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提到曾经有一段时期，人们能够步行穿越北非，从大西洋到印度洋，一路上总是行走在树荫下。这种情形当时已不存在：那片土地正在变成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沙漠。希罗多德归纳道：“人类大踏步地走过风景秀美之地，而沙漠紧随其后。”在公元10世纪，一位萨曼王子确定了4个人间天堂：撒马尔罕地区、南波斯、南伊拉克及大马士革。今天任何一个参观过上述地方的人都不会称之为天堂。它们饱受战争之苦，但是战争只是其衰退的次要因素。

在整个历史上，人类对土地的开拓产生了这样一种进程：垦殖—破坏—继续前进。当乐天派撰写历史的时候，他们关注的仅仅是这三步曲的第一步，即北美的快速垦殖期间最为明显的令人向往的效果。1845年，一位现在姓名已无法考证的美国记者杜撰了一句永恒的短语：“在上帝赐予的这一大陆上实现命定的扩张。”“命定说”是一句我们喜爱的引人注意的词句。我们不欢迎把垦殖界定为破坏和抛弃的前奏的记者的话。

人类不停息地“继续前进”有赖于总有新的土地可供迁移。当然，乐观主义者是不容易被结果所吓倒的：直到1980年，一位乐天派轻松解释在这个各种可能中最好的世界上，一切是如何向着最好的方面发展：“每年沙漠吞没相当于马萨诸塞州大小的地区。所失去的大量土地是农田……然而，幸运的是，总有土地被替代或被耕种，以弥补损失的土地。”一位生态学家——他总是被“那又怎么样呢？”的问题所引导——会坚持要澄清以上引文：“总是”的意思是“永远”吗？如果是，它暗示着地球空间是没有极限的。在增长导向的经济中，生态学家不是最受欢迎的人这一点是不奇怪的。

无论何时，领土扩张终会结束，人类将被迫靠地球上有限的资源为生。有限资源的分配问题将变成人类事务的中心。马尔萨斯作为经济学家发现人口增长加剧了这些问题是必然的。

马尔萨斯：走出革命，保守主义

在写作《人口原理》时，马尔萨斯的观点并非完全是他的原创——数十年后卡尔·马克思强调了这一事实。一些前辈已经清楚地阐述了马尔萨斯理论的一些重要部分，但是在他们的时代，公众的注意力被引向别处。

前言的第一句话表明马尔萨斯是如何开始写作该文的：“以下这篇文章源于同友人就戈德温的关于‘贪婪与慷慨’一文的谈话。”友人即是他的父亲。父亲—子女关系在政治上通常表现为保守—激进的关系。在这个家庭中，政见反了过来，父亲丹尼尔是卢梭的朋友与门徒。（事实上，在访问英格兰期间，这位法国哲学家是马尔萨斯家的客人。）年轻的马尔萨斯认为卢梭和他父亲对于人类未来的观点是错误的。

在钦佩法国的成就上，丹尼尔·马尔萨斯不比其他许多英国人更激进。他的信念是，法国大革命标志着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这场革命被看做是20年前发生在美国的、反抗英国殖民地的人类精神解放的续篇。通过将续发事件恰当地转变成趋势（它是“命运”的同父异母兄弟），一些政治权威人士怀疑，英国人会不会是命运的名单上下一个将被从根深蒂固的、外在权力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民族。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华兹华斯对当时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所带来的英国人对革命的幻想破灭的气氛，作了如下的回忆：

活在那个黎明是天赐的福，

但是年轻令人快乐至极！……

当理性看来使大众维护她的权利

当大多数人决心靠自己成功

一个青春妖妇……

法国革命爆发时，华兹华斯23岁。诗人柯尔律治21岁；随笔作家黑兹利特15岁。文人群体是法国大革命的英国支持者中的骨干。当恐怖取而代之的时候，骨干开始瓦解。

罗伯特·马尔萨斯继续走上了别人搭起的舞台，尤其是（如他的标题页告诉我们的那样）通过“对戈德温先生，m·孔多塞和其他作家的思考”。从文学常识看，马尔萨斯的文章是反革命的，但是反革命一词在这里不应被理解为是贬义的。通过同他父亲争论，32岁的罗伯特是如此干净利落地讽刺了英国人戈德温和法国人孔多塞的乌托邦，以至于兴奋的父亲竭力劝他发表他的评论，他这样做了。（他的父亲是否曾经改变过观点尚不清楚：他在两年后过世了。）

儿子的论证简而言之是：既然贫困使人们限制孩子的数量，那么根据假设，没有了各种苦难和忧虑的乌托邦将有违初衷。因为快乐的人们不受限制的生育将导致人口过剩，这样又会造成新的苦难。有了苦难才会达成均势——不是如戈德温和孔多塞设想的快乐。（马尔萨斯论证的详情见第11章。）

戈德温的著作

1793年，在人们对英吉利海峡另一侧正在发生的事件仍怀有巨大热情的时候，威廉·戈德温（37岁）出版了一部两卷本的著作，《有关政治正义的质询》。该著作为知识界提供了一首对无政府状态的引人注目的赞歌。正如亚历山大·格雷所说，事件发生了将近两个世纪之后，“今天，我们难以理解受尊敬的阶级看戈德温的《政治正义》时所显示出来的惊骇。”然而，考虑收集在方框3-1中的判断，如果你自问：“在这些理念中，我将用哪一条来教育我自己的孩子？”的话，这些反感的某些东西是可以想象的。从上下文中截取一段的做法也许会遭到反对，但这恰恰是一般读者从任何畅销书中摘取警句的方式。

b方框3-1威廉·戈德温的惊人见解/b

关于财产。（人类）没有处置任何可能落入手中的东西的选择权。他的每一分钱，甚至是每一次最小限度的权利行使都有来自于公正判定的目的。他只是个看管人。

关于诺言。诺言绝对被认为是一种罪恶，是与真诚而健康的理智本性相违背的。

关于合作。在某种程度上，通常用合作这一术语来理解的任何东西都是一种罪恶。

关于感激之情。如果以我已成为他的受惠者为理由，通过感激我们理解了一种我对他人怀有的偏爱之情，那么（感激）就既非正义，也不是美德。

关于遵守法律。没有什么事情比谈论我们已经承诺遵守法律更荒唐的了。如果法律有赖于执行的承诺，为什么要辅之以为维持法律所做的制裁？……只有一种力量能使我产生发自内心的服从，即我自己理解的决定，我自己良心的命令。

关于战争。应当对我们的敌人施以最大限度的仁慈。我们应当避免无谓地毁灭一个生命，并且向不幸者提供所有便利。

关于工作。20世纪人的劳动足以向社区中的其他人提供绝对生活必需品，这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么如果这一劳动，除非数量非常小，在整体中被友善地加以分配，它将占每人时间的1/20……其结果是，社区中每位成员每天进行30分钟的体力劳动就足以提供整个社区的必需品。

最终的乌托邦。当地球人口不能再进一步增长，我们所假设存在的人也许将停止繁衍。整个社区将全是成年人，而没有孩子。世代将不再继续延续，在某种程度上，真理也将不再每30年而重新开始她的生涯。其他的进展也许被期盼与健康和长寿并驾齐驱。那里没有战争，没有犯罪，没有司法机构，没有政府。除此之外，那里没有疾病、痛苦、忧伤，也没有仇恨。每个人都以无以言表的热情寻求整体的利益。

也许对戈德温27万字的著作的最好总述是他的忠告“不顺从任何人”。戈德温的启示是不受富有者和掌权者欢迎的。

有人主张查禁此书；但书价是如此之高——3几尼，因此也有人认为没有必要查禁。然而，尽管价格昂贵，它仍有广泛的读者群，并且不论是好是坏，其影响（通过衍生的作品）一直持续到当代。许多戈德温的主张依然被许多拒绝讨论人口的人所信奉。

如果一个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校园混乱的美国人看了方框3-1的主题，他可能有一种记忆错觉的感觉。戈德温竭力主张他的读者“既不要相信也不要给以”承诺、合作或感激。通过与先人批判法律、战争和合作，最近的幸存者对以前所谓“建立起的秩序”（在20世纪60年代它被称为“体制”或“系统”）表现出不屑。关于以尊重艰辛劳作为基础的社会，《有关政治正义的质询》没有发现任何值得称赞的东西。（听起来熟悉吗？）

戈德温其人

现在工作的重点是思想——它们的结构、互动、历史以及它们影响历史的力量。在大部分时候，个性被忽略了。但有时例外是有条有理的，这就是其中之一。与马尔萨斯持相反观点的两个人有着非同寻常的有趣的个人经历。与之相反，马尔萨斯自己的经历却是异乎寻常的单调。

威廉·戈德温是怎样一种人？也许有人会合理地猜想他所采取的极端立场是对他早期的家庭教师的反抗——的确是这样。他的父亲是那种最刻板的卡尔文教派的牧师。对于我们的俄狄浦斯似乎只有一条路是开放的，威廉走上了这条路。儿子反对卡尔文教派，认为所有罪恶源自内心的观点，宣布个体的男人和女人在本质上是善的：人类的制度才是罪恶之源。戈德温说，我们应当废除制度。婚姻是一种制度，那么赶走它！当威廉遇到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他发现了一个有着相似观点的人。在写作《妇女权利的辩护》的过程中，她与一个美国海军军官未婚同居，并有了一个孩子。沃斯通克拉夫特和戈德温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

在我们这个世纪，在性解放的早期，一些年轻夫妇沉溺于“我们不结婚，但假装已经结婚”的游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玛丽和威廉发现自己为其观念所迫而玩了相反的游戏。当玛丽怀孕后，这对夫妇意识到，如果是私生子的话，他们的孩子将遭受真正的世俗伤害，因此他们结婚了。但是，由于两人都被认为因最根本的原因而反对婚姻，因此，如果被人知道已经结婚，他们几乎不能在公众——他们的公众——面前抬起头来；因此，他们尽可能长地保守其合法结合的秘密。他们的游戏是，“我们结婚，但假装生活在罪恶中。”（骄傲造成了自相矛盾的事。）

这无疑是一桩幸福的婚姻。也许是因为生物学的介入，这场婚姻没有持续太长。温柔的母亲染上了产褥热，在生产后两周去世了——一个在塞麦尔维斯和巴斯德之前极为普通的偶发事件。她死后，把小玛丽留给了戈德温。

鳏夫敏锐地感觉到他作为单身父亲的无能为力，但直到一位寡妇，克莱尔蒙特夫人采取主动，他才摆脱了困境。一天傍晚，他坐在小阳台上，一阵响亮而清晰的声音从隔壁的公寓里飘了过来：“我能见见不朽的戈德温吗？”威廉上钩了。对玛丽而言，发生在她6岁时的这第二次婚姻不是幸福的婚姻。一有能力，继女就离开了家——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她是如何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