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越多越坏事的典范 ——宋朝的内忧外患

一

宋代的内政制度颇有亮点,却遇到了来自外部的大问题:境外强敌。

宋朝有点时运不济,在它所处的时代,亚洲地区气温逐渐变冷,北方游牧地区牧草减产,不少牲畜冻饿而死。在生存的压力下,北方的游牧民族团结得更加紧密。过去互相争夺牧场的部落纷纷联合起来,一波接着一波地向南进攻。

中国北方的农业区也因为降温而减产,经济受挫,军事实力也就随之下降。更雪上加霜的是,唐代因为北方人口众多,乱砍滥伐造成了水土流失,黄河不断泛滥。宋代时黄河泛滥更加严重,出现了几次黄河改道,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在大环境的影响下,早在唐朝末年中原一片战乱的时候,周边民族就开始侵蚀中原的土地。赵匡胤建立宋朝后,抵御这些入侵是他必须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其中最大的威胁,是位于中国东北部的契丹。

契丹在唐朝时崛起,原本在今天我国的东北地区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一带活动。总之,就是长期盘踞在长城以北地区。但是到了五代的时候,中国北方有个叫石敬瑭的军阀为了得到契丹的援助,主动把今天的北京市、天津市,以及山东省和河北省北部这片地区割让给契丹。这片地区,被称作“燕云十六州”或者“幽云十六州”。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军阀向少数民族称臣、纳贡、借兵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就连唐朝开国皇帝李渊都曾经向突厥人称臣。但是,石敬瑭这次割让燕云十六州的行为影响太大,以至于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燕云十六州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北端是东西向的燕山山脉,是这一地区南北之间的唯一天险,长城就建立在燕山山脉上。燕云十六州被契丹人占去后,长城防线也就不复存在了。契丹士兵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中原。

这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契丹得到了大量的农田和农业人口。游牧民族的优势在于骑兵勇猛,农耕民族的优势在于粮食多、人口多。契丹占领了燕云十六州后,把当地的百姓编入原有的游牧部落,让每一个部落都有了农业地区的人口和粮食支援,等于兼具了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优势。契丹人还积极汉化,用汉人的方式统治燕云十六州,并且建立国家,国号“辽”。

宋人明白燕云十六州的重要性,宋朝建立以后,几次向北作战企图夺回十六州。但辽国已经有了农业人口的支持,战斗力大大提升。宋朝的北伐军最远的一次打到了今天的北京市西直门外,但最后还是功亏一篑,大败而归。

打,打不下来,要不就防守吧?可防守也是个大问题,这和北宋的都城位置有关。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内乱不断,长安和洛阳这两个首都被接二连三的洗劫,到后来几乎成为一片废墟。因此五代十国的时候,北方政权大都把首都定在了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市,当时称为“汴(biàn)梁”或“东京”。

开封距离洛阳不远,也位于中原地区的中心。和洛阳相比,开封还有更加便利的水运条件。经过五代十国的不断建设,开封已经变得非常繁荣,宋朝定都开封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和洛阳比,开封有个致命的缺陷:防御力太差。开封虽然距离洛阳不远,但是两者的地形有天壤之别:洛阳北面是黄河,其余三面环山,整个洛阳地区等于是在四周天堑包围下的一小片平原,位置得天独厚,所以才成为历朝古都。开封呢,除了北边有黄河外,周围全是平原,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也都是平原,没有可以用来防御的地势。尤其是对于游牧民族的骑兵,简直就是待宰的羔羊。

赵匡胤先是延续后周的制度,定都开封,等到国事稳定后,赵匡胤曾经和身边的人讨论过要不要迁都洛阳,也没商量出个定论,这事就拖下来了。

或许赵匡胤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过几天再解决。可没想到,有一天他突然暴病身亡了。

据说当天的情况是这样的:这晚上,赵匡胤和他的弟弟赵光义一起喝酒,宫女宦官都不许入内。据屋外的人讲,他们借着屋里的烛光看到窗户上人影晃动,赵匡胤用“斧”戳地,两个人似乎发生了争执。后来俩人喝完酒,赵光义睡在了宫中,半夜,赵匡胤就暴毙身亡了。这段故事,就是俗称的“烛影斧声”。

这件事只在宋人的野史中有记录,史学家们既找不到支持它的证据,也找不到反驳它的理由。连赵匡胤戳到地上的“斧”到底是能砍人的大斧,还是用来当镇纸的小斧,又或者是个拂尘,历史学家也没有达成共识,这个事件是个千古疑案。

为什么人们对这个疑案这么感兴趣呢?是因为赵匡胤暴毙后,继承皇位的是他的弟弟赵光义,而不是赵匡胤的嫡长子。

不管赵光义有没有弑君,他的继位都违反了嫡长子继承制,当时就有人质疑他继位的合法性,甚至还有人策划发动政变,试图拥立赵匡胤的儿子继位。

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赵光义一定要选择定都开封了。因为在即位之前,赵光义的身份是开封市市长,等于说开封是他的势力范围。而洛阳市的市长是赵匡胤儿子的岳父。为了稳住帝位,赵光义只能待在开封。

这可苦了北宋的边防军。

从辽国边境到开封,骑兵只需要三四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达黄河岸边,辽军占尽了机动优势。这不单单是个军事问题,还是个经济问题:没有天堑可以倚仗,大宋就需要驻扎数倍于平时的防卫军。又因为辽国拥有机动优势,这些军队又不能平时种田战时组织,必须时刻保持战斗状态。

打仗是古代最花钱的事。宋朝即便在和平时期也要保持一致庞大的作战队伍,这对国力是极大的消耗。

光抵抗一个辽国还不算。在我国的西北地区,今天的甘肃省全境、宁夏北部、内蒙古西部等地,又崛起了一个新势力——由党项人建立的“夏”政权,历史上称为“西夏”。西夏比辽国弱一些,但不比北宋差,和北宋经常发生战争。北宋要面临双线的战争压力,每年耗资巨大,却只能混一个自保。

不单单是外敌的危险,宋朝的统治制度也有问题。

在讲李隆基时,我们说过制度的稳定性和效率的问题,这两者要追求一个,就要牺牲另一个。唐朝亡就亡在一味地追求效率,放弃了政权的稳定性。节度使独大、宦官专权,都是制度缺乏稳定性的表现。

宋朝吸收了唐朝的教训,设计制度时非常看重稳定。但与此同时,也就牺牲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