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和历史的差距 ——三国鼎立

一

三国时期之所以是中国很有名的一段历史,是因为明朝的文学家罗贯中收集了前人流传的各种三国故事,写了一本非常精彩的小说《三国演义》。直到今天,关于三国的小说、漫画、游戏、电视剧仍旧层出不穷,每年都有新的改编作品问世,我相信你对其中的经典情节已经耳熟能详了。

因为这些优秀的作品,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书中最好学的一段。但也要注意,《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和真正的历史有很大的差距,很多故事情节都是虚构的,不能把文学作品中的内容照搬到历史中来。

举一个例子。为了突出武将的勇武,《三国演义》中经常有武将对决的场面:两兵对垒,士兵一字排开,然后两军各派一名武将到阵中对战。大战一番后,赢的一方一挥手,士兵就掩杀过去,从而获得战争的胜利。《三国演义》有很多精彩的段落,“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过五关斩六将”“许褚裸衣战马超”都来自于这个设定。

这个设定是小说家编造的。古代武将并非神仙,就算武功再高,一个人也不可能同时战胜三五个士兵。更何况士兵只需一阵乱箭,武将就被射成筛子了。古人也不是傻子,假如我方的士兵比你方的多,就算我的武将对决失败了,我派我的士兵上去群殴,又怎么会战败呢?因此武将对决并没有现实意义。在真正的历史中,武将对决偶然出现过几次,那是春秋时代的贵族战争留下的一种遗风,只为显示武将个人的勇武,并不会真正改变战争的结果。

再说一个小说和历史的差别。读小说《三国演义》,我们都会对书中的各路英雄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有的计谋过人,有的武功盖世,三国乱世正是这些英雄大展身手的好舞台。但事实上,三国是个重视门第大于能力的时代。那些谋士、武将之所以能被君主重用,不仅因为他们拥有一定的能力,还因为他们背景显赫。

要明白这一点,就要先了解两汉时期的官员选拔办法。

秦朝以后不再有分封制,当官不再看贵族血统,官员要从大众中选拔。在汉朝,选拔官员的方法称为“察举制”。

从董仲舒开始,汉朝独尊儒术,儒家最重视道德。察举制首先考察的,就是候选人的道德水平。这事逻辑上是没问题的,当官当然首先应该品德好。但问题是,道德这东西没有一个客观的考核标准。怎么考察每个人的道德呢?察举制的做法是靠人推荐:要求各地的政府定时向朝廷推荐有道德的人才。这些人再经过进一步的考核,就可以培训成官员了。

察举制刚开始实行的时候,还比较严格,朝廷严禁徇私舞弊,推荐亲友。但是真正能阻止徇私舞弊的,不是“严格禁止”这样的空头条令,也不是严格执法的清官,而是一套设计完善、能互相监督的制度。汉政府严令官员必须秉公推荐,禁止推荐亲友,这话说得好听,可是道德高低又没有客观标准,你怎么确定官员推荐人才时有没有私心呢?禁止推荐亲友,你又怎么证明两个人是不是朋友呢?

制度设计得不完善,时间一长必然有人钻空子。到了东汉时期,政令渐渐松弛,察举制的缺陷便体现了出来:官员之间结成一党,互相推荐对方的子女。结果只有官宦家族的子弟才能当官,时间一长便出现了“累世公卿”。袁绍家族号称“四世三公”:四代人里出了三个国家最高官员,他们家就是典型的“累世公卿”。

“累世公卿”一辈辈做下去,家世越积累越大,财富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在某个地区垄断经济、政治权力的大家族,被称为“门阀世家”。

门阀社会形成了一个只讲血统门第,不讲能力高低的贵族阶层。它使得真正有本事的读书人没有为国出力的渠道,那些当上官的人又不思进取——既然门阀子弟生下来就能当官,那为什么还要认真工作呢?遇见事情少说少做,避免做错事给家族惹祸才是正确的选择。

不过,单单是门阀还不足以威胁国政。最可怕的是门阀拥有了私人武装。

东汉时期,地方军权在太守的手里,太守是负责管理“郡”的官员。“郡”是汉朝的一种行政级别,比现在的“县”稍微大一点儿。郡的规模很小,所以太守手中的兵力也很弱,成不了什么气候。

但是到了东汉末年,朝廷常年陷入宦官和外戚的拉锯战中,中央不关心政务,搞得地方政治一团糟。国内爆发了遍布全国的黄巾之乱,边境还有游牧民族不断骚扰。中央朝廷无力组织军队抗衡,必须依赖地方军队,可是一郡的军队规模太小,面对大规模的敌人必须同时统筹数郡的兵力对抗。因此朝廷在郡之上设立了更高一级的“州”,“州”的长官“州牧”可以掌握数郡的军政大权。

当大批兵力集中在州牧手里的时候,皇权便岌岌可危了。

因为朝廷无力抗敌,地方上的州牧也好,太守也好,只要能打败叛军,你如何筹钱如何征兵,朝廷都不再干涉。甚至谁能起兵独霸一方,朝廷还给他颁一个太守、州牧之类的官,给朝廷圆一个面子。实际上就是承认了地方权贵可以随意拥兵自立。

在《三国演义》里,我们熟悉的孙权、袁绍、刘表等人都是大门阀,家里很多代都是大官。又因为他们都拥有忠于自己而不是忠于朝廷的私人部队,因此也可以称他们为“军阀”。

整个三国的历史,就是这些大门阀、大军阀混战的历史。

三国时期的主要大事都是军阀混战。这段历史中有两场很出名的战争,共同特点是以少胜多。

前面说过,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国力。国力够强,只要用士兵和资源堆过去,战争自然就获胜了,和指挥官个人的能力关系不大。但历史上也有少数战争凭借优秀的指挥以弱胜强,逆转了国力的差别,这样的战例聊起来最有意思。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就是这样的战争。

我们先说官渡之战。

官渡之战是曹操和袁绍之间的战争。曹操出身豪族,但他的家族发家很晚。前面说过,东汉末年有宦官和外戚两大势力。曹操的父亲投靠了大宦官,给宦官当干儿子,曹家从此发家。到了曹操这一辈,他们家立足不过两代,根基尚浅。说曹操是门阀还不够格,他充其量只是地方上的小豪族。曹操成年后,在朝廷里谋得个不大的官职,他家的势力也就只能帮他到这里了。

一开始,曹操想老老实实地为国家效力升官,干到一半的时候,天下大乱,各地群雄并起。曹操意识到,在这个年代里给汉朝打工是没有前途的,必须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于是他回到老家,开始建立自己的事业。

熟悉三国故事的朋友知道,曹操手底下有一大帮姓夏侯的将领,什么夏侯惇啊,夏侯渊啊等等。按照裴松之的说法,曹操原本就姓夏侯,是因为曹操的父亲给宦官曹腾当了干儿子,他们家才改姓曹的。这个说法是否可靠还有争议,但曹操和夏侯两家就算不是亲戚,至少也是同乡豪族,多年来关系十分亲密。曹操便以曹家和夏侯两家的资源,起兵割据。

正好这个时候青州(在今天的山东省)爆发黄巾军之乱,曹操打败黄巾军,收编了三十万降卒中的精锐,这批青州军就成了曹操武装割据的资本。

曹操是个全面型人才,他的领导、外交、军事和治理能力都很强。有了青州军,曹操四处征战扩张。与他北方接壤的是同样四处征战的袁绍。曹操和袁绍之间因为地盘的冲突,必然会有一场大战。

袁绍的出身要比曹操好太多了,袁绍号称“四世三公”,家里世代都是朝廷大员,家族势力盘根错节,和他家关系良好的门阀世家更是数量众多。在朝廷失去约束力后,袁绍立刻到处扩大地盘,在与曹操交锋前,袁绍的实力在全国已经是数一数二。

此时的曹操实力已经不弱,但是和袁绍相比差距还是很大。如果单纯按照国力对比,曹操必输无疑。但是由于采用了正确的策略,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奇迹般地反败为胜,最终战胜了袁绍。

官渡之战只是袁曹之争里诸多战争中的一场。在官渡之战之前和之后,曹操和袁绍还发生过很多战争,不过这些战争都没有改变大局。真正扭转大局的,就是官渡之战中烧乌巢这场战斗。

古代粮草辎重的运输非常困难。打仗时,军队的机动性很重要,所以军队不会随身携带所有的粮草,大部分粮草要囤积在和军营有一定距离的地方。在和袁绍对峙的时候,曹操得到情报,说袁绍的粮草都储存在乌巢,并且防守薄弱。于是曹操亲自带领一支奇兵半夜偷袭乌巢,烧掉了袁绍的粮草。没有了粮草的袁军无法再继续作战,再加上袁绍错误的指挥,导致了袁绍一方军心涣散,一部分部队还投降了曹操。内外交困,使得袁绍的军队很快崩溃,从而输掉了战争。

官渡这场战争,说明了两个问题:

第一,粮草辎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大关键。

在古代,运输是一件成本高、耗时长的事。如果一方在战场上的粮草和物资全部被毁掉,不管后续国力有多强,也来不及将粮草及时送上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