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杨坚的儿子叫杨广,他在历史上非常有名,一般被称为“隋炀帝”。
“隋炀帝”是杨广的谥(shì)号,我们说过,谥号是皇帝死后,后人给他取的名号,用来概括君王的一生。比如谥号“武”的,大都是武功卓越,打过大胜仗。谥号“文”的,一般治理国家很有功绩,或者本人学问水平很高。杨坚就谥号“文”,被后人称为“隋文帝”。
隋炀帝的“炀”是个极坏的字眼,是只有暴君才能得到的评价。因为杨广是隋朝最后一个皇帝,他死后隋朝也灭亡了,选谥号的工作就交给了唐朝的君臣。唐朝抢了杨广的天下,自然也就不会用什么好词了。
杨广的确不是一个好皇帝,他给全国百姓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是,传统史书对他的批评有一些问题。
儒家历史学者的逻辑是这样的:
儒家讲道德,认为皇帝只要遵守儒家道德就能治理好国家。之前杨坚搞得那么好的国家,被杨广给弄亡国了,问题出在哪儿呢?那肯定是因为杨广没遵循儒家道德啊。儒家道德最强调的是“礼”。那么儒家学者在总结杨广亡国经验的时候,就着重寻找他逾越礼制的一面。在儒家伦理中,最不守礼的行为就是不孝顺和乱搞男女关系了。所以在我们的印象里,隋炀帝既忤逆又荒淫。传说他谋害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又说他后宫无数,全国遍地都是他的行宫和宫女,甚至霸占父亲的妃子。他下江南的时候,逼迫妙龄少女在岸上给他拉船,他就为了在岸上看一乐,私生活可精彩了。
其实杨广的私生活并没有那么不堪。谋害亲生父亲的说法没有足够的史料支持,他也并不酷爱女色,因为他的子女数远少于历代帝王的平均数,史书上记录在案的嫔妃数量也极少。至于逼民女拉船云云,其实是明代小说虚构的情节,史书上根本没有记载。
杨广也不是不理朝政的昏庸皇帝,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非常喜欢读书,文化水平很高。在没当上皇帝之前,他主持编纂过规模庞大的文集。在当上皇帝以后,他勤于政事,前期把国家治理得很好。
总之,杨广既有抱负也有能力,统治前期称得上是英明君主。他最后把国家搞得一团糟,不是因为他的私德问题,也不是因为他的能力差,而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我们接下来慢慢讲。
杨广对政治的见解很是高明,他和他的父亲一样,认识到门阀贵族是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杨广登基后,决心用一个大工程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前面说过,为什么皇帝要依赖一大堆官员为他管理地方事务呢?那是因为中国的面积太大了,交通又不便,从中央到地方传达一条命令要很长的时间,让中央来直接管理地方事务是不现实的。那些门阀贵族之所以敢跟皇帝叫板,就是因为他们在地方有很强的势力。中央管不了的地区,他们近水楼台都给管了。
换句话说,如果能缩短从中央到地方交通所需的时间,也就意味着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也就可以削弱地方门阀的势力。再想干掉门阀就更容易了。
杨广要干的大工程,就是解决中央到地方的交通问题。
关陇地区的中心是长安,关陇贵族的大本营自然也在长安。隋朝的首都,一开始也是长安,但是杨广决定把首都迁到洛阳。
我们打开中国地图,先找到长城这条线,长城以南,一直到长江流域这一片土地,是当时最主要的农业生产区域,也就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长安城位于这个地区的西北角,比较靠边。而洛阳,正好位于这个地区的中央。
首都位于地图中间,可以减少从首都到全国各地的时间。但这还不够,还应该增加交通的速度。一种办法是修“高速公路”,在古代叫作“驰道”,是一种非常平整的马路,马车可以走得很快。但是马车的速度再快也有限,真正高效的运输方式是水运。
物理学告诉我们,限制运输能力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交通工具前进时产生的阻力——拉车的马匹就是负责克服车辆和地面的摩擦力的。一个是交通工具的承载能力——对马车而言,你的货物不能把马车压坏了,不能把路面压塌了。
对于水运来说,以上两个因素都有巨大优势。船在水中受到的阻力比马车在路上受到的摩擦力要小很多;船只不像马车那样,有车轴、车轮等薄弱结构,能承载的货物也要多得多。而且通过“在顺风时扬帆,在逆风时收帆”的办法,船只还可以充分利用免费的风能。
总而言之,在古代,水路运输相比陆路运输有着绝对的优势。如果能把全国的陆路运输改成水路运输,那就相当于掀起了一场运输革命。
然而中国的地理特点是西高东低,主要的几条河流——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等——都是从西流向东,在地图上都是横着的。要想让河流变成全国的运输网,就必须从南北方向联通这五条河流。其实早在春秋时期,中国人就在朝着这个方向开凿运河。断断续续一直在修,到了杨广统治时期还差很多没修好,是杨广一口气把剩下的都修好了。这就是“隋朝大运河”。
看隋朝运河示意图,你会发现隋朝大运河形成了一个横过来的“人”字。你说既然是南北贯通的运河,为什么不是直上直下的,中间还要有一条折线呢?这个折线就是为了迁就洛阳,洛阳正好位于“人”字的顶端。
元明清三朝的首都不在洛阳,改在今天的北京市了,所以元代以后的运河也就没有必要再有“人”字的这一折,为了运输方便,改成直上直下的了。你看今天的“京杭大运河”,就是一条竖线,是南北直上直下的。
二
前面说过,从南北朝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就开始南移,南方的粮食产量逐渐增多。杨广修建大运河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可以把南方的粮食运到洛阳,解决了首都吃饭的问题。
大运河的好处还不止如此。
我们讲过商业对国家的贡献:商业其实也是一种生产,而且生产力非常可观。商业活动又严重依赖于交通,所以有一种说法,叫作“要致富,先修路”。大运河就是古代的商路,在大运河沿岸,出现了很多发达的商业城市,国家和人民都受益良多。
大运河还加强了中原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能力。
中国古代最大的军事威胁一直来自于北方,中原王朝总要在北方陈以重兵。偏偏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国的主要产粮区转移到了南方。假如没有大运河把南方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北方边境,中原王朝抵御北方的军事能力就要大打折扣了。北方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负担会更加沉重。而像宋、明这样长期和北方作战的王朝,它们的命运就要改写。
最重要的是,大运河还严重打击了沿岸的门阀势力。
我们用文雅点的话说,这叫“大运河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用直白的话说:杨广所属的关陇集团拥有全国最强的军事实力,说揍谁就揍谁。过去是苦于中国面积太大,行军成本太高,才让各地的门阀势力可以和中央叫板。现在,大运河沿岸的门阀今天谁敢说个不字,明天中央军坐着战船就杀来了。大运河途径中国经济最富庶的地区,大运河沿岸搞定了,全国也就差不多都踏实了。
大运河的意义是远超时代的。
我们今天常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常说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好像“统一”是中国历史的常态。其实假如我们是一个隋朝人,站在隋朝往前看的话,中国统一的时间并不比分裂的时间长:
西周统一三百年,结果东周就分裂了五百多年;
两汉统一四百年不错了吧,两晋南北朝又分裂三百多年。
在隋朝人看来,国家刚经历了数百年的长期分裂,如何把多年分裂的国家重新凝聚在一起,是隋朝的一项重要任务。大运河使得中央更容易控制地方,也就大大减小了中国再次分裂的可能。此外,大运河还加强了中国各地的交流,减少了地区间的文化隔阂,这也阻挡了分裂的趋势。
从隋朝之后,中国古代史上的统一的时间明显长于分裂的时间,统一从这时起才成为了中国历史的常态。
大运河的影响还有更多。
大运河的建成,改变了中国的政治中心。
在宋朝以前,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西北。大部分王朝都把首都定在长安。其中的原因我们说了,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民风彪悍、易守难攻,是很多王朝的发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