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个学期的成绩很不理想，并且仍旧喜欢在课堂上捣乱，没有礼貌。很显然，你这样做既不尊敬我，也不尊敬你的老师。你要学着去尊敬你生活中遇到的女性。你对待我和你老师的态度，就是将来你对待这个世界上其他女性的态度。悬崖勒马，未来你才会成为更好的男人。由于你的表现不佳，这周你被禁足了，不能看电视，不能打游戏。

谨启，妈妈

而我，当然觉得这惩罚完全不公平。我得写封信来回击。

“我能和你谈谈吗？”

“不可以。你想回复，就给我写信。”

我回到房间，拿出纸笔，趴在桌子上，开始一条条地反驳她的论据。

敬启者：

亲爱的妈妈，首先，这个学期很难，您说我的成绩不好，这很不公平，尤其考虑到您以前在学校成绩就不好，而我，毕竟是您的孩子，如果您在学校表现都不好，那为什么要求我就非要表现好，毕竟我们有一样的基因。外婆总是说您以前有多调皮，很显然，我调皮是您遗传的，所以我认为您那样指责我是不正确、不公平的。

谨启，特雷弗

我会把信拿给她，站在原地看着她读。每次她读完都会把信撕了，丢进垃圾桶。“垃圾！这是垃圾！”然后她会开始试图训我，我会说：“啊啊啊。不行，你得给我回信。”然后我就回屋，等着她回信。这样来来回回可能会持续上好几天。

我犯了小错，我妈会写信。如果我惹了大麻烦，我妈会打我屁股。和大多数南非父母一样，我妈在惩罚小孩的方式上很传统。如果把她逼急了，她就会去拿皮带或者鞭子。那段日子就是这么过来的。我所有的小伙伴几乎都是一样的遭遇。

如果我愿意，我妈是可以坐下来好好打我屁股的，但是她永远抓不住我。我外婆叫我“跳羚”，地球上速度第二快的哺乳动物，仅次于猎豹。我妈为了打到我，要化身游击队，哪里能打到我，她就在哪里打，随手抄着皮带鞭子或者拖鞋打，灵活机动。

我很佩服我妈的一点是，揍完我，这事就过去了，绝不会让我留有疑问。我挨揍不是因为她心情不好或生气，而是出于她对我的爱。我妈妈一个人带着我这样一个疯狂的小孩，我破坏钢琴，在地板上大便，我会做错事，她会把我暴打一顿，给我时间让我哭一会儿，然后她会再次跑进我的房间，脸上带着笑容说：“吃不吃饭？想看《火线救援》的话，咱们就得快点儿吃。来吃饭不？”

“什么？你是有毛病吗？你才揍了我！”

“是啊。因为你做错事了，这又不意味着我不爱你了。”

“什么？”

“看，你是不是做了错事？”

“是的。”

“然后呢？我揍了你。这件事就过去了。干吗还坐在这哭？该看《火线救援》了。威廉·夏特纳在等你呢，你来不来？”

说到惩戒，天主教学校可不是闹着玩的。在玛丽威尔的时候，每当我犯错，修女们会用铁尺的边缘抽我的指关节。如果我骂了脏话，她们会用肥皂洗我的嘴巴。如果犯了更严重的错，我就会被叫去校长办公室。只有校长才能给你正式的惩戒。你要弯下腰，他会用一种好像鞋底一样平平的橡胶物体，打你的屁股。

每当校长打我，他都好像怕下手太重。有一天我在被校长打的时候想，天，要是我妈能像这样打我就好了，结果我开始笑。实在憋不住。那是学校第一次让我妈把我带去看心理医生，之后还去了两次。校长深感不安：“如果挨打的时候还笑个不停，那你脑子肯定有问题。”

学校让我妈带我去看过三次心理医生，那次是第一次。每一个心理医生在给我做完检查之后都说：“这孩子没毛病。”我没有多动症。我没得精神病。我只是太有创造力，太独立，而且精力过于充沛。那些医生给我做了一系列的检查，都会得出一个结论，我将来要么会成为一个杰出的罪犯，要么就会变成一个善于抓罪犯的人，因为我总能找出法规中的漏洞。每次发现一个法规不合逻辑的地方，我就会绕着走。

譬如关于周五弥撒圣餐仪式的规定，就完全没道理。在集会的一个小时里，我们要先跪着，再站着，再坐下，再跪着，再站着，再坐下，再跪着，再站着，再坐下，到最后，我都饿死了，但是我从来不能领圣餐，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其他孩子都可以吃耶稣的身体，喝耶稣的血，但我不能。而且耶稣的血是葡萄汁，我超爱葡萄汁。葡萄汁和饼干——哪个小孩不想吃？他们就不让我吃。我总是在和修女牧师争辩。

“只有天主教徒才能吃耶稣的身体、喝耶稣的血，对吗？”

“是的。”

“但是耶稣不是天主教徒。”

“他不是。”

“耶稣是犹太人。”

“嗯，是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假设现在此刻耶稣走进我们的教堂，他本人也不能吃耶稣的身体，喝耶稣的血？”

“嗯……呃……嗯……”

他们从来没给出令我满意的答案。

有一天早晨，在弥撒之前，我决定要吃到耶稣的身体、喝到耶稣的血。我悄悄潜伏到圣餐台的后面，喝了一整瓶的葡萄汁，吃掉了一整包的圣餐，把我之前没吃到的都补回来了。

在我的理解里，我没有违背规定，因为那些规定根本没道理。我被抓只是因为打破了他们心里的规定。有一个小孩在忏悔的时候出卖了我，然后神父揭发了我。

“不对，不对，”我抗议着，“你才违背了规则！神父是不能把别人忏悔的话讲出去的！”

他们才不在乎。只要他们想，学校可以打破任何规则。校长痛斥了我。

“什么样的人才会吃光耶稣的身体、喝光耶稣的血啊？”

“很饿的人。”

我又挨了一顿揍，然后第二次被送去看心理医生。我第三次去看心理医生，也是压垮校领导的最后一根稻草，发生在六年级。一个小孩欺负我，说他要暴打我一顿，我就带了一把刀去学校。我没有打算要用它，我只想带着防身。但学校不管我说什么，这对他们来说是最后一根稻草。严格来说，我不是被开除的。校长还是让我坐下来，告诉我：“特雷弗，我们可以开除你。你要好好想清楚，明年还想不想继续在玛丽威尔上学了。”他是在给我下最后通牒，希望我能改过自新。但是我觉得他是在给我打开大门，于是我就接受了。“不，”我告诉他，“我不想在这儿待了。”我在天主教学校的日子结束了。

有趣的是，这件事发生以后，我妈没有找我麻烦。回家后，我并没有挨揍。从ici离职后，她就没有奖学金补助了，供我去私立学校上学将会是一笔很大的负担。可即使这样，她也觉得是学校反应过度了。事实上，在和玛丽威尔的对抗中，她通常是站在我这边的。对于这次的圣餐事件，她百分百支持我。“我就直说了，”她对校长说，“就因为一个小孩想要分享耶稣的身体和耶稣的血，你就惩罚他？他为什么不能吃那些东西？他当然可以吃。”当他们因为我被校长惩罚而笑个不停，便把我送去看心理医生时，我妈也跟学校说，这事简直荒唐。

“诺亚女士，您的儿子在我们惩戒他的时候一直在笑。”

“好吧，很显然你不知道怎么打小孩。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可以告诉你，我打特雷弗的时候他从来不笑。”

这是我妈有点儿怪同时也有点儿牛的地方。如果她同意我的想法，觉得一个法规是愚蠢的，那么当我违背这个法规的时候，她不会惩罚我。她和心理医生都觉得是学校有问题，而不是我有问题。天主教学校并不是一个富有创造力和独立精神的地方。

天主教学校和种族隔离一样，都是无情的独裁者，而且权力中心所仰赖的那一大堆法条完全没有任何逻辑。在我妈妈的成长过程里，她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规则，而她会质疑这些规则。如果规则没有拦在她面前，她就直接绕着走。我妈心里唯一的权威就是上帝。上帝是爱，《圣经》是真理——所有其他事情都可以辩驳。她唯一头疼的就是我总在试图挑战并质疑她。

我七岁那年，我妈妈开始和她的新男友约会——他叫亚伯。他们交往了一年，那时我还小，还不懂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我只是觉得：“嘿，那是我妈的朋友，他经常来找我们。”我挺喜欢他，他人很好。

那个时候，一个黑人要想住在郊区的话，你就得去找一个白人家庭，租他们的用人房或者车库来住，亚伯就是这么做的。他住在一个叫橘子苑的街区，租了一个白人家庭的车库，改装成了一个类似小木屋的住所，里面配有轻便电炉和一张床。有时候他会来我们家，有时候我们去他家。在我们有自己的房子的前提下，住车库并不是很理想的选择，但是橘子苑离我的学校和我妈上班的地方都很近，所以这也有它的优势。

这个白人家庭还有一个黑人女佣，住在后面的用人房里。每次去亚伯那儿住，我都会和那个女佣的儿子玩。那个年龄段的我，是真心爱玩儿火。那天下午，所有人——我妈、亚伯和白人夫妇——都去上班了，女佣在屋子里打扫，我和她儿子玩。我那时候很喜欢干一件事，就是用放大镜把我的名字烧在一片木头上。你要调整镜片的角度，把太阳光聚焦到一点上，木片上会出现灼烧的痕迹，然后你缓缓移动，就可以烧出想要的形状、字母或图案什么的。我为此痴迷不已。

那天下午，我把这个小技巧教给那个小孩。我们待在用人房里，这个房间更像是连接主屋的工具间，礼帽堆满了木梯子、整箱的旧画，还有松节油。我带了一盒火柴，这是我的日常打火工具。我们坐在一张旧床垫上，是他们以前睡在地板上垫的，基本就是一包塞满的稻草。太阳光从窗口射进来，我给那个小孩演示，该怎么把名字烧在一块胶合板上。

忽然我们想休息下，拿点儿零食吃。我把放大镜和火柴丢在床垫上，和他一起离开了屋子。几分钟后我们回来时，发现这个小木屋的锁从里面自动锁上了，我们进不去，除非去找他妈妈帮我们，于是我们决定先在院子里玩一会儿。又过了几分钟，我注意到窗户的缝隙里有烟冒出来。我跑过去往里面看，在我们放火柴和放大镜的地方，有一小团火苗正在草垫中间燃烧。我们跑去叫女佣。她来了，但她也不知道怎么办。门锁住了，在我们想到破门方法之前，所有的东西都烧起来了——草垫、梯子、画、松节油，所有的东西。

火焰移动速度很快。很快，屋顶也着了，火舌从那里开始向主屋接近，整个房子都烧了起来，黑烟直冲天际。一个邻居叫来了火警，警笛大作。我和女佣还有女佣的小孩都跑到人行道上，看救火员灭火，但是等火熄灭的时候，一切都完了。什么都没剩下，只有一个烧焦的砖头水泥空壳，屋顶没了，屋里东西全毁了。

白人一家回来后，就站在人行道旁，望着他们家的残骸。他们问女佣到底怎么回事，女佣问她儿子，她儿子直接告发了我。“特雷弗带了火柴。”白人家庭什么也没对我说。我觉得是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们目瞪口呆，没有叫警察，也没有要告我。他们能怎么做呢，逮捕一个七岁的小孩，告他纵火罪？而且我们家很穷，告我们也拿不到什么钱。何况他们有保险，所以这事就完了。

他们把亚伯从车库里赶走了。我觉得这有点儿滑稽，因为车库和其他房子不挨着，是整个家唯一没有受到损伤的地方。亚伯其实没理由离开，但是他们赶走了亚伯。我们收拾了他的东西，放进车里，一起载回了伊登公园。从那时起，亚伯就和我们住在一起了。他和我妈大吵了一架：“你儿子烧毁了我的生活！”但那天我没有受罚，我妈太震惊了。淘气是一回事，而烧掉白人的房子是另一回事。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对这件事一点儿都不觉得愧疚，现在也不觉得。我心中的律师告诉我，我是无罪的。那儿有一盒火柴，一个放大镜，一个草垫，这是一系列不幸的偶然事件。有时候东西就是会着火。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消防部门。如果人们以前觉得我只是淘气，在这场火灾之后，我变得臭名昭著。我的一个舅舅不再叫我特雷弗，他叫我“特雷”（意为“恐怖”）。他常说：“别把那孩子一个人留在你家，他会把房子烧没的。”

时至今日，我的表兄穆隆格斯依然无法理解，我怎么可以一直调皮捣蛋地活到今天的，我怎么能经得住那么多次暴揍，却一直不长记性。我的表兄弟都非常乖。穆隆格斯大概一辈子就挨过一次打，在那之后他说他再也不想挨打了，于是变得非常循规蹈矩。但是我还从我妈身上继承了一个特点，就是擅长忘记生活中的痛苦。我记得留下创伤的原因，但是我不会揪着创伤不放。我从来不会让回忆的痛苦阻碍我对新东西的尝试。如果你总是想着你妈妈会打你，或者生活会惩罚你，你就不会再突破界限，打破规则。最好的是，你挨完打，哭一会儿，第二天醒来继续生活。身上可能会留下几块淤青，提醒你发生了什么，但没事的，过一段时间，淤青会褪去，而且它们褪去是有原因的——又到了该干点儿什么坏事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