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周六的那场虚惊以后，周日，我在家里恢复体力。周一，到了午饭时间，我本该像往常那样上楼去休息室里和同事们一起吃饭。但我却犹豫不决，寸步难行。最后，我找了另外一处地方用餐。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和大家一起吃饭了（员工会议或其他正式场合除外）。我这样躲避，并非刻意为之，而是我已经无法再在那个地方去面对同事们友善的面孔了，否则，我的期待又会落空。

这本自传里重复出现的主题是生命力的欠缺。生命力体现在身体与情感的冒险中，像跳伞运动，也像冒着被拒绝的风险去表白，而拒绝本身也像是一种死亡。但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显然，你会收获生活的热情。我可能比某些人显得更有生命力一些，比如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的弟弟。但我也依然能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在这方面的不足。当把自己同那些活力四射的人，例如小说家约翰·契弗(johncheever)放在一起比较时，就能在悲伤和遗憾中深感自己的怯懦。这样的遗憾，无边无际，因为，现在寻求改变已然太迟。但契弗却一直在勇敢地爱着别人，有时，他还会毫无顾忌地要求别人也给予自己爱的回馈。他不仅拥有我曾有过的一切，做过我能做的所有事情，他还把我的幼稚幻想全都变成了现实。

契弗写道：“年轻的时候，一日清晨，当我醒来，发现自己正躺在乌七八糟的房间里一张脏兮兮的床上，贫穷孤独又饥肠辘辘。心里想着，将来有一天，我应该在自己的房子里醒来，臂弯处搂着软玉温香的新娘，窗外的草坪上传来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后来，我真的做到了。”（他自己加以强调。）他描写了婚姻的幸福。他在树林里，和孩子们一起，等待妻子的出现。“她赤露着肩膀，裙子口开得很低，握着一束百合花，迎面而来，散发出忧郁的馨香。我俩称心快意，她挽着我的胳膊，一起在林间漫步，一直走到最后一束天光隐去。山毛榉叶像弹片一样在空中四散开来，我们就在树下，手挽着手。在历经了多少个岁月的爱情洗礼，在无数次性爱的合一之后，我想，我们最后就像置身于某座校园里的氛围，仿佛印在游戏卡牌上的一对恋人。”

他的日记在他去世后的1991年出版，里面最温柔的记叙是关于他的孩子们的。其中有个孩子名叫弗雷德里科(frederico)，彼时刚3岁。“我和小儿子在阳光下散步，我对生命的热爱一起堆积在了他身上，而他，却用最美好的稚气填满了我的心房。”下面这段话是关于他的大儿子的，就像一支狂想曲：

黄昏刚刚结束——仲夏夜、星空、萤火虫……我的大儿子光着脚，穿着一条卡其裤，站在一座桥上，下面溪水流淌。他现在已经是个男子汉了，声音低沉。他正举着一只烟火筒，用两三根火柴引燃了导火线。接着，粉色的火焰噼啪作响，发出尖锐的嘶嘶声……火光变成了绿色，又变成了红色。周围的树木光影交汇，仿佛在一座圆形剧场里，又如繁星璀璨。我望着他可爱的脸庞，俊美的形象。心中除了对他的爱以外，别无他物。我们刚吵了一架，因为他把床尿湿了……但这一切都已过去了。我俩之间除了彼此的爱和钦慕以外，已无任何过节。

契弗是一名双性恋。他不仅爱慕女性，也爱慕男性，哪怕他知道那些帅气的快递员、服务生就像顶在他头上的一把枪，充满威胁。他最深层次的同性恋取向是渴望得到男人的照料。他梦想自己躺在一个男人的臂弯里，而那个人“可以为他付账、叫车、给他钱花，还能开车带他穿越风暴”。但这些都不仅仅是梦想而已，因为契弗有勇气将梦想全都变成现实。他曾经就有这样一个恋人为他办理了所有的出院手续。“他迟到了二十分钟，”契弗写道，“但他来到医院后，就开始为我打包所有物品，百般温柔地陪我出院，一路开车，温柔地抚摸我的腿，不停对我讲述逸闻趣事。回到住的地方，他脱掉我的外套，为我清洗衣服上的血迹，并令我骋欲尽欢。”

契弗经历的爱意、情欲和温存比他讲出来的还要多得多，但他仍觉不够。他在无数个场合里，倾诉过对自己小孩的温柔。但他的口吻仿佛那些情感鲜有到来，哪怕体验到一丝一毫都像是奇迹。“这是多么让人难以理解的欲望啊！冬夜、末班车，在罗马式有轨电车拥挤的车厢里，有人无意间把手搭在了我的肩上。但我没有去看他到底是谁，所以，不知是男人还是女人，是妓女还是牧师，但这样的触碰却激起我内心深处最渴慕的柔情蜜意，令我膝盖发软。”

当我读到他的抱怨、一遍又一遍在日记里诉苦时，心里就会升起一股怒火，就好像自己是个饿得半死的佃户，见到主人在饭桌上大快朵颐还不停抱怨鸽子肉不够吃一样。

在爱和亲密关系上，我就是那个饿得半死的佃户。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有一些面包屑，虽然尺寸不大，但却是美味的，质量也不差。如下两件事一直藏在我心里，为我人生中的漫长冬季而预备。

1988年，我曾约鲍勃·萨克和凯伦·萨克(karensack)一起来庆祝我12月5日的生日，但那天他们都染上了流感，我只好和往常一样在办公室里工作。直到准备离开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我接起电话，听见一个小男孩儿细微犹豫的声音，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吃饭。我听出来这是他们家10岁的儿子约书亚(joshua)的声音。他觉得有义务庆祝一下我的生日。之后，我到他家，和他一起踏雪来到隔壁门罗街(monroestreet)的一家餐厅里。约书亚是个非常英俊的男孩儿，他还为当天这个场合，把蓬松的头发朝后面梳得光光亮。在拥挤的餐厅里，我俩坐在一张小餐桌旁。周围的人都探头探脑地朝我们这边看过来，露出不解的微笑。他们一定在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男人很明显不是这孩子的祖父，也不像个保姆。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俩会聊些什么？”然后，约书亚就开始问我最近过得怎样，接着讲述起他在佛蒙特州(vermont)祖母的小屋里度过的一个暑假，和那边山上的冰川。

多年来，我一直翻来覆去地讲述这件事，甚至还为此写了一篇文章，1989年发表了出来。这件事真是历久弥新，在我心里分量十足。就像现在这样，当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忽然觉得自己很可能是第一个同约书亚共进烛光晚餐的人。这是怎样的特权啊！当然，这也有些奇怪——甚至有些伤感——像我这般年纪和阅历的男人，回首往事时，竟还能生动地勾勒出同一个孩子共进晚餐的场景。这件事当然有迷人的美感，但有人也会很理性地问道：“难道就没有比这更重大的时刻了吗？比如，当你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讲后，人们对你表示喝彩的时候？比如说《高等教育纪事报》(chronicleofhighereducation)对你做出很高评价的时候？又比如说滑铁卢大学校长授予你荣誉学位的时候？”

是的，我很高兴自己能取得这些成就，它们在我人生的特定时刻里也是很重要的。但此时此刻，它们在我心里已激不起任何波澜了，特别是当我痛心伤怀，需要安慰时候，它们似乎不起什么作用。如果说，这些事还一直徘徊在我记忆的洞穴里，那也是因为我的雇主要我记住它们，好作为我官方履历的一部分而已。从这些成功里，我能收获快乐，但全然不是源于内心深处的快乐，因为这些成功只反映出普通大众在传统意义里的智慧而已。能为生命给予最深满足感的是那些平凡的经历，而这里的“平凡”，指的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可以像那些有财富、有名气、有才华的人一样享受到幸福，而通常我们意识不到自己其实和那些人一样在幸福地生活。这个世界比我想象的还要公平，公平地分配着至关重要的好东西。

十年后的一个经历，是另一粒值得珍藏的面包屑。1997年12月12日，在四十多年的教学后，我上了最后一课。我把“空间与地方”这门课的学生作业收上来后，看到里面有些个人化的评价。其中一位名叫彼得·普罗哈斯卡(peterprohaska)的学生写道：

我希望这份评价不要影响您的地方感和家园感。我的室友也来听了这门课，在一个温暖的秋日夜晚，我发现您刚好就住在我们街对面。这真是命运使然，我们不仅能上您这样一位著名人物的“空间与地方”的课，还能偶然发现您竟然就住在我们附近。这对我们上这门课而言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的其他朋友一听说您住在街对面，都很感兴趣，接着我们就会聊起这门课的内容来，尤其是从这样的机缘巧合里产生出来的很多问题。当我写这份作业的时候，您窗户上那盏让人熟悉的环形灯都还亮着，说不定您当时正在读一份人类学的文献吧。这真是难得的运气。当我思考地方的营造，思考何为家园，甚至想象在暴风中建造一个庇护所的时候……甚至当我阅读c.s.刘易斯的书或者您写的书《道德与想象》的时候，就会觉得，在街道的另一侧，有个人始终会伴随着我的思考而频频点头给予肯定。由此，师生之间的纽带似乎就在教室之外的时空里连接了起来，无论彼此是否能感知到。我期待着您能读到我写的这些话，……是想真诚地感谢您把本真的情感和欲望灌注在了我们这些学生的心里，让我们带着您培养起来的思考与关注，更好地去理解这个世界。

后来，我便邀请了这名学生和他的室友林迪·纳尔逊(lindynelson)到附近的一家名叫威尔逊街烧烤(wilsonstreetgrill)的餐厅吃饭。很奇怪对吗？可能因为我自己是无根的人，所以，我人生中最值得珍藏也是最勇敢的时刻，竟然大多数都出现在了咖啡厅或餐馆里，而不是卧室或厨房里。我对公共场所的依赖，以及偶然短暂的情感经历，总让我觉得自己是不成熟的。我缺失了两个关键的人生阶段——婚姻和抚养孩子。我还没长大就变老了，从未体会过传宗接代的压力和喜悦，也未承担过家庭的责任。但不成熟却成了我的安慰，因为，人类都是不成熟的。

不成熟意味着从未有过“在家”的感受，从未觉得自己归属于某个地方。我们人类有时候会羡慕动物，因为和我们不同的是，它们始终是待在自然的栖息地里，即家里。但我们人类却在所拥有的事物上发展得太过头了，不仅是自然栖息地，还有人造的各种保护壳，从鞋子到房子再到思想。人类成熟的过程太漫长了，所以，我们就习惯于待在幼年的状态里，习惯于保持“未来我们还能有所改变”的思想。但是动物的幼年期却很短暂，仿佛它们命中注定就是要变得成熟起来，成为一个适应力强、稳定可靠的成年动物。但人类的情况就令人困惑不解了，因为人的特质千变万化。动物的情况则不那么复杂，它们的特征是清晰而稳定的，比如獾、鼹鼠、老鼠、蟾蜍，每类东西都有其特定的习性。

从天性上来讲，人类一直是无家的，所以，他们一直在努力建造家园，力图获得稳定。社会习俗就是一个家。人在很小的时候就会被教导如何遵守一套社会习俗。而效验如神的是，他们会不知不觉地被习俗浸染，说话和做事都好像是出自本能一般。大孩子会凭着自己的习俗去违抗大人的习俗，比方说，把头发染成绿色或粉色。而在另一种规模和层面上，社会政治革命就是对习俗的挑战，它借由常规的方式诸如游行、口号等革命实践活动来完成。

在我看来，最有意思的不是群体性的离经叛道行为——它们都是“不成熟”的表现，当然它们也很重要——而是个体性的、带有玩闹性质的、无意识的反常行为，这种反常行为实际上是“创造性”的另一种称呼。之所以同约书亚一起吃饭——在我看来很有意思——也是因为它的不寻常性。倘若我是他的祖父，或者，刚好那天是他的生日，那么聚餐尽管也会令人愉快，值得纪念，但它就成为一件遵守习俗的事了，是关乎礼节类的书籍都会提及的事。同样，一名教师表扬自己的学生是正常的；但一名学生以同样的方式和措辞去表扬自己的老师则不合习俗。如果说，这些例子太个人化、太琐碎的话，那么我再举另外两方面的例子，它们能够集中地体现出这种不寻常的心态对人类社会有多么重要。首先是道德层面，有一些自发的、非凡的举动，其中必然会有年轻气盛、头脑发热、一时冲动的成分；而传统的道德教化书籍和行为守则（此二者都是稳定习俗的宣扬工具）却绝口不提这些因素。还有学术层面，有一些创造性的理解、打破旧体系的认知，其中必然会有异想天开、误打误撞、胡乱尝试（即“不成熟”）的成分，但它们可能会打破旧有的学术藩篱。

看来，说到不成熟这件事，还引发了一股自豪感呢，但其实，还是有令人遗憾之处的。因为有时候，我会十分渴望拥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家庭，一个永久牢靠、彼此依赖的关系——这意味着成熟。甚至在软弱的时候，我还渴望自己能栖身于一个辉煌灿烂的学科，其中大师巨擘比比皆是，学科体系枝繁叶茂，学术奖项久负盛名，而自己能在里面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命运却另有安排。

让我以一件封存的小事来结束吧。就像我曾说过的，我不太擅长记事，所以我无法记得这个事件发生的年份或准确的地点，但不管怎样，这件事发生在我来威斯康星之前很久的时候。有一次，已过半夜，我独自在内布拉斯加州疏落的景观里驾车向西而行。在不宽的高速公路上，只有我和前面一辆车在行驶。我们一直结伴而行。我对自己的驾驶技术一直信心不够，尤其是在黑夜里，所以，我很感激前面那辆车的尾灯，一直引导着我，给予我安全感。但当我开始觉得这样的陪伴是理所当然的时候，他却闪起了右转灯。这是颇有礼貌的信号，但也是令人遗憾的，因为此后，就只剩下我独自一人了。那辆车拐进了一条乡间小道。于是，就只剩下我自己的车前灯来引路了。这灯光只能照亮很短的一段路，而这路，在更远之处，则被吞没在了重重的黑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