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仔细观察着眼前的一切，而我发现自己也在观察父亲。他脸上的惊奇神情看起来一定有些不合时宜，因为这种热情与我们周围的环境极不相称。自从我们第一次一起去荒野旅行，我对这种神情已经非常熟悉，但即便对我来说，在这样一个地方看到父亲的这种神情也会感到意外。那是一个周日，我们正在进行父亲来到美国后最热衷的一项活动：参加车库市场。

每逢周末，我们都会驱车数英里，寻找那些在车道或门前的草坪上摆卖物品的陌生人家，一般都会遇到好几个。不同地方的场景大同小异，但父亲从未对此感到厌倦。一堆堆封面褪色、皱皱巴巴的过期杂志和几十年前的平装书，带布格栅的高保真扬声器，孩子最近才穿不下的轮滑鞋，古代棋盘游戏，人偶，废弃的手提箱，破旧但还能用的锅碗瓢盆，早已过了最佳使用年限的露营设备，装满雅达利游戏卡带的纸箱，录像机和成堆的家用录像带，还有各种健身器材，等等，应有尽有。对父亲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荒野，呼唤着我们去探索。

我很少见到父亲使用英语，但他在车库市场的时候会说。虽然父亲的英语水平接近于零，但也足以进行交易，有时甚至还能讨价还价。我很高兴看到他能以某种方式参与到美国的生活中，但我知道英语给他带来的困难不仅仅体现在实际生活中。对他来说，交谈是一门艺术，他时常为自己的谈话技巧感到自豪。早在给我取名之前，他就喜欢玩中文文字游戏，经常用双关语来表达幽默和关爱。我了解父亲对遣词造句的喜好，因此看到他只能说一些最基础的英语，表达深受限制，让我非常难受。但他的兴奋是有感染力的。在他走到另一个摊位时，看起来是那么高兴，我也感到非常欣慰。

他还有个特别有趣的癖好，就是痴迷于一切来自意大利的东西，尤其是皮革制品。由于英语水平有限，他很难区分哪些品牌的发音听起来像意大利语，但他已经练就一双敏锐的眼睛，能够分辨出一个诱人的短语："意大利制造"。他的这个癖好给我们原本漫无目的的闲逛平添了几分寻宝的刺激。父亲看到意大利二手货时，会情不自禁地眼前一亮，有点可爱，同时也让人疑惑----这些二手物品的价值往往还不够我们开车来回的油费，而他喜欢它们的原因，仅仅是这些东西和一个他从未去过的地中海国家有关。但我也有自己的癖好，我并不忌妒他。

这是父亲真正的天赋所在----不是工程学，不是相机修理，甚至不是文字游戏，而是在任何情况下，哪怕再平淡无奇，都可以发现幸福和快乐。因为观念的不同，我们飞越半个地球，来到陌生的国度，深陷贫困，每天都在为生存苦苦挣扎。但从父亲身上看不出这些。他正在专注地研究别人家的滑雪镜或咖啡机，他的满足感如此纯粹，让我也感同身受，几乎忘却了尘世间的烦恼。

我甚至感觉，在这样的时刻里，父亲也在满足自己精神上的好奇。他跟在国内时一样，尝试着从细节入手，建立起对周围环境的理解。他享受并撷取每一个细节，不断在脑海中建立琐碎的数据库。或许对我们一家来说，便宜货是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很快就意识到，父亲每次出去淘货，并不完全是为了省钱，而是想把世界编成目录：不是正式地列举整理，甚至不是为了任何特定的目的，仅仅是因为他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乐趣。

作为移民，我们很容易认为自己遇到的所有问题都是由外部世界造成的。但实际上，我们最大的挑战往往源自内心。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家庭，都是如此。

我最担心的是母亲，她的健康状况明显每况愈下。我们在中国的最后几年里，她的身体开始出现各种不适，到了美国之后又进一步加重，显然是因为新生活的压力太大。每天上班都坐守在收银机旁，一定非常乏味，但她下班后那种身心俱疲的状态，远远不是上班的消耗所能解释的。

生活似乎已经变得非常艰难了。就在这个时候，父亲失去了工作。更确切地说，他被解雇了。虽然我没有听到完整的故事，但我可以推断出，他与相机店老板发生了争执，然后大吵了一架，最后老板请他离开，再也不用回去了。当然，具体细节并不重要。对一个刚刚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件关系到生死存亡的事。

"在哪一页？你刚才提到的问题。"

"第134页。在黄色方框旁边，最下面。"

"啊，找到了。谢谢。"

我正跟另外三个以英语为第二语言（就是通常所说的esl）的学生一起在图书馆里学习，其中一个女孩来自台湾，另外两个男孩分别来自大陆和韩国。能跟有相似背景的同龄人一起学习，在某种程度上给了我一种慰藉，但在图书馆里的其他学生面前，我们很难不觉得自己是异类，尤其是当我们不小心用母语说了一两句话的时候。

铃声响起。我们把试卷和书塞进背包，背到肩上，随着人群涌向双开门，走了出去。学生们摩肩接踵，匆忙赶路，这是平日最常见的景象。但那天下午，一些无形的界限被打破了。我们esl学习小组的一个男生不经意间和一个美国学生发生了轻微的身体接触----可能踩到了他的脚趾、蹭到了他的背包拉链，或者做了一些我们都没注意到的小动作。但不管是什么，这件事引起了对方的不满。

美国男生立即大动肝火，毫不留情。他气冲冲地把这个男生拖到门外，推倒在走廊的地板上。看到这一幕，其他学生本能地往后退，留出一片空地。接着又是一阵混乱，本来只是一个人在打人，后来变成了两个男生，他们一边骂一边不停地踢打，被打的男生在地上蜷成一团，拼命护住自己的头，鲜血从他的鼻子里涌出，溅得满地都是。

一时间，我思绪万千，难以自持。一种强烈的共情冲击着我，让我感到一阵恶心，同时又觉得非常无助，有心无力。我被吓得六神无主，既因为地上的男孩，也因为我自己----或许下一个挨打的就是我们学习小组的其他人。我想说点儿什么，哪怕只是一个请求停止暴力的词，但奇怪的是，在那个混乱的时刻，我不知道该用哪种语言来表达。

晚上放学回家后，父母知道了我的无助，也许他们的感受比我更强烈。尽管他们明显也感到不满，但我能感觉到，在面临如此迫在眉睫的暴力威胁时，在这里孤立无援的生活只会让人感到更加无力。由于语言的限制，他们甚至都没有办法象征性地给校长打个电话。在如此艰难的生活环境中，在自己孩子的安全都不能得到保障的时候，他们也只能默默承受恐惧，别无他法。

朋友被打之后，我们好几个星期都没有见到他。他的恢复期一定特别孤独。他被打得鼻梁骨折外加脑震荡，康复之后，终于重返学校。我们一见到他，就立刻感觉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再也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男生了。以前他虽然英语不好，但总是幽默开朗，而现在变得孤僻阴郁。挨打的那一刻是残酷的----身体的疼痛、精神上的屈辱、纯粹的身体侵犯，但让人感觉最不人道的还是这种转变：他与生俱来的积极乐观被剥夺了。

我们其他人也发生了变化。曾经松散的esl小团体变得更加紧密。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与其说是友情，不如说是我们现在呼吸的紧张空气。这种气氛从头到脚笼罩着我们每一个人。虽然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我也遇到了很多挑战，但以前我从来没有担心过安全的问题。现在，我不敢独自去洗手间或餐厅，因为我害怕会遇到危险，而每次看到图书馆的双开门，当时的画面就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在眼前。

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刚刚开始适应新环境的时候。在帕西帕尼学习期间，我依然对数学和物理学着迷。然而，另一门学科意外地引起了我的兴趣：美国历史。我学得越多，就越能把美国建国的故事与自己最喜欢的物理学关联起来。在这里，也是一群不同凡响的思想家聚集在一起，为世界贡献了远远超前于时代的先进思想。以本杰明·富兰克林为例，他本人还是一名实践科学家，在他身上，政治家和科学家得到了完美统一。

我开始加倍努力，埋头苦读。一方面，我迫切需要通过学习来分散注意力；另一方面，我也需要来自外界的鼓励，让自己不再心猿意马。我渴望恢复在中国时的学业水平，哪怕只是部分恢复，但语言却给我造成了重重阻碍。每次作业都是艰难的挑战，几乎每句话都需要借助词典才能理解，所以我的速度总是非常慢，这让我极为痛苦，倍感挫败。我逐渐掌握了"速度""加速度""角度""力""势"等术语的英文说法，又重新认识了这些概念。但一切都来之不易。每天晚上，当我终于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爬上床时，感受到的不是成就感，而是干苦差事的疲惫感。对esl学生来说，每节课都是英语课。

数学的学习尤其令人沮丧，而且我必须承认，这种沮丧并不是英语的语言障碍造成的。我一次又一次地犯下纯粹的计算错误，这些错误没有明显的规律可循，让人完全捉摸不透。值得庆幸的是，我不是唯一一个发现有问题的人----数学老师让我课后留下来交流这个情况。显然是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可就连他也觉得我的表现并不需要担忧，只是令人费解。

"我能看看你的计算器吗？"他问。我把计算器放在桌子上，看着他随意在按键上点了一通。

"啊哈！"他惊呼道，"切线！飞飞，是切线按键！看到了没？"

他把自己的计算器放在我的计算器旁边演示。果不其然，当他在两个计算器上输入同样的内容时，我的正切按键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你的计算器一直都是坏的！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松了口气？能告诉我这计算器是哪来的吗？"

突然间，一切都说得通了。老师一问这个问题，我就知道为什么答案很重要。

"呃，车库市场。"我有点儿难为情地低声说道，也在努力想这个词用英语怎么说。

"嗯。"他回答，我感觉他也没有料到我的答案是这个，"好，我们看看能不能帮你借一个，好吗？"

随着我的学习信心逐渐恢复，生活整体上也变得更容易驾驭了。无论是好是坏，我和父母依然一起度过大部分空闲的时间，跑腿、打扫卫生，偶尔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租来的录影带，我们有时候会看台湾的情景喜剧，画面模糊不清。一切远非完美，母亲的病情虽不严重，但仍然在不断恶化，我们当时还不知道病因，但稳定的生活似乎第一次触手可及。

几个月过去了，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家庭传统，就是周末的时候开车在所居住的州四处游览。有一次，我们往南开了一个小时，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我对这所大学的历史和传统一无所知，只是觉得校园景观和建筑美轮美奂，但对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兴趣。走着走着，我看到了一尊青铜半身像，雕像上的那张面孔非常眼熟，便立刻停下仔细观看。当我辨认出是谁之后，周围的世界似乎消失了。我读着镌刻在高高的大理石底座上的碑文，呼吸骤然变得急促起来。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于1879年3月14日在德国乌尔姆出生，1933年成为普林斯顿的永久居民，居住在默瑟街，直到1955年去世。

在担任高等研究院教授之前，爱因斯坦以他1905年提出的狭义相对论和1915--1916年提出的广义相对论而享誉全球。这两个理论都解释了宇宙的基本规律。他的名字成为天才的代名词。

作为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哲学家、人道主义者、教育家和移民，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给世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并表达了对普林斯顿大学深深的感激之情。

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碑文，每一个字都让我身体发抖、心灵震颤，仿佛体内有一团火焰在燃烧。它们突然出现，仿佛提醒我，在日复一日专注生存之际，我已经忘了一件事，那就是物理学。我对物理学的热情已经悄然消退，虽然学校现在也有这门学科，但完成物理作业只是我每天无数个必办事项之一。爱因斯坦是我心中最伟大的英雄，看着他的纪念雕像，我能感到这种热情又回来了。

我想起了上海的浦江饭店，想起了登机前那一闪而过的乐观情绪（踏上飞机的那一刻，我和自己关心的人和事已有千里之隔）。也许我是对的。也许这一直是一个好兆头，只是被推迟了。我从小就有的好奇心可能只是被新环境吓到了，但它并没有消失。

我又重新找到了追逐的目标。

"你知道，这个班里有很多聪明孩子。"

萨贝拉老师的严厉众所周知，从他高大的身躯和粗鲁的语气就能一眼看出来。但当我站在他的桌子旁边时，我没想到他会有这样的反应。我的英语水平还有待提高，但我能感觉到他在否定我，而且态度似乎相当无礼。

高三也是我来美国的第二年。这一年，我斗志重燃，希望能在数学和物理方面证明自己。这是一种本能：对渴望获得未来希望的移民来说，学习成绩是一个公认的目标。但对我来说，起初是为了重获自尊，但很快就矫枉过正----课外生活的不稳定性让我对学业有成这个简单的目标义无反顾。

我刚刚参加了这学年的第一次数学考试。虽然我对自己解决纯数字部分的能力有些信心，但依然觉得英语文字阅读有些困难，所以我不确定自己对题目的理解是否正确。在老师下发批改后的试卷时，我能感觉到血液在耳朵里沸腾。我屏住呼吸，把自己的卷子翻了过来，希望至少能考90分，得个a-。我快速地看了一眼分数，然后泄气地瘫在椅子上。89.4分。

课后，我沮丧地挤在其他学生中间，在萨贝拉先生的桌子旁徘徊。我不是想让老师照顾我----即便在那时，我也知道，就算为了我的自尊，四舍五入把分数变成90分也没有什么意义----但我希望还有一些加分的机会。对我来说，a和其他成绩之间的分界线是神圣而严肃的，我只是希望有机会让自己跨越这条线。不幸的是，萨贝拉先生那天没心情给我机会。

我闷闷不乐地走开了，整个下午，脑子里都在不断回放他说的话，也逐渐理解了他的用意。成都的老师似乎只是想让我融入群体，而我开始感觉到萨贝拉先生是在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激励我。他想让我脱颖而出。他似乎在说，没人欠你什么。如果你那么渴望得a，那么下次可以更加努力。我不能假装自己已经准备好接受这种智慧，但我不得不勉强承认，他的做法可能自有道理。

萨贝拉先生不是普通的老师。他的学位在全系最高，因此拥有自己的专属办公室和首席数学教师的头衔。他还是不折不扣的数学行家，收藏了大量教科书和参考书，堆满了办公室的每一面墙，五颜六色的书脊像彩虹一般。像他的许多学生一样，我也开始在放学后去他的办公室，向他请教问题，并提前开始做作业。很快，这就成了我每天的习惯。

这间被大家私下称为"数学实验室"的办公室成了我的避难所。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我一边努力掌握一门新语言，一边抓紧数学学习，而老师的辅导帮我克服了种种障碍。时不时地，我的脑海中还会浮现图书馆的袭击事件，而数学实验室给了我真正的安全感。也是在这里，我有机会重拾对话的简单乐趣。对一个终日与书为伍的青少年移民来说，这种快乐非常奢侈。

讽刺的是，对我来说，恰恰因为英语不是母语，我反而更容易表达自己的想法。老师还是得跟我解释很多单词和英语概念，所以每一个问题都可以变成一场对话。我们聊得越多，我就越发意识到，他一点儿也不像我在中国偷听到的那个否定女孩智力的老师，也不像那个嘲笑我热爱阅读的扫兴老板。他有时言辞犀利、态度粗暴，但他从不像别人那样把我一语否定。他对我采取了激将的方式，果见奇效。

除了对数字的热爱，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共同点。一天，在他下课后，我问了一个我认为很简单的问题："萨贝拉先生，你能给我推荐几本书吗？"

"你是说数学书吗？"

"不，什么书都可以。读书可以帮我提高英语水平。"

我看得出他对这个要求很满意。萨贝拉先生是那种一旦打开话匣子就停不下来的人。他想了一下，然后微笑着问我："你知道亚瑟·克拉克吗？他是我最喜欢的科幻作家之一。我觉得你也会喜欢的。"

"啊，科幻小说！太棒了！我也喜欢......嗯......"

我努力想用英语说出我崇拜的作家的名字，但只是磕磕巴巴蹦出几个音节，"roovvannah"，并没有说明白。

"'roov'，嗯......"他歪着头，皱着眉，但还是礼貌地试图弄明白我的意思。

"你知道那本关于几千公里的书吗？就是在海底的。"

萨贝拉沉思了片刻，然后似乎恍然大悟。

"飞飞，你是说儒勒·凡尔纳吗？"

"是的，是的！儒勒......凡----啊，"我笑着笨拙地重复道，"我念不出他的名字，但我喜欢他的书！"

他的眼睛一亮。我后来才知道，萨贝拉先生是个科幻迷，尤其喜欢儒勒·凡尔纳。

"那你还知道其他西方作家吗？"

"是的，很多！我爱马克......嗯，吐温、杰克·伦敦，还有海明威、狄更斯，还有......"出于某种原因，我说这些名字时表现得更好。

"等等，等等----你是说他们的书你都读过？"

"不是英语版，是中文译本。我妈妈在中国和我分享过这些书。"

他似乎完全没有想到。他靠在椅子后背上，惊讶又欣喜地呵呵笑着。这是第一次有美国人没有把我仅仅视为一个说中文的移民。于是，我们聊的话题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不拘谨。他不再关注我的国籍、我在语言上的挣扎，甚至我作为学生的潜力，而是看到了一个孩子----孑然一身，挣扎着融入新的环境，但又渴望表达自己。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也觉得他不仅仅是我的老师，还是我意外结交的朋友。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去萨贝拉先生的办公室成了我每天最重要的事。他总会跟我讨论一些深刻的话题，也给我推荐了更多书目。我听从他的建议，开始读克拉克的书（尽管克拉克的遣词造句对我来说难度很大）。他甚至开始让我给他推荐书。我的阅读面逐渐扩大，他也一样。在我的推荐下，他读了《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名著。但这一切都没有影响我的学习。相反，他提高了我的整体思考能力，让我感受到了学习的快乐，也让我重新走上了全面发展的道路。在此期间，我的学习成绩自然而然地提高了。

下课后去数学实验室寻求帮助的人不止我一个，但我很快就成为去得最勤的学生。萨贝拉先生很尊重我的求知欲，我也同样感激他的耐心；想要赢得移民的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他的给予和热忱赢得了我的信任。时间一周又一周地过去，我们的学习范围扩展到了切向量、弧长、偏导数、链式法则等更抽象的内容，课堂习题也越来越难。在努力学习的同时，我也感到了一种自由----我从来没想过可以向一个美国人敞开心扉。他是我第一个可以倾诉家庭经济困难或者十几岁时对父母不满情绪的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似乎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一个亦师亦友、外加指导顾问的角色。他是我的情绪出口，填补了我生命中长久以来的空缺。

母亲一直激励着我，但她对数学和物理学没兴趣，我没办法跟她分享。随着她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我们的母女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父亲是第一个鼓励我对自然世界保持好奇的人，也是我学习物理学的启蒙老师，他是我心里最亲的人，但我不得不承认，我早已不再以他为榜样了。在很多方面，萨贝拉先生都提供了我跟父母关系中缺失的那块拼图。他在我身上看到了别人未曾察觉的东西，发现了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潜力，而且，他拥有专业知识和能力，可以帮助我发掘这种潜力。

有意思的是，在我面前，萨贝拉先生似乎可以放下防备，我对他的了解也越来越多。我一直以为他是个非常自洽的人，在美国的社会秩序中拥有稳固的地位。后来我惊讶地发现，他在成长过程中一直缺失一样被我视作理所当然的东西：家人的支持。他来自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家人总是嘲笑他的书生气和对科幻小说的痴迷。就算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他也觉得格格不入。因为这样的家庭氛围，他开始从自己的思想中寻求庇护，在孤独的知识之旅中越走越远。我们两个的经历虽然不同，但精神上却有很多共鸣。

跟同龄人一样，高四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毕业的事。一开始，我的目标学校主要是州立大学和社区大学，而不是常春藤盟校。但我一直对一所顶级高校念念不忘，那就是普林斯顿大学。命运把我带到了新泽西，距离爱因斯坦曾经称之为家的地方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那一天的校园之旅至今仍在我眼前不断浮现。但是，我们是一个靠从车库市场淘来的旧货才能勉强度日的家庭，连我用的计算器都是坏的，我们怎么可能负担得起常春藤盟校的学费呢？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抑制内心的冲动，提交了申请。就算只是象征性地申请一下，我也感觉具有特殊意义。

在12月一个异常寒冷的下午，我收到了学校的回复----学费似乎并不是我的入学障碍。那天放学后，我去取信，脏脏的积雪几乎把邮筒全部掩埋。我拨开雪，打开邮箱。突然，我停住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看向邮筒里面，立刻认出了最上面那个信封上的徽章。一个橙黑相间的盾牌----普林斯顿大学。我已经大概知道结果了：如果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包裹会非常厚实，因为里面会装满新生的入学材料和后续说明。很明显，信箱里的信并不属于这种情况。

虽然我不用打开信封就知道录取决定是什么，但我还是决定读一下，好彻底死心。我毫不在意地撕开信封，然而第一个映入眼帘的词竟是"yes！"，这个词自成一行，还加粗了。我赶紧往下多读了几段，才明白了信的大意。看来，我的申请是进入了提前录取周期，在此期间，所有回复都是用薄信封寄出的。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当时我还不敢肯定----我被录取了。

惊喜还不止于此。信里还附有一份名为"经济援助"的文件，上面写了很多法律细节。以我当时的英文水平，并不能完全读懂。第二天，我把信带到学校，拿给萨贝拉先生看，他似乎也不明白。他停顿了一下，眯起眼睛仔细看了看那一页。我看着他脸上的表情随着阅读的深入而变化。最后，他抬起头，深吸了一口气，问我能不能让他再看一会儿。

"我觉得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他说，"但我想再确认一下。"

我大吃一惊。他怎么会和我一样困惑呢？

萨贝拉先生建议我们把信交给校长，听听他的意见。不出所料，这封信似乎在校长身上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至少一开始是这样。他的反应同样是困惑，紧接着，他坐到椅子上，茫然地凝视着远方，也不看我们两个。在片刻的沉默之后，他解释说我确实被录取了，但不仅如此。显然，我的录取中还包括了一些额外的东西：近乎全额的奖学金。

时隔数年，我才真正完全理解这一刻的重要意义，我父母也是一样。虽然母亲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表现得非常冷静，但我知道这件事对她意味着什么。她生命中的每一个里程碑都在提醒她，她站在了那些无法弥合的鸿沟的错误一边。几十年来，她已经习惯了假装自信，但我知道，她从未真正感受到自信。现在，也许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她终于有理由相信这个故事可能没有如此简单。她已经押上了所有，至此才有了一种真正如释重负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我永远无法完全感同身受。

在高四的最后几个月，我来到美国后第一次有了类似自信的感觉。在萨贝拉先生的指导下，我重新找回了尊严。他的存在也提醒着我，即使是跟陌生人，也可以建立友谊和信任。我甚至认识了他的妻子琼。他们都是高个子，也都是高中数学老师。萨贝拉先生性格谨慎，沉默寡言，琼则外向健谈。很明显，他经常在家里提起我们的课后谈话。于是，在高四即将结束的时候，她邀请我去家中共进晚餐。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美国郊区的家庭生活。

在学习方面，我还是一如既往地专注于数学和物理学----它们首先是我的激情所在，其次才是大学先修课程。过去三年，我一直夜以继日地学习、工作，现在刚刚克服了英语障碍。我感觉可以适当放慢脚步了----这也许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想。我的内心出现了难得的平静，但又觉得喜忧参半，因为我意识到，我不可能永远做萨贝拉先生的学生。我都不知道毕业后还能不能再见到他。

萨贝拉先生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想法。有一天，他过来找我，一反常态地显得腼腆胆怯。我很少见到他这样。虽然他表面上看上去并不紧张，但话语间有很多弯弯绕绕，好像他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却找不到合适的措辞。最后，他终于问我："如果你不觉得麻烦的话，你在学年结束后，是不是还可以跟我和我的家人保持联系？"

我不禁哑然失笑。这个问题我很难随口作答。他显然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成为我在美国最亲密、交情最深，也是唯一的朋友。他们一家就像我在美国的家人。问题不在于我是否愿意保持联系，而在于生命中若是没有了他的存在，我该如何在这个国家生存下去呢？

风在树枝间嘶嘶作响，干枯的树叶发出微弱的辅音。苍白的水泥小径将绿色的草坪切割成多边形。褐色的砖墙静静地守望着，表面是几个世纪的历史留下的坑坑洼洼。最重要的是，天空如此湛蓝清澈，有时我还是很难相信这是真的。在这样的秋日午后，普林斯顿大学有时就像我的梦境。我不得不经常提醒自己，在这个地方，我不仅仅是一个过客。

我的童年宛如田园诗歌，属于中国的中产家庭；我的青春期一贫如洗，在美国度过，我学会了英语（虽然掌握得没有那么完美）。最近，我拿到了绿卡，向公民身份迈出了一步。与此同时，我生活在移民群体中。他们聪明又勤奋，但从来没有沿着经济财富的台阶向上攀爬过。我也曾经无助地目睹一个同学仅仅因为一次不经意的触碰而被打得遍体鳞伤----这一幕我至今无法忘怀。

这些都是至暗时刻，但它们让我更加珍视在一路上发现的人性的光辉。这个社区为移民家庭提供了立足之地，虽然简陋，却可以让他们容身；老师们鼓励一个几乎不会说英语的学生，其中一个老师把她的奋斗前行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常春藤盟校将为她提供良好的教育。这个国家虽然看起来陌生，却开始让人感到可以亲近。虽然我的语言能力还有待提高，但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又能表达自己了。虽然表达有欠精准，但那是属于我自己的声音。如果我要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科学----无论以何种形式，我都要感谢我在人生最低迷、最迷茫的日子里遇到的那些人。我越来越有一种久违的感觉：我心怀感恩。

无论我们家的故事结局如何，生活之笔都尚未书就。尽管我们依然贫穷，尽管我们仍然是局外人，尽管我们的未来依然不确定，但至少，我们已经不再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