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比科学要现实得多，因为它是由个人忽然发现自己被淹没——无论出于自愿与否——的特殊情况所构成。因此作为一项测试，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区分出哪些是清醒的头脑，而哪些只是墨守成规之所在。

恺撒是据我们所知具有从令人恐惧的混乱时代中洞悉现实之根源这一能力的最高典范，那是人类曾经历过的最含混不清的时期。而命运仿佛还要让这个典范的程度更上一层楼似的，又在恺撒身旁安插了一颗了不起的“智慧”头脑，也就是西塞罗，一个毕生致力于让事情本质变得更加混沌的人。

命运过分的“垂青”让罗马的政治机器出了故障。这座台伯河畔的城市，这座称霸意大利、西班牙、北非，以及古典和希腊时代的东方的城市，如今正濒临崩溃。其政治体系以市政自治为特征，因此与城市密不可分，就像树神必须依附着他们监护的树木，否则就会陷入离散的痛苦旋涡。

无论哪种类型和范畴的民主，其健全与否都取决于一个简单的技术细节——选举程序，其他所有都是次要的。如果选举制度是成功的，如果它与现实情况相一致，那么一切都会进展顺利；但若非如此，即使其他种种发展势头良好，也一定会出问题。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财富，扩张之路所向披靡。然而由于坚持采用一套愚蠢的选举制度，最终走向了灭亡。错误的选举系统意味着僵死和愚蠢。因为选举必须在城市中进行，乡村的居民因此失去了投票权，更不用说那些分散在整个罗马世界各处的人了。由于想要实现真正的选举是不可能的，因此有必要把一切伪造得像是真的，于是候选人们拉帮结伙，找来退伍的老兵或者马戏团演员之类的亡命之徒，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威吓选民。

没有真正选举制度的支持，所谓民主体系不过是空中楼阁。言语都是空话，而“共和政体除了空话以外什么都不是”——恺撒如是说。没有任何地方行政长官仍握有权威；左派和右派的将军们——马吕斯和苏拉——不断在早已被架空的专政中互相攻击，结果却一无所获。

恺撒从没有阐述过自己的政策，但他却始终忙着实施这些政策。所以说，恺撒本身就是自己的政策，而非后来出现的君主政治教条。如果我们想要对此有所了解，那么没有其他的办法，我们必须采取与恺撒同样的行动，并赋予其恺撒之名。君主政治的奥秘正隐藏在恺撒主要的功勋背后：征服高卢人。为了承担这一功业，他不得不公然反叛业已存在的立法权。为什么？因为立法权掌握在共和派手中；也就是说，掌握在忠诚于城邦政体的保守派手里。他们的政策可以总结为两项：

第一，罗马公共生活中的骚乱是过度扩张所引起的。一座城市统治不了那么多的民族。每一次新的征服都是对共和国犯下的罪行。第二，为了防止国家体制的瓦解，需要一名国家元首。

我们所谓的“君主”一词与罗马人所说的“国家元首”有着几乎完全相反的含义。从公民的意义上来讲，元首与其他人无异，但为了管理共和体制的运行，他将拥有更高的权力。在西塞罗的《论共和国》（derepublica）一书以及撒路斯提乌斯对恺撒的回忆中，都通过找寻元首、公共事务总裁以及仲裁人，对政治家的思想进行了总结。

恺撒的解决方案与保守派们截然相反。他认为，想要补救以往罗马因掠夺造成的后果，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掠夺下去，将严峻的命运全盘接受下来。其中最重要的，是首先要征服西方的新兴民族，因为在不远的将来他们会比衰落的东方民族更加危险。恺撒全力支持将所有西方的野蛮民族彻底罗马化。

斯宾格勒曾经说过，古希腊—罗马人无法理解时间的概念，不能将自己的存在延伸到时间之外，他们只为当下时刻而存在。我倾向于认为他的论断是不准确的，或者说至少让两件事变得容易混淆。古希腊—罗马人确实对未来相当无知，他们看不到未来，就像色盲患者辨认不出红色。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他们的生活根植于过去。一旦准备在当下做些什么，他们会先向后退一步，就像准备斗牛前的拉加蒂约一样。他们在过去寻找适合眼下情况的样板，并且以此为装备投身于现实的浪潮之中，由过去这套潜水服提供保护和伪装。因此可以说，他的全部生活就是一场对过去的重复。用古代的模具浇铸出来的人都是这样，他们始终是古人的模样。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时间是麻木不仁的，而只能说他们的时间观不够健全：对未来的感受萎缩不足，以及对过去的感知过分肥大。我们欧洲人总是受到未来的吸引，认为那也是绝大多数物质的时间维度，并习惯以“今后”而非“以前”作为开始。因此，当我们看到古希腊—罗马人的生活时，很自然会觉得那是存在于“时间之外的”（achronic）。

这股一定要用过去模板之钳掌控当下一切的狂热，已经从古人传递给了现代的“考据学家”。后者同样对未来相当盲目，同样执迷于看向过去，狂热地为每一种现实寻找着先例，并将其粉饰为“沿波讨源”。我之所以会说到这些，是因为即使是那些早期为恺撒写传记的作家，也基于认为恺撒试图模仿亚历山大大帝的预设而没有真正理解这一伟大人物。对他们而言，做出这样的假定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亚历山大大帝因为想到米太亚德的荣誉而夜不能寐的话，那么恺撒一定会因为亚历山大大帝的成就而饱受失眠困扰。后继者延续了同样的推理思路。人类的脚步总是向后倒退，今日的步伐踩着昨日的足迹。当代考据学家只是传统传记作家的回响而已。

人们想象恺撒热望着以亚历山大大帝的方式去完成事业——几乎每个历史学家都相信如此——而完全放弃了去真正地理解恺撒。实际上，恺撒与亚历山大大帝是几乎相反的两种类型，只有建立一个世界性帝国的想法能够将他们联系到一起。但这个想法并非亚历山大大帝想出来的，而是来自于波斯人。亚历山大大帝的形象以及其充满声望的过去势必会将恺撒向东方推进，但恺撒对西方坚定的偏爱却揭示出他与马其顿人相异的决心。除此之外，恺撒的目标绝不仅仅是一个世界性的王国。他的目标更为深刻：他想要一个不是靠着罗马本身，而是靠着其外周省份而存在的罗马帝国，这也就意味着城邦模式的彻底废弃，在一个国家里，多元化的民族之间通力合作，团结起来为国家尽忠。不存在某个令各外部地区必须臣服的、发号施令的中心，而是一个巨大的社会主体，身处其中的每一元素都同时是国家主动的和被动的国民。这就是现代国家的前身，也是恺撒未来主义天赋创造出的惊人设想。

不过这一设想包蕴了一种超罗马的、反贵族的力量，远远超过共和制寡头政治的范围，它凌驾于国家元首之上，使其沦为一只小小的领头羊。代表普遍民主的行政权力只可能是君主政体，其所在地位于罗马之外。

共和制！君主制！历史上这两个词不断地变换着真实含义，因此，为了明确它们的实质，此时此刻我们需要对其含义加以分解。

恺撒信任的追随者们以及他最忠诚的战友，全都并非具有古老城邦思想的遗老遗少，他们是新兴的人类，是精力充沛并且高效的外来个体。他最信任的臣子是大西洋人科尔内留斯·巴尔布斯，一位来自加地斯的商人。

但是，这幅关于一个新国家的蓝图过于超前，拉丁人迟钝的思想显然跟不上如此大幅度的跨度。城邦的幻影及其具体的唯物主义，令罗马人无法“预见”政体的全新组织形式。国家怎么可能由不生活于城邦之中的人构成呢？哪一种新型的联合体能够如此微妙、神秘呢？

因此我再次重复：被我们称为国家的实体并非是在血缘纽带的联结下自发形成的。国家的形成开始于自然分隔的人们意识到他们不得不生活在一起。不过这种服从并非迫于残酷兽性的力量，而是出自强有力的目标以及摆在分散人群面前的共同任务。更重要的是，国家是一项行动的计划以及合作的程序。人们被号召到了一起，以便可以共同实现些什么。国家既不是血缘关系，也不是语言学或领土意义上的集合体，更不是住所上的临近。国家的本质并非物质的、惰性的、固有的以及有限的。它是一种纯粹的活力——想要一起完成某项事业的愿望，并且国家的概念因此而不受任何物理限制的束缚。

萨韦德拉·法哈多设计的著名政治徽章有着极大的独创性：一个箭头，下面写着一行字：“不升亦不降”。这就是国家。不是某个静止的物体，而是一种运动。国家每时每刻都在迎来送往。就像每一种运动一样，国家也有自己的终点和起点。在任何时候将一个国家的生活真正地剖开，都会发现在其中存在着一条共同生活的纽带，有些似乎是建立在物质属性的基础之上，比如血缘、语言或者“自然边界”。一种静态的解释会让我们相信：那就是国家。但是我们很快就会注意到，该人类群体正在做着一些共同的事情——战胜其他民族、开拓殖民地、与其他国家结成联盟；也就是说，几乎每一时刻它都在超越着构成其统一体的物质法则。这就是国家的起点和终点，其联合的缔结恰恰是对任何已有的联合体的取而代之。当这种朝着更长远发展的动力出现障碍的时候，国家自然就会垮掉，而此前存在着的，并且一度被视为国家的物质基础之纽带的种族、语言、自然边界等，变得毫无意义。国家彻底土崩瓦解了。

只有存在于每一时刻的两面性——已经存在的联合以及正在结成的联合——才能使我们真正理解国家的本质。我们知道，至今对国家还没有一个成功的定义能让它适合于现代人的接受范畴。城邦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直观可见。但是在德国人和高卢人中兴起的新型公共联合体，亦即西方的政治灵感，是一个非常模糊且转瞬即逝的东西。考据学家，也就是如今的历史学家，在这一棘手的事实面前，几乎感到与当年恺撒和塔西佗试图用罗马术语阐述那些原始国家——包括阿尔卑斯山以北、莱茵河以外或者西班牙——的性质时一样困惑。他们将其称之为公民共同体、部落、民族等，但也意识到这些名称均不适合。那不是公民共同体，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它们都不是城市。他们甚至无法用这个词语去语意模糊地指代有限的领土，因为新生的民族总在无时无刻地更换着土地，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是在不断地扩张或缩小自己所占据的地盘。他们中也无一是种族上的集合体——即氏族、民族。无论我们把范围向过去延伸到多久以前，构成已经出现的新兴国家的种群之间均找不出什么血缘关系，他们都是不同血统的组合。如果国家既不是血统的共同体，也不依附于领土，并且和任何此类因素都没有关系，那么，国家到底是什么呢？

就像常见的那样，对这个问题，简单地接受现实能带来解决的关键。但我们学习任何诸如法国、西班牙、德国之类“现代国家”的演化时，问题已经显而易见，那就是：在某一时期国家的组成要素将在此后的年代里被一一否定。起初，国家就像是一个部落，而它旁边的部落仍非国家；此后，国家由这两个部落组成，逐渐发展成一片区域，此后就是一个州、一个公国乃至一个王国之类的规模。一开始莱昂是国家，但卡斯提尔就不是；随后，莱昂和卡斯蒂利亚都成了国家，但阿拉贡不是。从而，两项原则的存在变得显而易见：首先是多变且不断的迭代——部落、区域、公国、王国，同时它们的语言和方言也在随之变化；其次是永久性，国家可以自由地跨越所有的边界，并主张与第一项的完全对立面达成一致状态。

考据学家们——这是我给如今自称为“历史学家”之人起的名字——往往不假思索地从我们转瞬即逝的时代算起，也就是从此前的两到三个世纪里西方国家们的状况开始，设想韦辛格托里克斯如何建立起一个从圣马洛到斯特拉斯堡的法国，或者熙德联盟如何争取到从菲尼斯特雷到直布罗陀的西班牙。这些考据学家——就像天真的剧作家一样——几乎总是将他们的考据对象想象成参加过三十年战争的英雄。为了向我们解释法国和西班牙是如何形成的，他们设想在法国和西班牙诞生之前，其国民的灵魂深处就已经存在一个联合的前体；就好像在法国和西班牙诞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似的！换句话说，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不需要经过两千多年的捶打就能凭空降临！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现代国家仅仅是可变原则的当前表现，注定需要不断迭代。当前这一国家原则并非基于血统或者语言，因为在法国或者西班牙，血统或语言的一致性是国家形成的结果而非原因；这条原则当下的基础就是“自然边界”。

对于一名老练的外交官而言，利用自然边界这一概念作为其论证的利器是非常好的选择。但是历史学家却不能将其作为避难所躲藏起来，仿佛它能充当永久的壁垒。实际上，它非但不可能永久，甚至连设置都不足够明确。

严格地说，我们不要忘了问题究竟是什么。我们正试图找到我们如今称之为国家的民族国家与其他形式的国家——比如城市国家，又或者如奥古斯都建立的帝国那样的另一种极端形式——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如果我们想把问题阐述得更清晰简洁一点，那么可以试试换种说法：在我们已知的国家中，比如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或者德国等，究竟是什么力量令数百万人民在一种公共权威的统治下共同生活？鉴于每一个联合体中都充满着各种异质性的血脉，显然它们不同于此前靠血缘联结的群落；但它们同样也不是语言学上的集合体，因为如今生活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民族曾经说着，或者说仍旧在说着各自不同的语言。他们如今享有的种族以及语言上的同质性——如果能算得上是一种享有的话——正是从前政治联合体的结果。因此，非但血缘和语言没有导致民族国家的诞生，反倒是民族国家令血缘和语言上的差异程度有所降低。在不同国家中出现的情况大抵都是如此。国家刚好与过去血缘和语言的联合体相一致的情况极其罕见——如果真的曾经存在过的话。这样看来的话，西班牙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并不是因为举国上下都讲西班牙语，同样的，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也不是因为在某一时期他们的主权领土界限恰好与阿拉贡语和加泰罗尼亚语的分布相吻合，才被称之为民族国家的。如果我们能调整自己遵循每一项现实都为我们判断是非留出余地的这种准则的话，我们应该能更倾向于接受如下推测，从而更接近事实：每一个语言学基础上的结合体，无论拥有着何种程度的领地，几乎都是过去政治统一形成的沉淀物。国家始终是位了不起的语言翻译。

这一点其实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已经显示得很清楚了，因此才令视血缘和语言为国家建立之基础的固执己见显得更为奇怪。

对于这样一种观念，我认为忘恩负义和前后矛盾的成分几乎一样多。因为法国人将其真正的法国以及西班牙人将其真正的西班牙都归功于原则x，而正是在这个原则x的驱动下，原来基于血缘和语言建立起来的狭隘社会才得以被取代。由此看来，如今构成法国和西班牙的要素与过去令两国成立的元素已经截然不同。当人们意识到血缘和语言都不足以作为支撑统一体的原则后，便出现了另外一种类似的错误观点，即认为国家的理念产生自领土的形态以及“自然边界”的地理学神秘主义。但“自然边界”的概念同样是我们正面对着的一种幻影。对实际情况的大胆猜测表明，我们所谓的国家，是通过对大陆广袤的土地或者临近的岛屿进行分割而建立起来的，并由此推断其具有某种永久性和精神性的实际边界。就像我们被告知的那样，它们都是自然边界，而正因为其具有的“自然属性”，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神秘的陆地形式决定论。但是当我们转而考虑到已经论证了国家并非起源于血缘和语言结盟的社群时，同样的论证过程也会令上述神秘性失去效力。

再一次地，假如我们回首几个世纪之前，就会发现法国和西班牙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边界”而分裂成诸多较小的国家。庇里牛斯山或阿尔卑斯山也许比其他任何构成边界的山脉都更宏伟，莱茵河、英吉利海峡或者直布罗陀海峡也比其他所有造成隔离的水体更为可观，但它们却只能证明边界的“自然属性”之相对性，一切仍主要取决于某一时期的经济以及战备资源状况。

关于著名的“自然边界”说，唯一的历史真实性仅在于其构成了民族a向民族b扩张的障碍。对于民族a而言自然边界是障碍——或对共同生活或对军事行动构成障碍，所以站在民族b的角度，它就可以作为抵挡a的防御工事。这么看来，“自然边界”的想法成立的前提是一种比边界更为自然的东西，即民族扩张以及民族之间无限融合的可能性，而自然边界不过是终止这一可能性的物质障碍。所以过去或者更远古时代的边界，在如今的我们看来非但不能构成法国或者西班牙建国的基础，相反，它们是国家在统一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极大障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必要试图明确如今边界的基本性质，哪怕运输手段以及战争领域的新方法已经将它们过去作为障碍的有效性湮灭了。

既然边界并没有发挥积极的基础作用，那么它们在国家的形成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答案显而易见，并且在将民族国家与城市国家进行比较时，对于我们理解民族国家思想的真实含义至关重要。在任何一个阶段，边界的功能都是帮助巩固当时已经缔结的政治统一。因此，它们并不是国家形成的起点，恰恰相反，在形成的起点处它们毫无疑问是作为障碍存在的，但在此后国家一旦成立，它们又转而成为了加强团结的物质手段。

确实是这样的，种族以及语言也在其中扮演着同样的角色。与其说是这种自然的群集构成了国家，倒不如说是国家本身在其朝着统一的努力过程中受到众多种族和语言的反对，被它们构成的障碍所阻挠。当所有这些都被积极地克服之后，当终于实现了种族和语言的相对统一后，国家便继而得到了以上二者的巩固和支持。

其实上述说来也没什么特别的，不过就是打消了我们将三种因素与国家成立联系在一起的错误的传统观念，接受一个新的事实：我们原本以为的组成要素，实际上恰恰是国家在成立初期遇到的根本障碍。（当然了，在打消错误观念的过程中，现在看来我倒成了牺牲品。）

我们必须令思想专注于民族国家概念最独特的灵感、为其独有的政策，从中探寻其奥秘，而非倚仗那些无甚关联的原则，比如生物学或者地理学的特性。

既然如此，那么人们为什么还会在试图理解现代国家的实质这一重大问题时去求助于种族、语言或者领土呢？纯粹因为于其中我们发现了在个体与公共权力之间根深蒂固的亲密与团结，而古代国家对此却是缺乏感知的。在希腊和罗马，国家只包含少数个体：其余的人——包括奴隶、同盟者、乡下人和殖民地居民等——仅仅都是臣民。但是在英国、法国、西班牙，却没有任何人仅仅被视作国家的臣子，他们从始至终都享受着国家的参与者、合伙人的身份。

不同时期在国家中以及国家间的联盟所采取的形式差异极大，尤其是司法形式。尽管在社会等级和个人地位上存在很大的区分，一些阶级相对享有特权，而另一些则没有；但如果我们试着去解读每一时期政治生活的真实情况并体验其精神的话，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是国家积极的臣民、参与者以及合作者。

无论采取怎样的形式，国家从来都是——远古、古代、中世纪、现代——由一小群人向其他人类群体发出邀请，以共同完成某项事业。

所谓事业，很可能存在着种种中间阶段，但从长远来看却包含在了某种共同生活的组织中。国家和共同生活的计划、人类活动或行为的规划，都是不可分割的术语。国家在促使群体结成联盟的不同方式下建立起各自的类型。从这个角度来看，古代的国家从来没能成功实现彼此间的融合。罗马统治着意大利人以及乡下居民，对他们进行教育，但是却没能让他们与自己团结起来。即使在城市中，也没能实现市民在政治上的融合。更不要忘了在共和政体下的罗马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其实是两个罗马：元老院和平民。国家的统一并没有超越在不同群体之间建立简单的联结，因而彼此之间依旧隔阂而陌生。也正因如此，当帝国面对威胁时就无从倚仗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且不得不通过管理和战争的官僚措施进行聊胜于无的防御。

每一个希腊以及罗马群体之所以没能与其他群体实现融合都有着深厚的渊源，对此本书并不便展开叙述，但可以用一句话简单概括：古代世界的人们以一种简单的、基本的方式去理解国家不可避免的统一，即统治与被统治的二元性。也就是说，罗马理所当然要去统治而不是服从；其他人则自然而然应该服从而非统治。如此一来，国家在围墙之内，在由城墙所限制的城市之内被物质化了。

但是，新兴民族以一种相对不那么物理性的方式来解读国家。鉴于国家是关于共同事业的计划，它的现实就理应是纯粹动态的，总有某些事情需要去做，整个群体都处在行动状态中。从这个观点来看，每个人都构成了国家的一部分，都是一个为该事业贡献力量的政治主体；民族、血统、地理位置、社会阶级等种种因素都退居二线。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传统的、古老的群体——换句话说就是命中注定的、不可变更的群体——使政治伙伴关系得以命名，而是有着明确行动计划的未来群体。不再是过去的状态，而是要创造的未来，将我们与国家紧紧联系到一起。因此，西方政治统一体轻松地逾越了幽禁过去国家的种种限制。与古人类相反，欧洲人表现出面向未来之人的面貌，清醒地活在未来之中，并从未来的角度决定当下所采取的行动。

这样的政治倾向无疑会促进国家朝着更丰裕的统一体发展，原则上来讲，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一进程。融合的能力是无限的——并非仅限于个人民族之间的融合，还包括更具民族国家意味的融合：在同一政体下所有社会阶级的融合。与国家在领土以及人种方面的扩张相应地，内在的融合也变得越发密切。民族国家的本质是民主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要比其他不同的政府形式间的差异更具决定性。

当以传统的社群为基础来定义国家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人们总是会将法国哲学家勒南的准则作为最佳接受下来，仅仅因为其中除血统、语言与共同传统等属性之外，添加了被称之为“日常平民表决”的新元素。但是，该名词的含义真的被理解清楚了吗？我们现在能否赋予它一个与勒南所提出的全然不同，但更贴近其本源的含义呢？

8

“在过去享有共同的荣誉，对未来抱有共同的期待：一起完成了不起的事业，一起孕育更大的梦想，这就是构成民族的最基本条件……从过去，继承一笔荣誉与悔恨的遗产；在未来，承担并实现同一张蓝图……国家的存在就是一场日常公民表决。”这就是勒南关于国家做出的著名定义。

我们该如何去解释它超乎寻常的成功之处？毫无疑问，要归功于最后一个分句中优雅的转折。国家基于“日常公民表决”的设想具有令我们感到自由的效果。血统、语言以及共有的历史都是一种静态的原则，僵化并且惰性，缺陷足以致命；它们仿佛就是牢笼。

如果国家除此之外一无所有的话，那我们就应该将其抛之于脑后，不再为此费心。倘若国家成为了一种既定存在，而不再关乎人类的创造与活动，那么当其遭到进攻的时候，人类甚至都没有必要再予以捍卫。

无论我们愿意承认与否，人类生活始终都被未来所占有。

在任一确定的当下时刻，我们都心系随之而至的下一刻。因此，活着总是一连串马不停蹄、连绵不断的活动。为什么没人意识到，所有的活动都是在试图令属于未来的事物得以实现呢？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我们对待回忆的态度。我们在当下时分勾起某段回忆，是为了对接踵而至的下一刻构成影响，而这甚至就是重温过去的唯一快乐之处。前一时刻羞怯隐秘地呈现给我们的快乐以令人期待的未来的形式照进现实，因此我们“对往日种种展开的回忆”实际上正是亲手创造出来的。

让我们说得更清楚一点，过去对人没有任何意义，除非它能够指向未来。

如果国家仅仅包含过去和现在，那么也就不会有人在其遭遇攻击之际站出来抵抗。对此持相反观点的人不是伪君子就是神经病。真正的现实是，国家对未来的吸引力正是由过去折射出来的——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想象中的未来。而在那个未来，我们国家的存续似乎变得更令人称心如意。这才是动员我们采取抵抗措施的根本原因，而非出于血统、语言或是共同的过去。在捍卫国家的过程中，我们同时捍卫了自己的未来，而非我们的过去。

以上才是我们应该从勒南的定义中得到的回响：国家是一幅华美的蓝图，其未来由公民投票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存在于过去的延续之中这一事实丝毫没有改变问题的本质；它仅仅暗示出勒南的定义实际上也是有所欠缺的。

所以，民族国家代表着的原则，相对于由血统所限定的古老城邦或者阿拉伯式的“部落”而言更接近于纯粹国家的概念。实际上，民族国家观点保留了许多对于历史、土壤以及种族的眷恋；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观察到以一个诱人的生存计划为基础实现人类团结的精神原则如何总能在国家中占据重要地位，是一件非常令人惊讶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想说在西方的灵魂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完全自发地产生出诸如“过去的压舱物”“物质原则的相对限制”等概念；倒不如说它们生发自浪漫主义者对于国家概念做出的博学解读。

如果19世纪的国家概念出现在中世纪，那么英国、法国、西班牙和德国可能永远也不会诞生了。这种说法会构成一定的混乱，令人混淆什么是一个国家成立的动因以及构成元素，而什么只是为了巩固和延续其存在的要素。让我们一劳永逸地把它解决掉吧——国家并非诞生自爱国主义精神。与此相反的观点在我看来即可算得天真幼稚，而勒南在他著名的定义中却承认了相反的观点。

如果说为了一个国家的成立，必须要求某一群体的人有能够回顾的共同过去，那么我就要问自己了，我们要如何去定义同一群人如今正生活在一起的实际状态呢？这个当下的时代很快也会变成过去。很显然，为了让他们说出“我们是一个国家”的宣言，这种共同的生活就必须消亡。我们不难看出来，所有考据学家、文献研究者群体的职业眼光都存在某种缺陷，使得他们无从认识除了过去以外的现实。为了成就考据学家的身份，首先必须有过去的存在，但国家却不是这样的。截然相反，在拥有一个共同的历史之前，国家首先需要创建出一种共同的生活；而在创建出来之前，又必须先要有关于它的梦想、愿望和计划。对于一个国家的诞生而言，拥有未来的预期已经足够，哪怕这个预期实现不了，甚至就像在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那样以破产告终也无妨。在此，我们可以举勃艮第的例子来讲讲建国如何因不识时务而被迫中止。

西班牙与生活在美洲中部和南部的各民族有着一段共同的历史，存在着共同的语言和种族，但是却没能与这些民族形成一个国家，为什么会这样？据我们所知，是因为其中缺少了一个元素，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共同的未来。对于那些生物学上存在联系的群体，西班牙还不知道如何通过创造出一个关于未来的集体主义规划来对他们造成足够的吸引力。通过投票表决来决定西班牙的未来是行不通的，因此档案、记忆、祖先、“祖国”等对他们而言全部无济于事。这些先前的存在仅仅提供着巩固性的力量，但除此之外再无他用。

不过我已经看到，民族国家的历史结构在本质上具有公民投票表决的特质。所有表现出来似乎与此相背离的一切，都是稍纵即逝、不断变换中的，它们仅代表着公民投票所要求的形式。勒南创造了这个充满魔力的词汇，为它接通电源，令它像一束阴极射线般帮助我们直接洞穿一个国家最深层次的脉络，发现那由以下两部分元素构成：首先，以一项共同的事业为基础对共同生活做出的计划；其次，那项有吸引力的事业给人们之间带来的粘着力。普遍的粘着力会引发内在的团结，使得民族国家与古代国家区分开来，此时联盟的产生以及维持并非来自于敌对族群施加于国家之上的外部压力，而在于国家自“国民”内部自发形成的深层凝聚力。事实上，国民此时就是国家本身，他们不再认为国家与自己没有任何关联——这正是国家不可思议的新特征。

然而勒南险些毁了其定义所取得的成功，因为他视公民投票为一个回顾性的元素，认为一个已经成立的国家之存续正依赖于选举之上。我更倾向于改变这一定义的使用方向，令其在国家的萌芽阶段便具有正当性。这将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点改动，因为事实上民族国家永远不可能真正彻底形成，这一特征恰恰构成了它与其他类型国家之间的差异。国家不是正在建设中，就是处于行将毁灭的进程里。永远不可能出现第三种状态。国家要么赢得了拥护者，要么就在失去民心，而究竟是哪一种则取决于在某一特定时期里，国家是否代表了一项充满生机的事业。

因此，此刻最有启发性的就是去回顾一系列曾成功地赢得了西方人热情的统一大业。从中我们能够看到，无论是公共生活中，还是最私人的关注领域里，欧洲人斗志的激发都依赖于此。是否可以预见一项重大事业决定了他们是处于时刻准备着的状态，还是陷入彻底的松弛之中。

这样的研究还清楚地展示出了另外一种观点。古人的国家事业并不意味着在其发起群体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粘着力，正因如此，所谓的国家总是受到致命的限制——由部落或城市构成的限制，但这项事业就其本身实践而言却几乎是无限的。任何一个民族——无论是波斯、马其顿还是罗马——都有可能成为囊括这颗星球上任何部分的一个主权统一体。但这样的统一体本身并不是一个内在的、最终的存在，因为它只是服务于军队和统治者的管理效率的产物。在西方国家的统一进程中，必然要经历一系列不可避免的阶段。在欧洲从未有过任何帝国在疆域上达到足以与波斯人、亚历山大大帝和奥古斯都大帝所打造之帝国相媲美的程度，对此我们应该感到更为困惑才对。

欧洲民族国家的创造过程总体遵循着以下节奏：

第一步——西方特有的直觉使得人们感觉到国家是不同民族在政治和道德生活的统一中实现的融合，最初起始于在地理、种族以及语言上最接近的群体中间。并不是说种种相似性构成了国家的基础，而是因为相邻群体之间的多样性最容易被克服。

第二步——此为必经的一段巩固时期，在此期间新国家之外的民族统统被视为异端，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敌对势力。人们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采取了排他性的态度，将自己闭锁在国家之内；换句话说，就是他们表现出了如今所说的国家主义。但事实上，尽管他者在政治上被视为陌生人和敌手，但彼此之间在经济、文化以及道德方面却依然建立起联系。民族战争有助于平衡技术和心理层面上的差异，传统上的敌人逐渐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变成了同类，敌对民族和自己的国家同样属于人类集合的意识开始浮现出来。但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是置于己方对立面的外方和敌方。

第三步——国家开始享受充分统一带来的成就。于是，新的事业诞生了：团结那些昔日被视为敌人的民族。人们越来越相信，敌对民族在道德以及利益上与自己相似，具备形成一个国家性群体的可能性，从而共同对抗其他那些更疏远、更陌生的群体。至此，崭新的国家观念已经日臻完满。

举个例子让我的论述更容易理解一些。人们习惯于断言早在熙德时期，西班牙就已经具有国家意义。为了让这一理论更有分量，还有人补充说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圣伊西多尔就已经提到了“西班牙，我的母亲”的概念。在我看来，这是在历史观点上犯下的非常幼稚的错误。在熙德时期，莱昂—卡斯蒂利亚国家正处在形成过程中，两者之间的融合才是那个时代的国家观点，是当时具有政治有效性的观点。而另一方面，“西班牙”是当时主要为博学者所使用的概念，是罗马帝国在西方传播的诸多富有成果的概念之一。作为帝国后期的一个教区，“西班牙人”已经习惯于以行政统一的方式与罗马建立起联系。但是，这种地理—行政上的概念只是一种对外部事物的接受，而非来自于内部的灵感，更无论如何都谈不上对未来有什么渴望。

无论11世纪的人们多么希望这一想法成为现实，我们都要认识到它甚至达不到希腊人在4世纪时所持观念的那种活力与精确性，尽管希腊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概念。或许更恰当的历史比喻应该是：希腊国家观之于4世纪时的希腊人、西班牙国家观之于11世纪乃至14世纪的“西班牙人”，就像欧洲观之于19世纪的“欧洲人”。

从中我们得以看到，实现国家统一的努力是怎样如同一段旋律般朝着它们的目标一路奏响。哪怕仅是昨日的趋势也必须等到明天，才能得以在国家灵感的最终流露中变得具体化。但从另外的角度来讲，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样的时代终将到来。

对如今的欧洲人而言，欧洲能够转化为国家观点的时代已经到来。而和11世纪关于西班牙统一的预言相比起来，对此持有信念并不显得过于空想主义。西方民族国家对于其真正的灵感越忠诚，就越有可能最终自我成就为一个幅员辽阔的超级欧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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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方国家开始建立的时候，欧洲几乎就在其内部和周围充当一种背景性的实际存在。这是自文艺复兴开始以来欧洲所呈现出的统一局面，欧洲的这一背景是由各个国家本身组成的。虽然各个国家对此一无所知，但已经逐渐从好战的大多数中撤离出来。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之间虽然斗争不断，形成各种对立的联盟后又持续不断地再打破再更新。但所有这一切，无论战争也好、和平也罢，都代表了一种互相之间平等共存的态度，是罗马人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年代都没能与伊比利亚人、高卢人、不列颠人或者日耳曼人之间所达成的关系。历史已经将冲突——亦即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凸显到了时代的前景之中，那很难成为统一的种子得以萌发的土壤；不过，当战场上正激烈交战的同时，还有一众其他领域里正与敌人展开着贸易往来，交换着思想观点、艺术形式以及宗教信仰。有人也许会说，斗争冲突只是一块帷幕，大幕后面和平正紧锣密鼓地准备登台，将敌对国家中的生命交织在一起。新生的每一代都开始拥有越发相似的灵魂。为了论述得更为准确和严谨，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法国人、英国人和西班牙人的灵魂此刻以及未来都将存在各种人们所能想到的差异，但是却拥有共同的心理结构；其中最重要的，是它们在社会事业的各项内容上也在不断趋同。宗教、科学、法律、艺术、社会以及情感价值取向都开始趋于相似，而正是这些构成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精神必需品。因此，同质性达到了空前高度，甚至超越了用同一个模子浇铸出所有灵魂的程度。

如果对我们如今的精神储备——包括观念、标准、愿景、设想等——列一个详细目录的话，就会发现其中不是法国人的精神储备得自法国、西班牙人的精神储备得自西班牙，而是很大一部分都来自欧洲的共同遗产。事实上，如今我们受到的影响更多来自于欧洲，而不仅仅局限于法国、西班牙或者某一国家对我们各自造成的影响。如果我们在想象中做一个将自己的生活限制于“国家”之中的实验，将所行、所思和所感中一切来自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影响的地方统统剥离的话，结果就会令人感到异常恐惧。我们发现仅靠自己根本无法存活下去；我们精神财富中近五分之四都继承自整个欧洲的共同遗产。

对于当下我们这些欧洲人最紧要的使命，就是去履行在过去四个世纪里“欧洲”一词所蕴含的希望和价值。任何对此的反对态度都是基于旧“民族国家”观念的偏见，也就是以过去为基础的国家观念。我们很快就能做出判断，欧洲人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是否身为坚持扭脸朝向过去的罗得之妻的后裔。我们上文中对罗马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古代世界之人的讨论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对于某一特定类型的人而言，想要让他们摒弃一度占据其头脑的国家观点是极为困难的挑战。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无论有意与否，民族国家的观点是欧洲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并非得自考据学家对他们进行的迂腐说教。

至此，我也就可以总结本书的论点了。当前的世界正遭受着严重的道德颓废，在种种迹象之中，尤其以大众的反叛最具代表性。大众的反叛之根源恰恰在于欧洲的衰落，对此，形成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过去我们的大陆对世界上其他部分以及对其自身掌握的权力被动摇了，欧洲难以确定自己是否依旧拥有统治权，又或者是否已经被世界的其他部分所统治。历史的主权发现自己正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之中。

已经不会再有“极大丰富的时代”了，因为这暗示着一个清晰的、预设好的、明确的未来，就像19世纪假想过的那样。基于这种假象，人们认为自己对于明天将要发生什么了如指掌。但是再一次地，因为不知道世界将由谁来统治，以及权威将如何被组建，地平线向着崭新的未知方向铺展开来。不知道将由谁——或者说由哪个民族或者民族群体来统治这个世界；进而意味着不确定是哪一种族、意识形态，以及偏好、标准和生机盎然的运动体系来指引未来世界。

没有人知道答案，没有人知道人类的核心事物在不远的未来将受到何种牵引，于是地球上的生命呈现出过分转瞬即逝的特性。如今人们所做的每件事，无论是在公共还是私人领域——在他们的内在意识——中完成，都显得极为促狭，唯一的例外大概只有某些学科中的特定领域了。对于当前人们公告、支持、尝试和赞美的每一件事情持怀疑态度者，才是真正充满智慧之人。因为所有一切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种种事物，从对体育运动的狂热（指的是狂热，而非运动本身）到政治上的暴力；从“新艺术”到在风格愚蠢的矿泉疗养地进行日光浴，无一幸免。没有哪件新鲜事物是带有根基的；都是凭空发明出来的产物，用不好听的话来讲就是几乎等同于心血来潮的胡思乱想。它们并不是有着坚实生活基础的创造，自然也就不能代表真正的冲动或者需求。也就是说，从生活的角度来看，它们统统都是虚假的。我们当下过着一种自相矛盾的生活，一方面培养了真诚，但同时却实践着欺诈。只有当我们感到生活具有不可改变的必要性时，真理才会存在。然而，如今却没有哪些政客感到自己的政策具有必然性与必要性，他们的态度越是极端，他们的行为便越是轻率，也就越发不会为命运所鼓舞。唯一扎根于土地之上的生活，唯一原地生发的本真生活，必然是由不可阻挡之行动构成的。其他所有的一切，那些我们可以选取、背离或者拿去交换其他事物的东西，都仅仅是一种对真实生活的伪造。

今天的生活是过渡时期结出的果实，诞生于过去和未来两种历史规则之间形成的真空地带——那是它过去的模样，那也将是它在未来的样子。由此可见，当下的生活从本质上来讲是暂时性的，使得男人们不知道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真正值得去效力；女人们也不清楚究竟哪种类型的男人真正值得交付真心。

除非开启一番伟大的统一事业，否则欧洲人感到简直活不下去。当事业缺席的时候，他们就会感到自己在退化，变得懈怠，灵魂也逐渐开始麻痹。在我们今天亲眼目睹之前，一切便早已有了发端。直到今天终于以国家的身份为人所知的群体，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经达到了扩张的巅峰。欧洲人已经无法可想，除非领导着他们向更高层次演化。当下的欧洲人不过是在大陆各处聚集，令欧洲饱受其累，举步维艰。尽管与以往相比，我们拥有了更多元气满满的自由，然而却感到在自己的国家内简直无法呼吸，因为到处都是凝滞的空气。一个曾向八面来风张开怀抱的国家如今却沦为一个促狭、封闭的所在。

每个人都已经看出需要一种新的生活秩序。但就像通常在类似的危机中会发生的那样，有些饥不择食之人用以拯救当下局面的原则，最终因其早已过时而导致衰败的加剧。这就是近些年来爆发的“民族主义浪潮”的全部含义。另外，我还要再次强调，这是事情发展的必然走向。最后出现的光芒，才是最持久的；最后发出的一声叹息，才是最深重的。直到在行将消失的前夕，边界线——无论在军事还是经济方面——才会不断加强和凸显出来。

但这些民族主义都是一条条尽头堵死的小径，如果我们希望有哪条能延伸到远方，让我们看看未来到底是什么光景，就会因它们都是没有出口的而无比失望。民族主义向来与国家建立的方向方针背道而驰。从趋势上来看，民族主义是排外的，而国家原则却兼收并蓄。虽然在国家的巩固时期，民族主义具有一定积极的价值，并且可视为一种高级的标准。但是在当前的欧洲，发生的一切早已不再是为了巩固那么简单，因此民族主义除了造成一阵狂热，构成从崭新创造和伟大事业的必然性中逃离出来的借口外再无他用。民族主义原初的行动方法以及所激发的人物类型，充分暴露出其正是创造历史之反义词的本质。

只有想将欧洲大陆不同民族联合成一个伟大国家的决心才能激发欧洲新生的脉动。唯有如此，她才能重拾对自己的信心，自发地去对自己提出要求，训诫自我。

不过，实际情况要比通常意识到的更加困难。现在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好几年，有相当可能欧洲已经习惯于当下低标准的生存状态，既无法再去统治别人，对管理自己也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人所有的美德以及高素质都将烟消云散。

就像在形成国家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那样，保守派对于欧洲的联合持反对态度。但他们的负隅反抗很可能意味着毁灭，因为欧洲正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而在欧洲明显变得消沉、失去其历史力量的危机之上，又新添了另一重更具体、更迫在眉睫的情况。

当共产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后，便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整个西方国家都应该汇入这片红流之中。我并不赞成这种观点；相反，在当时我曾专门撰文指出俄国模式其本质并不适合欧洲，那是一种在历史上将努力与精力全部投入到个人主义规模中的体制。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那些曾经充满恐惧的人们渐渐恢复了平静。他们恰恰是在最有理由惊慌失措的时候重新找回了平静。因为如今刚好是志得意满、高唱凯歌的俄国模式可能席卷整个欧洲的时代。

在我看来情况就是如此。现在，就像不久之前，俄国人的信条并没有吸引或者引起欧洲人的兴趣。真正的原因在于没能让他们从中看到诱人的未来，而不是因为俄国模式的倡导者——顽固且对事实不予理会的陌生人——习惯于发表宣言等琐碎理由。西方资产阶级很清楚地意识到，即使没有共产主义，人们仅仅只靠收入生存，再将其传给子孙后代的生活已经时日无多。但并不是因此欧洲人才得以对俄国人的教条免疫，也不是出于恐惧。二十年前法国社会学家索列尔建立在专制上的暴力策略如今在我们看来十足愚蠢。不同于索列尔所想，资产阶级并不是懦夫，到了紧要关头他们甚至比工人阶级更倾向于使用暴力。每个人都很清楚，布尔什维克主义之所以能在俄国取得胜利，那是因为俄国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力量。作为规模较小的资产阶级运动，法西斯主义显示出的暴力程度远胜过所有工人运动的总和。而上述所有还都不是阻止欧洲人将自己掷入俄国浪潮的原因，实际上更简单的原因在于，欧洲人并没有在俄国人的组织中看到人类幸福指数的提高。

不过我还是要强调，欧洲似乎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年里对俄国人的模式爆发出强烈的热情。倒并非由于模式本身，甚至连它到底是什么都无所谓。

想象一下吧，苏维埃政府花大力气展开的“五年计划”不仅满足了各界期望，还让俄国的经济状况在得到修复之余有了更显著的发展。无论苏维埃主义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它都代表了人类一项巨大的事业。在这项事业中，每个人都怀有坚定的改革理想，并且在此番信念的灌输下，过着遵守纪律的紧张生活。如果向来对人类热情置之不理的自然力量没有挫败他们的尝试，而是给了他们自由发挥的余地，那么强有力的事业将会以其迷人的特性点亮整片欧洲大陆，仿佛崭新而绚烂的星群。同时，如果欧洲继续坚持近些年来无所作为的庸常生活的话，它的肌肉就会因为缺乏训练而变得松弛，而如果没有对新生活的计划，又怎么能抵挡得住如此令人惊骇的红色事业浸润式的冲击呢？

以为在听到关于新行动的召唤后会无动于衷实在是对欧洲人的误解，尤其是当他们缺乏一个可以作为抗衡的事业标准的时候。为了赐予其生命以意义，他们很有可能吞下所有对俄国模式的反对，虽然感到自己并非为苏维埃的信仰本质而倾心，但是却被它所呈现出的行动热情所感染。

在我看来，唯一能与“五年计划”的胜利相抗衡的事业，就是整个欧洲形成一个巨大的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学专家向我们声称，俄国人的经济计划几乎不可能取得胜利。但是如果反对者将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对手遇到的物质困难上的话，那么这实在羞耻莫名。俄国人的失败也就相当于当代人实际生产中的普遍挫败。

俄国人的主义是一种过渡的道德法典，但除此之外也就什么都不是了。难道它看上去比斯拉夫人的法则——一种全新的欧洲法典、一种直指崭新生活规划的灵感——更有价值、更富有成效吗？

有趣的是，在加泰罗尼亚出现了一种对立倾向的合作：欧洲的民族主义和巴塞罗那的城市化。在巴塞罗那，人们仍延续着早期地中海人的作风。我在其他地方也曾讲到过，我们的东海岸生存着远古人类遗留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后裔。

法制上的同质性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央集权。

众所周知，奥古斯都的帝国完全不同于他的养父恺撒所热望建立的类型。奥古斯都采取的是庞培的路线，而后者正是恺撒的仇敌。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一主题最好的作品是e．迈耶的《恺撒君主制与庞培公国》（themonarchyofcaesarandtheprincipateofpompey，1918）。不过纵使它已经是最好的，但对我而言仍存在种种不足之处，这倒也不足为奇，因为如今具有渊博学养的历史学家已经无迹可寻。迈耶的书阐述了与莫姆森刚好相反的观点，后者也是位相当了不起的历史学家。虽然迈耶称莫姆森笔下的恺撒过于理想化，被塑造成了一个超级英雄形象的说法自有其合理之处，但我相信莫姆森比迈耶更深刻地看到了恺撒的本质。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对于莫姆森而言，除了身为了不起的“考据学家”之外，他身上还有很重的未来主义色彩。一个人洞悉过去与展望未来的能力大致上是成正比的。

即使实际上所有的西班牙人都说西班牙语、英国人都说英语、德国人都说德语，情况也同样如此。

这一点已经由乍一看似乎处于相反立场的事实所证明：所有的帝国居民都被授以公民权利。该事实证明，这恰恰是伴随着公民权利中政治地位这一特征的丧失，逐渐变成一种负担并完全服务于国家，或仅作为民法中一个有名无实的条目后，统治者所做出的让步。在一个将奴隶制当成原则予以接受的国家里，还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呢？或者换句话说，奴隶制对于我们的“国家”不过是一个遗留的事实。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有一套不可避免的未来主义体制；也就是说，人类从根本上来讲是生存于未来，并为未来而生的。尽管如此，当我们将古代欧洲人与现代欧洲人进行对比时，还是认为前者将大门对未来紧锁，而后者则持更开放的态度。因此，两者在态度上呈现出显而易见的矛盾，但当我们意识到人类是一种具有两重性的动物时，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一方面，他就是他的真实自我；另一方面，他又是他所有想法的总和，这些想法与其真实自我之间存在或多或少的一致性。很显然，我们的想法、偏好、愿望等都不能宣告我们的真实自我无效，但是却会令其复杂化，并且还会对其加以更改。古代人和现代人都在关心着各自的未来，但古代人将未来诉诸过去的政体，而现代人却为未来以及新鲜事物保留了更高的自由度。这其中的对立性并非存在于意义层面上，而是对于偏好而言，也就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现代人视为未来主义者，而古代人则遵从“拟古主义”（archaiser）。颇具启示性的事实是，直到欧洲人开始将其时代称之为“现代时期”，他们才真正觉醒，并对自己的存在有所掌控。就像众所周知的那样，“现代”意味着崭新的事物，从而也就否定了过去的惯例。从14世纪末起，人们就已经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现代化上，尤其是那些最能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动态的问题。举个例子来说，“现代虔信派”（devotiomoderna）作为“神秘主义神学”（mysticaltheology）的先行者就是这样。

从年代顺序来看，国家原则是出现在18世纪的浪漫主义最初的征兆。

我们如今正准备像在实验室里一样，协助完成一项重大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实验项目：我们将要观察英国是否能够通过其帝国的不同部分提供一个诱人的生存计划，成功地维持共同生活中的主权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