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重复过不止一次，欧洲文明自发引起了大众的反叛。从一方面来看，这一事实呈现出了其最有力的一面，就像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大众的反叛和我们的时代里人们生活水平的惊人提升，本质上讲是一回事。但是，同一现象的反面却是可怕的，恰恰是人性极端的道德颓废。对此，让我们现在换一个新的角度加以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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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时期的本质或特征可能是其内部变化的结果，比如人类及其精神共同构成的变化；也可能是由外部变化决定的，因此也就比较流于形式、比较呆板。在外部变化的情况中，最重要的、几乎无可置疑的就是权力的迭代。但这同时也伴随着精神层面的变化。
结果就是，当我们带着一种试图去理解的视角开始审视某一时代的时候，首先应该提出的问题就是：此时此刻，是谁在统治着世界？很有可能在某个时候，人类还分散在不同的群体中，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他们形成的是一个内部互相独立的世界。比如在米太亚德时期，米太亚德人对于遥远东方世界的存在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针对每一个群体分别审视“谁统治着这个世界？”的问题。
但是从16世纪以来，人类开始步入一场声势浩大的统一进程，在我们的时代中，这个进程达到了它的最大极限。如今，已经没有哪一部分人类离群而居，不再有人是一座孤岛。这样统一之后的结果就是，从那时起若谈到谁在统治着世界，那么实际上就是在说谁正对整个世界施加着权威性影响的问题，就像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由欧洲人所构成的同类群体所扮演的角色。欧洲就是统治者，并且在其统一的指挥下，世界以一种统一的方式存在着，或者至少可以说世界拥有逐渐统一中的存在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普遍存在于摩登时代，而所谓“摩登时代”是一个毫无色彩、缺乏意义的概念，隐藏在其背后的事实即欧洲霸权的新纪元。
对于所谓“统治”，我们这里所指的不是运用物质力量或自然的胁迫。我们要做的是避免那些愚蠢的观点，尤其是要避免更粗劣和更浅薄的那些。这种被称为“统治”的、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稳定正常的关系，其关键并不在于武力；正相反，所谓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执掌了指挥权，指的是他们手中握有被视为“权力”的社会工具或机器。对于此类情况，乍一看上去似乎是在说武力是指挥权的基础，但进一步的观察将会揭示出它们才是证明我们论点的最佳范例。
拿破仑率领侵略性的军队进攻西班牙，并将他的入侵维持了一段时间，但恰当地讲，他从来没有真正统治过西班牙，哪怕仅仅一天的统治也没有实现。纵然他拥有武力也无济于事，又或者造成这一结果的恰恰是因为拥有武力。一段侵略过程和对一个国家的统治状态，是需要区分清楚的两个不同的概念。统治是对权威的合理使用，并且通常以公共舆论作为基础，无论是在今天还是一千年之前，也无论是在英国人还是布希曼人之间，都是如此。在这个地球上，还从来没有哪个人的统治在本质上不是以公共舆论为基础的。
基本可以认为，公共舆论的主权是律师丹东于1789年提出来的，又或者是18世纪时托马斯·阿奎那的成果。虽然公共主权的发现可能是在这里或者那里，在此一时或者彼一时，但是公共舆论作为基础力量催生了对人类社会加以统治的现象这一事实，却几乎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而悠久。
在牛顿物理学中，重力是产生运动的根本动力。而公共舆论之于政治历史，就相当于物理学中重力的普适定律，如果没有它，科学的历史将无从谈起。因此，英国哲学家休谟敏锐地洞察到，历史的主题在于展示公共舆论的主权实际上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无处不在，而不是表述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即使是想要通过雇佣兵的武力掌控统治权的独裁者，也要取决于士兵们以及当地其他居民对此持有的看法。
事情的真相是，根本不存在仅靠雇佣兵就能保证的统治。法国政治家塔列朗曾经对拿破仑说：“陛下，你可以用刺刀做任何事，除了身居高位。”统治并非劫掠权力的姿态，而是安静地对其加以运用。简单来说，统治就是在王位上、在显贵席位上、在首席位置上或者主教的座位上安坐下来。与情节剧中的浅薄想法正好相反，统治与其说是一门镇压的手艺，不如说是一个关于如何坚实坐稳的问题。总而言之，国家实际上是一种舆论的状态，是一个各种舆论达到平衡的姿态。
但在有些时候，公共舆论是不存在的。社会被划分为各种不和谐的团体，彼此之间的舆论力量相互较劲，根本没有统治力量形成的余地。并且就像“自然厌恶真空”一样，由公共舆论的缺席而留下的空白地带会被野蛮的力量所填满，而最严重的是，后者确实将自己视为前者的替代。
如此一来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像历史中的重力原则那样表述公共舆论的法则的话，就必须将其缺席的情况考虑进来，于是我们得出了一个公式，一个广为人知的、庄严的、直截了当的普遍公式：倘若反对公共舆论，统治便无从谈起。
这使我们意识到，统治即意味着某种意见的主宰，进而也就代表了某种精神的主宰；当所有一切都已说尽和做到之后，统治无非就是一种精神权力。历史事实已经对此做出了精确的证明。所有原始的统治都带有某种“神圣的”性质，因为它的基础即为宗教，而宗教又是精神、思想和观点等最初诞生的形式；也就是说，它是非物质的以及超越物理的。在中世纪，同样的现象大范围重现。
在欧洲形成的第一个“国家”或者说公共权威就是教会，它在“精神权力”方面具有特殊而定义明确的特性。通过教会，政治权力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起源亦是一种精神性的权威、一种特定观点的普遍流行，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罗马帝国。也正因如此，才引发了教会和国家两种力量间的竞争，不过两者在实质上并不存在差异（因为它们都是精神力量）。最终，国家和教会达成了各自限制于特定时间范畴的一致意见，即分别关于今生和来世。世俗的和宗教的力量具有同样的精神性，只不过前者指的是时代的精神、公共舆论的精神，是世俗的并且起伏不定的；而后者则代表着永恒的精神、上帝的意旨，以及上帝对人类及其命运的看法。因此，两者反映的是同样的道理：在某一特定时期，由某个人、某个种族，或者某种由各个种族所构成的同质性群体掌握着统治权，也就是说，在该时期，是某种观念系统——想法、偏好、愿望和目标等——主宰着世界。
该如何理解这样的统治权呢？大多数人是没有自己的观点的，需要从外界将一切灌输到他们的脑袋里，就像给机器部件加润滑油一样。因此，权威极有必要由某种精神力量所掌握并施行，以便没有想法的人——亦即人群中的大多数——能够开始拥有观点。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人类世界的日常生活将会乱作一团，甚至陷入一派历史的虚空之中，有机的组织结构全面缺失。因此，如果没有精神力量，缺乏掌权之人，并且按照这个缺少的比例来看，混乱将会统治整个人类。而与此相似的，任何权力的取代、权威的改变，都意味着观点的变化，因而无疑都会带来历史重心的移位。
让我们重新回到研究开始的地方。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都统治着世界，人们因相似的精神而聚集在一起。直到中世纪，在世俗的事物上都不存在公共舆论的统治。这种缺失发生在中世纪的整个历史进程中，这也是为什么中世纪的种种会呈现出相对的混乱、相对的野蛮主义，并且在公共舆论上出现赤字的原因。中世纪就是人们可以肆意爱、恨、希冀、憎恶的年代，所有一切都不受限制；但在另一方面，它又饱受缺乏公共舆论之苦。这样的新纪元并非没有其自身的魅力，但是在更好的时代里，人们赖以发展壮大的是观点，也就是说，受秩序的统治。
倘若我们深入中世纪，同样能够找到一个时期就像现代一样，有人在掌握着指挥权，虽然只对世界上相当有限的部分生效：罗马，就是当时伟大的领导。正是它给地中海建立起秩序，并划出边界。
在战后时期，人们开始传言说欧洲不再统治世界。这一诊断的全部意义是否都实现了？它断定了一种权力的转移。但会向什么方向进行？谁将取代欧洲继续统治世界？不过，真的有人能取代它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将会发生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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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在这个世界上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无穷多的事情。因此，任何试图断言当今世界上正发生着什么的尝试，都必然只会使得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可笑之处。我们不能直接地完全了解现实，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只能专断地构建一个现实，假设事情是以某种方式发生的。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纲，一种概念或者概念的框架。由此，仿佛通过一种“视界”，我们开始看向真正的现实，也唯有由此我们能够得到一个近似的印象。科学的方法正蕴含于其中，不仅如此，甚至可以说这其中蕴含着对所有智慧的运用。当我们看到朋友从花园小径上走来时，我们会说：“这是彼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在一番深思熟虑之余还是犯了一个错误。因为彼得之于我们，代表着一系列行为方式的复合体，无论是物理方面还是道德层面，也就是我们称之为“性格”的东西。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是，有些时候，我们的朋友彼得本人和概念上的“我们的朋友彼得”之间没有半点儿相似之处。
每一个概念，无论是最简单的还是最具技术含量的，都在其自身的讽刺框架内，就像几何切割的钻石被镶嵌在黄金底座上。概念极为严肃地告诉我们：“这件事是a，那件事是b。”但这里的严肃性是那种拿你开了个玩笑后硬装出来的严肃性，是那种强咽下笑意后不稳定的严肃性，如果不小心地紧闭双唇，随时有可能爆发出笑声来。我们都很清楚，事情并非这个是a、那个是b那么简单，概念真正蕴含的与其表面告诉我们的之间存在着微小的差异，而讽刺正出现于其中。它真正想要表达的是：我很清楚，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并不是a，那个也并非b；但是通过将它们说成是a和b，我可以从实用角度出发对这两件事有所理解，并采取一种具有实践性的态度。
这种理性知识的理论会惹恼希腊人。因为希腊人相信，正是他们发现了理性、概念和现实本身。而我们却与之恰好相反，相信概念就像人类日常用惯的工具，我们需要概念并对其加以使用，借此阐明自己在无限且问题重重的现实世界中所处的位置。生活就是一场为维持自身而与世上纷杂事物展开的斗争，概念则是我们在面对攻击时制定的战略计划。因此，一旦我们洞察到概念的本质，就会发现它并不会告诉我们关于事物本身的信息，而只是总结出它能够被用来做些什么，或者它能做些什么。根据这种观点，概念的内容总是非常关键，它具有两种可能性：积极主动，或者消极被动。虽然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这一观点还没有被任何人阐述过，但在我看来，它是操用康德的哲学方法所必然得出的结果。
因此，如果凭借这一结果的光亮对康德时代以来的全部哲学进行检验的话，我们或许就会意识到，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说过类似的话。那么若真是这样的话，哲学发现无非就是重新揭露的过程，将深埋的东西重新挖掘出来。
不过，这对于我将要说的内容似乎有过度说明之嫌，我所要谈论的东西对于哲学问题而言相距甚远。实际上我想说的只是在世界的历史上，实际发生着的无非只是如下情况：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都是世界的统治者，而现在欧洲不再确定自己是否依然处于统治地位，以及是否仍将继续作为统治者。为了将问题缩减成这样一个简单的公式，对当前时代的历史事实毫无疑问要进行一番夸大，因此无论读者是否愿意，我们都要记住：思想就是夸大。如果你倾向于不去夸大，那么你必须保持沉默；又或者，你必须消解掉你的智慧，想方设法让自己变成白痴。
我相信，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当下正在发生着的情况，而其他的一切不过都只是其结果、条件、征兆，或者先导事件而已。我从没说过欧洲已经丧失了统治权，但是在这些时代里，欧洲对于自己是否保持着统治，以及未来是否仍将居于统治地位严重起疑。与此相应地，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也出现了一种相关的精神状态，即怀疑自己此刻是否仍为任何人所统治，并且他们对此同样难以定夺。
近几年来，有很多关于欧洲衰落的讨论。我希望人们不要头脑简单地一提到欧洲或者西方的衰落，就想到斯宾格勒。实际上，在他的书问世之前，每个人就已经开始讨论西方没落的问题，而众所周知的是，他的书之所以取得成功，就在于此番怀疑已经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尽管是以最混杂的方式并出于最多样化的原因。
由于存在太多关于欧洲衰落的讨论，因此不少人已经将其视为确凿的事实。他们并非真的相信情况已经得到证实并且非常严重，但他们深信自己是正确的，尽管并不能诚实地回忆起具体是在哪一时间点开始对此观点产生了信念。沃尔多·弗兰克最近出版的新书《重新发现美国》完全建立在欧洲已经危在旦夕的假设之上。但是，对这一构成其理论之基础的重要事实，弗兰克既没有分析，也未作讨论，并且对该事实没有提出任何质疑。在丝毫没做进一步调查的前提下，他就直接从该论断出发，仿佛那就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正是这种轻率的态度让我相信，于弗兰克本人而言，并不真的确信欧洲的衰落；远远没有，他从没给自己找这个麻烦，他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和去搭乘电车没什么区别，而陈词滥调就是智力交通的电车轨道。
不仅他如此，其他很多人也都同样这般行事。最终，社会、所有的国家也都开始这么做。当前世界的行为方式带有非常典型的幼稚色彩。在学校里，当有人说老师已经离开了的时候，一群年轻人就彻底解放了，他们开始放飞自我，变得狂野起来。他们每个人都享受到了那种从老师的存在所带来的压力下挣脱出来、彻底摆脱束缚、感到自己主宰了命运的快乐。但是，一旦指导着他们的日常行为及任务的计划终止了，这群年轻的乌合之众本身并没有什么正式的日常活动和有意义的目标，一切都变得缺少连续性和目的性，因此他们接下来唯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倒立。
如今由各个小国呈现出的无聊场景简直糟糕透顶。因为传说欧洲已经衰落，并且让出了自己的统治权，生瓜蛋子般的一众新兴小国便开始欢呼雀跃、摆姿态、拿倒立，或者大摇大摆地表现出一副大人物的架势，彰显自己作为命运之主人的身份，“民族主义”的浪潮几乎随处可见。
在前面的几章里，我试图在分类中加入一种如今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新型人类，我称他们为大众人，并且发现他们的特点正在于感觉到自己的“平庸”，进而要求享有平庸的权利，并且拒绝接受任何优越于自己的权威。如果这种心态在每个人心中都占据支配地位的话，那么当我们把国家视为一个整体的时候，同样的心态很自然地也会从国家层面上显现出来。于是，便出现了所谓的大众民族，他们决心反抗卓有创造力的民族，而那正是构成了历史的少数派。看着这个或者其他弱小的共和体，在它们那偏僻的角落里踮着脚尖开始责难欧洲，声称欧洲在世界历史上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地位，实在是非常滑稽可笑。
那么结果会怎样呢？欧洲创造了一个标准的系统，其功效以及成就已经为几个世纪的时间所验证。那些标准并不是最好的，远远不是。但毋庸置疑，只要还没有其他标准存在或成形，它们就足以作为唯一明确的标准。在将它们彻底排挤掉之前，首先要制定出新的标准。现在，大众民族已经认定欧洲文明所包蕴的标准系统彻底破产了，但由于他们并不具备制定新标准的能力，于是便开始变得不知所措，只能以放飞自我和拿倒立来消磨时间。
这就是当世界不再有人统治后，会出现的第一个后果；而这些开始反叛的大众民族，并没有一个确定可执行的任务，也缺乏任何生活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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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的：一个吉普赛人进行了忏悔，但是谨慎的神甫问他是否了解上帝律法的诫命。对此，吉普赛人回答说：“是的，神父。我本来是要学的，但我听说他们要将其废除掉。”
这和当前世界的情形是不是如出一辙？有传言说，欧洲律法的诫命已经不再有效，鉴于此，人们趁此机会过上了不受限制的生活。因为欧洲律法是当前存在的唯一律法，所以这并不像过去发生过的那样，是新的标准发展起来取代了旧有标准的问题，也不是一种新的狂热以其年轻活力不断吸收持续降温的老旧热情。那实际上是自然更迭的标准程序。更进一步说，老旧的之所以被判定为过时，并不是因为它已经老态龙钟，而是它正面对着一个新的规则，而后者正由于其崭新，便足以让旧的成为古董文物。同理，如果我们没有孩子，我们就不会感到自己垂垂老矣，又或者衰老的进程会大大减缓。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机器。一辆十年前生产的汽车似乎比二十年前的火车头更像古董，只不过因为一代代发动机的生产有着更快的更新速度。这种伴随着新生代崛起而生的衰落，是一种健康的象征。
但是，如今发生在欧洲的情况却是不健康并且不正常的。虽然并没有新戒律诞生的迹象，但欧洲原有的戒律却已经失去其效力。我们被告知，欧洲已经不再处于统治地位了，然而却没人看到有谁将取代她的位置。
对于欧洲，我们首先所指的是法国、英国和德国的三位一体。正是在全球被它们所占据的势力范围内，人类的生存模式已经成熟，世界才以此为依据被相应组织起来。如果真的像如今宣布的那样，三者已经处于衰落之中，它们的生活规划早已失去了有效性的话，那么世界正处于崩解边缘也就不足为奇了。
事实就是如此这般简单。整个世界——包括国家和个人——都在分崩离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趋势都令人们感到相当愉悦，甚至一度引起了一种模糊的幻觉，令下等阶层认为他们终于卸下了肩头的重担。摩西的十诫从它们被凿刻在石头或青铜上起，就保留着其沉重的品质。“统治”（command）一词的词源传达着将重量放置到某人手中的概念。统治者不可避免会令人厌烦，而整个世界的下等阶层又已经厌倦了被指挥和命令，于是便趁机摆脱戒律的繁重任务，在如假期般的氛围中充分享受闲暇带来的快乐。但是，这样的假日时光并不会持续太久。没有了戒律迫使我们必须按照某种方式而活，我们的存在就会仿如“失业”一般随意。这是一种非常糟糕的精神状态，就连当前世界上最优秀的年轻人也会饱受其苦。
伴随着自由和不再受到任何限制束缚的感受而生的，是一种内在的空虚感。“失业”的生存状态对生命而言，是一种比死亡本身更为严厉的否定。因为活着就意味着有明确的事情要做，有需要达成的目标，而在某种程度上，当我们对生命置于其中的某种任务采取逃避态度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令生命沦于虚空。不久之后，整个世界都将听到一阵可怕的哭喊声，就像无数只狗向着星辰狂吠那般升腾而起，要求着某些人或者某些事能掌握指挥权，将职业与责任强加到他们的肩头。
发出哭嚎声的，正是那些带着孩子般的无知、声称欧洲已经失去统治权的人。行使统治权，也就意味着给人民一些能做的事情，指引他们融入自己的命运，防止他们将生命耗尽在一种空虚荒凉、漫无目的的状态中。
如果有人能够取代欧洲的位置，那么即使欧洲失去了指挥权也没什么关系。但是，新文明却连最微弱的迹象都没有出现。纽约和莫斯科相对于欧洲而言，根本算不上什么新鲜事物的代表。他们不过是欧洲秩序的两个截面罢了，倘若与其他部分隔离开来，也就失去了其本身的意义。最清楚不过的事实就是，人们不敢去谈论纽约和莫斯科，因为不知道它们究竟是什么样子；人们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对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还没有定论。
但即使对它们究竟是什么缺乏足够的认识，人们还是能充分理解两者之间的共性。实际上，它们极其完美地符合了我经常说到的“历史的伪装现象”。究其本质而言，所谓伪装现象就是事实并非看上去那般的现象。它的外表，非但不是为揭示其实质，反而隐藏了它绝实。因此，人群中的大多数都上当受骗了。一般而言，当受骗的唯一办法就是预先知晓存在伪装这回事。海市蜃楼的出现同这伪装是同样的道理。对于这一现象的了解能够帮助我们戳破视觉上的幻象。
在每一个关于历史的伪装背后，我们都能找到两种互无重叠的事实：一种是真实的、本质的、深层的，而另一种则是浅表的、偶然的、流于表面的。就像我曾在其他场合下观察到的那样，一个经常被遗忘的事实就是民族的演化存在着两种主要的方式：有些民族诞生于一派没有任何文明的“混沌”之中，比如埃及人。在这样的民族中，一切都是土生土长的，他们的行动对他们的思想有着直接的指向。但另外还有一些民族，在他们诞生并发展的环境中，已经盘踞着某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比如成长于地中海世界的罗马，那里的海水已经为希腊—东方的文明所浸润。因此，罗马人所表现出的“姿态”中有近一半并非源于他们自身。而那些他们习得、接受的“姿态”往往具有两重性，其真正的含义是模糊而不够直接的。当一个人在实践某件学习到的行为时，其举止之下往往隐藏着自己真正的动机，比如在说某些外语词汇的时候，人们首先要将其翻译成自己的语言。因此，为了洞穿伪装，婉转回环的方式很有必要，比如观察一下人们是如何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凭借一本词典对所看到的文本进行翻译的。我期待着能看到这样一本书，书中将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翻译成了俄国历史。因为只有俄国人所拥有的力量才是俄国的力量，而不是共产主义的力量。上帝知道那会是怎么样的！我们唯一所能断言的，就是俄国还要花上数个世纪的积淀才有望掌权。这样说是因为她仍缺乏戒律，所以不得不假装遵循马克思的欧洲原则。不过鉴于她还足够年轻，所以这样的伪饰也足以为她所用。年轻人并不需要生存的理由，只要有借口可供使用就足够了。
在纽约也上演着相似的情况。在那里，人们同样地将其实际的力量归功于所遵从的戒律。这是不对的，因为归根结底，这些戒律都可以被简化为一种技术主义。多么奇怪啊！技术主义是欧洲的又一项发明，由欧洲在18世纪到19世纪之间创造出来，而并不属于美国。同样非常奇怪的是，美国正是在这两个世纪之交酝酿着国家的诞生。我们被严肃地告知，美国的本质就是其生活中的实用主义和技术主义，而不是像所有其他殖民地一样，美国是那些古老民族的又一轮回，尤其是欧洲的古老民族。出于与俄国的情况相异的原因，美国也提供了一个我们称之为“新兴民族”的特殊历史现实的典例。“新兴民族”通常仅仅被视为一个词组，但实际上，它和人类中有“年轻人”一样，都表述了明确的事实：美国的强大正因为它年轻，并使自己适合服务于现代技术主义统治的位置上，而如果当今世界的规则是佛教的，那么它同样可能为佛教服务。不过虽然如此行事，但毕竟美国才刚刚开启自己的历史，如今的种种尝试、纠纷、争端等，不过都只是起步阶段。美国还缺少很多东西，其中有些就与技术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相矛盾。
美国比俄国更年轻。虽然担心有夸大的嫌疑，但我总反复强调，隐藏在美国最新的发明创造背后的，是伪装起来的野蛮人。如今，沃尔多·弗兰克在他的那本《重新发现美国》里公开做出了同样的论断。美国人还没开始遭罪，因此认为他们具有掌权的资质不过是一种错觉。
任何不忍直视这一悲观论断的人——即人们将不受控制，世界历史将因此重新堕入一片嘈杂，人类不得不重新回到开始的地方——都会严肃地自问：欧洲果真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正在衰落吗？她真的会放弃统治权选择退位吗？也许这种表面的衰落实为一场有益的危机，反而促使欧洲成为真正的欧洲？如果有一天欧洲的国家形成一个共和国，如果欧洲的多样性被统一的集合体所取代，那么这些国家如今明显的衰落是否就只是一种先验的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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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个社会中，指挥与服从的运行都是决定性的。只要在由谁指挥以及要谁服从方面存在疑问，那么其他方面注定会是不完美且低效的。即使是人类的良知，除非极特殊的例外，也会被扰乱和歪曲。除非人是一种孤独的动物，只在极偶然的情况下才会与他人建立起联系，否则就没可能从这种统治权的迭代和危机中不受困扰地、完好无损地摆脱出来。但由于人在最本质层面上的社会属性，人格将会因种种变化而改变，而这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往往是集体影响的直接后果。因此，如果将个人从集体中分离出来单独分析，那么即使在没有更多数据的情况下，也依旧有望推测出在指挥与服从的关系方面，其所属的国家是如何形成国民道德意识的。
如果将普通西班牙人的个性提交到这项测试中，结果应该是有趣甚至有用的。但是，执行起来的过程一定会非常令人不快，并且结果虽然有用，却也会令人失望，因此我避免这样去做。不过，这倒也揭示出个人道德沦丧和堕落之深广程度，而它之所以出现在我们国家的普通人身上，则是由于几个世纪以来西班牙都是一个在指挥和服从问题上持有错误认识的国家。所谓堕落无非指的就是将混乱无序作为一种常规且持续的状态予以接纳，或者说哪怕明知这种状态并非正确，却依然接受下来。
由于其本质中不健康和反常的东西不可能被转化为健康的常态，因此人们决定调整自己以适应实际上是错误的事情，令自己成为罪恶或者无规则本身的一部分。个中机制和流行的谚语中暗示的内涵颇为相似：“一个谎言会接连引发一百个谎言。”每一个国家都曾经历过这样一个时期，即不具备资格的人想方设法去行使统治权，但在一种强烈直觉的驱动下，人们凝聚全部的力量粉碎了这种想要掌权的不正当欲求。他们驳斥了出现的不正规行为，并且因此而重整作为一个民族的士气。
但是西班牙人所做的却与此截然相反：非但没有抵抗那种他们在内在意识里持否定态度的权威，还试图扭曲自己的其余部分，使之与那些初始时便不具真实性的事物保持一致。只要这种趋势在我们的国家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对我们这一种族的人们抱以任何希望都只是徒劳。任何一个国家和权威的本质带有欺诈性的社会，对想要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种艰巨的任务，都不可能有充足的精力。
因此，以下事实也就不足为奇了：对于由谁来统治这个世界的问题，产生的任何一丝微弱的怀疑或者任何一点单纯的犹豫，都足以在每个人身上引起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道德沦丧的发端。
人类的生命，究其本质而言，必须要投注于某些事物之中，比如或低微或荣耀的事业，或者可能重如泰山也可能轻如鸿毛的命运。我们正面临着一种情况，虽然陌生但势不可挡，涉及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存在。一方面，活着是每个人都要做自己的事或为自己做事；而另一方面，如果个人的生命是仅仅与个人有关的生命，不能由个人自己掌控而有所追求，那将会是脱节的、缺少张力的、只有“外在形态”的生命。近些年来，我们不断目睹不计其数的人将生命迷失在其自己的迷宫里，因为无所事事而游荡徘徊。一切指挥、一切命令都被叫停。这种情境乍看上去相当完美，因为每个人都获得了足够的自由按照意愿行事，去关照自己。其他民族也都同样如此。欧洲已经减轻了对世界的施压，但得到的结果却与预期中完全相反。回归自我之后，每种生命都流于空虚，苦于无事可做。然而又必须有些什么来填补虚空，于是他们为自己发明了种种享乐，将生命错误地投注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活动当中。今天是一回事，明天又是另一回事，哪怕两者完全对立也在所不惜。
在发现自己孑然一身后，生命就彻底迷失了。纯粹的利己主义是一个迷宫，这并不难理解。真正的生活是被指引着去实现些什么，去朝着具体的目标努力。这个目标不是个人的动机，也不是个人的生命本身，而是个人将生命付诸其中并最终从中解脱出来、实现超越的东西。如果一个人只是任性地决定独自埋首于自己的一方天地，那么他就会停滞不前，困守原地，绕着同一个原点不断打转。这就像一座迷宫，像一条不会指引我们抵达任何地方的死路，它的自我本就已经迷失，内在的所有一切不过都是不停地打转。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人就日趋将自我封闭起来，没有给自己或他人留下任何计划。因此，当前的一切不过是十年前的历史重演罢了。
权力的执行不会是徒劳无功，它将一份压力施加于他人。但是，并不仅限于此。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将与纯粹的暴力无异。我们必须记住发号施令具有双重效果：手握统治权的人一方面在指挥人，另一方面在指挥人们完成任务。而从长远角度来看，人们所被授命去完成的事情，正构成了他们自身事业以及历史命运的一部分。因此，没有任何帝国不是生命规划的结果；更确切地说，它们都是帝国生命的规划。席勒写下的诗句所言甚是：“当国王着手建设，马车夫们就有事可做。”
因此，那些认为伟大民族的活动与伟大个人的活动出自同样动机的想法是不宜采纳的，那只是利己主义的灵感。想要成为纯粹的利己主义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并且这样的人也从来没见成功过。伟大民族以及伟大个人的利己主义，都带有不可动摇的坚定性，因为它们将自己的生命倾注于某项重大事业之中。当我们开始着手做事，将自己投入到某个目标的实现之中时，便不可能奢望照顾到每一位路人——即使他们从我们身旁经过，让我们拥有展示利他主义的机会。令旅行者们在西班牙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当他们询问某条街道或者某个广场怎么走时，被询问者总会停下脚步，慷慨地将自己的时间献给陌生人，亲自带其前往目的地。我并不否认，在这种宝贵的西班牙式性格之中根植着慷慨大方的基本元素，并且我很高兴外国人能从这个角度去看待指路的行为。但是每当听到或者读到类似报道的时候，我总抑制不住地冒出深深的怀疑：“在我的同胞们遇到问路者前，他们自己真的有要去的地方吗？”在很多情况下，西班牙人看起来似乎根本无处可去，没有任何目标或者使命，他们只不过是想跑出去看看有没有以其他人的生命稍作填补的可能性。据我所知，有相当多这样的例子，我们的国人经常跑到街上去偶遇陌生人，以期能同路一程。
除了那些由于年轻还处于“史前期”的例外，迄今为止欧洲对统治世界所持有的怀疑态度已经足以使欧洲之外的其他国家气势低落，这已经足够严重了。但更为严重的是，一个决定命运的关键性时刻接踵而至，因为事态已经发展到了连欧洲人自己都士气低落的程度。我不会因为我是欧洲人就对此避而不谈。我也不会说：“如果欧洲人不再继续掌握统治权，我就会对整个世界失去兴趣”之类的话。如果确实有其他的国家能够取代欧洲在掌权以及引领世界方面的位置，那么欧洲失去统治权根本不会对我构成困扰，我甚至对此都不会过问。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会使得欧洲人的所有美德和品质都消失不见的话，那么我宁愿这个世界无人统治。
好吧，这就是整个世界不可避免将要面对的情况。如果欧洲人逐渐习惯于不再统治，那么只消一代半左右的时间就足以使得旧大陆连同整个世界变得道德怠惰、智力贫瘠，出现大范围的野蛮化。只有统治带来的期望，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克己复礼的纪律能够令欧洲人的思想保持张力。由权威意识创造的滋养氛围是科学、艺术、技术赖以生存的基础。如果根基出现匮乏，那么欧洲人必将逐渐堕落。他们的心灵将失去那种深深扎根的信仰，正是这种信仰驱使着他们精力充沛、勇敢、坚忍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捕捉伟大的新想法。欧洲人将不可避免地沦为平庸之辈。无力付出充满创造性的、精深的努力，势必将不断落后于往日，囿于传统和习俗层面。欧洲人会堕落成一种普通的、庸常的、空虚的生物，就像衰落中的以及整个拜占庭时代的希腊人。
充满创造力的生命意味着精神绝对健康的政体，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并且需要受到持续的激励，令人们的尊严意识时刻保持活跃。充满创造力的生命也是精力充沛的生命，而这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之一成立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或者作为统治者，或者降生于一个由某人统治的世界，认可其行使统治权的全部权力。总而言之一句话，要么去统治，要么就服从。所谓服从，我指的并非一味屈从——这根本就是退化——而恰恰相反，是要尊重统治者，并接受他的领导、团结在他的周围，充满热情地紧紧追随他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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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最好回到这篇文章开始时提出的观点上来，即这些年来已经被大肆讨论过的奇怪现象：欧洲的衰落。有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细节，衰落最先并不是由局外人看出来的，促成这一发现的恰是欧洲人自身。当旧大陆之外的人尚未想到这一点时，德国、英国、法国的一些人在脑海中就已经出现了暗示性的猜想：“我们已经开始衰退了吗？”他们的想法得到了很好的宣传，如今几乎人人都在讨论欧洲的衰退，就好像那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不过，只要召唤做出如此公告的人，质询他的判断有什么确凿的、准确的数据作为理论依据时，就会发现他仿佛遭遇了沉船事故之人，只能摆出一副含混的姿态，为抓住些什么而肆意挥动着手臂。实际上，他没有任何理论依据。当他们尝试去定义欧洲的衰落时，脑海中唯一浮现出来的并非具体细节，而是复杂的经济问题，那也是如今每个欧洲国家都为之大伤脑筋的。但倘若我们对这些困难的本质有所洞悉的话，就会发现无一严重到对创造财富的力量构成影响的程度，况且，旧大陆也已经成功度过了更为深重的危机。
或许，问题的本质只是德国人或者英国人感到自己再不能创造出比以往更多、更好的东西了？没这回事。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仔细研究了在经济领域内德国人或者欧洲人真实精神状态的成因。我们奇怪地发现，他们当下实实在在的沮丧状态并非源自对自己失去能力的感受，而是恰好相反，他们感到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但同时，他们遇到了一些致命的障碍，正是这些障碍使得他们无以将更强大的力量付诸实现。德国、英国、法国实际的经济界限，正是它们每个国家的政治界限。因此，真正的困难便找到了其根源所在：并非表现出来的这样或那样的具体经济问题，而是在于公共生活的形式完全不足以匹配经济能力发展的规模。
在我看来，这种萎缩、无能的感觉，无疑严重抑制了欧洲在这一时期的活力，而其根源正在于欧洲的巨大潜力与其必须于其中展开行动的政治组织形式之间的不均衡。解决重大需求问题的冲动和以往一样紧迫，但却为如今欧洲已经分裂为一些相对较小的国家之牢笼所束缚。消极沮丧的情绪构成了整片大陆的精神负担，就像有着宽阔翼展的鸟类，每每准备振翅高飞之际就会撞在笼子的栏杆上。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所有其他领域中，不过个中影响要素与经济领域有所不同。以知识分子的生活为例。如今生活在德国、英国或者法国的每个知识分子都在国家的界限中感到备受束缚；觉得他们的祖国完全就是个牢笼。有位德国教授如今意识到，他在其直接受众群体的驱使下去写作的那一类作品简直就是彻头彻尾的荒谬，他无比怀念早先法国作家或者英国散文家所拥有的自由。反之亦然，如今巴黎文学界人士也开始意识到咬文嚼字的文学语言传统、形式主义传统正走向没落，他们倾向于在保持一些传统的优秀品质的同时，借鉴德国教授具备的优点来不断加强自身。
在内部政治领域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事情正在发生。对于几乎所有了不起的民族如今竟都遭逢低潮这一政治生活中的奇怪现象，我们至今还没看到有什么敏锐的分析出现。我们被告知，民主政体已经失去声望。但正是对这一点有必要做出进一步解释，因为丧失声望本身就是非常令人费解的。诋毁议会制的言论无处不在，但是人们并没有在任何国家看到对其加以替换的尝试，即使是在空想家们的夸夸其谈中也没有出现更理想、更好的形式。那么，这种声誉的丧失也就不具备多大的真实性了。问题并非出在欧洲拿来充当公共生活工具的制度上，而在于人们想利用其达到何种目的。欧洲目前还缺乏足以满足个人生活之勃勃生机的能力。
此处我们面临着一种幻觉，对其予以纠正对所有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聆听每时每刻冒出来的蠢话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以议会为例，对于议会运行的传统方法存在着一整套看似正当合理的反对意见，但如果逐一落实对它们的分析的话，那么就会发现似乎没有任何一个能够证明议会应该被废止这一结论的正当性，恰恰相反，它们不过直接而明确地指出议会需要改革。
现在，人们所能做出的最好建议就是制度需要改革，因为话语中指出了制度的不可或缺，并且具有创造新生的能力。如今的汽车，正是诞生于1910年以来的所有反对声音之中。不过，议会之所以会陷入粗俗议论而不受尊重的地步，并非由于上述整套反对意见而起。比如说，当有人告诉我们议会是没有效力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发问：“为什么会变得无效？”毕竟效应是一种手段在被用以实现某种结果时所发挥的作用。而在这种情况下，议会的最终效应就应该体现在每个国家公共问题的解决。因此，我们要求声称议会已经失去效力的人至少提出能够真正解决公共问题的方案。如果尚没有国家清楚如今必须要做些什么——哪怕仅仅是在理论层面上的设想，那么指责议会制度的低效就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最好重新提醒一下自己，在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创造出了比19世纪议会制下更强大、更高效的国家。很显然，忘记如此毋庸置疑的事实意味着彻头彻尾的愚蠢。因此，我们不能将承认改革立法结构使其变得更加有效的可能性以及紧迫性，与将其论断为彻底无用混为一谈。
议会威望的丧失与它们声名狼藉的缺陷毫无关系，即议会被作为一种政治的手段。问题来自于其他方面的原由，那就是欧洲人并不知道该如何发挥议会的作用，同时又对公共生活的传统目标失去了敬畏。也就是说，欧洲人对自己感到受限并被囚禁于其中的国家不再抱以任何幻想。如果对议会威望的丧失这一已经讨论颇多的话题再仔细地多做一点分析的话，就会发现无论是在英国、德国还是法国，公民都不再对祖国怀有敬意。对体系中具体细节的改变并无甚用处，因为不敬远非种种细节所导致，而是因为国家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微不足道的存在物。
欧洲人当前在经济、政治、精神等方面均受到了来自国家的限制，因此第一次感到他们的那些计划——换句话说，那些可能性——与他们身处其中的集合体规模之间完全不相称，进而意识到，无论身为英国人、德国人或者法国人，其实都与乡下人无异。他们已经注意到，与以往相比自己变得“匮乏”，因为曾经的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各自相信自己就是整个宇宙。在我看来，这就是如今折磨着欧洲人的衰落感的真正来源。因此，衰落真正的根源是纯粹精神性的，但同时也充满矛盾，因为衰落的预感恰恰来自于他们的能力得到了提升，却发现自己为旧组织所限制的事实。身处旧组织中的他们，找不到任自己一展身手的空间。
为了让我的话更有理有据，让我们举一些具体的实例，比如以制造汽车为例。尽管汽车是纯粹的欧洲发明，但如今北美的产品明显品质更优。由此得到的结论就是：欧洲的汽车工业正在衰退。但实际上，欧洲的汽车制造者们很清楚，美国产品的优越性并不在于大洋另一端的人们具有什么特别的技术优势，而仅仅因为美国人拥有面向一亿两千万消费者的、不受限制的市场。想象一下当欧洲工厂面对一个涵盖了所有欧洲国家以及其殖民地和保护领地的市场时，如果说为五亿乃至六亿人设计的汽车会比福特更好更便宜，恐怕没有人会对此提出质疑吧？确定无疑的是，美国在汽车工业方面最独到的优势是市场规模及同质性带来的结果，而非其原因。工业的“合理性”是其市场规模的自发结果。
因此，欧洲的真实处境将会是这样的：灿烂悠久的历史将会使之步入各方面均有所提升的新阶段；但与此同时，从过去沿袭下来的体系则在塌缩，成为扩张的障碍。欧洲是以各个小国的形式建立起来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民族国家的意识和情感是其最显著的特征。然而如今，她却发现不得不去超越自己。这应该是未来几年之内将会上演的大戏之梗概。欧洲能否摆脱过去残余的限制，还是永远沦为其囚徒？在历史上同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一次，当时一种伟大的文明因为无法采纳取代该国传统国家观念的新观念而终结。
6
我曾经在其他地方讲述过希腊—罗马世界的苦难和灭亡，我的读者们可以参考其中的内容以获得更具体的细节。不过眼下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希腊人和拉丁人甫一在历史中登场，就居住在城市和城邦中，和蜂巢中群集的蜜蜂如出一辙。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起源却非常复杂，我们必须不加迟疑地以此为出发点，就像动物学家总是从掘土蜂活得像个独居的流浪者，而黄金蜜蜂却拥塞于蜂巢中这一确定无疑、几乎无需多做解释的事实开始一样。出土文物和考古学研究让我们了解到早在雅典和罗马建成之前，那片土地为何人所拥有。不过具体如何从纯粹农耕式的、没有任何特征可言的史前阶段，过渡到城市的崛起，仿佛在两个半岛的土壤中结出了新型的果实，仍然是谜一般难解。我们甚至不清楚在史前人类和将伟大创新——建立起公共广场，并围绕其建立起城市，使它们远离田野——引入人类文明的新兴群体之间的种族渊源。因为事实上，对城市和城邦最准确的定义与给大炮下的滑稽定义无异。你找一根管子，用钢铁紧紧包绕在外周，那就成了你的大炮。所以，城市或者城邦的开端，就是一片空旷的空地，即所谓广场、集市，而其他所有一切不过都是为了加强该空间、限制其范围所采取的手段。城邦最初并非宜居场所的集合，而是供市民进行集会的场所，是为了实现公共职能而专门设置的一片区域。
与小村舍或者住宅区不同，城市并非为了遮风挡雨和繁衍后代的目的而建造——那些都是出于私人化、家庭化的考虑，而是为了讨论公共事务。请注意，城市意味着一种新型空间的诞生，比爱因斯坦发现的空间还要新奇。直到城市出现之前，都只有旷野这一种空间，而其中所有一切成果都涉及到人类的生存。生存于大地之上的人类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植物，他们的存在，他们所感受到、想到、期望着的一切都保留了植物生存状态中那种昏昏沉沉的滞重特质。从这个角度来看，亚洲以及非洲的伟大文明，都不过是植物的无限拟人化。但是，希腊—罗马人却决定将自己从土地上、从“自然界”中、从地球—植物的宇宙中连根拔起。这怎么可能呢？人们如何将自己从田野中撤回呢？
鉴于地球本就是一片巨大的、无垠的田野，人类将要去向何方？非常简单，人类可以通过筑墙的方式在这片田野中划分出一块，从而在无定形且无限的空间中建立起一种封闭的、有限的存在。于是，便有了公共广场的诞生。它不同于房屋，不是从上方关闭的一个“小天地”，也不像田野中出现的洞穴，它的存在是对田野纯粹且彻底的否定。
因为有了环绕着的围墙，广场虽作为田野的一部分，却将其后背朝向了其他部分，树立起将它们排除在外的敌对姿态。这一从无限中脱离出来的、较小的、反抗的空间，忠实于自我的领域，那是一片自成一派的最新型空间，存在于其中的人类将自己从动植物群落的状态中分离出来，把它们统统抛于九霄云外，创造出一个完全由人类构成的封闭空间，一个文明的空间。因此，伟大的公民、城邦精神的典范苏格拉底说道：“田野中的树木与我何相关，我只与城市中的人民有关系。”对此，印度人、波斯人、东亚人或者埃及人又能有几分理解呢？
直到亚历山大大帝和恺撒时代，希腊和罗马都在各自的历史上包含着此两类空间之间的不断斗争：在理性的城市和自然的国土之间，在立法者和农夫之间，以及在法律和乡野之间。
不要认为这种关于城市起源的说法只是我个人的虚构，或者仅仅是种象征性的事实。出于莫名的固执，希腊—拉丁的居民们在其记忆的最深处保留着对synoikismos最基本层面的回忆。不必费心去琢磨该词汇文本之外的潜在含义，简单地直译理解就足够了。synoikismos指的是群居的决心，因此是一个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具有双重含义的名词，既指物理层面上的集合，同时也是法律层面上的结合。就像植被在乡村散布各处一样，居民也在城镇大量聚集起来。城市就是一座超级豪宅，取代了底层人民的住所或巢穴，是比家庭住宅更高级、更抽象之存在的创造产物。它并非由男人和女人构成，而是由居民组成的理想国。城市的诞生标记了一个新的次元，人类无法再还原回最初与动物共存的状态，而过去仅仅生而为人者将要开始发挥他们旺盛的精力。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城市进一步开始了向国家的演化。
按照上述方式，整个地中海沿岸开始表现出自发向国家形式发展的倾向。通过各种不同方式，非洲北部（“迦太基”＝城市）也或多或少地复制了同样的轨迹。直到19世纪，意大利才摆脱城邦制，而我们的东海岸之所以很容易就分裂成了各自为政的州郡，同样也是这种由来已久的灵感之余味。
由于城邦在容量上的贫乏，使我们得以清楚地看到国家原则的本质。一方面，“国家”一词意味着历史的力量已经达到了平衡、稳固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象征着历史运动的对立面：国家实际上是一种稳定的、组成性的、静止的生命形式。但是，这种固定、绝对、不变的形式，和所有的平衡状态一样，都废止了产生和支撑国家的必要推动力。总而言之，它令我们忘记了国家的构成恰恰是过去运动的结果，忘记了为其形成所需付出的所有斗争和努力。国家的成型过程先于已经形成的国家，这就是国家运动的规律。
由此我想指出的是，国家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是一种业已成型的社会形式，一份天赐的礼物，而是需要由人们亲手来建设的。不同于部落、宗族或者其他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国家的形成不能仅凭自然的作用而没有人类的通力合作。恰恰相反的是，只有当人们试图从他们凭借血缘就成为其中一员的自然社会中脱离出来的时候，国家才真正开始形成。并且当我们说到血缘关系的时候，实际上也可以同样意指其他各种自然规律，比如从语言的层面上来看，国家的构成就是不同种族和方言的混合。它是超越所有自然社会后的产物，是一种跨文化、多语言的产物。
因此，城市起源于不同民族的集聚。在异质性的生物学基础上建立起法律体系抽象且同质性的结构。当然了，这种司法的一致性并非敦促国家创造性运动的原动力。那种原动力比单纯法制更为本质，是一项重要民生事业的规划，要远远超过那些凭借血缘联系起来的小团体可能拥有的计划。在每一个国家的起源过程里，我们都能看到或者想象出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团体发起人”的形象。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稍早于国家诞生之前的历史情况，总能发现以下发展脉络：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小团体，每一团体的社会结构都精心设计得足以保证其自给自足。每一种社会形式都只为其各自“内部”的共同存在而服务。这也就意味着在过去，他们实际上都孤立地存在着，除了偶尔需要与邻居稍作接触外，全凭自己并且全为自己而活。但是，相对于这种实实在在的隔离状态，之后又已经形成了一种“外部”的共同生活，尤其是在经济领域。每一群体中的个体生活都不再局限于自己的小圈子里，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与其他群体中的个体之间开始建立起商业或者智力上的联系。于是，在“内部”与“外部”这两种共同生活之间出现了不平衡。已经确立的社会形态，包括法律、习俗、宗教信仰等，都支持内部的存在，但却令外部这个更新颖、更丰裕的存在变得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原则实际上就成了为消灭内部存在而发起的运动，它以一种足以承载外部新生活的社会形式作为替代。将以上所说的应用到欧洲当下的实际情况里，就会发现抽象的表述变得具体而生动起来。
除非某种特定人群的思想能够彻底摒弃共同生活的传统结构，并且创想出一种从前并不存在的新形式，否则就不可能有名为国家的创造物。因此我们说国家的诞生是一种真正的创造，其出现完全是伟大想象力的杰作。想象力是人类独有的解放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一个民族正是倚仗着其想象力才得以发展成国家。因此，对于所有民族而言，在其演化成为国家的进展方向上都存在一个限度，恰恰就是大自然为想象力所设置的限度。
希腊人和罗马人能够想象出以城市的形式战胜乡村的分散性，但他们却止步在了城墙之下。曾有人试图将希腊—罗马的思想向前发展一步，将其从城墙之内解放出去，结果却徒劳无功。以布鲁特斯为代表的罗马人想象力的局限性，导致了对恺撒的刺杀，而后者正代表着古代最伟大的想象力。对于我们今天的欧洲人而言，回忆这段历史极为重要，因为我们的时代也已经走到了同样的历史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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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世界里，清醒的头脑——真正算得上清醒的头脑——可能并不超过两个：塞米斯托克利斯和恺撒，两位头脑清醒的政治家。当然了，肯定另有不少人也对事物产生过清醒的认识，包括哲学家、数学家以及博物学家等。但是，他们的清醒是一种科学秩序上的清醒，也就是说，是关于抽象事物的。无论是科学得出的结论，还是科学的本质，都是抽象的，而抽象的事物本身就都是清清楚楚的。因此，科学家的清醒与其说是在于其头脑，倒不如说是得益于所涉及的问题本身之清晰。
真正令人困惑的、错综复杂的，是具体的、鲜活的现实，它们始终是独特的存在。能够从中导航一条清晰的路线，可以从每一个关键情景所呈现的混乱中感知到潜藏着的运动架构的人，才算得上拥有清醒的头脑，换句话说，他们才是在生活中没有迷失自我的人。仔细观察一下你身边那些人吧，你会发现他们在生命中迷茫地徘徊，就像身处美梦或者梦魇交错间隙的梦游者一样，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没有半点怀疑。你能听到他们用准确的术语谈论自己以及周围的情况，看起来似乎对发生的种种持有自己的观点。但是，一旦开始分析这些观点你就会发现，它们几乎无法以任何形式反应所指的现实，倘若再分析得更深入一点的话，你还会看到其中没有半点儿根据现实对其加以调整的尝试。相反地，个人试图通过这些观念切断对现实、对自己生活的看法。生命对他们而言，从开始便迷失在了一片混乱之中。每个人对此都心存怀疑，但是他们害怕直面可怖的现实，并掩耳盗铃地试图以每件事都清楚明白的幻想作为幕帘对其加以遮蔽。他们并不担心自己的“观点”不真实，他们将其用作战壕抵御自身的存在，用作稻草人吓退真正的现实。
拥有清醒头脑的人会令自己摆脱虚幻观点的麻痹，并直面生命的真实，他们意识到每件事中存在的问题，并感到自己迷失于其中。生活的真相正在于此——或者说生活就是感到自己的迷失，因此，他们对现实的接受便已经是找回自己的开始，并且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开始。就像遭逢海难时那样，人会本能地四下寻找可攀附的东西，因为事关性命的拯救，那悲情、决绝的目光中却也透出十足的真诚，并且将使他将秩序带到生命的一片混乱之中。遭遇海难者的想法，才是唯一真实的想法。其他所有不过都是巧言令色、故作姿态，全是胡闹罢了。并未感到自己迷失之人，实际上已经无可挽回地永久迷失了；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有找到过自己，也从来没有与自己的真实对视过。
这在每一种秩序下都是适用的，即使科学也同样如此——虽然科学究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对生命的逃避。（大多数的科学人都是出于害怕面对生活而投身于科研的。他们并没有清醒的头脑；因此一旦面对任何具体的情况，他们都只能表现出声名狼藉的无能。）在问题面前我们能从多大程度上感受到自己的迷失，看出它充满问题的本质，并意识到我们不可能从现有的观念、习惯、箴言或单纯话语中寻得支持，决定了我们的科学观点价值几何。发现全新的科学事实之人，必须首先将此前他曾学到的东西彻底粉碎，并且在抵达新的真理之所在时，手上沾满了屠杀无数陈词滥调后的鲜血。