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曾对我说：“我选择生下你，是因为我想要去爱某样东西，并且它也会无条件地爱我。”我是她追求归属感的产物。她从来没觉得自己属于哪个地方，她不属于她的母亲，不属于她的父亲，也不属于她的兄弟姐妹。没有什么东西陪伴她成长，她想要一样属于她自己的东西。

我外祖父母的婚姻并不美满。他们在索菲亚相识并结婚，但一年之后军队就把他们赶了出来。政府掠夺了他们的家，把整块地方推平，重新建起了一座高级、崭新的白人社区迪莫福，意为胜利。和成千上万的黑人一起，我的外祖父母被迫迁居到索韦托，住在一个叫作美多莱的街区。不久之后，他们就离婚了。我的外婆带着我妈、我姨妈和我舅舅，搬去了奥兰多。

我妈是个问题少女，假小子一个，执拗又叛逆。我外婆拿她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她们之间的亲情，在持续不断的对抗中被消磨殆尽了。但我妈妈特别喜欢她父亲，那位迷人、魅力非凡的泰普雷斯。在他一切没有意义的玩乐里，她都紧随不舍。他去小酒馆喝酒，她也跟着。她只想讨他欢心，和他在一起。泰普雷斯身边的不同女友经常把我妈赶跑，她们不喜欢看到他第一任婚姻的拖油瓶总在眼前晃来晃去，但这只会让我妈更想和她父亲在一起。

我母亲九岁的时候，和我外婆说，她不想和她再住一起了，想和父亲去住。“如果那是你想要的，就去吧。”外婆说。泰普雷斯过来接我母亲，她高高兴兴地跳上车，准备和她深爱的父亲一起生活。但是，他并没有把她带回美多莱，也没解释为什么，就把她打包送到了他姐姐住的地方——科萨族的黑人家园特兰斯凯——他也不想要她。我妈妈在家里排行中间。她的姐姐是老大，家里第一个孩子。她的弟弟是唯一的儿子，是家里的命根子。他们都住在索韦托，由父母精心照料。但是我母亲排行老二，没人想要她。唯一一个她更没用处的地方应该就是中国了。

接下来的12年里，我妈妈再也没见过她的家人。她和14个兄弟姐妹住在一个棚屋里。这14个孩子分别来自14个不同的家庭，有14对不同的父母。所有的父亲或叔叔舅舅们都到城里去打工了，所以那些没人要或者养不起的孩子，就被送到这个黑人家园，住到了姨妈的农场里。

从表面上看，黑人家园就是南非部落的原址，它们是主权或半主权的“国家”，在这里的黑人都是“自由的”。当然了，这是个谎言。首先，黑人人口占了整个南非人口的80%之多，但黑人家园的领土只占整个国家领土的13%。那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人们住在棚屋里。

南非白人区的乡村苍翠繁茂、水源丰富、草木葱茏。而黑人区的乡村则是人口密集之地，土地由于过度放牧而变得贫瘠不堪。除了依赖从城里寄回来的那点儿工资，一般家庭都是靠着农场的土地，有啥吃啥，勉强糊口。我母亲的姨妈接纳了她可不是为了做慈善，她得在那里干活。我母亲后来说：“我就是里面的一头母牛，也是一头公牛。”她和兄弟们早晨4点半就要起床，犁地、放牧，因为再晚一点儿，太阳就会把土地烤成硬邦邦的水泥地，酷热曝晒之下，除了树荫里，哪儿也不能待。

晚饭里可能会有一只鸡，14个孩子分着吃。我妈妈得和比她大的孩子打架，才能抢到一块肉、一勺汤，或者一块骨头让她可以吸点儿骨髓，这还是有晚餐的情况。如果没有，她就去偷猪食或者狗食。农民会给家里的牲畜倒一点儿残羹剩饭，我妈就去抢来吃。她太饿了，让动物们自己解决温饱问题吧。有几次，她甚至吃了土。她到河边去，从岸上挖了些泥巴，用水稀释了，做成了一碗灰不溜秋的“牛奶”，然后全喝了，感觉吃饱了。

但是我妈妈还算幸运的，尽管政府实施了班图教育政策，这个村子里有一所教会学校还在坚持开门。她在那里遇到了一位白人牧师，教她学英语。尽管她没有吃的，没有鞋，连一套内衣都没有，但她学会了英语。她可以读，可以写。长大一点儿后，她就离开了农场，去隔壁镇的工厂找了份工作。工作是坐在缝纫机前缝校服，每天的报酬是一盘食物。她经常说，那是她吃过最好吃的东西，因为那是她自己挣来的。她自己照顾自己，不再是任何人的负担，也不欠别人任何。

我妈妈21岁的时候，姨妈病了，她没法再待在特兰斯凯。我妈写信给我外婆，问外婆能否给她寄一张火车票的钱，大概30兰特，她想回家了。回到索韦托后，我妈妈报名了秘书课程，这令她抓住了白领世界的尾巴。她努力工作，但是，和我外婆住在同一屋檐下，她挣来的钱完全不能留作己用。作为秘书，我妈妈挣的钱比家里任何人都多，但是我外婆坚持要她上交所有的工资贴补家用。家里不论是需要一台收音机，一个烤箱，还是一个冰箱，都需要我妈来买。

有太多的黑人家庭穷极一生在填补过去的缺口。这是身为黑人以及贫穷的诅咒，这也是一代代人无法逃离的梦魇。我母亲将其称为“黑人债”。因为你的长辈们已经被剥夺殆尽，你不能把这些钱用在自己身上，让自己进步，你只能把你挣来的钱给他们，把他们拉回生活的起点。在索韦托的家里，我妈妈获得的自由并不比在特兰斯凯的时候多，所以她又逃离了。她径直跑到火车站，跳上一列车，消失在了城市中。她下定决心，哪怕要睡在公共厕所，哪怕要依赖好心妓女们的善意帮助，她也要自己闯出一片天。

我妈妈从来没有坐下和我好好讲过她在特兰斯凯的故事。她只是偶尔爆一两句料，随便讲一点儿细节，譬如怎么在村庄中保持警惕，不被陌生男人强奸这种事。每当她跟我讲起这些，我就想，女士，你可能不知道十岁的小孩适合听什么样的故事。

由于我妈妈跟我讲的这些过往，我从来不觉得现在的生活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她从来不会自怨自艾。她常说：“了解你的过去，才能变成更好的人。但是不要总为过去悲泣。生活是充满痛苦的，让这些痛苦将你变得更强，不要执着于它。不要怨天尤人。”她从来不会怨天尤人。哪怕她没有经历过正常的童年，还遭受了父母的背叛，她都没有抱怨过一句。

她走出了过去的阴影，并决心不会再重复过去：我的童年绝不能像她的一样，从取名开始。科萨家庭给自己小孩取的名字总要带有点儿什么含义，而且这个含义总能在他后面的人生中有所体现。譬如我的表哥穆隆格斯的名字意为“修补的人”。他真的就是这样的人。每当我遇到麻烦，他总会过来帮我摆平事情。他是一贯的好孩子，会做家务，处理家事。而我的舅舅维莱尔，他是意外怀孕生下的孩子，名字的意思是“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人”。而这基本就是他一生的写照，他总是动不动就消失，然后又突然出现。他可以跑去喝酒狂欢，人就不见了，然后一个星期后不知道从哪儿又冒出来。

我妈妈的名字叫帕特莉莎·努拜伊赛罗·诺亚，意思是“奉献的人”。这也是她一直在做的事。她总是在奉献，奉献，奉献。当她还是个住在索韦托的小女孩时，就已经是这样了。她在街上玩的时候，经常碰到三四岁大没人管的小孩满街乱跑，这种孩子的父亲应该是不在身边，而母亲则一直酗酒。我母亲只有六七岁大，但她会把这样的小孩全都聚到一起，带着他们一起到小酒馆去。他们会从那些醉倒的大人身边捡空酒瓶，带去可以换瓶子的地方，拿到找回的零钱。然后她会带着这些钱，到小卖铺买吃的，给这些小孩吃。她是一个会照顾小孩的小孩。

到了该给我取名字的时候，她挑了“特雷弗”，这个名字在南非没有任何意义，在家族中没人叫过，甚至都不是从《圣经》上来的。这就是个名字而已。我妈妈希望她的孩子不要被命运束缚。她希望我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成为任何人。

她也给了我能自由生活的本事。她让英文成为我的母语。她常常给我读书。我读的第一本书，就是那本书——《圣经》。我们其他的书，也基本都是从教堂得到的。我妈妈常常带着白人捐赠的盒子回家，里面装满了图画书、故事书，任何她能找到的书。她还报名参加了一个订阅会，我们经常能收到邮寄过来的书。通常都是那种指南书籍。譬如，如何成为好伙伴，如何变得诚实。她也买了一整套的百科全书。不过是十五年前的版本，早就过时了，但我能一直坐在那儿，仔细钻研。

我的书就是我的珍宝。我把它们摆在书架上，特别骄傲。我很爱惜我的书，要让它们保持崭新完好的样子。尽管我反复阅读，但我从来不会折书角，或弄弯书脊。每本书我都很珍惜。等长大一些后，我开始自己挑书来买。我喜欢幻想故事，喜欢沉浸于那些不存在的世界里。我记得有些书是讲白人小孩解谜还是什么鬼的，我可没时间读那些。我要读罗尔德·达尔，飞天巨桃历险记，好心眼儿巨人，查理的巧克力工厂，亨利休格的奇妙故事。这才是我的主攻方向。

为了一套纳尼亚传奇，我得跟我妈软磨硬泡。她不喜欢那套书。

她说：“那个狮子，是假神——假偶像！你记得摩西拿到法板下山之后发生了什么吧……”

“是的，妈妈。”我试图解释，“但是那头狮子是基督的形象。准确地说，它就是耶稣。这是一个阐释耶稣的故事。”

她对此并不买账。“不不不，朋友，那是假偶像。”

最后她还是给我买了。这是一次大大的胜利。

如果说我妈对我的教育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解放我的思想。我妈妈跟我说话就像和其他大人说话一样，这并不寻常。在南非，小孩和小孩玩，大人和大人聊天。大人会监督你，但是他们不会压低身段来和你对话。但我妈妈会。一直以来，我都是她最好的朋友。她总是在给我讲故事，给我上课，尤其是《圣经》课。她特别喜欢旧约中的诗篇，我以前每天都要读那些诗篇。她还会考我：“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对你意味着什么？你要怎么在生活中运用这层含义？”这就是我的日常。我妈妈教了我学校不会教的东西——她教会了我如何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