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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的雏形在战国后期就出现了。

二

再说说顾恺之。

顾恺之也是东晋人，和王羲之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和王羲之一样，顾恺之他们家也是大门阀，顾恺之本人也在朝廷中担任要职，因此他有很多时间从事艺术创作。顾恺之擅长画的是仕女画。“仕”是“学而优则仕”的“仕”，是“做官”的意思。仕女，指的是上层社会的女子。顾恺之最有名的作品是《女史箴（zhēn）图》和《洛神赋图》。

“女史”是古代后宫的一种女官，“箴”是劝告的意思。西晋时，有一位文人写了一篇叫作《女史箴》的文章，用来劝诫后宫女子应当遵守哪些品德，文章中引用了很多古代女子的品德故事。《女史箴图》就是根据这篇文章所画的图，每一幅图都表现了文章中的一个故事。这在今天其实就相当于一本《创文明·树新风·后宫十大杰出女青年》的宣传手册，顾恺之就是给这手册画了几张插图。我觉得这幅画的趣味性不如《洛神赋图》，我们还是重点讲《洛神赋图》吧。

“洛神”是古代传说中的女神。据说她是伏羲的女儿，淹死在洛水（即今天的洛河），死后成为洛水的女神，所以叫“洛神”。“赋”是一种类似于长诗的文体。《洛神赋》是三国时期的文学家曹植所写的一篇文章。

曹植的父亲是魏王曹操。曹植这个人，文学水平远远高于政治水平，最合适他的生活是远离政治，躲在角落里专心去玩文艺。可是曹植却自不量力地参与了继承王位的竞争，并且在竞争中失败，最终是他的哥哥曹丕当上了魏王。

王位竞争这种事，向来是你死我活。曹丕继位后，曹植的地位一落千丈，连生命都受到了威胁。在这种低落的心情下，曹植有一次路过洛水，他想起了洛神的传说，有感而发，写出了千古名篇《洛神赋》。

《洛神赋》辞藻华丽、感情饱满，但情节很简单，大致是这样的：“我”来到洛水边，见到了洛神。“我”被洛神超凡脱俗的姿态吸引，洛神也对“我”产生了情愫。可是人神有别，虽然依依不舍，洛神终归离去，留下了“我”怅然若失。

《洛神赋》里的“洛神”到底指的是谁，人们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指的是曹植的政治理想，寄托了他无法实现理想的苦闷。也有很八卦的说法，说曹植暗恋曹丕的老婆甄（zhēn）氏，“洛神”其实就是甄氏。这等于说，《洛神赋》是一篇单相思的情诗。暗恋这个说法没有什么历史根据，但是在古代流传很广，因为古人和我们一样，也很喜欢传八卦呀。现在有一些电视剧、电子游戏会把“甄氏”称为“甄宓（fú）”。其实历史上的甄氏没有留下名字，是因为洛神又叫“宓妃”，又因为这段八卦，人们就管甄氏叫“甄宓”了。

其实，没有具体说明“洛神”指的是什么，这才是《洛神赋》的魅力所在。因为没有所指，《洛神赋》才能触及更本质的主题：人类对美的无限渴求，以及这种渴求终将失望的无奈现实。因此《洛神赋》才能超越时间的限制，让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人都能感受到共鸣。

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和曹植的《洛神赋》一样有名。《洛神赋图》把《洛神赋》中的主要故事情节画了出来。《洛神赋图》是一幅长卷，长度有五六米，画完之后卷成一卷保存，欣赏时再一点一点打开浏览。因为这种特性，欣赏长卷不是一眼就能看清全貌，而是有顺序的：按照长卷打开的方向，从头到尾一点点看。《洛神赋图》就按照人们欣赏的顺序，把《洛神赋》的情节一段一段地画出来。说白了，这就是一幅古人的连环画。

打开《洛神赋图》，我们看到它的第一感觉，恐怕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好。图里的人物确实挺漂亮，可也就是一般漂亮而已，现在很多画家都能把人物画成那样，甚至比他画得更好。而且除了人物外，《洛神赋图》的其他部分画得其实很糟糕：画面不讲构图；人物山水不成比例；甚至山水树木画得非常幼稚难看，好像拙劣的儿童画一般。

假如你也有这样的想法，不用担心，你的想法没有错。很多历史上有名的艺术家、有名的画作，他们的水平不一定能比现代人更强。

这个道理很好理解：历史上那些有名的大科学家，他们的科学知识也比不过今天的普通科研工作者。

那些大艺术家、科学家，他们之所以被历史记住，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成绩能超过所有的后人（那样人类就不会进步了），而是因为他们是某个新时代的开创者，他们在当时有独一无二的创造。

顾恺之就是这样的人。你不妨在网上搜一搜汉代的绘画，那时的人物画跟简笔画似的，只能用简单的线条大致描绘出人物的外形，基本上不具备美感。顾恺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能把人物衣服的线条画得非常自然，把人物画出形体美，还能准确勾勒出人物表情的画家。我们现在看着非常普通，在当时却能震撼艺术界，让当时的画家们惊叹：“人物竟然还能这么画！”顾恺之之后的画家都去模仿他的画法，因为这个原因，顾恺之才被后人尊为大画家。

三

艺术不只有绘画、书法，还有雕塑造像。

佛教在刚创立的时候反对偶像崇拜，不允许信徒建造佛像。但是，历史上任何宗教要走向大众，总要有神像一类的东西便于大众膜拜。佛教发展了一段时间后，逐渐产生了很多鼓励建造佛像的经文。这些经文称，多造佛像可以为自己换来极大的福报。在经文的鼓励下，很多信仰者都愿意出钱建造佛像。

造像者当然希望自己建造的佛像能永久保存下去，保存的时间越长，自己的福报想必也就越多。古人能够想到的最坚固的雕像就是石像了。他们找到一片坚硬的山石，在山体上雕刻佛像。雕刻之后的佛像是卧在山体里的，佛像周围被去掉的那些石头正好形成一个为佛像遮风挡雨的佛龛（kān）。这些带有佛像的石洞，就是石窟。有时信徒也会选择绘画的形式：开凿一个石洞，在石壁上绘制佛教绘画。

因为石窟的位置大多就近选择，所以中国古代著名的石窟群，多在当时的佛教重镇附近。

佛教从印度先传播到了西域，再从西域传入中原。我国最早的佛教石窟也沿着这个顺序，先出现在西北地区：最早的佛教石窟是位于甘肃省敦煌的莫高石窟，以及甘肃省天水的麦积山石窟。这两座石窟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就开始建造了。

后来到了南北朝时期，石窟造像的风气向东传播，在今天的山西省大同市，出现了云冈石窟。这里还不算是中原，位置接近当时中国北方的边境。那时居住在北方的人们不断南迁——北魏孝文帝迁都就是一例——建造石窟的风气也随之南移，于是在河南省洛阳市附近出现了龙门石窟。

要注意的是，这些石窟的建造时间都很长，并不只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比如龙门石窟的建造一直持续到明朝，尤其是在武则天时期，龙门石窟建造了一尊高达十七米多的石像，据说是按照武则天的容貌雕刻的。

石像比其他材质更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因此它们是绝佳的历史材料。通过这些石窟，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规律。比如早期的佛像相貌和服饰都很像印度人，后期的佛像外观越来越像汉人。这是印度佛教入乡随俗，逐渐汉化的表现。就像观世音菩萨的形象变化一样：在印度，观世音菩萨的塑像是一个男性印度人的打扮，嘴上还有小胡子。随着佛教在汉地的发展，今天的观世音菩萨已经变成了中国传统仕女的样子了。

在山石上开凿洞穴、雕刻石像，对于技术落后的古人来说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看着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那些密密麻麻的石洞，我们能感受到古人对宗教信仰的狂热：古人虔诚地相信，这世上真的有神佛，他们能惩恶扬善，解救人间的苦难。为此，古人不惜奉献终生的精力和财力。我们不能苛责古人迷信，这些信仰能让人们在连年混战的乱世里留下一点安全感，谁又会拒绝这种信仰呢？

范缜（zhěn）会。

四

范缜是一位很勇敢的人。

南朝的梁武帝对佛教的虔诚程度，在中国帝王史上能排得上前几名。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帝王信佛信道，但信归信，他们不会放弃奢华的享乐生活：佛经得念，酒肉也不能耽误。梁武帝不同，晚年的梁武帝非常虔诚。佛教主张清心寡欲，梁武帝就照做不误。他吃喝粗糙，不看歌舞，不近女色。印度佛教有一条戒律叫“过午不食”，要求信徒过了中午以后就不能再吃饭。梁武帝也照做，过了中午真不吃饭，就那么饿着。

甚至梁武帝的做法比印度佛教的要求还严格。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佛教僧人不能吃肉。其实，印度佛教不禁止信徒吃肉，只禁止杀生。如果一个动物的宰杀过程僧人没有亲眼看到、动物的惨叫声没有听到、这个动物也不是为了给僧人吃而专门宰杀的，这个肉叫作“三净肉”，早年的印度僧人可以吃这种肉。允许吃肉主要是因为印度僧人以讨饭为生，不可能要求每家施主都专门准备素斋，吃到肉是免不了的事。

可是梁武帝觉得吃肉这种行为太不慈悲了，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用佛教的理论论证不能吃肉的道理，并且以皇帝的身份强行推行这条规定。在梁武帝之后，中国的僧人就渐渐不吃肉了。

梁武帝更著名的一件事，是他曾经有三次出家，每一次出家都搞得大臣们很被动——皇帝不见了，国家大事怎么办呀？结果每次都是由大臣出面，筹集了巨额金钱才把梁武帝从庙里“赎”回来。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带头信佛，整个南梁上下对佛教更加狂热。在这个政权里，信佛就是主旋律，信佛就是政治正确，谁都不会对佛说个“不”字，否则是自己找不痛快。

可偏偏有个叫范缜的中层官员，来找皇帝的不痛快了。范缜公开发表文章《神灭论》，宣称世上没有神。范缜认为，精神依附于人的身体，人的身体没有了，精神也就没有了。世上不存在“灵魂”之类的东西。这是一个唯物主义观点，不仅和当时南梁的主旋律相悖，也和大部分中国古人的观点不同。自然，范缜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的文人们争相和他辩论。梁武帝本人也参与到其中，他组织了一大帮文人反驳范缜，还亲自写了一篇反驳文章。范缜明明知道这样做会让自己孤立于社会，毁掉仕途，可是他不低头，不妥协，坚持自己的观点。这种把真理置于个人名利之上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不过要说明的是，梁武帝在这场争论中的表现也不算差。在中国历史上，文人因言获罪的例子屡见不鲜。在一些朝代里别说和皇帝顶牛了，就是话里有一点点不尊敬，写错一个字，都有可能被满门抄斩。范缜虽然终生没有得到重用，但他也没有受到迫害，还能继续当自己的官。这种较为宽容的言论环境是值得称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