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宋朝和明朝，一部分国家权力掌握在文官的手里，皇帝去世以后国家就不会出现权力真空期。这时候有人想篡位，会受到官僚系统的阻挠。拜“儒表法里”所赐，这些官员起码表面上要信奉儒家道德，遵守嫡长子继承制，尊重先皇的遗嘱，而且其中还有一些人是发自内心地信仰儒家礼制，真心认为继承制度无比崇高，愿意为了维护它而牺牲自己、抵抗强权。

这些大臣手中又有着相当大的权力，所以有了他们，就可以保证嫡长子继承制的顺利进行。不单单是其他皇子夺权，什么皇后啊、外戚啊、宦官夺权，一样都没有办法成功。

比如明朝的泰昌帝驾崩后，有一个后妃挟持着年幼的皇太子躲在皇宫里不出来，试图利用皇太子谋取好处。结果是一群大臣冲进皇宫，把太子拽了出来，让新皇帝顺利继位。后来魏忠贤权势熏天，也是因为有文官系统的制衡，在皇帝病危的时候，魏忠贤空有谋反之心却没有能力谋反，最后被新皇帝灭掉了。

清朝皇帝大权独揽后，就没有文官系统再帮他执行嫡长子继承制了。相反，文官都成了皇子们的附庸，他们知道只要跟对了主子，将来就可以飞黄腾达。所以康熙时，太子和其他皇子身边早早就围上了一圈大臣。他们就等着康熙去世，一拥而上抢皇位。

另外，因为清朝对皇帝个人能力要求极高，老皇帝在太子登基之前就要让他积极参与政治，帮他培植势力。否则像唐朝的李治那样，搞了一个没有势力的软弱皇帝上台，大权就可能落到武则天那样的人手里了。可这么一来，也就增加了太子的政治实力，一则容易让太子骄傲自满，二则过大的实力反倒会威胁父皇的地位。

康熙晚年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太子势力太大威胁到了康熙，皇子之间的斗争又让他恼恨。为此，康熙两次废掉太子，把晚年的政局搞得一塌糊涂。直到最后康熙一直没有确定太子是谁，只是到临终时才下遗诏传位给四子，也就是后来的雍正。

因为康熙传位仓促，当时就出现了各种市井传说，说康熙其实不想传位给雍正。其中最著名的说法，是说康熙原本的遗诏写的是“传位十四子”，结果被人把“十”字改成了“于”字，变成了“传位于四子”。

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当时的遗诏是用汉、满、蒙三种语言写成，汉文改了，满文和蒙文怎么办？而且那时的汉字是繁体字，在用作介词的时候，“于”字的繁体写作“於”，不可能从“十”字改过来。再加上其他证据，现在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雍正并不是篡位。

不过这类说法在当时很流行，给雍正带来了很大的苦恼。雍正本人也的确是经过残酷的斗争才得到的皇位，对皇子内斗深有体会。有了这些教训，经过谨慎的考虑，雍正设计了“秘密立储制度”。

具体的做法是，皇位继承不再遵守嫡长子继承制度，只凭皇帝个人选择。这个选择在皇帝生前是不公开的。皇帝当着王公大臣的面，把写有传位人名字的圣旨放到密封的盒子里，把盒子放到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后面。等到皇帝去世以后再当众打开宣读。为了防止圣旨被篡改或者意外丢失，还写了一封一模一样的圣旨，藏到圆明园内（乾隆是随身携带）。

在传统的继承制下，太子早早被确立，他也就成了其他皇子的众矢之的，是各种污蔑、阴谋的中心。太子为了自保，也要想办法培植势力，甚至抢先出手去干掉下一个顺序继承人。皇子之间的敌对关系是十分明显的。

在秘密立储制度下呢，一个皇帝有数个乃至数十个皇子，到底谁是继承人大家只能猜。皇子之间互相攻击也就缺少了明确目标，你也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竞争者，陷害所有的兄弟、到处树敌也不是办法。所以皇子最好的竞争方式是老老实实做好自己那点事，讨父皇的喜欢而不是攻击别人。这样就把皇子之间的内斗减少到最低限度。

其他的好处还有很多：

太子本人不知道自己被选中了，所以不会骄傲自大，去威胁父皇，更没有理由去谋杀父皇及早夺位。群臣也不会过早地攀附在太子身边钻营巴结。

老皇帝本人也自由了很多，发现接班人不妥可以随时撤换，反正群臣只知道皇帝换了道圣旨，也不知道具体是谁换成谁了，对朝政不会有影响。

这套制度还能防止伪造遗诏。过去的遗诏是皇帝临终时委托身边人写的，想要伪造遗诏太容易了。在秘密立储制度下，两份诏书都是皇帝亲笔写成，就没法伪造了。

更重要的是，秘密立储制打破了嫡长子继承制，改成了“立贤不立长”，这对于看重皇帝个人能力的清朝极为重要。

总而言之，秘密立储制是一个在“立贤不立长”的原则下，把皇子内斗降低到最小程度的聪明制度。从雍正以后，清朝一直使用这套制度。只是到了后来满清的皇子要么只有独子，要么连皇子都没有，这套制度也就没有意义了。

然而秘密立储制度也有缺点。在这个制度下，立谁为太子只凭皇帝一己喜好，皇子们只需要讨好父皇就行。因为这个原因，清朝的皇帝大多拘谨、保守，只知道一味顺从父辈的指示，不知道开创新的局面。典型的如乾隆的儿子嘉庆。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高寿皇帝，活了89岁，所以嘉庆的考察期就特别长，35岁才当上皇帝。在三十多年的漫长时间里，嘉靖一直以皇子的身份默默讨好父皇。漫长的考察期，最后塑造了嘉庆保守、不敢变革的性格。

从王朝的稳定性而言，皇帝保守并非是坏事，历史上很多王朝都亡在了胡乱变革上。问题是到了乾隆晚年，清朝已经由盛转衰，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又赶上西方资本主义崛起，中西矛盾加剧。嘉庆正处在一个不变不行的关键时代。但嘉庆以及之后各位满清皇帝的保守性格，葬送了大清王朝最后的机会。

五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集历代统治经验之大成，建立了一套有史以来最为完善的独裁制度。清朝皇帝的权力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清朝的统治也是有史以来最稳定的。

古代的学者，包括现代的很多历史学家，都把人口数量当成古代经济水平的标志。在清朝之前，中国历代王朝的人口上限是一亿左右，到了乾隆末期，人口达到了三个亿。以这个标准来看，清朝的文治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

谈到汉唐盛世的时候，我们对唐宗汉武开疆拓土的事迹津津乐道。殊不知，清朝的疆域是中国历史上除了元朝外最大的。我国的东三省、西藏地区、台湾地区、以及蒙古都囊括在清朝的疆域之内。曾经骁勇一时、入侵过中原的周边各民族都被清政府一一打服。一些之前王朝控制得不稳的地区，被清朝牢牢掌握。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清朝的武功也是很成功的。

那我们能不能说，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王朝呢？

对于统治者来说，是的。对于老百姓来说，可就不是了。

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家不断地尝试和努力，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最为稳定的政治制度。到了清朝这里，可算是努力成功了。但普通的老百姓可不懂什么国家大事，他们想要的就是能吃饱饭，能有人身安全，如果再少干点活，多赚点钱，生活多一些娱乐，那就更好了。

可统治者不在乎。

中国的皇帝们天天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说的好像很看重百姓一样。可他们真正在乎的其实只是“舟”，水在他们眼里不过是载舟的工具。水只要老老实实的不掀起大浪就好，谁又会去在乎水高兴不高兴？

清朝的人口达到了历史顶峰，可是粮食产量没有等比例的上升。人口多了，人均粮食却少了，老百姓更穷了。在乾隆末年，英国使者在中国见到的是触目惊心的饥馑和贫困。“康乾盛世下”的老百姓，过的是饥饿、野蛮、如乞丐一般的生活。这样的王朝纵然有着辽阔的疆土和堆积如山的金银，却和老百姓没有半点关系。

清朝的皇帝有着近乎无限的权力，可他们只把这些权力用来强化自己的统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文字狱”。

所谓“文字狱”，就是因言定罪，因为读书人写了不该写的字，就把他抓起来。这种事，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巴不得干——要是全天下人都说皇帝的好话，这王朝多容易统治呀。可是大部分王朝都搞不出大规模的文字狱。因为皇帝身边的官员也是读书人，哪个读书人会同意这种人人自危的政治迫害呢！只有在皇权特别特别强大，皇帝可以随便碾压官员的时代，才可能冒出大型文字狱。譬如秦始皇的时候，譬如朱元璋时候，再就是清代。

秦始皇有著名的“焚书坑儒”，但前面说了，规模其实不大。朱元璋时文字狱牵连极广，但好在只有他一帝。大规模的、长期的、成系统的文字狱，只发生在清朝。

清军刚打下中国的时候，就开始对文人开刀，其中一件是顺治时的“科场案”。

有一次，有人在江南地区的科举考试中作弊被清廷抓住。因为江南文人势力最大，最不顺从满清的统治。因此清廷抓住了这个由头，狠查严打。最终把涉事的考官、中举的学子几十人全部问斩，牵涉其中的数百人流放黑龙江。

这什么意思呢？这相当于全国高考的时候，你们省的主考老师有舞弊行为被查出来了。结果主考老师、监考老师、巡考老师，反正是和这事有点牵连的，再加上考生本人，一律拉到刑场上枪毙，家产全部没收，所有人的亲戚都流放到边疆干苦役。剩下那些沾点儿边的老师、学生，也一律没收家产，全家去干苦役。

文字狱真正的高潮，发生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这三朝文字狱的特点是：捕风捉影、处罚极重、牵连极广。先说捕风捉影。

古人写字的规矩很多，有一条规矩是要避讳长辈、皇帝的名字。比如康熙名叫“玄烨”，“玄”和“烨”两个字就不能写出来。真需要这两个字的时候怎么办呢？可以用代替法，比如把“玄”字写成“元”字。乾隆的时候，有个书生编了一本字典。在这本字典里，他要教读者怎么用代替法来避讳君主的名字，其中就列举了“玄”、“烨”等字该用什么字来替换。他所介绍这些方法，都是清政府官方的规定，是完全合法的。可是，他在举例子的时候不还是得写上“玄”、“烨”等字吗，这不也犯忌讳吗？于是作者用了另一种避讳方法，“缺笔法”，也就是写“玄”、“烨”等字的时候少写一划，这也是当时惯用的避讳方式。

结果乾隆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作者太可恨了，避讳“玄”、“烨”等字的时候应该用“拆字法”，把一个字拆成好几个字写，用“缺笔法”不够尊敬！就因为这点小事，以及书里其他一些类似的格式小错误，这本书的作者被“从宽”处罚，斩首（不从宽就是凌迟），子孙七人斩首，妻子幼孙等家人发配为奴。更惨的是一开始负责查办此案官员，被乾隆认为查办不力，“从宽”斩首。之前见过这本书的官员因为没有举报，革职交刑部查办。还有上上下下牵扯到的地方官什么的，一律受到处罚。

那你说，行，这些避讳的字我一辈子都不碰了，可不可以？

你的想法是很好的，可不单单是清廷规定的那些避讳字眼，其他一些敏感字最好也不要碰。比如“清”字和“明”字。

有人写诗“一把心肠论浊清”，对不起，有罪。乾隆批示说，此人敢把“浊”字放到大清的国号前面，“是何肺腑”？小朋友你猪油蒙了心呀！

光避开“清”字和“明”字，也不够安全。

“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有罪，因为“日”和“月”加在一起就是“明”。这首诗是在怀念前朝，其心可诛。

给自己的诗集起名《忆鸣诗集》，有罪，因为“鸣”与“明”谐音，“忆鸣”谐音“忆明”。

就连私下里的文字也不能幸免。

有人给朋友写了篇祝寿文，内有“创大业于河南”的字句。这是一句很常见的吉祥话，类似于“财源茂盛达三江”之类，结果被官府认为有谋反之心。因为这事，这人的住宅被官府搜查，又被发现了一本被查禁的禁书，又发现这人在《后汉书》的“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的牢骚话上多加圈点。这全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哪个文人平时不说句牢骚话呢？清廷禁书目录那么长，谁没看过其中的一两本呢？结果就因为这些罪名，当事人判凌迟，弟弟斩首，妻子儿女给功臣为奴。

再说文字狱的牵连之广，刑法之重。

这一点，单看康熙初年由鳌拜主审的“明史案”就可以了。清朝初年浙江有一个叫做庄廷鑨（lóng）的富商，他想写本史书青史留名，但是水平不够，于是他购买了一本《明史》手稿，又聘请十几名学者进行润色增补，书写成后署上自己的名字出版。这是一本仓促拼凑出来的书，史学价值并不高，但是其中有些内容犯了清廷的忌讳。处理结果是出钱资助者、作序者（其实是他人代序，他只是署名）、参与修订者凌迟。已死的开棺戮尸。这些人的子嗣斩首，家人、弟子一部分斩首，其余流放。

还有初审此案的官员，地方官，教育部门官员，以“知情不报”的罪名，要么斩首要么绞刑。更恐怖的是，给这本书刻字的工人，卖这书的书店老板，甚至买了这本书的顾客，竟然也都被判处斩首。

其余的文字狱也是类似，虽然不至于把老板、顾客都杀掉，但牵连范围也很广，基本上给书作序的人，看过书的人，地方官员都会安个“知情不报”的罪名。处罚太轻的官员也都会背上“为犯人开脱”的罪名。

清廷为什么要如此疯狂呢？清朝的皇帝们真以为文人没有避讳几个字，私下里发发牢骚不会动摇大清的根本吗？

不是的，清朝前期的皇帝一个比一个精，他们不会有这么单纯的想法。

清朝的皇帝们并不是要惩治所有在文字上犯错的人，真要这么干，天下的读书人早就被杀光了。清廷是要造成这样的效果：让天下的读书人都知道，只要皇帝愿意，可以随时找个罪名让你家破人亡。至于这罪名找不找，什么时候找，就全凭皇帝一个人的喜好了。

换句话说，清廷是要全天下的读书人随时生活在恐惧之中，不敢乱写乱动。只有他们打心眼里害怕了，这江山才真的稳固。大兴文字狱后，清朝的读书人失去了独立思考的勇气，纷纷转向翻旧书堆、考据字音字义的“小学”。

还有更狠的。

宋代以后，很多王朝都会组织巨大的人力物力编纂“类书”。所谓“类书”，有点像是“图书资料汇编”。就是从当时能见到的各种图书中筛选篇章，把它们按照一定的分类编在一起。

编纂类书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也就成了皇帝治世有方、文化昌明的标志。乾隆特别好大喜功，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标榜自己的机会。类书是书籍摘抄，只抄录书籍的片段。乾隆觉得这么干不过瘾，要干就干大的，干脆把每本书的全文都保存下来，做成一本“天下图书大全”。这就是后来的《四库全书》。这种收录全文的书就不是类书了，称为“丛书”。

一开始，乾隆摆出一副求知若渴的姿态，他以编纂《四库全书》的名义要求全国各地，尤其是江南的读书人、藏书人把所有的图书都交出来供编辑人员参阅。而且是“借抄”，不是收缴，原书还是要还回去的。还特别声明就算是违禁书籍也没有关系，献出来的人一律无罪。

过了一段时间，乾隆检查收上来的书籍，发现其中违禁的内容太少了。这时他有点不耐烦了，三令五申训斥地方官员怎么禁书这么少？还公开惩办查书不力的官员。官员们这才明白过来皇上是什么意思：哦，感情您不是想要好书，您是想要查禁书啊，您倒是早说啊。各地官员立刻马力全开，到处搜刮书籍，借着征收书籍的名目，查到了大量禁书。其中一些押送到首都由皇帝和他的参谋们亲自审阅，其余的就地销毁。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毁书高达一万多卷，给中华文明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更可怕的是，清廷在《四库全书》里任意修改文字。过去人们编的类书，都尽量忠于原文，保持书籍原貌，这是最基本的学术道德。但清廷为了“正人心”的需要，把《四库全书》觉得“悖逆”的文字随意修改。而且这些修改还不标明出处，让不明就里的人读了，还以为原著就是这么写的。这是极无廉耻又极阴狠的招数，你毁书禁书，后人根据历史的只言片语还可以大致猜出你禁的是什么。而悄无声息的改书，是要让后世学者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被篡改的历史，对文明的损害不可估量。

话说一百多年后，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创作了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小说主人公在一个名为“真理部”的机构里工作，工作内容是通过删改报刊、书籍和文献来更改历史。小说中还有一句名言：谁控制了历史，谁就控制了未来。小说出版后在西方引起了巨大轰动，大家都盛赞小说作者的创意了不起——其实你看，这都是我们老祖宗玩剩下的啦。

《四库全书》一共抄写了七部，其中四部放在沈阳故宫、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和圆明园，这几个地方都是满清皇帝的住处，是皇帝常待的地方。书得先紧着皇帝看，这是自然而然的。当然，这四套书老百姓是看不到的。那剩下的三套《四库全书》在哪呢？全都放在文人最多、抗清意识最浓厚的江南地区，而且向全社会公开，欢迎各界学者免费阅读。

乾隆的用意，不言而喻。

六

从集团统治的稳定性上说，满清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朝代。它甚至做到了禁锢言论、禁锢思想，让全国读书人噤若寒蝉。然而，满清还是无法解决古代政治的那几样痼疾：人口增长、土地兼并、贪污腐化。

到了乾隆末年，人口达到了三个亿。这么高的人口数量，一部分要归功于一系列高产作物——玉米、甘薯、马铃薯、花生、向日葵——的传入。这些作物在明朝末年随着海外贸易进入中国，到了清朝时真正在中国普及。玉米、甘薯、马铃薯和花生都是耐旱的高产作物，可以种植在贫瘠的山地和沙地里，大大增加了粮食的产量，也就增加了中国大地可以承受的人口上限。

可即便有了这些耐寒作物，乾隆末年的人口增长也已经到了极限。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断降低，越来越多的人吃不饱饭，大量百姓变成流民。在乾隆晚年时，中国各地已经是造反不断。从此以后，清廷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金钱用来镇压民变，钱越花越多，民变却越镇压越厉害。这种乱局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这一次，清廷一度被太平军占领了半壁江山。虽然最后勉强平定战乱，但在国内留下了大量军阀，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中国南方的统治。按照历史规律，满清最后会像末年的唐朝那样，被遍地而起的军阀灭亡。

但历史给它派来个更厉害的敌人：

乾隆一十七年，美国人富兰克林冒着生命危险，利用风筝捕捉到了电。

乾隆三十年，英国人发明了“珍妮纺织机”，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序幕。

乾隆四十一年，英国人瓦特发明了蒸汽机。

同一年，美国人发表《独立宣言》，美国宣告独立。

乾隆五十四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巴黎市民攻占了巴士底狱。

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团访华，他们为乾隆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科技产品：天文机械，地球仪、秒表、凸透镜、气压计、望远镜、蒸气机、珍妮纺织机、印刷机、最先进的战舰模型、火车模型、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和连发手枪——就这么说吧，假如当时的清政府想派个间谍到英国窃取科技情报，他想要的东西基本上都在这里了。

乾隆皇帝对此的批示是：“单内所载物件，俱不免张大其词，此盖由夷性见小，自为独得之秘，以夸炫其制造之精奇。”“至尔国所贡之物，天朝原亦有之。”——你们这些破玩意，我们国家有的是！

就在乾隆过着他辉煌的一生的时候，就在他得意扬扬地以为大清国天下第一的时候，西方国家接二连三地爆发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正以飞一般的速度赶超中国。

乾隆去世仅仅四十年后，鸦片战争的炮弹便炸醒了大清的美梦。一个中国历代帝王做梦都没有想过的新时代，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