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可以这么说，在长城关外，马就相当于是人手一辆的自行车。在长城关内，马就成了只有土豪才养得起的宝马车。

总之，汉武帝那四十五万匹马花了许多钱。

而且战争中战马的消耗量十分惊人。汉武帝打败匈奴的那场最大的胜仗，汉军出动了约十四万匹战马，损失了约十一万匹。这还是一场大胜仗都损失成这样，那一般的战争还怎么打？打完仗，人家游牧民族回去随便找一个牧场，养几年，马匹又都出来了。你汉军回到长城内，还得花费巨资重新养马，你玩得起吗？

更可怕的是，汉军深入北方的代价太大了。

农耕地区经济富足，农民都被束缚在土地上，想跑也跑不到哪里去。所以游牧民族入侵的时候，一路劫掠就可以完成补给。甚至于打了败仗往回撤的时候，都可以一路抢着回去。

相反，游牧地区生产力低，人口非常稀少，一片极为广阔的草场也养不了多少家畜，人数庞大的农耕远征军到了草原上，光靠劫掠是没法支撑的。而且游牧民族还可以举家迁移，听到入侵者要来了，早早地躲远了就是。农耕远征军只能靠自己带的补给。前面说过，漫长的补给线也不现实，耗费极大，又极易被切断。最后，汉武帝选择了一个非常烧钱的办法：让远征军随身带着几十万人的补给兵团。

问题是，这几十万人也要吃饭啊。所以，汉武帝是靠多支出了几十万人的人力与口粮来解决补给问题。古代运输成本极高，按照司马迁的记录，汉朝给西南边境运送粮食，运输成本高达六十多倍。秦朝时从山东地区运粮到内蒙古，运输成本高达一百九十多倍。而汉武帝北征，距离更远、路途更艰苦，运输成本还会更高。哪怕就按六十倍计算，这也意味着汉武帝一下子就要往大漠里扔进去最少几千万人份的粮食。这个数字太恐怖了，当时全国的总人口也不过几千万人。

汉武帝花了那么一大笔钱打仗，那他收到想要的结果了吗？

汉武帝之所以要组织远征军深入大漠，为的是能彻底消灭匈奴，让游牧民族再也不来入侵，保持北方边境的长治久安。假如真的能实现这个目标，花的这些钱倒是真值——比起修长城、派兵驻守的钱来说，远征的这点花费就不算什么了。

但是，就在汉武帝获得最大的那场胜利之后仅仅七年，匈奴就卷土重来了。

为什么汉军不能把匈奴彻底剿灭呢？

直接原因是北方太大，游牧民族善于迁徙，只要暂时避开汉军的刀锋，等到汉军退兵后再找一块肥美的草原，就可以恢复生机。

或许有人会问，那汉军为什么要退兵呢？好不容易打下来的土地，为什么不永久地占领呢？也不用到处都派兵，只派兵镇守住最好的草场不就可以了吗？

问题是，驻守草场的军队，吃什么呢？

游牧民族之所以放牧而不种田，是因为北方草原地区降水量小，只能生长牧草，根本就种不了田。

或许有人会说，种不了田没关系，也可以像游牧民族一样，靠吃牛羊为生啊！

别忘了我们说过，靠草场来饲养牛羊，需要的是极大一片草场。畜牧者在一个地方吃着吃着，草就不够了，必须迁移。所以，畜牧者要想在草原上建立一个定居点也是很难的。

或许有人会说，建立不了就建立不了呗，那我们干脆让北方的军队就像游牧民族那样，到处迁徙，逐草而居，养一支强大的骑兵来保卫南方的农耕帝国，这不是更厉害吗？

这里的问题是，假如你是这个负责保卫边疆的军队将领，你手下有一大群厉害的骑兵，有一大群牛羊，吃喝不求人，又远离朝廷，你为什么不独立造反？

前面说过，郡县制社会之所以不会像分封制社会那样容易让地方政权独立，是因为在郡县制下，朝廷直接管理基层百姓，掌握每一个百姓的户口，导致地方很难截留百姓的赋税。朝廷又亲自任免地方官，经常更换任命，还有多个系统的官员互相监督。有这些措施才能保证地方势力不能脱离朝廷的控制。

而一个游荡在外的游牧部落，朝廷连人家在哪儿都不一定知道，怎么去掌握每一个百姓的户口？怎么派官员监督？在历史上，中国古代有过一些北迁进入草原的军队，迁徙一段时间后，他们就逐渐变成了游牧民族，完全脱离中原朝廷的影响了。

类似的，当游牧民族长期占领农耕地区的时候，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自然会选择农耕的生产方式，结果是经济水平上涨，但军事战斗力下降，往往打不过北方后起的其他游牧民族。典型的例子如北魏、西夏、辽、金……

总之，汉武帝就算花钱再多，也不可能彻底消灭匈奴。

就在汉武帝大获全胜之后没几年，匈奴就卷土重来。汉武帝不得不重新组织昂贵的军队，又和匈奴发生了好几次大战。这几场战争汉军基本上没有占到便宜，几次因为找不到敌人无功而返，还有两次主力被彻底全歼，甚至统帅都投降了匈奴。

这场奢华的战争打成这个样子，决策者难辞其咎。这几次失败以后，汉武帝公开发表了《罪己诏》，检讨自己穷兵黩武的策略，停止了继续对匈奴用兵。

三

人无论做任何事，都会同时面临两个量：成本和收益。用收益减去成本的差值是净利润，就是我们做这件事所得到的好处。人的本性是逐利避害，在所有的选择中，理性的人总会选择净收益最大的方案。

国家和人一样，一个合格的国君，他的职责是要为国家争取最大的利益，去选择净收益最大的那一种国策。

比如领土问题，我们有些人可能觉得，领土的价值高于一切，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领土不计成本。但对于一个关心净收益的帝王，他考虑的问题则是：占有这块领土的收益是否大过成本？如果收益太小，成本太高，那还不如不占，否则就是在无谓地浪费民脂民膏了。

这就是汉匈和亲背后的逻辑。

如果匈奴有能力入侵汉帝国的话，谁愿意俯首称臣呢？如果汉帝国有能力剿灭匈奴的话，谁愿意把宫女白白送给人家呢？正因为匈奴和汉帝国都发现，在这场成本与收益的游戏中，和平的收益要远远大于战争，所以大家才有机会坐下来和谈。

和谈的关键，也是为了钱。

匈奴之所以愿意坐下来谈，是因为他们南侵劫掠无非是为了财富。双方和谈以后，匈奴得到了大量的利益。每一次匈奴使团到访长安，汉帝国都会赐给他们包括黄金、铜钱、丝绸、粮食在内的丰厚礼物。而且一次比一次给得多，以至于有的汉朝大臣因为这事太过花钱而上书抗议。此外，和平后两国开放边境贸易，匈奴可以靠贸易得到自己想要的财富，更没有必要冒着生命危险南侵。

对于汉帝国来说，和平贸易阻止了入侵，节约了大笔军费，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通过边境贸易，对匈奴来说像自行车一样便宜的马匹牲畜卖到长城以南就成了宝马价。汉帝国相对很便宜的粮食和手工艺品过了长城以北，也成了珍贵的商品。所以双方在贸易中都得到了巨大的利润。

和谈是符合双方利益的选择。至于和亲，只是表面的形式问题。古代社会极端重男轻女，皇帝连自己的亲生闺女都可以当作政治筹码，更遑论王昭君那样的干闺女。匈奴单于也不会真的在乎一个女孩子。“和亲”只是在谈判谈妥以后追认的政治手续，用来和亲的女子只是一个没人关心的政治工具而已。

游牧民族有一种婚俗，女子的丈夫去世后，要嫁给亡夫的兄弟，甚至是亡夫的儿子、孙子（当然不能是该女子亲生的）。这个习俗称为“收继婚”或者“转房婚”。这主要是因为古代女性地位低下，被视为用来生育的财产。在丈夫死后，女性要像财产一样被家族中的其他人“继承”，继续承担生育的任务。

王昭君在嫁给匈奴单于两年后，单于去世。单于的儿子根据“转房婚”的习俗，要求王昭君再嫁给自己。思念家乡的王昭君给汉朝皇帝写了一封信，恳求回国。结果她得到的是皇帝冷酷的拒绝。显然，作为政治工具，让王昭君继续留在北方要比让她回来更有价值。谁又会在乎一个工具的想法呢？

对于迷恋战争的人来说，汉武帝对匈奴的远征是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伟大胜利。如果按照“领土越大，国家就越了不起”的逻辑来看，汉武帝时代拥有在整个汉朝里最为广阔的领土，汉武帝无疑是个了不起的帝王。

但恰恰就是在汉武帝的手里，汉帝国由盛转衰，把文景之治积攒下来的家底全都败光，让无数小康之家进入饥寒交迫的困境。更不用说，还把几十万个家庭的顶梁柱、几十万个年轻的梦想，全都葬送在了苦寒的大漠深处。

这一切值得吗？

如果站在后知后觉的角度来评判古人，汉武帝的远征实在是一次得不偿失的行动。不过我们也说过，以后人积累了几千年的经验去批评古人未免不够公平。

就像王莽失败的改革是历史的试错一样，汉武帝的远征也是一次试错。在汉武帝之后，中原帝王们明白了：用纯粹的武力解决北方游牧民族是行不通的。对于农耕地区，以及靠近农耕地区的草原（如河套地区），这些地方有极大的战略价值，只要有能力就尽量占下来。对于远离农耕地区的草原、大漠，深入远征是不划算的。

从长远来看，中原文明就算再强大，也只能把北方边境维持在农耕区和畜牧区的分界线附近。这条分界线，就是气象学上的中国“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这条线以南的地区水量充足，可以种田；以北的地区只能生长牧草。这是中原帝国北部边境的极限，长城就正好建在这条降水线的附近。

汉武帝以后的中原政权意识到，彻底消灭游牧民族是不可能的。和游牧民族最理想的关系是：游牧民族退到远离农耕区的北方，双方保证互不侵犯。汉朝之后，中原帝国对北方的政策大体上都是按照这个目标来执行的。

____________

汉武帝对匈奴发动过多次战役。在前两次战役中，汉武帝打下了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河套地区是中原帝国在北方的战略要地。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向西域的重要通道，是中原控制西域的前提。这两次战役对于中原帝国是非常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