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把我拿出来后的一瞬间很尴尬。他们说：“呃，这个孩子肤色真浅啊。”环视四周，好像没有哪个男人像孩子的父亲。

“孩子的父亲是谁？”他们问。

“他爸爸是斯威士兰人。”我妈妈说。斯威士兰是南非西边的一个小国。

他们很可能猜到了她在说谎，但是接受了这个说法，毕竟他们需要一个解释。在种族隔离制度下，政府会在你的出生证上打上所有的标签：种族、部落、国籍。所有的东西都要被归类。我妈妈撒了谎，说我生在卡恩瓦格尼，那是供斯威士兰人在南非居住的半自治黑人家园。所以我的出生证上没写我是科萨人，其实我是；也没写我是瑞士人，因为政府不允许。我的出生证上写着我来自另一个国家。

我的父亲也没出现在我的出生证上。从法律意义上说，他从来不是我的父亲。我妈妈曾亲口告诉我，她做好了我父亲完全不管我的准备。她自己在朱伯特公园附近新租了一处公寓，那里离希尔布洛很近，她带着我从医院出来后，就径直去了新公寓。过了一周，她去见我父亲，没带我。令她惊讶的是，他问她我在哪儿。“你说你不想和他有关系的啊。”她说。他之前确实是不想，但我出生后，他觉得自己无法接受儿子就住在旁边，但和自己无关的事实。所以我们三个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勉强组成了一个家庭。我和我母亲住在一起，偶尔会偷偷跑去看望我父亲。

大多数孩子是他们父母的爱的结晶，而我是我父母犯罪的结晶。我唯一能和我父亲相处的时间都是在室内。如果我们去外面的话，他就得到路对面走。我和我妈经常去朱伯特公园散步。那是约翰内斯堡的中央公园，有花园、动物园，还有一个巨大的棋盘，每个格子上都能站下一个人。我妈妈有次告诉我，我还小的时候，我父亲曾和我们一起去散过步。在公园里时，他和我们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我却在后面追着大叫：“爸爸！爸爸！爸爸！”人们开始看我们，而他吓坏了，拔腿就跑。我当时可能以为这是个游戏吧，所以还在后面一直追着他跑。

我也不能和妈妈一起散步。一个浅色皮肤的孩子和一个黑人女人走在一起，会引发诸多问题。当我还是婴儿的时候，她可以把我包起来，抱着到处去，但很快我就长大了。我小时候长得特别快，我一岁的时候，你会以为我两岁了。我两岁的时候，你会以为我四岁了。她想把我藏起来，但做不到。

于是，就像她是如何租到房子，如何穿女佣衣服在路上走那样，我妈妈又找到了社会系统的漏洞。混血儿（父母一个是黑人一个是白人）是违法的，但是有色人种（父母两个人都是有色人种）是不违法的。所以我妈妈把我当成一个有色人种小孩在养。她在有色人种聚居区找了个托儿所，把我放在那里之后，自己就可以去上班了。我们的公寓楼里有个叫奎恩的女人，她是有色人种。我们想去公园散步时，我妈妈就会邀请她和我们一起。奎恩走在我旁边，装成她是我妈妈的样子，而我妈妈走在我们后面几步远的地方，表现得好像她是奎恩的女仆。我有很多张和奎恩一起散步的照片，我们长得像，但她不是我妈；后面站着的那个看起来好像是闯入照片的路人的黑人女人，才是我妈。如果奎恩没时间和我们散步，有时候我妈也会冒着风险自己带我出去。她会牵我的手，或抱着我，但警察一出现，她会立刻把我放开，假装我不是她的孩子，假装我是一袋大麻。

我出生的时候，我妈妈已经三年没有见过她的家人。但是她希望我能认识她的亲人，也希望他们能认识我，于是，这位在外漂泊的女浪子回家了。我们住在城里，但放假时，我也会去索韦托和外婆住上几周。我对索韦托有无数的记忆，好像那儿也是我的一个故乡。

索韦托的设计思路就是要人口爆炸——这体现了那些种族隔离设计师们的远见。小镇本身是一个城市的体量，人口数量接近一百万人，但进出小镇就只有两条路。这样的话，军队就可以轻易地将我们锁在里面，有助于平息任何暴乱。假如这群野蛮猴子发了狂，想要冲破牢笼，空军就可以过来扔几个炸弹，把所有人炸得屁滚尿流。在成长过程里，我从未意识到我的外婆就住在靶子的中心。

在城里住，尽管出行艰难，我们还是可以想办法解决。因为城里人多，黑人、白人、有色人，大家上班下班，我们藏在人群里不会很显眼。但是索韦托只有黑人。像我这种肤色的人，藏起来会很困难，而且政府在那里查得更严。在白人区，你很少会看到警察，即使看到也是那种文质彬彬的警官，穿着立领衬衫和制服裤子。在索韦托，警察是随处可见的军队。他们不穿立领衬衫，而是用防爆装备全副武装。他们是军人。他们的队伍被称为闪电特攻队，只要需要，他们可以立刻不知道从何处钻出来，驾驶着装甲车——我们称之为“河马”——一种装有巨型轮胎的坦克，侧面还有长圆孔的切口，枪支可以从里面伸出来扫射。你绝不能和“河马”闹着玩。你看到它，就得跑。这是生活的真谛。小镇上冲突不断：总有人在哪里游行抗议，总有人在镇压游行抗议。在外婆家玩的时候，我常常听见枪炮声、尖叫声，还有催泪瓦斯丢进人群的爆炸声。

直到五六岁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看到“河马”和闪电特攻队——那时，种族隔离制度终于开始瓦解了。在那之前，我从没见到过警察，因为我不能被警察看到。每次我们去索韦托，外婆都不让我出去。她得看着我：“不不不，他可不能出去。”我可以在屋子里或院子里玩，但不能上街。所有的孩子都在街上玩。我的兄弟、邻居家的小孩，他们可以打开门冲出去，在外面疯玩一天，回家时还带着满身泥巴。所以我也求过外婆让我出去。

“求你了。求你了，我能和我的兄长一起玩吗？”

“不行！他们会把你抓走的！”

很长时间里，我一直以为她的意思是其他小孩会把我拐跑，但其实她说的“他们”，指的是警察。小孩是可以被抓走的，曾经就有小孩被抓走过。那些皮肤颜色不“正确”的小孩，如果被发现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区，政府会过来剥夺他父母的抚养权，把他丢进孤儿院。为了维持小镇的治安，政府仰赖着一套奸细网络，一群匿名举报者会随时随地监视各种可疑行为。也有给警察局工作的黑人，被称为“黑夹克”。我外婆的邻居就是个黑夹克。每次外婆把我偷偷带回家或带出门时，都要提防这个邻居，确保他看不见我。

我外婆曾告诉我，在我三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受不了成天被关在家里，就在门边挖了个洞，钻了出去。所有人都吓了个半死，全家出动去找我。我完全不知道我给大家带来了多大的危险：整个家庭都可能会被驱逐出境，我外婆可能会被逮捕，我妈要蹲监狱，而我很可能会被送到专门收留有色人种小孩的孤儿院。

所以我就一直被关在家里。除了那几次在公园散步之外，我的童年记忆几乎全部在室内。我和妈妈在她的小公寓里，我自己待在外婆家。我没有任何朋友，除了兄弟，我不认识任何同龄的小孩。但我不是个孤独的孩子——我还挺擅长一个人待着的。我读书，玩我的那些玩具，脑子里能幻想出一整个世界。我可以在我的脑子里玩。我现在依然可以这样。此刻，如果你让我自己待上几个小时，我仍可以玩得很开心。我有时还得提醒自己，该多和人接触接触了。

很显然，我肯定不是唯一一个在种族隔离制度之下由黑人和白人父母结合生下的小孩。现在我在全世界旅行时，总能碰见其他生在南非的混血儿。我们故事的开头总是差不多。我们的年龄也差不多。他们的父母也是在希尔布洛或开普敦的某个地下派对上遇见彼此，他们也住在某个非法公寓里。但我和他们有个不同之处，他们后来几乎都离开了南非。父母中身为白人的那个，会带着他们从莱索托或博茨瓦纳偷渡出去，然后他们分别在英国、德国或瑞士长大成人。毕竟，在种族隔离制度下，成长于混血家庭的生活是难以忍受的。

曼德拉当选后，我们终于可以自由地生活了。一部分曾经流亡海外的人开始回迁。我在17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回来的孩子。他给我讲了他的经历，我简直难以置信：“等等，什么？你意思是，我们还能离开？还有这个选项？”想象一下，有人把你从飞机上丢下去，你摔到地上，全身骨骼粉碎，你去了医院，痊愈了，准备开始面对后面的人生，然后，就在你几乎已经忘了之前的痛时，有人告诉你，有个东西叫降落伞。这就是我的感受。我不理解，为什么那些年我们要留在南非。我径直跑回家，问我妈妈。

“为什么？我们当时为什么不出国？我们为什么不去瑞士？”

“因为我不是瑞士人，”她答道，和以往一样固执，“这是我的国家，我干吗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