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历史原来可以这样学（全两册）连皇帝都不能看的秘密记录 ——佛、道和史学

二

提到中国传统文化，我们都知道佛、道、儒三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重要影响。其实，还有一门学问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不亚于以上三家，这就是史学。

前面说过，一个人出生时所有的知识都是零。人类之所以能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进步，靠的是文字记录。统治者的治国之术能够不断累积进步，靠的就是历史记录了。

中国古人记录历史的首要目的，是给帝王统治国家提供借鉴，所以宋代司马光所写的史书巨著被命名为《资治通鉴》，意思是“借鉴往事，有助于治理国家的著作”。

正因为有了良好的史学传统，中国人才能在王莽那样的“试错”中不断吸取教训，让政治制度不断完善，避免重复犯错，最终形成了一套极为稳定的统治模式。

我们普通人也可以从古人的历史著作中获益。因为历史不仅是对政治制度的试错，也是对人生的试错。人性亘古不变，历史中发生的那些事件在今天相同的条件下仍旧可以发生，所以我们可以从繁多的历史事件中观察人性，洞悉人们在各种特殊环境下的反应。很多人生教训我们不需要亲自尝试，可以直接从历史事件中学到，因此我们可以比那些不读历史的人用更低的成本快速成熟。

中国记录历史的传统从《左传》开始，到司马迁的《史记》正式定型。司马迁为中国史学定下了很多良好的规范，不少规范被执行了上千年。

规范之一，是由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的写史方法。中国的史书主要有两种形式：“编年体”和“纪传体”。“编年体”就是按照时间顺序，一年一年、一月一月地记录历史事件，《左传》和《资治通鉴》都属于这种形式。

“纪传体”主要以人为单位，把一个人的一生写成一篇文章。如《史记·秦始皇本纪》就是讲秦始皇一辈子的事，《史记·高祖本纪》就是讲刘邦一辈子的事。我们俗称的“正史”《二十四史》，采用的都是纪传体。

编年体和纪传体各有优缺点。刚入门读历史的时候，最好读纪传体。纪传体都是有头有尾的一篇篇故事，前因后果写得很清楚，看纪传体就和看小说一样，可以让我们快速建立对某个历史人物的印象，总结他的得失。

等到详细研究历史的时候，就需要编年体了。借助编年体，才能知道某件大事发生时，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样的。编年体把所有历史人物都打通到同一条时间线里，便于抓住历史的大脉络。反之，如果初学者上来就读编年体的话，会感到极为枯燥，因为好几件事情都混合在同一个月份里，又没头又没尾的，常常会看得莫名其妙。

简而言之，纪传体更适合初学者，编年体更适合历史专家。前面说了，传统的史书是为了给统治者提供借鉴，统治者又不是历史专家，当然是故事性强的纪传体更适合他们。因此纪传体成为中国史书的主流。我们现在的很多历史普及书籍，都是以人物和事件为中心，也可以看作是变相的纪传体。

除了人物的传记外，《史记》还适当兼顾了其他内容。《史记》里一部分内容叫作“书”，“书”记录的不是某个人的故事，而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某一个领域的情况。如其中的《河渠书》，就是专门记录水利方面的事，相当于是一部独立的“水利史”。为了后人查阅方便，《史记》还有一部分叫作“表”，就是历史大事年表，它像是一个简略版的编年体提纲，以弥补纪传体的不足。

《史记》的结构设计非常完善，因此成为后世史书的典范，《二十四史》基本都是按照《史记》的结构来写的。

《史记》的另一个优点是文字优美、内容真实。甲骨文记录了商周时的很多珍贵史料，但是在清朝末年才被发现，清朝之前的人们都不知道甲骨文的存在。司马迁在没有看过甲骨文的情况下，在《史记》中对商周的记述大体上都和甲骨文资料吻合，说明司马迁的历史考证水平非常高。

中国古人很早就意识到史学的重要性，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历史记录。在很早的时候，中国的朝廷就有专门负责记录历史的史官。从晋朝开始，还有专门记录皇帝一言一行的史官，他们所记录的内容被称为《起居注》。《起居注》是皇室的第一手资料，内容非常详细，史学价值极大。

更了不起的是，中国很早就有“政治不得干涉历史记录”的史学精神。皇帝对于天下百姓都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但是不允许看自己的《起居注》，为的是避免皇帝随意篡改史书。如果皇帝非要看，会受到大臣的集体反对，也会受到后人的谴责。当然，历史上还是有一些皇帝违反了这条禁令，但单单这条传统的存在，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