。如果在公开场合叫他“爸爸”，别人听到后，会走上来质询，或者直接报警。在我的印象中，我一直喊他“罗伯特”。

虽然我并不了解他之前的生活，但通过我母亲，以及我能够和他在一起相处的有限时光，我大概了解他是怎样一个人。他是典型的瑞士人，整洁、挑剔、精确。他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去住酒店，但离开的时候，房间反倒比入住前还干净的人。他不喜欢别人服侍他。在他的世界里，不要服务生，不要管家，他自己做清洁。他喜欢自己的空间。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己解决所有问题。

我知道他从没结过婚。他曾经说，大多数人结婚是为了控制另一个人，但他不希望被任何人控制。我知道他喜欢旅行，喜欢娱乐，喜欢聚会。但与此同时，他的隐私又是一等一的大事。无论他住在哪儿，他的名字都不会被列在电话簿上。我敢肯定，如果他要没有这么注重隐私，他和我母亲交往的时候肯定会被逮到。我妈妈热情而冲动，我爸爸保守而理智。她是火，他是冰。他们两个因为彼此的对立面而相互吸引，我则是他们二人的中和体。

我很了解我父亲的一点是，他极度痛恨种族主义和族群同质计划，而且他痛恨的理由并非出于伪善或道德优越感。他只是不理解，南非的白人凭什么要歧视本地的黑人。“南非全是黑人，你要是那么讨厌黑人的话，你为什么还大老远来南非？如果你那么讨厌黑人，为什么要搬来他们的家乡住？”对他来说，这简直蠢到家了。

由于我父亲觉得种族主义毫无道理，他也就没有遵守任何种族隔离的法规。在80年代早期，我出生之前，他在约翰内斯堡开了一家牛排店，是当年第一批可以为多种族人群提供服务的餐厅之一。他申请了那种可以同时为黑人及白人提供服务的特殊执照。这种执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酒店和餐馆需要招待黑人旅行者，或其他国家的黑人大使，这类人理论上不会像南非本地黑人那样受到限制，所以南非本地有钱的黑人就抓住这个漏洞，去这类酒店和餐馆消费。

我父亲的餐馆立刻火了。黑人喜欢来，因为他们能去的高规格餐厅实在太少，而他们又很想去高档餐厅体验一下那是什么感觉。白人也喜欢来，因为他们想感受下和黑人坐在一起进餐是什么感觉。白人会来餐厅里坐着，看黑人吃饭，黑人会来餐厅坐着，一边吃一边看白人在旁边看他们吃。对于共处一室的好奇，胜过了将人们隔离开的仇恨。那地方的氛围特别好。

后来那餐厅被关了，因为社区里的一小撮人自发去投诉。他们提交请愿，政府开始想方设法找理由让我父亲关门。起初他们派了调查员，想查他在清洁卫生方面有没有违章。很显然，他们没听说过瑞士人的特点。所以这一仗他们输得很惨。接着，他们决定给我父亲随意增加额外的条条框框，来对他进行各方面的限制。

“虽说你已经有了开业执照，”他们说，“但是你还需要给不同的人种准备不同的厕所。你需要白人厕所，黑人厕所，有色人种厕所，还有印度人厕所。”

“那我这个餐厅里就没别的地方了，全是厕所了。”

“好吧，如果你不想那样做，你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转为正常的餐厅，只为白人提供服务。”

他关了餐厅。

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我父亲从希尔布洛搬去了一个叫尤维尔的地方，那里之前本是一个安静的居民区，后来转变为一个极富活力的大熔炉，不论黑人白人，还是其他人种都聚居于此。来自尼日利亚、加纳和非洲其他国家的移民涌入这里，带来了不同的食物和激动人心的音乐。洛基路是这里的主路，两边遍布着小商贩、酒吧和餐厅。这里就像一场文化大冲撞。

我父亲住尤尔路上，与洛基路相隔两个街区，紧挨着一个特别棒的公园，我很爱去那里，因为各个国家的各个种族的小孩，都会在那里跑来跑去玩耍。我父亲的房子布置很简单，是个很舒服的地方，没有什么华丽的装饰。我觉得我爸爸有足够的钱供他生活和旅行，但他从来不会大肆花钱买什么东西。他极度节俭，是那种一辆车能开二十年的人。

我和父亲按日程见面。我每周日下午去看他。尽管种族隔离结束了，但我妈妈心意已决：她不想结婚。所以我和妈妈有我们的家，父亲有他自己的家。我和妈妈做了约定，早晨我和她一起去混合种族教会和白人教会，之后我就不跟她去黑人教会了，不用参加驱魔仪式，而是去父亲家，和他一起看一级方程式赛车比赛。

每年的生日父亲都会陪我一起过，我们也和他一起过圣诞节。我很爱和父亲一起过圣诞节，因为他过的是欧洲圣诞节，而欧洲圣诞节是世界上最棒的圣诞节。我父亲会铆足干劲，全力以赴。他会准备圣诞彩灯、圣诞树，还会在壁炉边装饰上假雪、雪花球以及长袜，还有好多圣诞老人送来的用彩纸包好的礼物。相比之下，非洲圣诞节就要实际得多。我们会去教堂，回家，吃一顿大餐，有肉，有好多的奶冻和果冻，但是没有圣诞树。你也会收到礼物，但通常就是一套新衣服。你也可能会收到一个玩具，但是并不会用包装纸包好，也从来不是圣诞老人送来的。非洲圣诞节对于圣诞老人这件事是有争议的，这关乎荣誉。如果一个非洲父亲给自己的小孩买了个礼物，他才不会把功劳归功于那个白人胖子。非洲父亲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不不不，是我给你买的。”

除了过生日或一些特殊场合，我们唯一的相处时光就是周日的下午。他会给我做饭，会问我想吃什么，我总是给出一样的回答，一道叫罗斯蒂的德国菜，基本就是用土豆和肉做的薄饼，浇上肉汁。我会吃掉一盘罗斯蒂，配上一瓶雪碧，饭后甜点是塑料盒装的焦糖奶冻。

那些周日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都很安静。我爸爸不太说话。他很关心我，全身心地为我，并且执着于细节，我过生日时，总会收到他的贺卡，每次我去看他时，他总会准备好我最爱吃的食物，还会给我买玩具。但与此同时，他又像是一本合上的书。我们会讨论他做的食物，讨论我们正在看的一级方程式赛车。时不时地，他会讲一点儿他人生中的小花边儿，关于他去过的地方，关于他的牛排店，但也仅限于此。和我爸相处起来就像在看连续剧，在这几分钟里面，我了解到一点儿信息，但一次就这几分钟，我要等一周才能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

我12岁的时候，父亲搬去了开普敦，我们就此失去了联系。在他搬离之前，我们已经有段时间没联系了，那是由于一系列原因造成的。我那时还是个少年。整个世界在我面前等着我去探索。游戏和电脑对我来说比和父母相处重要得多。另外，我的母亲再婚了，嫁给了亚伯。而一旦知道我母亲居然和前任还有联络，亚伯就会暴跳如雷，所以我母亲决定我们都不要主动去激怒他，这样才比较安全。我从每周日去见父亲一次，变成每隔一周去一次，或者一个月去一次，这取决于我母亲能否把我偷偷地送过去，就好像她以前在希尔布洛住的时候那样。我们从生活在种族隔离的限制之下，转变为生活在一个爱施暴的酒鬼的专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