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军队。

宋朝的经济非常繁荣，从账面上说，军队实力也很强大：军队数量多，物资储备多。我们说过，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是国力，照这么看，宋朝应该是个军事强国才对。

可惜，强大的账面优势被低效率抵消了。

宋朝采用“强干弱枝”的政策，资源向中央军倾斜；又经常轮替将领，保证“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让兵将之间不能好好协作；又重文轻武，让文官挟制武将，降低武将的地位。这些措施都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

战斗力降低了，为了保证边境的安稳，国家就要供养更多的部队，以弥补效率上的损失。大宋对养兵倒是舍得花钱，士兵的福利很不错，结果为了供养一支庞大的常备军让国家财政苦不堪言，这就是所谓的“冗（rǒng）兵”。

再说朝廷。

宋朝的文人笔记里记载了这么一件事：说赵匡胤当上皇帝后，有一天要求大内给他造一个熏笼。“熏笼”是什么呢？古人喜欢用个小炉子烧点碳取暖，或者烧点熏香。这个炉子烫人，它危险啊，所以要在外面再罩一个小笼子，这样小炉子就可以抱在怀里或者塞到被窝里了。这个小笼子就是“熏笼”。

赵匡胤要大内造一个熏笼，这命令传下去了，结果等了好几天都没造好。赵匡胤急了，问底下的人：怎么还没造好啊？底下的人回答：这件事，得经过尚书省、部、寺、局，一级一级批准，办手续，然后再复奏到皇上面前，您批准了，这熏笼才能开始制造。赵匡胤一听就崩溃了，找来宰相问：兄弟我当年在民间，花几十文铜钱就能买个熏笼，现在做了天子，想弄个熏笼怎么这么费劲啊？

宰相回答：这些规矩不是给您设计的，而是给您的子孙后代设计的。将来您的子孙如果想造一些奢侈的东西，他就必须经过相关部门的层层审批，还可能有负责监督皇帝的官员（谏（jiàn）官）去弹劾他。

赵匡胤一听就明白了，这才转怒为喜。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一个是说赵匡胤当年的良苦用心，不惜用复杂的官僚制度去牵制皇权。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为了保持国家的稳定要付出多大的效率代价。皇帝造个日常用品都需要这么繁琐的手续，那要干点大事，得多费劲啊？

一件事负责的人越多，效率就越差，甚至根本完不成。

宋朝政府就有办事效率低下的问题。为了分权，一件事好几个部门办，增加了官员的数量。可办事效率反倒下降了，而且人越多效率越低，这就是“冗官”。

宋朝重文轻武，优待文官，官僚都有不错的薪水和福利，光养官员就是一笔庞大的支出。为了减少战争压力，宋朝还每年给西夏和辽国大笔的“岁币”，以换取和平。再加上庞大的军费，这些都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日益加重的土地兼并又减少了国家的收入，结果是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这是“冗费”。

“冗兵”“冗官”“冗费”，用低效率拖了国家的后腿。这还不算，随着科举制度的日渐完善和发展，宋朝的统治者们又面临一个新问题：党争。

三

宋朝时所称的“党”，简单的说，就是私人组成的利益集团。

在原始社会里，原始人没有集体的概念，可他们会自然而然地结成一个个小团体、小部落。道理很简单：集体的力量比个人大，小团体可以轻松干掉落单的人。谁拒绝加入团体，谁就会被别的团体干掉，无法生存下去。

古代的政治生活是“儒表法里”，在儒的道德规矩下面，还有法家的残酷斗争。政治斗争是你死我活的，不是我干掉你，就是你干掉我。个人要想生存下去，必须依附在强者身边。在魏晋的门阀社会里，家族背景最强大，官员们依靠的是自己的家族。到了晚唐以后的科举时代，官员都是寒门出身了，都没有背景。为了能生存，这些人也就要像原始人结成部落那样，自动形成一个一个的小集团。

这个小集团，就是“党”。这里的“党”和我们今天的“政党”不是一回事。它没有严密的组织和政治纲领，它是一群为了利益而走到一起，互相帮助、共同进退的官员。

在古代的政治话语里，“党”字是贬义词，代表着危害社会的小团体。因为在儒家看来，社会秩序是靠礼制来维持的。你该干吗就干吗，都是按照你的身份规定好的。如果你私下里结成了小团体，以小团体的利益为上，这就破坏了社会秩序。所以孔子说“君子不党”，反对“朋党”。

对于国家来说，朋党最大的问题，是官员把小集体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对于政策的褒贬，他们想的不是这个政策对国家的好坏，而是这个政策对自己的朋党是否有利。对于官员的升降，他们想的不是官员的能力品格，而是这官员是属于哪个朋党的。

朋党之间的互相攻击称为“党争”。如果官场上的大部分人都忙于党争，忙于互相拆台，这个国家就更乱了。

宋朝最有名的党争是王安石变法。前面说过，宋朝的制度问题其实有很多。到了宋神宗时，各种弊病累积得太多了，再加上边境战争的巨大压力，国家已经有衰败的迹象。朝廷中的很多大臣都有进行改革的愿望。其中最有名的两个人，一个是大文学家王安石，一个是大历史学家司马光。

王安石是一个激进派，他给皇帝提出了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人事的全方位改革计划。他的很多改革方案本身是好的，但是再好的方案也不能一口气全部执行，这样国家受不了——前一个这么搞的人是王莽，我们都知道他后来的下场。

可那时候的宋神宗只有二十岁，年轻人心气高，总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国家振兴起来。王安石的天才想法和慷慨激昂的说辞（毕竟是大文学家么！）说动了宋神宗。很快，这一揽子改革方案就全面展开了。

王安石的改革方案特别激进，以至于有些设计脱离实际。比如他提出由国家给农民提供低息贷款，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是一件国家和百姓双赢的好事。但是他的想法太超前，很多技术问题考虑不周，国家的执行力也跟不上。比如低息贷款在现代社会应该是由商业银行负责执行，去鉴别哪个农户可以放贷，去监督农户不要把钱乱花。但王安石在执行的时候，这些贷款变成了政府的一道命令，政府命令到了基层就变成了强行摊派。官员管你农户需不需要贷款，他只管完成自己的任务，强制农户贷款、交利息，反倒成了一项祸国殃民的坏政策。

王安石的方案太激进，因此有很多人反对他。反对者中的首领就是司马光。司马光也不是不想改革，但他的方案还是儒家的老一套：鼓励农业生产、节约政府开支之类的。于是在改革的问题上，王安石派和司马光派就打起来了。这事一旦分成了派别，原本单纯的技术问题就变成了站队问题。朝廷上的官员纷纷站队，站好了队伍就开始攻击另一方，在朝廷上展开了全面的党争。

这件事的结果是，大臣们做什么事都要先想党派的问题，然后才去考虑国家。比如王安石为了壮大己方的力量，提拔了一些虽然支持改革，但是人品很差的人。结果是既激化了党派之间的矛盾，又损害了改革的效果。司马光也有问题，王安石的改革政策并非都是坏的。但是司马光在上台后，凡是王安石提出的改革政策，一律反对，全盘否定。结果国家辛辛苦苦改革了十几年，到头来什么都没有改变，把改革发展的时机都耽误了。

后来，宋朝朝廷完全陷入了党争的泥潭，朝堂上成天都在为一点小事争论不休。于是“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朝廷还在扯皮，敌兵已经打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