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隔离的终结是循序渐进的，并不像柏林墙那样在一天之内倒塌。种族隔离的墙是悄悄地产生裂隙，经年累月后才最终破碎。逐渐地，各个领域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一些让步，有些法条被废了，有些就干脆不实施了。在曼德拉被释放的几个月之前，到了一个临界点，让我和我妈觉得，我们似乎可以不用那么辛苦地躲藏了。那是我妈决定要搬家的时刻。她感觉我们已经在镇上的小公寓里躲了够久。
现在国家开放了。我们应该去哪里呢？去索韦托的话还是会有牵累，我妈妈还是想摆脱家庭的阴影。而且，现在如果我妈牵着我走在索韦托的街道上，依然会有人在旁边指指点点：“看那个妓女带着她和白人生的小孩。”在黑人区她依然会被这样看待。既然我妈不想搬去黑人区，也没钱搬到白人区，她决定搬到有色人种区去。
伊登公园位于东兰德，紧邻几个黑人小镇，是一片有色人种社区。在这里住着一半的黑人，一半的有色人种，她想，那不正和我们俩一样。我们可以在里面好好地伪装起来。但现实并没有那么理想，后来我们完全融不进当地的社区。但是当初决定搬家的时候，她是这么盘算的。而且，那是一个买房子的机会——我们自己的房子。伊登公园是一个“郊区”，虽然离城市边缘地带还有很远的距离。对于这种地方，地产开发商的说辞通常是：“嘿，穷人们，你们也可以过上很好的生活哦。看这个房子，虽然哪哪儿都不挨着，但是，你有个花园！”不知什么缘故，伊登公园的路都是用车名来命名的：捷豹街，法拉利街，本田街。我也不清楚是不是巧合，但是南非的有色人种确实是以钟情豪车而出名。这就好像一个白人街区把所有的路用不同的葡萄酒命名一样。
我还能记起搬家过程中的一些细节片段，我们开车来到一片我从没来过的地方，见到一群我从没见过的人。那是一个平坦的地方，没有多少树，地上有着和索韦托一样的红色泥土和草，但是那里有更体面的房子，铺好的路面，还有一种郊区的气息。从丰田路右转进来就是我们的小房子。房子装修很简陋，有点儿狭窄，但是走进去的那一刻，我想，哇哦，我们真正开始生活了。我拥有了自己的房间，这太疯狂了。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在此之前，我都是和我妈妈以及表兄弟睡在同一个房间的地板上。我习惯了身边有其他人的存在，所以搬过去后，大多数时候我还是和我妈睡在一起。
那时家里还没有继父的存在，晚上也没有小弟弟的哭声。只有我和妈妈，两个人。就好像我们两个人在经历一场盛大的冒险。她曾对我说：“这是你和你在对抗整个世界。”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明白，我和她不仅仅是母亲与儿子的关系。我们是一个团队。
搬去伊登公园后，我们终于有了车，就是那辆破旧的橙色大众甲壳虫，我妈买的二手车，没花多少钱。那车平均五次就有一次发动不起来。没有空调。每次我不小心开了风扇，通风口能把枯叶碎屑和灰尘喷我一身。每当它坏掉，我们就得去搭小巴，或者搭顺风车。我妈会让我蹲在路边的树丛里，因为她知道男人们会为一个单身女人停下车，而对带小孩的女人就不见得了。她站在路边，司机靠边停下，她打开车门，吹个口哨，我就冲过来。我能看到那些司机的脸立刻拉了下来，他们迅速意识到自己并非接上了一位很有魅力的单身女子，而是接上了一个很有魅力的单身女子带着一个大胖小子。
而当车子可以发动的时候，我们会把车窗摇下来，一路灌着风，在酷热烘烤中前行。一直以来，那辆车的收音机都只停在一个台上。那个台叫“讲道台”，名字就暗示了这个台只播讲道音频和赞美诗。我妈不允许我换台。如果收音机收不到讯号，她就会塞进一盘吉米·斯瓦加特的传道磁带。（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丑闻。天，那可不好受。）
就算我们的车再破，那也是辆车，是自由的象征。我们不再是困于黑人小镇，需要等公交车才能出行的黑人家庭了，我们是闯荡世界的黑人一家。我们是醒来后可以说“我们今天要去哪里”的黑人一家。在我妈的工作地点和我的学校之间，有一长段路完全荒无人烟。那时候我妈就会让我来开车。在高速路上。那时我才六岁。她把我放在她腿上，让我掌控方向盘和指示灯，而她负责踩踏板和换档。这样开了几个月后，她又教了我怎么换档。她依然控制着离合，但我则会爬到她腿上，握住档，在开车过程中，她会告诉我要换几档。我们中途会经过一段路，那路会向下降到山谷深处，然后又从另一端升起来。这时候我们会先加速，然后换空档，松开刹车与离合，呜呼！俯冲下山，而后，急速上升！我们就已经喷射到路的另一头了。我们是飞过来的。
如果不用上学、工作或去教会的话，我们就会出去探索世界。我妈妈的态度一直是：“我选择了你，孩子，我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我要把我没有经历过的东西都给你。”她全身心地给予了我一切。她会找那种可以带我去玩又不用花钱的地方。我们走遍了约翰内斯堡的每一个公园。我妈妈会坐在树下，读《圣经》，我则会到处跑到处玩。礼拜天下午离开教堂后，我们会开车去乡村郊游。我妈妈会找到那种风景好的地方停下车，我们在那里野餐。我们从来没有野餐篮或野餐盘那样高级的东西，只有用厚纸包着的熏肠棕面包黄油三明治。直到今天，熏肠棕面包黄油还能立刻把我带回当时的场景。你可以把全世界所有的米其林餐厅摆在我面前，但只需要给我熏肠棕面包黄油，我就能飘飘欲仙。
食物，或者获得食物的途径，总能体现出我们生活得好还是不好。我妈妈总是说：“我的任务就是喂饱你的身体，喂饱你的精神，喂饱你的思想。”这正是她所做的，她会用所有的钱来买食物和书，几乎完全不会花钱在别的地方。她的节俭堪称传奇。我们的车几乎就是长着轮子的罐头皮，我们住在远离城镇的地方，我们的家具都极其陈腐，旧沙发上满是破洞。我们有一个小小的黑白电视机，顶上带天线的那种。我们得用钳子换台，因为电视按钮都失灵了。大多数时候，你得眯着眼睛才能看清电视里在演什么。
我们穿的衣服都是二手的，来自亲善商店或者教会里白人的捐赠。学校里的其他小孩都会穿名牌，比如耐克或阿迪达斯。我从来没穿过带牌子的衣服。有一次我想让我妈给我买一双阿迪达斯的运动鞋，我妈给我带回一双假冒的，阿比达斯。
“妈，这是假的。”我说。
“我看不出有什么差别啊。”
“看这个标，这里有四条杠，真的只有三条。”
“走运啦你，”她说，“你比别人多一条杠。”
虽然我们其他什么都没有，但我们一直有教会，有书，有食物。说明一下，并不一定是特别好的食物。肉对我们来说是奢侈品。如果我们最近过得不错，我们会吃鸡。我妈妈会把鸡骨头敲碎，把里面的骨髓吸得干干净净。我们不是在“吃”鸡，我们是在彻底消灭一只鸡。我们家是考古学家的噩梦，因为我们一丁点儿骨头都不会剩。如果我们说一只鸡吃完了，通常只会剩下鸡头。有时候我们仅有的肉是从屠夫那边买的“肉屑”。真的就是在切肉的时候掉下来的那些碎屑，带点脂肪，有的没的，店家会把这些碎屑扫到一处，装进袋子里卖。这一般是给狗吃的，但我妈会买回家来吃。有很长时间，我们只有肉屑吃。
屠夫也会卖骨头。我们管那个叫“汤骨”，但其实店里打的标签是“狗骨头”，人们买这个回家给狗当奖赏吃。如果那段日子真的很穷，我们就会依赖狗骨头。我妈妈会用它们炖汤。我们把骨髓都吸出来吃掉，吸骨髓是穷人从小就掌握的技能。我还记得我长大后第一次去一家高级餐厅，有人跟我说：“你得尝尝这里的骨髓。特别好吃，简直神了。”他们点了，侍者端了上来，我的反应是：“狗骨头。去你妈的！”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这玩意儿好吃。
尽管我们在家过得很节俭，但我从来不觉得我们穷，因为我们的生活实在是丰富多彩。我们总是在外面干这干那，去某个地方玩。我妈妈还经常开车带我去高级白人社区转悠。我们去看人们的房子，看他们的豪宅。主要看的是他们的墙，因为我们在路上也只能看到墙。我们会看着一堵墙从街区的这头一直延伸到那头：“哇哦，这只是一栋房子。那么大一片地方只是给一家人住的。”有时候我们会靠边停车，走到墙边，她把我举在肩上，我就像一个小小的人形潜望镜，越过墙看里面的庭院，描述我看到的一切。“有个大白房子！他们有两只狗！有棵柠檬树！他们有游泳池！还有个网球场！”
我妈妈会带我去其他黑人永远不会去的地方。她不会被那些可笑的固化思维限制，比如黑人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之类的。她曾带我去冰场溜冰。约翰内斯堡还有一个汽车影院叫“顶星汽车影院”，位于城外一处矿山废石堆上，我妈妈会带我去那看电影。我们带上零食，把喇叭挂在车窗上。从顶星影院的位置，可以360度观赏整个城市的风景，城区，郊区，索韦托，一览无余。站在那里往任何一个方向眺望，我的视野都可以延伸好几英里。我感觉自己身处世界之巅。
我妈妈抚养我的方式，就好像没有任何限制，没哪里我不能去，没什么我不能做。当我回头想想，她养我的感觉，就好像我是一个白人孩子——不是让我学白人文化，而是让我相信，世界是我的，我可以为自己发声，我的想法和决定都是重要的。
我们常和人说，你要追随你的梦想，但是你的梦想只能是在你能想象的范围内，而且这取决于你来自哪里，所以你的想象是会受限制的。在索韦托长大，我们的梦想就是在房子里多加个房间，也许门口再加个车道。也许有一天，在车道的尽头，还能再加一道铁门。因为那是我们所熟悉的世界。但是世界的可能性远远超出了你所能看见的部分。我妈妈让我看到了世界的可能性。让我惊讶的是，从来没人告诉过她这些。没人选择她。她自己做到了这一切。她仅凭借强大的意志力，找到了自己的路。
也许更令人惊讶的是，我妈妈在完全不知道种族隔离将要终结的情况下，就启动了她的小计划——我。在那时，没人能想到种族隔离会终结，一代代的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在我快六岁的时候，曼德拉被释放。十岁的时候，南非迎来了民主。但是她在完全不知道自由何时会到来的情况下，就让我过上了自由的生活。摆在桌面上的选择其实不多，无非是要么在镇上过苦日子，要么把我送到有色人种孤儿院，但我们从来没有那样生活过。我们只是往前走，快快地走，等到法律和所有人找上门时，我们已经远在好几公里之外，坐着那台亮橙色的狗屎一样的甲壳虫车飞翔在高速路上，窗户大开着，磁带里的吉米·斯瓦加特正在声嘶力竭地赞美耶稣。
人们会觉得我妈疯了。冰场，汽车影院，郊游野餐，这些都是白人的活动。大多数黑人的头脑里已经植入了种族隔离的逻辑，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为什么要教黑人小孩做白人的事？邻居们和亲戚们常常来烦我妈，问她：“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啊？他一辈子都没法离开贫民窟的，为什么要给他看外面的世界？”
“那是因为，”我母亲会说，“哪怕他一辈子都离不开贫民窟，他也能知道，贫民窟不是整个世界。哪怕我只能让他明白这个道理，那也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