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veringthemind

从普林斯顿大学到伯克利，我首次接触到真正的科学给我带来的兴奋感。我确定自己无比热爱研究，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北极星。

漆黑一片的实验室里，投影仪正在墙面上循环投射着一个16秒的黑白视频，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实验室里的大部分观察者是人类，而最重要的观察者是我们面前桌子上被麻醉的猫。一排电极正在小心翼翼地监测它的大脑。另一边，几根散发着幽光的金属线纠缠在一起，将电极连接到放大器上。这个放大器的作用是将猫视觉皮质（大脑中专门负责视觉的区域）的峰值活动转化为音频信号。我们反复为现场唯一的猫观众播放视频，它观看视频的时候，一对扬声器就传出噼里啪啦的声音，让整个房间里弥漫着变幻莫测的声音质感。

猫看到什么画面，我们就会听到对应的声音。

那是1997年，我以物理学专业本科生的身份进入了实验室，准确地说，我还只是个大二的学生。然而，随着实验的进行，我能感觉到自己内心出现了变化。我所面对的奥秘似乎比宇宙本身还要大，却又无比微妙。再过几年，这个奥秘就会把我完全吞没。

“怎么样，大学生活感觉如何？”

这是我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后第一次跟萨贝拉先生通电话。

“该从哪里开始说呢？校园好像梦境一样，我这辈子见过的饭菜种类都没有食堂里那么多……对了对了，我有室友了！但说真的，你猜今天午饭都有什么，我说了你都不敢信。”

“所以你的第一印象基本上都跟吃的有关系？”他笑了，“那宿舍呢？”

“挺有意思的，我听到很多人都抱怨新生宿舍太小了。老实说，我的宿舍可能比我们在帕西帕尼的房子还大几平方米呢。”

我来到了一个有些不真实的世界。我跟萨贝拉先生打了20分钟左右的电话，他耐心地听我滔滔不绝地讲述我在这所藤校的各种神奇体验（至少是最开始的五天里让我大开眼界的事物），大到真正的珍奇物品，比如校园里丰富的艺术收藏品，小到我们这些申领助学金的人会更加留意的便利设施，比如宿舍里安装的独立电话和信箱等。

大学还有一种纯粹的科学魔力。第一次去参加生物学研讨会时，我经过了一个实验室。透过门上的玻璃向里望去，我看到研究人员戴着护目镜，穿着白色实验服，正在忙个不停；助手们从电影道具般精密的设备里取出样品；墙上贴满了海报，展示着各种实验结果和发现——眼前的一切仿佛是我的白日梦境。

学校里有太多值得品味和驻足的地方，但真正俘获我心的，还是校园里众多的图书馆。旗舰地位的费尔斯通图书馆规模恢宏，气势磅礴，其神韵之美、馆藏之多、地位之高，让人叹为观止。而我最常去的还是位于地下一层的数学和物理图书馆。虽然它的外观并不宏伟，但馆藏非常丰富，足以弥补这一点。在这里学习的学生们夜以继日，各种文献资料蔚为大观，一切都让我感到置身于一个超凡的世界之中。我立刻就找到了回家的感觉。

来到普林斯顿大学，感觉好像是我到达美国后，第一次真正呼吸到新鲜空气，但这背后也有过许多纠结。作为移民，我始终感觉自己应该（甚至必须）把学业作为获得经济来源的敲门砖，学有所成后进入医学、金融或工程等报酬丰厚的领域，以此摆脱社会边缘生活。这种逻辑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我可能需要承担奉养父母的全部责任。因此，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我应该选择赚钱的热门专业。然而与此同时，我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唱反调，苦苦恳求着我去追寻从小就不断迸发的好奇心的火花：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物理学专业，因为这所大学可以说是现代物理学的殿堂。这是一种纯粹的情感诉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切实际，但我却无法摆脱它的纠缠。不管四年后会发生什么，我都无法想象在本科阶段学习其他专业。

我内心的声音并不是让我坚定选择学习物理学专业的唯一因素。尽管母亲在美国的生活近乎窘迫，尽管自从我们抵达美国，她似乎每时每刻都在做卑微的工作，但她始终坚信，我对科学的热情不能被忽视。多年的磨难并没有改变她。她还是那个在我小时候就鼓励我读中外经典的知识分子，默默无闻，朴实无华，却又异常坚毅，即使深陷似乎无法摆脱的贫困泥沼之中，也依然如故。父亲也毫不犹豫地认同了我的选择。其他人都无法理解这样的支持，尤其是我们在帕西帕尼移民群体里结交的朋友，他们认为我的决定纯粹是在浪费大好机会。但对我来说，有父母的支持已经足够。

如果我需要更多鼓励，在大学校园里就能找到，尤其是当我第一次走进物理报告厅的时候。报告厅宽敞而狭长，宛如一个洞穴，台阶逐级而下。曲线柔和的梁支撑着高高的天花板，令人心生敬畏。一排排坚固的实木长凳从我在门口的位置向下延伸到讲台。讲台就像一个等待表演者登场的舞台，很快就会有教授站在那里。墙上挂着一排黑板，比我在高中见过的所有黑板都要大得多，上面还残留着前几堂课留下的方程式痕迹。周围的窗户俯视着这一切，淡淡的自然光线照亮了整个教室。

我迈步走向一个空座位，心跳的节奏是步伐的两倍。所有学生都自信满满，看上去都比我博学多识。他们或坐或站，自在放松地交谈着，好像是在自己的地盘上一样。最后，我终于找到一个空位，就在这时，教授出现了，报告厅里顿时鸦雀无声。

“欢迎来到‘物理105：高级力学’课。这门课要求很高，但对愿意付出努力的人来说，也会非常有启发性。”教授满头灰发，显然是匆匆梳理过，粗花呢外套就披在椅子上。他沉稳淡定，一派修为数十年的大师风范。

“我听说有些学生把我的课叫作‘死亡力学’，”他笑着补充道，“我想这相当准确地概括了学生的流失率。”

我靠在座位上，缓缓吸了一口气，感到既欣喜又焦虑。

“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可能会知道，我们现在身处的帕尔默厅，就是爱因斯坦在校期间多次演讲的场所。就是这个地方。”

什么？我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身子。

“事实上，离这里不远就是高等研究院，位于爱因斯坦大道1号。据说这个地点是专门为他挑选的，因为他喜欢在周围的树林中漫步，思考那些需要独处沉思的问题。”

我已经为学校的百年历史和高耸的哥特式建筑深深着迷，已经无比确信物理学是我正确的选择，已经爱上了这里，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意外之喜。

周围的一切让我愈加着迷：教科书的书页、脚下的砖块和新鲜草坪的气息；在坐满学生的大教室里，老师们懒洋洋地来回踱步，不时停下来，靠在讲桌上漫不经心地仰起头；他们穿毛衣的样子，他们拿粉笔的姿势；他们的每一句话无不蕴含着毕生的知识；尽管课程内容早已了然于胸，但他们讲起课来总会双眼放光。我一直觉得我的激情定义了我，但这些人真正活出了他们的激情，达到了我从未想象过的程度。

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埃里克·维斯乔斯（ericwieschaus）教授，他主持的遗传学研讨会让大一新生接触到了遗传学领域的前沿技术。他是专家中的专家，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语调。他说话时声音柔和，甚至有些腼腆，却永远充满激情。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出一丝精英主义的傲慢。他总是身穿宽松的格子衬衫，头发蓬松，胡子浓密，看起来更像一个木匠，而不是科学家。他的言谈举止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使是最复杂的想法，也应该大方分享，而不是独自占有。在一个秋天的早晨，他进一步实现了自我超越。

“各位，我真的不想这样，但恐怕今天的讲座要提前30分钟结束，呃，因为……嗯，我想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已经听说了……”

一些学生紧张地对望了几眼。

“我今天早上接到电话，克里斯汀·尼斯莱因-福尔哈德、爱德华·刘易斯和我……嗯，我们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大家都惊喜地倒吸了一口气，随之而来的是一片寂静。“哇！”一个学生喊道，打破了沉默，接着几个学生鼓起掌来。顷刻之间，整个教室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快跟我们说说你们都做了什么！”另一个声音补充道，进一步缓和了紧张气氛，大家都哄堂大笑。

“你可以放心，这学期我一定会教你们的！”维斯乔斯腼腆地笑着回答。

全班同学发出顽皮的失望声。“好吧，好吧。”他做出让步，学生们的叹息声又变成了欢呼声，“一切还要从我们对果蝇的异常表型进行编目说起。我们原本想借此找到与导致致命并发症的基因相关的例子，却有了意外的收获，并且意义重大。原来许多基因也存在于人类身上，而且可能导致各种疾病。”

“要知道，”他继续说，“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为了找到导致果蝇出生缺陷的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子集，我们筛选了数千个基因。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职业选择，尤其在那个年代。但怎么说呢？年轻的时候就是无知者无畏。可以说是努力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吧。”

还有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天体物理学家泰森教授，也就是后来享誉全球的尼尔·德格拉西·泰森（neildegrassetyson）。张扬的教学风格加上标志性的亲和力，使得他的课程很有感染力。他当时刚被任命为海登天文馆馆长，每周都会从纽约坐火车来普林斯顿上课。他一走进教室，就会吸引所有人的目光。为了让自己达到最舒适的教学状态，他会进行颇具戏剧性的课前仪式：隆重地脱下外套，摘下领带和手表，把钱包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到桌子上，有时甚至把鞋也脱了。显然，在与我们分享自己对天体物理学的痴迷时，他不希望受到一丝一毫的干扰。

最后一堂课尤其令人难忘。他把灯光调暗，投射出哈勃望远镜对遥远宇宙进行深场成像的著名照片，用激昂的声音为我们解说，那声音仿佛是来自宇宙深处的呼唤。

“请大家深呼吸，让这张图片荡涤你的心灵。”他措辞严谨，语调轻柔，“那些微小的光点不是恒星，甚至不是恒星系统。它们是整个星系，成千上万的星系，其规模之大，非我们渺小的大脑所能理解。但借助哈勃望远镜这样的工具，人类终于第一次瞥见了宇宙之宏大。我之所以在最后一堂课给大家看这张照片，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永远铭记这种感受，永远保持好奇心和勇气，永远愿意追问那些看似不可能的问题。‘哈勃深场’的镜面曝光，让我们看到了答案有多么美妙。”

两个世界正在逐渐成形。一个是现实生活。在这里，我时刻牵挂着母亲的健康、我们家岌岌可危的财务状况，以及我自己局外人的身份（尽管我越来越幸运）。另一个是普林斯顿大学，一个我只能用“智力天堂”来形容的地方。

而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架起桥梁的是萨贝拉先生和琼。高中毕业后，我开始像对待其他朋友一样对待他们（但母亲坚持用“大胡子数学老师”这个亲切又正式的昵称来称呼萨贝拉先生）。在我认识的成年人中，只有萨贝拉先生和琼两个人真正经历过美国的大学生活。所以，在我最初笨头笨脑地适应大学生活时，他们成了我宝贵的知己。我们每周都会通电话，而每次去他们家做客，我都感觉是从现实中得到了解脱——虽然我很喜欢自己的新生活，但也经常感到难以招架。萨贝拉家的孩子们长得很快，最大的已经十几岁了。他们全家人似乎都喜欢拿我的粗心大意开玩笑，尤其喜欢调侃说就算天气再冷，我也不记得戴手套，还有就是我穿的袜子经常是不成对的。我们定期通电话，我也经常去他们家做客，一起谈天说地。他们是我在美国最早的榜样。他们为人谦和，关心社区，而且永远怀有善良之心。

虽然我努力游走于两个世界，但大一还没结束，它们就互相碰撞了。母亲的顽疾至今没有明确的诊断结果，多年来不断恶化，现在已经危及生命。没过多久，我就了解到，原来早在我出生时，父母就已经预料到了这样的命运，但他们至今仍无法解决。现在，他们似乎已经别无选择。是时候让我了解真相了。

母亲十几岁时就患有风湿热，这个病悄无声息地侵蚀着她的心脏瓣膜组织。由于风湿热长时间反复发作，母亲的心血管状况在她成年后不断恶化。医生甚至警告说，生孩子（也就是我）对她来说太危险了，从医学角度来说是不可取的。这个细节让我感到既温暖又心痛：她的叛逆精神已经带给我太多，现在竟然连我的生命都是她的叛逆所赐。她之前出现的是慢性病征，虽然很麻烦，但还可以正常生活，然而现在病情却急转直下，最终可能威胁到生命安全。如果不做手术，每一天都可能是她生命的最后一天。

“这真让人难过。”萨贝拉先生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脆弱。我很少听到他这样说话。

“我们该怎么办？医生说只有做手术，她才能保住性命。”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我的心瞬间沉了下去。就连他也没有答案。

“……我真希望我知道，飞飞。”

一阵恐慌向我袭来。

一幅不敢想象的画面悄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没有母亲的生活。这个画面黑暗至极，让我瞬间失去了方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我的恐惧纯粹而原始，无形中带来冰冷的压迫，让我喘不过气来。它潜入我的胃里，在我体内越走越深。我被一种完全没有准备好承受的孤独感吞噬了。

更糟糕的是，我们既要面对母亲严重的病情，又不得不考虑家里窘迫的经济状况（承认这种矛盾的存在，让我感觉很奇怪）。这几年我们精打细算，把工资都存了起来，原本以为已经积攒了一笔不小的资金，结果发现手术费用比我们支票账户上的钱至少多了一个零。我们迫切想知道可选的方案，却可能面临没有任何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越发认识到，单是术后检查和康复的费用就可能使我们破产。

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没有母亲以后，家里会变成什么样子。虽然她的收入微薄，但我们还能勉强维持生计，而如果她不工作，我们将难以为继。虽然父亲性格温和友好，但他似乎天生缺乏承担家庭义务的意识。他一直是个孩子，从未真正成长，需要母亲的严肃和务实来加以平衡。而此时，我偏偏正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物理学。一张张多米诺骨牌即将倒下。我根本无法想象尘埃落定后，生活将是什么样子。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虽然萨贝拉先生无从解决手术费用问题，但几周后，他在跟一位同事聊天时提到了我家的情况。这个同事是我高中的美术老师，他的一位邻居知道有家名叫德博拉心肺中心的护理机构，不仅擅长做母亲所需的手术，还为低收入家庭提供量身定制的补贴项目。而这家机构恰好位于普林斯顿大学附近。

我立刻拿起电话咨询，虽然要在父母和前台接待员之间担任翻译的角色，但心情依然热切。我很快就意识到，这家机构真的可以帮我们。他们不仅可以提供手术，似乎还可以为我们提供全额补贴。我连声道谢，用颤抖的手挂了电话。

手术恰好安排在我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期间。多亏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荣誉守则，我得以在德博拉心肺中心参加考试。我就坐在手术室消毒区的外面，在手术过程中和术后充当翻译。

不得不说，在等待的过程中，能分散一下注意力也是件好事。这是个微创手术，所以我们不用过于担心母亲无法苏醒过来，但医院也表示，她的预后将取决于手术的结果。万一手术效果不尽如人意，我们也没有备选计划可言。我们只有这一次机会，去创造一个可以承受的未来。现在，我们出发了。

考试结束后，我看到父亲在大厅里来回踱步。我开始思考我们在美国的处境。去年是我们的幸运之年，但这种表象掩盖了一个真相：我们在这里是一无所有的漂泊者。我不知道当这一连串的幸运走到尽头，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我们暂时停留在悬崖边上，虽未坠落，但朝不保夕。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个极其简单而深刻的事实：我还没有准备好与母亲道别。真希望还能有更多考试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最后，医生走了出来，示意我们和他一起坐在长椅上。

“我们要讨论的事项很多，但先说最重要的：手术很成功。”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是母亲手术那天我第一次完整地呼吸。虽然我跟医生的大部分对话父亲都听不懂，但还没等我翻译，他就已经从我的肢体语言中知道了结果。我能感觉到他也如释重负。

“她还能再活很多年，但前提是她从现在开始必须把健康放在首位。”

“好的，好的，当然。”我回答道，声音依然微弱，上气不接下气，“她该怎么做呢？”

“像她这种情况，压力是最大的敌人，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身体上的。所以，先说第一件事：她现在有工作吗？”

“是的，有份全职工作。”我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医生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她最多只能做做兼职，就算是兼职，也得格外小心。你必须明白，这个手术确实帮了大忙，但从根本上说，她的心脏还是有问题，而且非常脆弱。她一定不能过度劳累。”

在感激之余，我不禁感到一阵失望。当然，这不是对医生的不满——他是好意，而且我毫不怀疑他的建议从医学角度来说是正确的。但我还是感到沮丧。

“我明白，但要多久不能工作呢？”我问。

医生停顿了一会儿，突然意识到我们两个人的期望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她这辈子都不能再工作了，飞飞。”

两周后，母亲回归了她的全职工作。

我毫不怀疑，以母亲叛逆的性格，当又有一条新的禁令可以蔑视时，她会很高兴，但把现实生活浪漫化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家好事多阻、前景未卜，再加上母亲比以前更强烈地坚持让我留在普林斯顿大学，所以她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工作，同时每天承担着健康风险。她和父亲已经付出太多，冒了太多风险。对他们来说，现在无论代价有多大，都不能放弃。

值得庆幸的是，手术确实改善了她的身体状况。她比以前更有精力了，似乎也基本摆脱了困扰她多年的胸痛。仅仅几周后，我就发现周末回家时再也没有看到她大口喘气的样子。尽管如此，安于现状肯定是不行的。但只要涉及我的教育，就没有任何商量余地，所以只能在其他方面想办法。

母亲手术后不久，我们就提起了这个话题。我从学校回到家，全家人围坐在刚到美国时从路边捡来的二手餐桌旁——多年来，我们在这张餐桌旁进行了无数次谈话和争吵，我也在写作业的间隙和父亲一起在餐桌上准备了无数次饭菜。

“飞飞，你也知道，在礼品店上完一天班对我来说越来越难了。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什么样的改变？”我问道。

“我们需要更好的生存方式。不能总靠别人。我们想自己做点儿小生意。”

这种想法乍一听很荒谬，但我们越讨论越觉得合理。这么多年，我们疲于被动地应对问题，给别人打工，现在很渴望站起来，自己把握主动。相对于母亲高额的手术费用，我们手里的这点儿钱可能微不足道，但拿来做生意还是有希望成功的。而且我们还能向在新泽西结识的移民朋友借些钱，前提是我们至少能给他们带来一点儿回报。这一次，我们是主动出击的一方。我们先是想到了开杂货店，专门售卖我们经常驱车数英里才能找到的中国食品和配料。这是一个明智的计划，因为我们知道许多移民同胞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但对我们家来说，开一家繁忙的杂货店是一把双刃剑，因为母亲身患疾病，而父亲好像无法长时间集中精力工作。此外，进货的时间要求很高，一般都要在凌晨，而新泽西州的冬天气温会降至冰点，寒冷是母亲病情加重的主要诱因，单是天气问题就足以把开杂货店的选项一票否决。

我们继续在分类广告中搜索。餐馆？像父亲工作过的那种修理店？像母亲工作的礼品店？大多数选项都有类似的利弊权衡。终于，在接近页底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答案，正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当地的一家干洗店正在出售，我们越想越觉得完美。

我们想象着，如果开干洗店，就可以在合适的时间开门和关门，让母亲免受冬天恶劣天气的困扰。干洗本质上是机械操作，主要依赖锅炉、熨烫机和传送带等设备，所以父亲在机械方面的天赋可能也会派上用场。而且，高峰期通常出现在周末，我正好可以在店里助一臂之力。干洗店几乎满足了我们能想到的所有条件——除了我们三个人都没有任何经营经验。

当然，还要考虑转让价格的问题，毕竟这不是儿戏：10万美元。不过，只要稍加筹划，即便这样的障碍似乎也是可以克服的。虽然我们的积蓄还不到2万美元，只够支付一小部分，但我们可以以此为基础，多方筹借。多年来，我们不仅攒了点儿钱，还建立了自己的人际关系网，包括朋友、邻居和雇主，其中很多人都是父亲早年在中国结识的移民同胞。经过一番努力，我们终于凑到了近8万美元。光是本金感觉都要花上几个世纪的时间来偿还，更不用说利息了，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有所进展。

遗憾的是，这次的运气注定不会长久。我们的确筹集到了相当可观的资金，尤其是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但这仍然不足以进行谈判。我们的计划因此搁浅了。几周之后，这个想法开始从我们的脑海中淡去。当然，学业占据了我的大部分时间，而父母的日常工作也让他们忙得不可开交。母亲决定再忍耐一段时间。

大约又过了一个月，萨贝拉先生有一天提出周末接我回家。这并不奇怪，因为我周末回家的时候，偶尔也会跟他的家人住在一起。但那天，从我坐上他的斯巴鲁车的那一刻起，我们的聊天就感觉有些奇怪。他似乎想说什么很重要的事情，但又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一谈到重要的话题就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无法切入正题，好像在求着我从他嘴里把秘密拽出来。

“是这样的，我……那天晚上我和琼谈了一下。我和她谈了，嗯，我们讨论了一些事情，然后……”

“然后呢？”我问道。

“嗯，我只是……我没想到她会这么慷慨。她……你知道她对这一切一直都很慷慨。我……”

我完全不知道他后面要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