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2月5日是我68岁的生日。我很难想象，当自己的人生到了这一天时，走过的路基本上还都是一片坦途。当然，有些日子，甚至于有些月份，乃至一整年，我也会过得不太顺利。不过也仅仅就是不太顺利而已，从没遭遇过别人生活中或有的重大疾病和灾祸，例如心搏骤停、卧床不起、酒精中毒、婚姻崩离、子嗣夭折这些事；它们会为人生蒙上一层阴影，让人领略到现实的残酷。不过，就算我能幸免于重大的意外事故和自然灾害，也很难逃避社会的残酷，因为社会的基础是权力，它微妙而又野蛮地运转着。很久以前，我父亲把这个观念灌输给了我，在往后读到的社会科学著作里，这样的观念又得到了证实。

或许是因为我成年的时光一直在大学校园里度过，所以才如此顺利？我的哥哥和弟弟都是学者，他们觉得，校园生活并非春风得意。热衷于政治的学生们都支持一个怀疑论甚至于阴谋论的观点，即校园里充满了剥削者，资深教师会压迫资历浅的教师，而行政人员又会压迫资深教师，如此等等。我曾准备好去相信身边的校园文化里确实存在着这种现象。但我自己的经历又有些不同，因为我并没有感受到多少来自学术阶层内部的压迫。相反，在伯克利，我同其他研究生还遇见了著名的“铁三角”——索尔、莱利(johnleighly)和凯塞利——他们都是让人肃然起敬的人物，在大家眼里如同神祇一般。就我而言，他们则是启迪我心智，帮助我事业成长的支持者。我在印第安纳大学和后来的新墨西哥大学做初级教员时，可能因为生性迟钝，或易满足于自身的价值，并未觉得自己被别人剥削过。当然，在多伦多大学(1966—1967)的生涯，令我心酸。究其原因也并非遭遇了不好的待遇，而是在思想上和别人不合拍。但在明尼苏达大学的十四年却是美好的，既有春天般的温暖，也有夏天般的火热。我所在的学院和其他学院的同事们都尽力接纳我。我从未被委派到任务繁杂的委员会里担任什么职务。在学院层面，我远离了学术委员会的那一堆琐事；在大学层面，我进入了大学出版委员会和福特讲座委员会(fordlectureshipcommittee)——这两个职务都是让人垂涎三尺的，前面那个职务可以获得免费的书籍，后面那个可以在举办讲座时享受免费餐食。

后来，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里，我又度过了十四年人生。这段时光如何呢？容我这样说，从一开始，那里的生活就让我想起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坦普尔(williamtemple,1881—1944)——这是我非常崇敬的一个人物，他的一个故事可以作为这段生活的缩影。坦普尔以他的学识、谦逊和智慧而闻名。由于身居高位，免不了有很多人前来拜望。其中有些是势利小人，但如果吹捧得让他们舒服了，他们很可能给教会的基金会捐上一大笔钱，而坦普尔恰恰不擅长阿谀奉承这门功夫。比如说有一次，一个人踱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客气地说：“琼斯先生，这个座位是您的。”对方高傲地说：“可以的话，请您叫我蒙塔古—琼斯先生。”“这样啊？”他答道，“那这俩座位都给您吧。”

我在麦迪逊分校里的第二年，有两个教授委员会主任的座位摆在我面前，一个来自研究生院，另一个来自维拉斯信托基金(vilastrust)。我觉得自己就好像一位蒙塔古—琼斯先生，但我希望自己不要像他那么愚蠢。随着教师生涯临近尾声，我盼望着能悄无声息地退休而去，不要大张旗鼓搞得众人皆知，一场简餐会就足矣。但我曾经的几位学生保罗·亚当斯(pauladams)、史蒂文·霍尔舍(stevenhoelscher)和凯伦·蒂尔(karentill)却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于波士顿召开的会议上，以我的名义组织了四场特别的活动。紧接着，大学里的同事、教职员工和学生们又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其中还包括一次校长宅邸的接见会、一场专题报告和一场晚宴。

一位学者最期待的就是取得知识上的成就。明尼苏达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为我提供了特别优越的环境，让我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二十八年下来，我完成了系统搭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毕生事业：它由十本书构成，第一本是《恋地情结》(1974)，最后一本是《逃避主义》(1998)。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我开始思考退休这件事时，身边的朋友都还在鼓励我再享受一回才思泉涌的创作。但时过境迁了，虽有学术共同体的慷慨支持，我的创作才智却已经用光了。至今，我都有些难以理解自己的运气为何会这么好。1956年，当我在印第安纳大学接受第一份工作时，如果有人告诉我职业生涯会有这样一个美好结局，我一定会当成一个幻想或笑话。然而眼下已经写出了这一本本的书。不管这些书离我当初设想的抽象理念有多远，它们都已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了。学生们对它们错爱也好、无视也罢，它们都已然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了。我很满足，很有成就感。那么，为何我还会在“美好的人生”这个标题的后面加一个问号呢？

有一位研究生名叫汤姆·布加特(tomboogaart)，他在去比利时做研究之前，和我喝了一次咖啡权当道别。当时他几乎是漫不经心地对我说：“您现在已经退休了，但我能看出来您很想了结此生。”我一下子震惊了。难道我的心思能够被人看穿？或者，难道汤姆能洞察到什么东西？因为从未有人向我提起过这种让人不寒而栗的倾向。记得若干年前，我买了一本书，名叫《最后的出口》(finalexit,1991)，是一本关于“自我拯救和辅助自杀”的手册，内容令我感到失望，因为它让我确信自杀绝不是我人生的选项。小时候，我甚至都不敢想象人们用鱼钩穿过蠕动的蚯蚓时会是什么样子，现在也不敢亲自尝试，就连拍打一只苍蝇都不愿意。如果说，那样的小东西在我眼里都是不可剥夺的生命，那么人呢？我自己呢？所以，自杀的想法是荒唐的。我丝毫没有跳窗或举枪自杀的念头（这些是《最后的出口》里明确说到的），甚至就连优雅地自寻短见的技术和能力都没有。

我是谁？就像本书的名字，听起来太戏剧性，也太具修辞性了，因为现在我已经知道了答案。除非我已经想到了整个故事的轮廓和每一处细节，否则，怎会动笔写一本自传呢？对，还没说到点子上。写作本身，也就是自传，可算是一次残酷的自我启示。无论这个名字是否有修辞感，它都能迫使我触及最核心的问题。我现在知道我之前怀疑的究竟是什么了。在已捋清的所有境况里，最令我沮丧的是：短暂的童年结束后，我内心一直存在着对生命的忧惧。

生命层面的胆怯，最明显地体现在我的人际关系里。我很少主动建立人际关系，因为害怕被拒绝，更害怕接纳过后是背叛。甚至在精力充沛的青年时期，我也显得很被动，只情愿待在同伴友善的接纳里，而从未感到自己能真正成为其中的一员。我想，我的人际关系状况一定同自己年纪更小有关。刚念牛津的时候，我才17岁，其他同学都已经20多岁了，还有很多是社会经验丰富的退役老兵。刚念伯克利的时候，我才20岁，是地理系研究生里最年轻的，有些同学都已结婚生子了。所以，看起来，我似乎并不能完全融入一段关系里。

那么，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时候，我和同学们的关系又如何呢？1952年，我上了一个月的土壤学实地课程。这门课简直就是一场入会仪式——尽管是身体上而非精神上的。课上，同学们甚至指导老师，都显得无拘无束，爆着粗俗的话，走到哪儿都是一团哄闹。就这样，我们一星期接着一星期地扎营干活。除了简陋的住宿条件外，体力上的负担还体现在每天反复拆搭帐篷和烧饭上，还要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驾驶，拿取土环刀钻成百上千个孔洞，在数不清的农场上进进出出，还要开开关关那一扇扇笨重不堪的大门。面对这些事情，我完全是个门外汉。要么因为缺乏技能，要么因为缺乏体力，很多事情我都干不了，比如说，要在黏土层里钻孔，或者要去摆弄农场的大门。有的同学会悄悄拿走我的环刀，完成我干不了的活儿；还有的同学会抢先跳上运货马车的前座椅，不让我去坐，这样到站的时候，他（而不是我）就能跳出去操纵那扇笨重的农场大门了。对这些事情，我既自惭又感激。

我在他们眼里就只是个小跟班儿——或者换个不好听的说法，是个小妹儿，我发现自己每次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都会忽然压低嗓门儿，时而还爆出一些粗俗的话来。1952年，我初来美国，在夏天的实地考察中，我上了这门课，成天扎在一群美国男人堆里，让我一刻也不得轻松。因为我觉得自己根本不属于他们这个群体。其实，令我感到排斥的并非种族与文化，而是性别，即他们身上鲜明的男性特质。

很多人都会为了关系的和谐而掩盖自己的不满。我也是这样的人，会为了同样的目的掩饰自己的情感。毕竟，不能自由表达积极的情感是令人压抑的。所以，我时常变得羞涩与畏缩。容我不夸张地说，在青年和壮年时期，我常常沉浸在伤春悲秋的散文和诗歌里。我是孤独的，无人作伴。算了，也就如此罢。毕竟，我还有大量时间和精力来读书、思考、反省，和做白日梦。

只是近些年来，随着寒来暑往、岁月累积，我的人生也日薄桑榆，便开始认真地思考起亲密关系来——只属于彼此的排他关系。而缺乏这样的关系，人生又将会如何呢？当我环顾四周，惊奇地发现一个普遍的事实，那就是，几乎每个人至少都有一个能让他付出忠诚与爱的对象，他也能从对方那里获得忠诚与爱的回馈。这样的对象可以是配偶、孩子、恋人、密友或家人一般的群体。但我却不曾记得自己是否拥有过这样的对象。直至暮年，我也只在很短的时间里有过这样的关系，要么是社会性的，要么是职业性的。我也时常浪漫化地看待这层关系，为它赋予了过多的意义。可当爱遭遇挫折时，就会生出多愁善感来，我一直都在对抗这样的情感，但终究徒劳无用。

我想起一件往事。1995年6月，我同史蒂文·霍尔舍一起去迪士尼乐园为加拿大建筑中心做实地调查（这是真的）。他当时是麦迪逊分校的一名研究生。我们去了三天。一天清晨，暴雨倾盆，我们只好待在汽车旅馆里等雨停。可这雨却一直持续到了下午时分，于是，我俩决定乘公交去迪士尼乐园考察那里的室内演出。可到了这个点儿上，我们就不得不多等一会儿公交了。如果那时候刚好是我独自一人的话，我的胃里就会因心情沮丧而翻江倒海，思绪也会随之飘到阴暗逼仄的角落里去，心里会想：此时此刻，我究竟为何会在迪士尼乐园里？我待在威斯康星大学里做什么？我为何会身在美国？但是，由于当时有史蒂文陪同，就觉得平静多了。和他待在一起就是足够的理由和目的。我忽然惊讶于在洛杉矶大区六百万人当中，有一个不错的人正陪着我。我沉浸在这样的想法里，觉得史蒂文此刻也一定有同样的想法，因为他对我说，在加利福尼亚州这个地方，他连一个熟人都没有。所以，在某段时间内，在某片地域里，我可能就会成为某个人心里最重要的那个人。

我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地位比别人略低一筹的？记得小时候，我为自己不是父母眼里最重要的那个孩子而愁肠百结。但似乎很多小孩儿都想成为父亲或者母亲眼里最特别的那一个，即或不然，成为某位成年人眼里最特别的那个也行啊。小孩子会过度发展这种欲望，就像我一样，想要得到某个人的青睐。但我的这一欲望又发展得太过头了，导致我最后放弃了亲密的人际关系，反而热爱起世界的美丽来，也就是地理学。可当我变得苍颜白发之时，又被巨大的空虚所笼罩。倘若拥有一个永久伴侣来填补虚空是不可能的话，那么，我所渴望的是友情。因为，至少在相处时，朋友能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注，能让我感受到自己是他们眼中最特别的那一个。庆幸的是，在明尼阿波利斯，有这样一群人，是学院的同事们，他们陪伴着我。其中有几位比我年长，他们的小孩已进入青春期，不再需要父母的时刻监护了。所以，他们就很自由，可以做他们自己，而不仅仅是当一个好父亲或者好老公。这尤其体现在菲尔·波特(philporter)的身上。每次在办公室里，当我泡好一杯茶和他聊天的时候，都能感受到他完全满足于同我待在一起的时刻，就像我和他待在一起时也同样满足。

除了同事以外，我还与几名研究生建立起了友谊，尤其是和约翰·希基(johnhickey)。我如此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他的友谊，以至于在1974年，我随意地问道：“嘿，约翰，你愿意送我去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吗？开我的大众甲壳虫去。”哪知，他连眼皮都没眨一下便同意了：“当然可以。”这意味着我们要开三天的路程，之后约翰将独自坐飞机回到明尼阿波利斯。一年以后，他又要搭乘飞机来戴维斯分校，然后穿越三分之二的北美大陆，一个人把我的甲壳虫再开回去，这样，我就可以更快捷地乘飞机返回了。当时，我心里真是充满感激。但回想起来，那样的感激也显得杯水车薪了，因为现在我想起他竟愿意付出好几天的代价来帮我，实在是个奇迹。

1983年，我到了麦迪逊分校，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同事年龄都比我小的学院。他们都才40岁出头，家庭成员也很年轻。除了教学和研究之外，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照顾家庭。同他们待在一起，我得随时注意时间，因为他们说不定能给我多少时间，反正是在排得满满当当的家庭日程表里挤出来的。我逐渐学会利用他们全家出游的机会来交往，而非指望他们专门陪我。在极少数的时候，当我提出个人化的请求时，比如，邀请某人出席我的公开课或在书店里的读书会时，他们的回答通常是模棱两可的。他们的犹豫不决、寻找借口并非出于恶意，只是在事情的优先级上一时拿不定主意而已。那些工作以外的时间，哪怕不是特意留出来用于做家务，也要优先考虑用来休息，恢复精力。

在麦迪逊分校里，我很快喜欢上了这群同事和他们的年轻家人。作为一名华裔，我还为自己比较年长、能扮演一下大哥的角色而高兴过。但能否得到友情，真正的友情，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在这样的人际关系里，一个人不仅要懂得付出，还要懂得提要求。而我又是一个特别不愿提要求的人，只在极特殊的、迫不得已的时刻才会开口。十多年前，我突然病倒。那是周六的一个下午，和往常一样，我正在科技楼里上班，忽然感到身体不适，恶心反胃，持续不断。我给我的医生打电话，但因为是周六，他不在。旁边的一位医生接起了电话，但他却全然不顾我的病史如何，直接建议我去急救室，因为他判断是心脏病发作，还建议我尽量不要开车。我给麦迪逊分校里认识的同事挨个打电话，除了一个同事以外，其他人都刚好不在家。但即便那个在家的同事，也不能来帮我。在电话里，他说：“我知道你想说的，你想让我开车送你去医院，但我已经有一个更重要的约会了，所以来不了。”

我不记得当时那个更重要的约会是什么。尽管他后来以我的名义帮忙打了一通电话，但那一刻，我确实表达不出对他的任何感激。因为一开始的拒绝，让我深感震惊。我理所当然地觉得，在生命的危急关头，我应该能指望得上一位在餐桌上谈笑风生的朋友来帮忙的。因为即便是陌生人在遭遇这种情况的时候都会施以援手。比如我打911，难道在十分钟之内，救护车不会鸣笛赶来？难道年轻的医务人员不会匆匆地上楼来找我，就像来找他们病危的祖父那样吗？过后，我把这件事讲给了同事鲍勃·萨克(bobsack)听，他是我的一位密友。他试着安慰我说，那位同事不温不火的反应是有原因的，而且他后来对我的帮助也是慷慨的，只不过并非以我期待的方式。总之，那时候，我有些神经过敏了。我勉强地点了点头。我觉得自己背脊发凉，空气凝固。因为我听懂了他的潜台词，那就是，如果当时是他在家里接到了我的求救电话，他可能也会找个借口推辞不来。

那个周六，吉姆·诺克斯(jimknox)在家，他接到电话后赶来我这儿，开车把我送到了急救室，并持续三小时陪在我身边。我心里真是五味杂陈。检查结果是我没有心脏病。当然，那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一点。过后，我很感激吉姆，他竟然花了三个小时陪在我身边，而他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去陪女儿萨拉读书，陪妻子凯西(kathy)一起购物的。

我也在想，如果一开始我就给吉姆打电话，我的期待会不会立刻得到响应？这样，我的价值感会不会高一点？这并不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学者的价值感，而是作为一个蹩脚的两足动物、有着各种需求的人的价值感。给自己的朋友打电话这种小事，竟会生出这么大的差异来。一个成年人的自我价值感应该是比较牢固的才对，而我的价值感却依旧不牢固。而且，当那名医生叫我去急救室的时候，我内心的恐惧又是怎么一回事？是因为死亡吗？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东西？我觉得不是死亡，而是对孤独的恐惧，对只身一人在医院里无能为力的恐惧，对置身于心灰意冷的环境里的恐惧。那一刻，我脑海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琐碎的问题。我的医保单据在哪儿？需要带牙刷吗？有干净的睡衣吗？更严肃的问题是，到时候我是否能以合宜的坚韧去忍受接下来的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