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记忆说：“是我做的。”但我的自尊不肯屈服：“我不可能会那么做。”最终——记忆妥协了。

——弗里德里希·尼采

不论是大量增加的词汇、想法和情感，还是认知外界的过程，还是孩提时代在脑海中对社会产生的连续印象，我们其实几乎记不清什么。因此，就算作者十分真挚，记述童年往事的自传也大多千篇一律，毫无真实性可言。

——安德烈·莫洛亚

在约翰·格林里夫·惠蒂埃19世纪40年代的短篇小说《美国吉卜赛人》（theyankeegypsy）里，有个乞讨者带着一本写完的海难故事四处游走，他称自己在那场灾难中失去了所有家当。然而，书中的叙述者最终发现，这个乞讨者是骗子，而且“书稿是他从纽约某个写手那儿买来的，写手会根据客户的需求，以每份1美元的低价编造地震、火灾、海难等经历，为客户提供乞讨的依据”。这样的情节无疑触动了读者的神经——他们发现，原来很多自己曾经信以为真的回忆录都是盲目夸大或完全伪造的。

1816年，一本名为《美国水手罗伯特·亚当斯1810年在非洲西海岸遇海难，在大漠中被阿拉伯人奴役三年，并在通布图居住数月的故事》（thenarrativeofrobertadams,anamericansailorwhowaswreckedonthewesterncoastofafrica,intheyear1810;wasdetainedthreeyearsinslaverybythearabsofthegreatdesert,andresidedseveralmonthsinthecityoftombuctoo）的书在欧洲的四个城市和美国的波士顿出版。据这本书的英文编辑西蒙·科克称，1815年，他看见一个美国混血水手（也就是亚当斯）在伦敦路边给乞讨者讲述自己的故事，后来，他把这个水手讲的故事转录成书。科克在他的编辑手记里全力反击人们对故事真实性的怀疑，坚称有“五十位先生”都问询了亚当斯，“他们都被亚当斯的淳朴和善意打动了，也都认为亚当斯将自己亲眼所见和所记得、所相信的一切联系了起来”。然而，这本书还是遭到人们的普遍质疑，在大西洋西岸的美国尤其如此。《北美评论》的一位记者在调查后报道，暂且不管别的，光是书里写的那个水手的家乡——纽约州的某个小镇，就根本没有姓亚当斯的人家。这位记者的结论是：“该书卑劣地滥用了公众的信任。显然，如果不是在英国有那么多人对它感兴趣并深信不疑，这本书根本不值得任何认真的推敲。”

大约六年后，一个自称约翰·邓恩·亨特的人发表了《被北美印第安人俘虏的回忆录》（memoirsofacaptivityamongtheindiansofnorthamerica），讲述了他在两三岁时被印第安人抓走，此后在奥色治部落和堪萨斯部落生活了十二年的故事。与其他的囚禁叙事不同，这本书内容详细，从人类学角度出发，不失礼貌地描述了印第安人和他们的文化。与亚当斯的故事一样，这部作品在英国很受欢迎。亨特在英国待了一年，英国人把他称为“时尚社会的名流”。但在美国就不一样了，密歇根州州长刘易斯·卡斯将军（后担任安德鲁·杰克逊的战争部长，1848年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亲自指出（也是通过在《北美评论》上发表文章）亨特是个骗子，他的书是“一文不值的假货”。

也有人在维护亨特，而且在当代学者中这样的人不断增加。虽然他的叙述确实有谬误，但时至今日，我们已无可考证。重要的其实是关于这本书的争论。这本书在政治争论中被当成具有说教性的开场白，至少人们读它时是这样认为的。这本书写出了美洲原住民的人性和尊严，而它所处的背景是，美国军方在彻底打败美洲原住民后，以种族低劣性为假设或论据，证明自己所作所为的合理性。（此外，和罗伯特·亚当斯的故事所遭受的质疑一样，这种争论也裹挟着美国人对英国人的敌意，因为这两位作者都在英国备受好评。）在政治辩论中，“真实的”证词永远是最强大的武器，结局往往是，至少有一方会忍不住夸大其词或胡编乱造，然后另一方就会全力揭穿谎言，予以回击。

在当时美国的重大辩论中，总是少不了这样的针锋相对。1836年，《白人奴隶阿尔奇·摩尔，或逃犯回忆录》（archymoore,thewhiteslave:or,memoirsofafugitive）面世，当时奴隶叙事还未成为一种独立类别。这本书开头有个署名“编辑”的人写了一篇“公告”：“用猎奇的叙述来吸引读者是没有必要的，但我得到的这份回忆录书稿就是这么非比寻常。这么说就够了：在我收到这份书稿的时候，它是被禁的，而且在我看来，那不是什么能随便违抗的禁令。”但是，这真的是一本回忆录吗？会不会所谓的“编辑”根本不存在，奴隶阿尔奇·摩尔也是虚构出来的？虽然书中的浮夸辞藻让它看起来的确像是编的，但人们无法妄下定论，更何况那是在19世纪30年代，还无法从图书馆索引号、书店分类、畅销榜分类或作者采访中找到线索。废奴主义者试图巧妙地解决这个问题，有位评论家在《基督徒察验者》上匿名称：“我们可能会因为那一系列事件没有真正发生过，就说阿尔奇·摩尔是虚构出来的，但从更重要的意义上来看，这是真实的。因为凡是奴隶制存在之处，每天都有类似的事件发生，而且说不定比书里写的更恐怖。”但是，这种观点根本无人理会，因为与废奴问题一样，它涉及了利害关系和强烈情绪。奴隶制的支持者持续地攻击和毁谤这本书，最终，在南方生活过一些年的废奴主义者、历史学家理查德·希尔德里斯主动站了出来，承认这本书是他写的。

次年，又发生了一件尴尬的事。约翰·格林里夫·惠蒂埃加入了美国反奴隶制协会，预备出版逃亡奴隶詹姆斯·威廉姆斯的人生故事。惠蒂埃是新英格兰的诗人，也是废奴主义者，后来写了《美国吉卜赛人》。他准备出版的这本书从威廉姆斯的第一人称视角出发，讲述了他在亚拉巴马州种植园里遭受的严酷对待，以及他所目睹的其他奴隶承受的折磨。甫一面世，这本书的真实性就受到了亚拉巴马州的一名报刊编辑的质疑，他称这本书是“对我们国家的丑恶诽谤”，还发表了一封信，宣称威廉姆斯真名为沙特拉·威尔金斯，他在逃亡前不仅仅是奴隶，还被指控谋杀未遂。反奴隶制协会起初坚决否认这些说辞，废奴主义期刊《解放者报》刊登文章称“这本书的真实性无须争辩，它极具价值，因为它强有力地为一些已出版的事实提供了证据”。但指控和不满并没有就此沉寂下去，最终协会指派了两名成员展开调查。调查员不甘心地得出结论：“这部所谓的纪实叙事中许多内容都是不实的。”几周后，协会撤下了这本书，詹姆斯·威廉姆斯也从此无处可寻了。

对往后的奴隶叙事作者和资助他们的废奴主义者而言，阿尔奇·摩尔事件和詹姆斯·威廉姆斯事件是既痛苦又珍贵的教训。他们明白了，自己的作品会像呈堂证供一样受到严格的审查。因此，此后的作品都有一系列旨在确立其真实性的特征：由杰出人物（通常是白人）写的前言或证词，平版印刷的作者像，以及作者签名。而且，几乎所有曾是奴隶的作者都开始巡回演讲。在公众面前现身，就能解答他们关于人生的疑问，给他们看自己身上因被奴役而留下的伤疤。总而言之，就是让人们为故事的真实性做证。

这一时期，另一本不可信的自传出自一个非裔美国人之手，他声称自己是个白人，在书里描写了自己数年来假扮美洲原住民的经历。这本书就是《登山者、童子军、拓荒者以及克劳族印第安人首领詹姆斯·p.贝克沃思的人生和冒险》（thelifeandadventuresofjamesp.beckwourth,moutaineer,scoutandpioneer,andchiefofthecrownationofindians）。这是一个流浪汉故事，1856年一经出版就极为畅销。与劳拉·布德的《狡猾人物：种族仿冒者和美国身份》（iid="hk-a10f2a143af94a36a3f205a28719b9ef"slipperycharacters:ethnicimpersonatorsandamericanidentities/i）相似，贝克沃思在书中写道，自己还是个小男孩时，“我的父亲”搬到了圣路易斯，“带着家里所有人，包括二十二个黑奴”，但他没说他的父亲同时也是他的主人，他自己就是那二十二个黑奴之一。这本书写得很生动（伯尔纳德·德·渥托后来称它为“我国文学中最精彩的谎言”），但几乎没有人被贝克沃思骗住。德·渥托说他在读他手里的这本书时，在空白处看到了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帕克曼的笔记，帕克曼把贝克沃思评价为“恶劣的家伙，流淌着黑人与白人混合的血液，但两者都不是”。

美国的自传发展至此，显然在书封上的“自传”“回忆录”“个人叙事”等字眼已经与书中内容的真实性没什么关联了。确实，被人冒名顶替出版自传的情况也并非罕见。市面上除大卫·克罗克特本人于1834年出版的回忆录之外，至少还有三本声称是他所写的书——当然，他在自己亲笔所写的作品中也不能说没有半点虚言。

接连出现的虚假回忆录也反映出，在更宽泛的文化范畴中，“真实”具有不确定性和可变性。正如历史学家格伦·黑尔蒂尼在《骗子与荡妇》（confidencemenandpaintedwomen）中所说，19世纪的美国人面对真实与虚假、冒牌货与真品尤为困惑。梅尔维尔在他令人难忘的小说《骗子》（theconfidenceman）中就讲述了一个不断改变外貌、说着不同经历的神秘人的故事。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哈克有好几次假扮成别人，他最显著的特点似乎就是想要说谎和“胡扯”的冲动。巴纳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也建立在欺骗的边缘。巴纳姆成名于1835年，当时他把乔伊斯·希思推向了公众的视野。据说，希思已经161岁高龄，曾是“亲爱的小乔治·华盛顿”的保姆，华盛顿1732年出生时她就在场。一年后，希思去世，验尸报告显示她只有80岁左右。1841年，巴纳姆几乎毫不掩饰地以笔名“巴纳比·迪德勒姆”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极其古怪的第一人称视角的专栏文章。其中一篇讲述了他如何买下黑人老妇“乔伊斯阿姨”，并且为了让她看起来更老一些，拔掉了她的牙齿。这些故事在巴纳姆的自传中也出现了，他的自传出版于1854年，在他1890年去世之前，每年都会再版。巴纳姆的其他故事显然都是异想天开，但那时的读者根本无法分辨真伪。

法国也出现了有损自传真实性的作品。评论家菲利普·勒热纳说：“帝国覆灭后，公众对有关旧制度的回忆录趋之若鹜，出版商试图利用这一点，让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或匿名作者去编造虚假的回忆录。”勒热纳引用了1829年的一篇为“杜撰的回忆录”辩护的报刊文章，这篇文章将这样的回忆录定义为介于小说和回忆录之间的“第三类型”：“我们承认，当我们知道那些话并非出自忏悔者本人时，其原创性就损失了很大一部分。但我们不能要求这类作品既有教导作用又有娱乐效果。其实这类作品甚至可以拥有非凡的文学价值。”

这倒可能是真的。然而，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作品，自传更需要真实度和可信度。如果回忆录缺少了这些特质，人们怎么会信以为真，甚至为什么还要读它呢？不过，为了呈现良好效果、为了讲个好故事或为了证明某个观点而夸大其词，这种诱惑一直是存在的。考虑到这一点，以及大量虚假作品的存在，我们也就不应该奇怪，为什么有那么多美国自传作者在作品开头向读者保证自己绝对没有歪曲事实了。以下就是几个例子。

· 1804年，斯蒂芬·伯勒斯写道：“先生，这些对简单事实的描述对您来说太浓墨重彩了吗？不，先生，这的确是真的，我看到这些场景时所感受到的力量就是那样的。”

· 1822年，罗伯特·贝利写道：“我以军人、政府官员和绅士的名誉许诺，我会把每一个举动和每一件事都如实记录下来。”他还向读者保证：“我对过往的记忆可以保证，关于我自己的一切都没有被遗忘。我现在可以几乎分毫不差地复述一遍布道的内容，或任何一段不超过一小时的叙述。”

· 1830年，约瑟夫·马丁写道：“我希望能给读者留下较好的印象……我不认为读者会希望我夸大事实，写一些我从未见过的奇观或我从未做过的事给他们看。”

· 1854年，约翰·宾斯指出晚年才写自传的好处是：“这样或许能保证讲出来的事实比先前更全面、更坦率。几乎所有我要提到的人在书里都提到了，而且他们都已经静静地躺在坟墓里了。”

· 1870年，拉尔夫·基勒写道：“我不得不坦承一个事实：有不少人在生命的黄金时期就知晓了余生将会有的主要情节。”

· 1902年，乔治·特兰写道：“我早期接受过卫理公会的培训，所以我从未有意说谎；我现在同样不会说谎。”

与之前（吉本、卢梭）和之后（约翰·阿丁顿·西蒙兹、亨利·亚当斯）的自传作家一样，马克·吐温选择在死后出版自己的回忆录，他在前言中解释，这是保证真实的唯一可能的方式：“我之所以选择在死后公开这些话，而不是在世时就对大家说，是有正当理由的——这样我就可以畅所欲言。如果某人尚在人世时就把自己的私人生活给大家看，那么不管他多么努力地直言不讳，最后都很难如愿。他终将意识到，这是一个人活着时无法做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